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亲爱的倍倍尔： 谢谢你寄来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材料[462]，它使我感到十分高兴。这又是一件达到运动高度的事情，而且自始至终一直给人以这种印象。李卜克内西也丝毫不减当年，法国人的竞赛看来起了好作用 ［注：见本卷第452—453页。——编者注］。这一群匪徒，更恰当地说，一群恶狗，狂吠着从四面八方向你扑去，而你扬起皮鞭把他们纷纷打退，这个情景太壮观了。除你之外，只有福尔马尔讲了几句话，辛格尔由于受到无耻的个人攻击不得不予以猛烈的还击，而大批的温顺者却一言不发，这好极了。这些先生们对国王遇刺所表现的恐惧实在可笑。要知道他们或者他们的父辈都曾经唱过： 还从来没有过一个人， 象切希市长那样不幸， 他只不过差了两步， 未能击中这头肥猪。[463] 但是那时德国资产阶级的确还是有生气的，不同的地方还表现在：1844年出现了德罗斯特男爵夫人之歌，而现在的文化斗争[464]是用最软弱无力之手所掌握的最枯燥的武器进行的。 这里的社会主义者们被宣告无罪。[432]寄给你今天的一份极端保守的《旗帜报》（里面夹有一份《人民呼声报》），上面载有关于法院最后一次开庭情况的报道。你从中可以看出，在英国（自然不是 在爱尔兰！）法官是怎样进行审判的。把他的话从法律语言翻译过来就是说：被告的行为应按惩治叛乱言论法判罪，但是这个法律已经过时，并且在实际上是不适用的，否则，你们就不得不把所有激进派的演说家和大臣都判罪；因此，你们只应当提问，被告是否企图参加2月8日的抢劫？而凯夫是英国十六个最高法官之一。 这个判决对于海德门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宣传，但是来得迟了。他已经无可挽救地毁灭了他的组织；在伦敦，这个组织正在消亡，而它在外地的各分部对伦敦的分歧抱着观望和中立的态度。总而言之，两个组织——联盟和同盟[266]缴费的成员总计不到两千个，而它们的两家报刊 ［注：《正义报》和《公益》。——编者注］读者不到五千人，并且其中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同情者、僧侣和文人等等。在这里的当前情况下，这些不成熟的分子还没有渗入到群众中去，这真是一件幸事。他们本身还必须发酵，然后才能有用处。 总的说来，现在的一切很象国际那个时候。今天一个早晨，我就收到了一大捆德国的、法国的、西班牙的、比利时的报纸，这占去了我应当校订《资本论》 ［注：第一卷。——编者注］英译稿的时间。只要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支持到完成第三卷的时候，那末以后——因为这涉及到我——它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德卡兹维耳的事态[438]发展非常理想。从今天寄给你的关于上星期日集会的报道（《人民呼声报》）中，你可以看出：这些被大家看作是革命空谈家的巴黎人是多么巧妙地在罢工期间宣传平静和法制，而又丝毫不放弃自己的革命立场。这表明，法国人由于处于革命的地位已经前进得多么远；还在德国的许多人中间引起混乱的种种敏感和疑虑，在法国早已不存在了。必须根据情况进行活动，或采取合法形式，或采取非法形式，这在法国是不言而喻的，谁也不会认为这里有什么矛盾。可以说明巴黎情况的是，到昨天为止，《人民呼声报》已经为德卡兹维耳募捐了三万五千法郎，而罗什弗尔的《不妥协派报》连一万一千法郎还没有募捐到。 俾斯麦看来已经完全发了疯，但他显然是针对王储 ［注：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说的。劳拉和杜西将驳斥俾斯麦对马克思的可笑的诬蔑。[465]在其余的演说中，亨奈耳的演说从法律方面来说是最好的一篇。他指出，要求公民不仅在外表上，而且 从内心里服从法律是荒谬的。这种要求意味着，仅仅是某种 意图和公开说出这种意图，就被认为是犯罪，犯罪者就可以被宣布为处于法律保护之外。这种要求表明，资产阶级的一切法律观点在德国被践踏到何等地步——诚然，在那里只有资产阶级反对派才承认这些法律观点；实际上，经常起作用的是警察国家的无法制状态，而这种状态在其他国家只能以隐蔽的形式出现，并被看作是一种暴力行动（当然，爱尔兰除外）。 挂号信的截邮时间（五点钟）快到了，就此搁笔。 你的　弗·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