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亲爱的拉萨尔： 你应该原谅我很久没有写信，因为有各种“减轻罪过的情节”。第一，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能把我的财务料理好（尽管在这方面得到了各种许诺），特别使我遗憾的是，下欠的十英镑还没有能偿还你。 第二，我患极其讨厌的眼炎已经几个星期了（前几天才好转），这严重妨碍了我 书写或阅读任何东西。 首先我要感谢你为我恢复国籍而奔忙。我们至少做到了使普鲁士政府声誉扫地，并且使它的所谓大赦 ［注：：见本卷第144—145页。——编者注］失去意义。我认为，奥·贝克尔的可笑的谋刺行为（从报上看不出他是俄国人还是德国人）将大大促使“新纪元”以恐怖告终。 你的著作 ［注：：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的第二卷我已读完（当我要开始读第一卷的时候，眼病妨碍了我），从中得到了很大的享受。我是从第二卷读起的，因为我对这一主题比较熟悉，但这并不妨碍我以后通览全书。 对我上次信 ［注：：见本卷第602—603页。——编者注］中匆匆所作的评论，你有些误解，这显然要怪我表达得不好。首先，我理解的“ 遗嘱自由”不是立遗嘱本身的自由，而是立遗嘱时对家属丝毫不加考虑的自由。这样的遗嘱在英国从很古的时候就有了，而且毫无疑问，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从罗马法学中借用来的。英国人在很久以前就不是把根据血统关系的继承当作准则，而是把根据遗嘱的继承当作准则，这可以从下面这种情况看出来，即早在中世纪初期，如果家长去世时没有留下遗嘱，那末他的妻子和孩子 只能得到法律所规定的那份遗产，而根据情况把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交与教会。教士们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即要是他立遗嘱，那末他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会把一定数量的遗产留给教会。总之，就这方面来说，在中世纪遗嘱无疑具有宗教的意义，立遗嘱不是为了还活着的人，而是为了死人。但是我要提请注意这样一种情况，即在1688年革命以后曾取消了在那以前在家属继承权（这里，我当然不是说封建所有制）方面 法律加在遗嘱人身上的限制。毫无疑义，这是适合于自由竞争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的本质的；同样毫无疑义，多少经过修改的罗马法为当代社会所接受，是因为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社会里的人关于自己的 法的观念是同罗马法中的 人的观念相一致的（这里，我完全不涉及极其重要的一点，即虽然一定所有制关系所特有的 法的观念是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但另一方面同这种关系又不完全符合，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符合）。 你证明罗马遗嘱的袭用最初是（至于照法学家的科学理解，那末现在也还是）建立在曲解上的。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现代形式的遗嘱——不管现代法学家据以构想遗嘱的罗马法被曲解成什么样子——是 被曲解了的罗马遗嘱。否则，就可以说，每个前一时期的任何成就，被后一时期所接受，都是 被曲解了的旧东西。例如，毫无疑问，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想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及其解释者亚里士多德）的曲解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的“古典”戏剧。大家也知道，所有现代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 被曲解了的英国宪法上的，而且当作本质的东西接受过来的，恰恰是那些表明英国宪法在衰落、只是现在 在形式上勉强还在英国存在着的东西，例如所谓的责任 内阁。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适于普遍应用的形式。 这样的问题，譬如说，英国人在没有罗马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他们的遗嘱（即使它是直接起源于罗马的遗嘱和适应于罗马的形式，但终究 不是罗马遗嘱），在我看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要是我以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又会怎样呢？譬如说： 遗赠（而现代所谓的遗嘱无非是使主要的继承人实质上成为 全面的遗赠受领人）[553]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就 不能自动产生出来，而同罗马无关吗？或者说，不是产生出遗赠，而是产生出一种仅仅由死者对财产作出的书面的处置就不可能吗？ 说希腊的遗嘱是从罗马输入的，我看这点还 没有得到证实，虽然十之八九是这样。 你大概知道，对布朗基的判决（这是所有判决中最可耻的判决之一）在第二审级批准了。[188]我正焦急地等待他的布鲁塞尔朋友 ［注：：瓦托。——编者注］给我来信。 我的妻子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 我在著作完成时，对布罗克豪斯还要考虑一下 ［注：：见本卷第589、600页。——编者注］。迄今为止，我还从来没有把我的手稿拿出去碰过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