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卡·马克思 施梯伯从哪里知道，马克思是在10月27日把他的信寄给施奈德尔第二的呢？但是，信不是在10月27日，而是在10月25日寄的；不是寄给施奈德尔第二，而是寄给冯·洪特海姆的。可见，施梯伯只知道这封信还存在，并推测马克思将把信告诉辩护人中的某一个。可是，这类推测有什么根据呢？当载有施梯伯10月18日提供的关于舍尔瓦尔的证词的“科伦日报”到达伦敦时，马克思给“科伦日报”、柏林“国民报”和“法兰克福报”写了一个声明（载于10月21日），他在声明的结尾用他的还保存着的信威胁施梯伯。为了把信保守“绝对秘密”，马克思亲自在报纸上发表有关信的声明。由于德国的报纸胆小怕事，他遭到了失败，但从此普鲁士邮局便闻名了，而同普鲁士邮局一道，它的施梯伯也闻名了。 这样，唧唧叫的戈德海姆从伦敦究竟带来了什么呢？ 这就是：希尔施并不发誓作伪证； H·李卜克内西的存在并不是“可感触到的”；原本记录根本不是原本记录；消息灵通的伦敦密探们知道“马克思派”在伦敦报刊上所发表的一切。为了挽回普鲁士密探们的名誉，戈德海姆把用拆信和偷信的办法探出的 ［注：双关语：《aufgestieberte》——“探出的”这个形容词是与Stieber〔施梯伯〕这个姓谐音。——编者注］一点点消息说了出来。 在11月4日的法庭上，在施奈德尔第二推翻了施梯伯和他的记录本，揭穿了他的借口和违反誓约的勾当之后，施梯伯最后一次插嘴进去，并且大发雷霆。他气愤地喊道，大家甚至竟敢指责维尔穆特先生、警察厅长维尔穆特先生违背誓言。可见，施梯伯又回到正统的教阶制的上升阶梯上来了。在过去，他是按照异端的、按照下降阶梯移动的。如果大家不愿相信他——警务顾问，那就必须相信他的警监；如果不愿相信警监，那就必须相信这位警监的警探；如果不愿相信警探弗略里，那终究要相信下级警探希尔施。而现在则相反。他这位 警务顾问似乎可以提供假誓言；而 警察厅长维尔穆特呢？难以想像！在他愤慨时，他就用愈来愈痛苦的心情去颂扬维尔穆特 ［注：双关语：《Wermut》〔维尔穆特〕也有“痛苦”、“苦艾”、“苦艾酒”的意思。——编者注］，他就用最纯洁的维尔穆特、作为人的维尔穆特、作为律师的维尔穆特、作为家长的维尔穆特、作为警察厅长的维尔穆特、for　ever〔不朽的〕维尔穆特来款待公众。 甚至在现在公开审判时，施梯伯还是千方百计地把被告们au　secret〔完全隔离〕 ［注：直译是：单独监禁。——编者注］，并在辩护人和辩护材料之间竖起一道屏障。他指控施奈德尔第二跟马克思有“罪恶的联系”。说什么施奈德尔侵害了以他为代表的普鲁士最高当局。就速陪审法庭庭长哥贝尔、就连哥贝尔本人也感到了施梯伯的沉重压力。他无法摆脱这样一种必然性：尽管他谨小慎微、卑躬屈节，他也要在施梯伯背上抽几鞭子。不过施梯伯自持正确。因为弄得臭名远扬的不光是他一个人，还有检察机关、法庭、邮局、政府、柏林警察总局、内阁、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一句话，整个普鲁士国家及其手中的原本记录。 现在施梯伯先生允许刊登“新莱茵报”给他的回信。 可是，让我们跟戈德海姆一起再一次回头来谈谈伦敦。 施梯伯仍然不知道舍尔瓦尔在哪里，舍尔瓦尔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同样，根据戈德海姆的证词（在11月3日的法庭上），记录本的 来源也还没有弄清楚。戈德海姆为了说明记录本的来源，作了两个假定。 他说：“要解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本子来源问题，只有以下两个办法：或者是像密探所坚决保证的那样，它真的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他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行为，因而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 大家知道， W·李卜克内西是属于“马克思派”的。但是大家也知道，记录本上李卜克内西的签名并不是 W·李卜克内西。因此，施梯伯在10月27日的法庭上发誓作证说，这一签名并不是这个 W·李卜克内西的，而是另一个李卜克内西的，即一个叫做 H·李卜克内西的人。他知道有这样一个同姓的人，但是他不能指出自己的消息的来源。戈德海姆发誓作证说：“弗略里证实他的确是从一个叫做 H·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派成员那里得到记录本的。”接着，戈德海姆还发誓作证说，“他在伦敦未能抓到这个 H·李卜克内西”。那末，直到目前为止，施梯伯所发现的 H·李卜克内西究竟给世界，特别是给警监戈德海姆提供了什么样的存在标志呢？除了他在原本记录上的笔迹之外，没有提供任何 存在标志；但是，戈德海姆现在声明：“李卜克内西不用自己的 笔迹书写”。 到目前为止， H·李卜克内西只是作为笔迹而存在。但是现在， H·李卜克内西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连笔迹也没有留下，甚至连一个字母也没有留下。可是，戈德海姆从哪儿知道H·李卜克内西（戈德海姆只是根据记录本上的笔迹才知道他的存在的）是用与记录本上的笔迹不同的另一种笔迹书写的，这一点直到现在仍然是戈德海姆的一个秘密。如果施梯伯能创造自己的奇迹，那末戈德海姆为什么就不能创造自己的奇迹呢？ 戈德海姆忘记了他的上司施梯伯已经发誓保证过 H·李卜克内西确有其人，忘记了他自己刚刚也发过这种誓。但是就在他发誓作证说什么 H·李卜克内西确有其人的同时，他想起了 H·李卜克内西是施梯伯不得不采用的一种遁词，是不得不散布的一种谎言，而情急就不顾法律了。他想起了只有一个真的李卜克内西，即 W·李卜克内西，如果说 W·李卜克内西是真的，那末记录本上的签名便是假造的。他不敢承认，弗略里的下属希尔施，除伪造了原本记录以外还伪造了签名。因此，他作了一个假定：“李卜克内西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我们也不妨来作一假定：戈德海姆过去一度伪造过钞票。他受到了法庭审判，经查明，钞票上面的签字并不是银行经理的签字。戈德海姆会这样说，先生们，请不要曲解我的话，请不要曲解我的话！钞票是真的。它出自银行经理本人之手。如果他的姓不是他本人签上的，而是别人伪造的，那末这同事情有什么关系呢？“原来他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 戈德海姆继续说道，如果关于李卜克内西的假定是不成立的，那末， 或者： “或者是警探弗略里从马克思的其他两个朋友，即流亡者德朗克和伊曼特那里得到了记录本的札记，同时为了抬高自己的货物的价格，而使这个札记具有原本记录的形式。要知道，通过警监格莱夫已经正式确定，德朗克和伊曼特同弗略里来往频繁。” 或者？从哪里来的“或者”呢？如果类似原本记录的记录本是由李卜克内西、林格斯和乌尔麦尔三个人签署的，那末，谁也不会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它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或者出自德朗克和伊曼特之手，而所有的人都会说，它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或者出自林格斯和乌尔麦尔之手。不幸的戈德海姆一下子就提高到分开的判断——或者，或者，——难道他还要说“林格斯和乌尔麦尔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吗？就连戈德海姆也认为有必要换个别的说法。 正像密探弗略里所断言的那样，如果原本记录不是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那末，它就是弗略里本人编造的，但他是从德朗克和伊曼特那里得到记录本的札记的。关于他们，警监格莱夫已经正式确定，他们同弗略里来往频繁。 戈德海姆说，“为了抬高自己的货物的价格”，弗略里使这个札记具有原本记录的形式。他不仅进行欺骗，而且他还伪造签名。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货物的价格”。像这位普鲁士密探这样安分守己的人，（他由于贪图私利而编造假记录并伪造签名），无论如何都不会编造 假札记。这就是戈德海姆的结论。 德朗克和伊曼特是在1852年4月间，即在他们被瑞士当局驱逐出境之后才到伦敦的。但是原本记录的三分之一是由1852年1月、2月和3月的记录组成的。可见，原本记录中有三分之一无论如何是弗略里在 没有德朗克和伊曼特在场的情况下编造出来的，虽然戈德海姆也发誓说，或者记录本是由李卜克内西编出来的，或者是由弗略里编出来的，然而是根据德朗克和伊曼特的札记编出来的。戈德海姆对此发誓，而戈德海姆虽然不是布鲁土斯，但毕竟是戈德海姆。 可是，还是这样假定，德朗克和伊曼特是从4月以来就已经把札记交给弗略里了，因为戈德海姆发誓说，“通过警监格莱夫已经正式确定，德朗克和伊曼特同弗略里来往频繁”。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种来往。 如上所述，弗略里并不是作为普鲁士警探在伦敦出名，而是作为西蒂区的商人、而且还是作为民主派商人在伦敦出名的。他是阿尔坦堡人，作为政治流亡者来到了伦敦，后来跟一个出身于很有声望相很富裕的家庭的英国女人结了婚，外表上跟他的妻子和岳父——老企业家、 教友派信徒过着俭朴的生活。10月8日或9日，伊曼特以教员的身分同弗略里开始了“私人来往”。但是，根据施梯伯提出的详细证词，科伦是在10日收到原本记录的，而根据戈德海姆的最后一次证词，科伦则是在10月11日收到原本记录的。可见，当弗略里素不相识的那个伊曼特在家里给他上第一课法文课时，他就不仅已经把原本记录装订成红皮精装本，而且已经把本子交给特别信使带到科伦去了。弗略里原来就是这样根据伊曼特的札记创造了自己的记录本。弗略里只是在伊曼特那里偶尔见过 一次德朗克，而且那是在10月30日，当时原本记录早已回到它那原来就不存在的状态了。 这样看来，基督教德意志政府并不满足于砸破写字台，偷走别人的文件，诈取假证词，制造臆想的密谋，伪造文件，发伪誓，企图贿买假证人，一句话，不满足于为了判科伦被告们的罪所能利用的一切手段。政府当局还竭力给被告们的伦敦朋友扣上肮脏的嫌疑犯的帽子，以便袒护自己的希尔施，对于他，施梯伯发誓作证说，他并不认识他，而戈德海姆则作证说，他不是密探。 11月5日星期五，伦敦收到了一份“科伦日报”，上面刊载了有关陪审法庭于11月3日的开庭情况的报告，庭上听取了戈德海姆的证词。人们马上打听起格莱夫来了，就在同一天查明，他是住在弗略里那里的。与此同时，德朗克和伊曼特带着“科伦日报”到弗略里那里去。他们硬要他读一读戈德海姆的证词。弗略里面色苍白，竭力控制住自己，他假装惊奇的样子，说什么他时刻准备在英国治安法官面前提供驳斥戈德海姆的证词。不过，他事先还必须跟他的律师商量一下。约好在第二天，即11月6日星期六下午见面。弗略里答应在这次见面时把他的已经官方证明的现成的证词带来。当然，他没有露面。因此，伊曼特和德朗克在星期六晚上到他家里去，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写给伊曼特的这样一个便条： “在律师的帮助下，一切都已办妥，一旦把人查明，就可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今天律师还寄来这件东西。我有事要到西蒂区去一趟，请明天到我这儿来，明天从午饭后到五点钟我都在家。弗·” 在便条的背面还附着这样几句话： “我刚刚回到家里，但我又不得不跟威纳尔先生和我的妻子一道出去，这一点你们明天就会相信。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来，请写信给我。” 伊曼特留下了如下的答复： “我十分惊奇，我现在竟没有在您家里碰见您，因为您又没来赴下午的约会。我要老实对您说，由于上述种种情况，我已经对您有意见了。如果您感到有必要说服我的话，那就请您到我那儿来，而且最迟明天早晨就去，因为我不能向您担保，您这个普鲁士间谍的活动不会成为英国报纸上的议题。伊曼特” 弗略里星期天早晨也没有去。因此，德朗克和伊曼特在星期天晚上又到他那里去了一趟（他们装作对他的信任只是在最初一瞬间发生过动摇），以便从他那里获得声明。不管怎样踌躇和动摇，声明还是写成了。当对弗略里说，他不但要在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姓，而且还要签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动摇得特别厉害。声明的全文是： 致“科伦日报”编辑部本人认识伊曼特先生大约有一个月之久，在这期间，他教我法文课，至于德朗克先生，我是在今年10月30日星期六才初次见到的；他们两个人谁也没有给我提供过同科伦案件中出现的记录本有关的任何情报；我并不认识任何叫李卜克内西的人，而且同这个人毫无联系。特此声明。 　　查理·弗略里  　　1852年11月8日于伦敦肯辛顿 当然，德朗克和伊曼特深信，弗略里会指令“科伦日报”不要接受有他的署名的任何声明的。因此，他们没有把他的声明寄给“科伦日报”，而把它寄给了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可是，施奈德尔第二是在案件即将结束时才收到声明的，他已经无法加以利用了。 弗略里虽然不是警察娼妓中的玛丽花［Fleur　de　Marie］[305]，但他毕竟是一枝花 ［注：双关语：《fleur》是“花”，Fleury〔弗略里〕是姓。——编者注］，它将要开放，哪怕仅仅是一枝fleurs-de-lys〔百合花〕 ［注：在法国土语中，把在犯人身上所烙的字母T．F．（travauxforcés，即苦役）称之为Fleurs-de-lys〔百合花〕。马克思究竟如何正确地描绘了这个人物，可以从附录（见下面第八章№1）[306]中看出。（恩格斯在1885年版上加的注）］。 记录本的历史到此还没有结束。 11月6日星期六，汉堡的威·希尔施向伦敦弯街的治安法官作了声明，它无异发誓作证说，他本人在格莱夫和弗略里的指使下编造了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出现的原本记录。 这样一来，最初是“马克思派”的原本记录，接着是密探弗略里的笔记本，最后又成了普鲁士警察当局的作品，单纯的警察作品，sans　phrase〔毫无粉饰的〕警察作品。 就在希尔施向弯街的英国治安法官泄露原本记录的秘密的那一天，另一个普鲁士国家代表在肯辛顿弗略里家里大忙了一阵子，这一次却不是把偷来的文件，也不是把伪造的文件和其他各种文件，而是把自己的家私什物包上了结实的油布。这只鸟儿不是别人，正是格莱夫 ［注：双关语：《Greif》〔格莱夫〕也有“兀鹰”的意思。——编者注］，这是一位全巴黎都熟悉的人物、科伦的特别信使、伦敦的普鲁士警探头子、演出神秘剧的官方指挥者、被派到普鲁士大使馆里去当随员的警监。格莱夫接到了普鲁士政府的立即离开伦敦的命令。一分钟也不得耽误。 在歌剧演出结束时，一直被侧面布景掩盖着的、被布置成半圆形逐级上升的后台布景，突然被五色灯光照得通明，它的光耀夺目的轮廓展现在观众的面前；同样，在这出普鲁士警察的悲喜剧演出结束时，被掩盖着的、被布置成半圆形逐级上升的这一个伪造原本记录的小作坊也展现在观众的面前了。站在最低一个台阶上的是那个不幸的、按件取酬的警探希尔施；站在第二个台阶上的是那个资产者密探和agent　provocateur〔奸细〕、西蒂区的商人——弗略里；站在第三个台阶上的是那个外交警监格莱夫；站在最高一个台阶上的则是格莱夫被派到那里去充当随员的那个普鲁士大使馆本身。在六个到八个月当中，希尔施一直按时地、逐周地在弗略里的监督之下在工作室里伪造他的原本记录。但是，在弗略里的 上面一层住的是普鲁士警监格莱夫，他监视弗略里并指导他。格莱夫本人照例地在普鲁士大使馆里度过一天的一部分时间，在那里也有人监视他并指导他。可见，普鲁士大使馆是原本记录赖以生长的原来的温室 ［注：在巴塞尔出版的1853年版本上，在这几个字后面还有其他版本上所没有的两句话：“因此，格莱夫必然溜之大吉。在伦敦等待他的耻辱也落到了普鲁士大使馆的身上了。”——编者注］。因此，格莱夫必然溜之大吉。他是在1852年11月6日溜走的。 原本记录再也不能死死抓住不放了，即使是笔记本也是如此。检察官泽特在他回答律师们的辩护词时已把这个记录本埋葬了。 这样一来，人们又回到了上诉法院的检察院鉴于“ 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而发布的需要重新开始侦查的命令所由产生的那个出发点去了。 五 “红色问答书”的附函 在10月27日的法庭上，克雷弗尔得的警局督察员 荣克尔曼提供了如下的证词： “他没收了一个包有几本‘红色问答书’的小包裹，是寄给克雷弗尔得的一家旅馆的招待员的，上面盖有杜塞尔多夫邮局的邮戳，其中有一个附函。发信人不详。”“据检察机关说，看来附函是出自马克思之手。” 在10月28日的法庭上，鉴定人（？？？）莱纳德认为，附函是马克思写的。这一附函是这样写的： 公民！因为我们完全信任您，所以我们现在把五十本“红色问答书”寄给您，您务必在6月5日星期六晚上十一点钟把它们悄悄地塞进被公认为有革命信念的公民们、最好是工人们的家门里去。我们满怀信心地指望您的那种公民的英勇行为，因此我们等待您完成这一指示。革命比某些人所想像的更迫近了。革命万岁！致以敬礼和兄弟般的情谊 　　革命委员会1852年5月于柏林 证人荣克尔曼还说，“上面提到的包裹是寄给证人 基安奈拉的”。 在科伦被告们的审前羁押期间，柏林的警察总监 辛凯尔迪充当了总指挥，他领导着耍了种种手腕。他不让莫帕专美于前。 在法庭辩论时，到场的有两个警察厅长——一个活的，一个死的；一个警务顾问——而这就是施梯伯；两个警监，其中一个经常从伦敦跑科伦，另一个则经常从科伦跑伦敦；许许多多警探和下级警探，他们有时用真名，有时又匿名，有时用五花八门的名字，有时又用化名，带尾巴的和不带尾巴的；另外还有一个警局督察员。 载有10月27日和28日的证人证词的那份“科伦日报”一到伦敦，马克思就到马尔波罗街的治安法官那里，把“科伦日报”上引证的附函全文转抄了下来，并请求予以证实；同时，他作了相当于誓词的如下的声明： （1）他未曾写过上述的附函； （2）他只是从“科伦日报”上才知道有这封附函； （3）他 从未见过所谓的“红色问答书”； （4）他从未以任何方式帮助散发过这种“红色问答书”。 应当顺便指出，这个声明（declaration）是向治安法官提出的，如果它是假的，那末，在英国就会招致违背誓言的种种后果。 上述文件已经寄给施奈德尔第二，同时还发表在伦敦“晨报”上 ［注：见本卷第431—432页。——编者注］，因为在案件审理期间可以确信：普鲁士邮局把邮局有责任将委托给它的信件对收信人保守秘密这样一种奇怪的想法同遵守通信秘密扯在一起了。最高检察机关反对审查这个文件，即使只是为了 对照一下。最高检察机关知道，只要稍微浏览一下附函原件，然后再看一下马克思的经官方证明的抄件，就足以使有意伪造马克思笔迹这件事甚至连我们的陪审员的锐利目光也蒙混不过去。因此，为了维护普鲁士国家的道义上的声誉，它反对作任何对照。 施奈德尔第二指出， “情愿给警察当局提供有关假想的发信人的情报并以密探身分直接为警察当局效劳的收信人基安奈拉，根本不是指马克思”。 即使只读过马克思写的一行字的人，都不会断言，这一封充满戏剧性的附函是马克思写的。在6月5日的夏夜里，在半夜三更的睡梦中，把“红色问答书”悄悄地塞到革命庸人们的家门里去这样一种讨厌的显然受人指使的行动，很能表明金克尔的性格，就像“公民的英勇行为”以及“指望”用来在军事上“完成”这一“指示”的“满怀信心”很能表明维利希的想像力一样。但是金克尔—维利希怎么能做到用马克思的笔迹写他们的革命处方呢？ 如果能够提出关于这封用假笔迹写的附函手稿的“尚未完全查明的来历”的假定，那末这种假定看来就是这样：警察当局在克雷弗尔得发现了五十本“红色问答书”，其中附有一个夸大其辞的、完全是答复质问的附函。警察当局命令——在柏林或科伦，qu’importe？〔不都是一样吗？〕——把附函的原文改成马克思的语气。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抬高自己的货物的价格。” 可是，就连最高检察机关在它的堪称反对卡提利纳的演说 ［注：指西塞罗反对卡提利纳的演说。——编者注］的那个演说中也不敢引用这一附函。检察机关拒绝使用附函。这样一来，该附函对于确定所缺乏的“ 客观的犯罪构成”并没有提供任何东西。 六 维利希—沙佩尔集团 从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来，无产阶级政党在大陆上失去了在这个短短时期中例外地享有的东西：报刊、言论自由和结社权，换句话说，失去了党组织的种种合法手段。尽管在反动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党都还是能在它们所代表的阶级的社会地位中找到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联合起来并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所必需的种种条件。1849年以后，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如同1848年以前一样，只有 一条路可走，那就是 秘密联合的道路。因此，从1849年以来，大陆上出现了一系列秘密的无产阶级联合会；警察当局破获它们，法庭迫害它们，监狱冲散它们的队伍；而形势又经常使它们重新恢复起来。 在这些秘密团体中的一部分是把推翻现存国家政权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的。这在法国是正当的，因为在那里，无产阶级已被资产阶级打败，在那里，攻击现存政府是同攻击资产阶级完全一致的。另一部分秘密团体则把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不考虑现存政府的命运。这在像德国这样一些国家里是必要的，因为在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处于本国半封建政府的压迫之下，因而在那里，对现存政府的胜利攻击并不是破坏资产阶级或所谓中间等级的政权，相反地，必须首先协助它建立统治权。不容置疑，就是这里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也将会再次参加反对status　quo〔现存秩序〕的革命，但是，为这一革命做准备工作，为它进行宣传鼓动、为它进行秘密活动和组织密谋，都不是他们的任务。他们可以把这种准备工作交给总的形势和直接有关的各个阶级去进行。如果他们不打算放弃自己的党的立场和由无产阶级生存的总条件所直接产生的历史任务，那他们就必须把这种准备工作交给它们去进行。对他们来说，目前的政府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现象，而status　quo只过是一个短暂的过渡环节，同时，即使跟它搞得筋疲力尽，也只能得到一点点有限的民主。 因此，“ 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不是一个阴谋家团体，而是一个秘密地进行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团体，因为德国无产阶级被公开地剥夺了igni　et　aqua〔必需的生活条件〕 ［注：直译是：火和水。——编者注］，被剥夺了出版、言论相结社的自由。如果这样的团体也进行秘密活动，那末，这只有在蒸汽和电进行反对status　quo的秘密活动的意义上才会发生。 不言而喻，这种不是把组织 未来的执政党，而是把组织 未来的反对党作为自己的目的的秘密团体，对于下面这样一些人来说，吸引力是不大的：这些人一方面在秘密活动的那种庄严的、带有戏剧性的斗篷下面竭力掩盖自身的渺小，另一方面又打算在最近革命到来时满足自己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功名心，但是首先千方百计地试图在目前就成为显要人物，在蛊惑宣传的成果中捞到自己的一份，博得那些民主主义的爱吵吵嚷嚷的饶舌者们的拥戴。 因此，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已分离出了一个集团，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已被分离出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所要求的即使不是真正的密谋，至少也是密谋的 外表，因而坚持同当代的民主主义英雄结成直接的联盟，——这个集团就是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这一集团的特征就是：维利希跟 金克尔一道，在德美革命贷款的活动中是以entrepreneur〔承揽人〕的身分出现的。 关于这一集团对科伦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多数派的态度，刚才已经说过了；毕尔格尔斯和勒泽尔在科伦陪审法庭开庭时已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白而详尽的阐述。 在结束我们的叙述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过去的情况，看一看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科伦案件审理期间的所作所为。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施梯伯从该集团那里窃取的文件的日期证明，即使 在罗伊特干了盗窃勾当 之后，该集团的文件还是继续通过某种途径落到了警察当局的手里。到现在为止，该集团仍然没有澄清这个莫名其妙的事实。 沙佩尔最了解舍尔瓦尔的过去。他知道，舍尔瓦尔是在1846年由他接受入盟的，而不是在1848年由马克思接受入盟的，等等。他对施梯伯的谎言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该集团知道，威胁证人豪普特的信是该集团的成员哈克写的，但是它竟容忍把嫌疑的罪名继续加在被告们的党的头上。 该集团的成员 莫泽斯·赫斯，即“共产党宣言”的这个倒霉的拙劣可笑的摹本“ 红色问答书”的作者[307]，这个莫泽斯·赫斯不仅亲手写自己的大作，而且亲自把它散发出去，所以他确切地知道，他究竟是把自己的一批批“红色问答书”送给谁的。他知道他自己储存的大批“红色问答书”，马克思一本也没有动过。莫泽斯若无其事地使被告们沉重地背着嫌疑的罪名，说他们的党在莱茵省散发了他那附有戏剧性的附函的“红色问答书”。 该集团一方面采取沉默的办法，另方面又通过自己的言论跟普鲁士警察当局狼狈为奸。在审讯期间，该集团并不在被告席上出现，而是以“ 王室证人”的身分出现的。 亨策，维利希的朋友和恩人，自认曾参加过同盟活动，在伦敦维利希那里呆了几个星期，然后回到了科伦，以便提供反对贝克尔的假证词，其实反对贝克尔的证据要比反对他自己的证据少得多；他证明什么贝克尔在1848年是同盟的成员。 黑特采尔从迪茨的档案可以看出，他参加过该集团、从它那里得到了金钱支持、并因参加同盟而一度受到柏林陪审法庭审讯，现在竟以证人的身分出来反对被告们。他提供了假证词，竟把在革命时期偶然发生的柏林无产阶级的武装跟同盟的章程胡扯在一起。 施泰因根斯因自己的信件（见10月18日的法庭）暴露了：原来他曾经是该集团在布鲁塞尔的主要代理人，现在他在科伦并不是以被告的身分，而是以证人的身分出现的。 在科伦陪审法庭开庭前不久，维利希和金克尔委派了一个裁缝的帮工 ［注：即奥·格贝尔特。——编者注］充当特派员前往德国。金克尔虽然并不是该集团的成员，但维利希曾是德美革命贷款的头目之一。 后来突如其来的那种危险当时就已威胁着金克尔：伦敦的委托者们不让他和维利希掌管贷款，尽管他们表示愤怒抗议，那笔钱还是寄回美国去了。因此，金克尔正是在那个时候需要到德国去的摆摆样子的使命和跟德国的摆摆样子的通信，一方面是为了证明在那里总还有革命活动的场所，能使他和美元在活动中得到使用，另方面是为了寻找金克尔和他的朋友维利希在财务报告（见奥·赖辛巴赫伯爵的石印通告）中所记载的那种大量通信的借口、邮资开支的借口，等等。正如金克尔自己供认的，他在德国不论同资产阶级自由派还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没有什么联系。因此，他也就认错了人，竟把该派的特派员当做德美革命同盟的特派员。这个特派员的唯一任务就是在工人中间进行旨在反对科伦被告们的党的活动。应当承认，时机选得很好，给在最后一瞬间恢复审讯提供了新的借口。普鲁士警察当局完全了解特派员的为人、动身日期和行程。是从哪里了解到的呢？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到。警察局的密探们出席了他在马格德堡召开的几次秘密会议，并报道了会议上进行讨论的情况。科伦被告在德国和伦敦的朋友们对此简直不寒而栗。 如上所说，11月6日，希尔施向弯街的治安法官供认，他在格莱夫和弗略里的指使下伪造了原本记录。这一步是维利希驱使他走的。维利希和旅馆老板谢特奈尔曾陪他到治安法官那里去。希尔施的供词抄了三个不同的副本，并邮寄给科伦的不同的收信人。 在希尔施刚跨出法庭的门坎回家的时候，就应当立即把他逮捕起来，这是极其重要的。根据在他身上的经官方证实的证词，在科伦遭到了失败的案件有可能在伦敦取得胜利，即使不能使被告们取胜，那至少也是对政府的胜利。但是，相反地，维利希却千方百计地阻挠这一步的实现。关于这一点，他不仅对直接有关的“马克思派”，而且对他自己的同伙，甚至对沙佩尔都守口如瓶。只有谢特奈尔一个人知道他的秘密。谢特奈尔声明，他和维利希一道把希尔施送上了轮船。这就是，按照维利希的打算，希尔施本来应当在科伦提出反对他自身的证词的。 维利希告诉希尔施用什么方法把文件寄出去，希尔施把这一点转告普鲁士大使馆，普鲁士大使馆又把这一点通知邮局。文件没有到达指定地点，它们就不翼而飞了。过了一些时候，本来无影无踪的希尔施又在伦敦悠然出现了，并在民主派的公开大会上声称，维利希是他的同谋者。 维利希在答复就这件事情向他提出的质问时承认，他从1852年8月初起又跟希尔施保持了联系，原来根据他的提议，希尔施已在1851年被当做密探开除出大磨坊街协会。正是希尔施向维利希泄露了弗略里是个普鲁士间谍，后来又把写给弗略里的和弗略里寄出的全部信件都告诉了维利希。据说，他——维利希曾利用这一手段来监视普鲁士警察当局。 大家知道，维利希近一年来已成了弗略里的密友，并且得到了他的支持。但是，如果维利希从1852年8月起就知道弗略里是普鲁士间谍，并且深知他的那一套阴谋诡计，那末，他怎么不知道原本记录呢？ 他怎么只是在普鲁士政府本身 暴露了自己的间谍弗略里之后才出面干预呢？ 他怎么采取这种干预方式呢？这种方式至多只能使他的同盟者希尔施也从英国溜走，而使经官方证实的弗略里的罪证从“马克思派”手边溜掉。 他怎么继续得到弗略里的支持呢？这个弗略里曾吹嘘从他那里弄到了十五英镑的收据。 弗略里怎么继续在德美革命贷款中进行活动呢？ 他怎么把自己的秘密协会的住所和开会地点告诉弗略里，致使普鲁士密探能在隔壁房间把讨论情况记录下来呢？ 他怎么把上述的特派员、裁缝的帮工的行程告诉弗略里，甚至从弗略里那里弄到钱来组织这次负有特殊使命的旅行呢？ 最后，他怎么对弗略里说，他指示住在他那里的亨策，叫他应当如何在科伦陪审法庭上作证 反对贝克尔 ［注：维利希和贝克尔的关系是这样的：“维利希给我写了几封非常有趣的信；我没有回信；但是他情不自禁地向我陈述了自己的新的革命计划。他指定我去使科伦的卫戍部队革命化！！！不久前我们曾对此捧腹大笑。他的这种蠢举还会使许许多多的人倒霉，因为光是这样一封信就足以保证成百个盅惑民心的法官[308]能得到三年的薪俸。如果我在科伦发动了革命，他是不会拒绝担负下一步行动的领导责任的。真够朋友！”（引自1851年1月27日贝克尔给马克思的信）］呢？应当承认，que　tout　cela　n’est　pas　bien　clair〔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很清楚的〕。 七 判决 随着警察当局的秘密一步步地被揭穿，舆论就愈来愈支持被告。当原本记录的骗局被揭穿的时候，大家都在等待宣判无罪。“科伦日报”已经认为自己已不得不向舆论低头，转过身来攻击政府。在这以前，它的各栏一直都只是为警察当局进行诽谤开放的，现在却突然发表有利于被告和怀疑施梯伯的种种短评了。普鲁士政府自知事情弄糟了。它的“泰晤士报”和“纪事晨报”的通讯员们突然开始让国外舆论对不利的结局作好准备。不管被告们的学说怎样有害和骇人听闻，也不管在他们那里发现的文件怎样令人厌恶，但是密谋的事实根据是不存在的，因而他们未必能被判罪。“泰晤士报”的柏林通记员竟那样虚伪地、俯首听命地写报道，这是一种奴才的回声，它反映了普遍存在于斯普界河旁的这个城市的上层分子中间的恐惧心理。当电报闪电般地把陪审员作出的那种“有罪”的宣判从科伦传到柏林的时候，拜占庭宫廷和它的宦官们的那种欢天喜地的心情更是无法压制了。 随着记录本的真相大白，案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陪审员们已无法承认被告有罪还是无罪了；现在他们必须承认的是：被告有罪，还是政府有罪。宣判被告无罪就等于判决政府有罪。 在答复律师们的辩护词时，检察官泽特抛开了记录本。说什么他不希望使用上面沾有这种污点的文件，他本人认为它是“不可靠的”，这是一个“倒霉的”记录本，它在时间上造成了巨大的无益的浪费，而对案件却毫无裨益；施梯伯受骗是出于值得赞扬的忠于职守，等等。 但是，检察机关本身在自己的起诉书中硬说，记录本里包含有“许多真实的东西”。它绝口不谈记录本是不可靠的，而只是对不能证明它是真的这一点表示遗憾。由施梯伯发誓证实的记录本已失去了真实性，在这同时，由施梯伯发誓证实的舍尔瓦尔在巴黎的那个证词（泽特在自己的答复中曾经不止一次地引证过这个证词）也失去了真实性；普鲁士国家的各有关当局由于在一年半当中进行了极其紧张的活动而拼凑起来的种种事实也随之失去效力。陪审法庭原定在7月28日进行的案件审理工作，竟拖延了三个月之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警察厅长舒耳茨生病。这个舒耳茨是个什么人呢？就是第一个发现原本记录的那个人。但是我们不妨稍微回顾一下以前的情况。在1852年1月和2月间，曾在丹尼尔斯博士夫人的家里进行了搜查。根据什么？就是根据弗略里转寄给舒耳茨、舒耳茨转交给科伦警察厅、而科伦警察厅又转交给法院侦查员的那个原本记录的 头几页；就是原本记录的头几页把法院侦查员引进了丹尼尔斯博士夫人的房间里去。 尽管有舍尔瓦尔的密谋，检察院在1851年10月还是没有获得所缺乏的犯罪构成，因此，它就根据内阁的命令，下指示开始新的侦查。这次侦查是谁进行的呢？是警察厅长舒耳茨。所以，舒耳茨应当找到犯罪构成。那末舒耳茨究竟找到了什么东西呢？找到了原本记录。他所弄到的全部新材料只不过是记录本上的几页，施梯伯后来下令把它们加以补充和装订成册。为了使原本记录的产生和成长有必要的时间，被告们被单独监禁了十二个月。鸡毛蒜皮！——泽特大声喊道，他已经在下面这件事情中发现了罪证：辩护人和被告花了八天的时间去清除普鲁士国家的各有关当局不辞劳苦地工作了一年半才填满的那个奥吉亚斯的牛圈 ［注：希腊神话中说奥吉亚斯王的牛圈极其肮脏，转意为藏污纳垢之所。这里指普鲁士政府当局所捏造的全部伪证。——译者注］，为此被告们坐了一年半的监牢。原本记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情节；它是政府活动的种种线索，即来自大使馆和警察当局、内阁和各地方当局、检察机关和邮政局、伦敦、柏林和科伦等等方面的种种线索的集结点。原本记录对案件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以致把它发明出来，完全是为了制造案件。派信使、发快信、扣留信件、逮捕、违背誓言，无非都是为了使原本记录保持有效，falsa〔伪造〕，无非是为了制造原本记录；企图收买，无非是为了证明原本记录是真的。原本记录的秘密被揭穿就等于巨大案件的秘密被揭穿。 最初，需要警察当局进行创造奇迹的干涉，为的是掩盖案件的那种纯粹的倾向性。“即将进行的揭发将向你们陪审员先生们表明：这一案件并不是具有倾向性的案件”，——泽特用这句话宣告法庭辩论开始。而现在他更强调倾向性，以便把警察当局所进行的揭发置诸脑后。在进行了一年半的审前侦查之后，陪审员们需要能够证明犯罪的客观材料，以期在舆论面前洗刷自己。在演了五个星期的警察喜剧之后，陪审员们又需要“纯粹的倾向”，以期洗清实际材料的污秽。因此，泽特并不满足于迫使检察院作出“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这样一个判决的材料。他还更进了一步。他还企图证明，反对密谋的法律根本不要求什么犯罪构成，而纯粹是倾向性的法律，可见，密谋的概念只不过是用合法手续烧死政治异教徒的一种借口而已。由于应用被告们被捕以后颁布的新的普鲁士刑法典去对付他们，他的企图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个法典似乎包括有减轻惩罚的条款，奴颜婢膝的法庭就以此为借口，允许把它当做似乎具有追究既往的力量的法律来加以应用。 可是，如果案件是具有纯粹倾向性的案件，那为什么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来进行审前侦查呢？这是由于倾向。 因此，如果问题仅仅在于倾向，那末，我们是否应当跟泽特—施梯伯—泽肯多尔夫之流、跟哥贝尔之流、跟普鲁士政府、跟科伦行政区的三百名主要纳税人、跟王室侍卫官冯·明希—贝林豪森和菲尔施坦堡男爵进行一场关于倾向的原则性争论呢？Pas　si　bête．〔我们并不那样愚蠢。〕 泽特承认（在11月8日的法庭上）： “几个月以前，当他被委任，即被检察长委任同他一道代表检察机关干预这一案件时，当他因此开始审阅材料时，在他的头脑中首先出现了这样的念头：稍微熟悉一下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因此，他感到自己更应当同陪审员们分享这些研究成果，因为在他看来，他必须从这样一种假定出发：陪审员中间有许多人也许都跟他一样，还很少研究过这类问题。” 所以，泽特买了一本施泰因的著名指南[309]。 “他今天学到的东西，明天就想教给别人。”[310] 可是，检察机关遭到了特别的不幸。它去找反对马克思的客观材料，而找到的却是反对舍尔瓦尔的客观材料。它去找被告们所宣传的共产主义，而找到的却是他们与之进行斗争的那种共产主义。在施泰因的指南里虽有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然而就是没有泽特所要找的那种共产主义。施泰因还没有把德国的批判的共产主义登记上。不错，泽特手中有被告们承认是自己的党的宣言的那个“共产党宣言”。而在这个“宣言”中有一章是专门批判先前所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从而专门批判施泰因登记过的所有大智大慧的。从这一章里想必能清楚地看出被控告的那种共产主义派别同过去所有共产主义派别之间的区别，从而能清楚地看出泽特所反对的那种学说的独特内容和 独特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施泰因都帮不了绊脚石的忙 ［注：俏皮话：《Stein》〔施泰因〕是姓，又有“石头”的意思。——编者注］。在这里应当懂得，即使仅仅是为了提出控告。现在被施泰因所遗弃的泽特究竟怎样摆脱窘境呢？他肯定地说： “‘宣言’共分三章。第一章的内容是用共产主义观点阐明各类市民〈！〉的社会地位的历史发展的。〈Very　fine．〔妙极了。〕〉……在第二章里分析了共产党人对无产者的态度……末了，在最后一章里探讨了各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在11月6日的法庭上） 虽然“宣言”共分四章，而不是分三章，但是凡是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就干脆不去想它。因此，泽特硬说，“宣言”共分三章，而不是四章。对他来说不存在的那一章正好是倒霉透顶的一章，它的内容是批判施泰因记录过的共产主义的，就是说，它的内容包括被控告的那种共产主义的 独特倾向。可怜的泽特！最初他缺乏 犯罪构成，现在他又缺乏 倾向。 然而，我的朋友，理论在任何地方都是灰色的[311]。泽特指出，“所谓的社会问题和它的解决，在最近既已使被号召者忙了起来，也已使不被号召者忙了起来。”泽特无论如何是属于被号召者之列的，因为检察长泽肯多尔夫在三个月以前已正式“号召”他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泽特们早就一致地认为：伽利略“并没有被号召”研究天体运动，而只有那些把他说成是异教徒的宗教裁判者才“被号召”研究天体运动！E　pur　si　muove！〔而地球依然在运转！〕 ［注：原来泽特不止一次“被号召”。而在后来他又继续“被号召”——为的是表彰他在这一案件中的功绩——即“被号召”担任莱茵省总检察官之职；在担任这一官职时在任期内拿到了退休的养老金，后来，他接受了临终的圣餐，于是就安安静静地归天了。（恩格斯在1885年版上加的注）］ 被告们所体现的手无寸铁的革命无产阶级站在由陪审法庭所代表的统治阶级面前；因此，这些被告的罪是老早判定了的，因为他们是站在这样一种陪审法庭面前。如果有某种东西能像动摇舆论那样动摇一下陪审员们的资产阶级良心，那就是暴露无遗的政府的阴谋、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普鲁士政府的腐败。陪审员们自言自语地说，但是，如果普鲁士政府对被告采取如此无耻的、同时又是如此冒险的手段，如果它——比如说——把自己在欧洲的声誉孤注一掷，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们，无论他们的党怎样弱小，想必还是非常危险的，他们的学说无论如何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政府为了使我们免受这个罪恶的怪物之害，它破坏了刑法典的一切法律。为了挽回政府的荣誉，我们也来破坏我们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point　d’honneur〔荣誉〕。让我们来感谢，让我们来判罪。 莱茵的贵族和莱茵的资产阶级用自己的判决：“有罪”来应和法国资产阶级在12月2日以后所发出的狂吠：“只有盗贼还能拯救财产；只有违背誓言还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只有混乱还能拯救秩序！” 法国的整个国家机构都已经出卖了灵魂。可是毕竟还没有一个机关像法国的法庭和陪审员那样彻底地出卖灵魂。科伦的陪审员和法庭喊道，让我们胜过法国的陪审员和法官吧。政变后不久，在舍尔瓦尔的案件中，巴黎的陪审员竟宣判罪证比 任何一个被告都要多得多的奈特无罪。让我们胜过12月2日政变的陪审员吧。让我们补判勒泽尔、毕尔格尔斯以及其他人所体现的奈特的罪吧。 这样一来，在莱茵普鲁士还存在的那种对陪审法庭的迷信就一扫而光了。显而易见，陪审法庭是特权阶级的等级法庭，建立这种法庭的目的是为了用资产阶级良心的宽广来填补法律的空白。 耶拿！[312]……这就是给需要这类手段来维持生存的政府和需要这种政府来保护的社会所作的最后结论。这就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最后结论…… 耶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