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尊敬的先生： 上星期我写信给柏林的一个朋友 ［注：：费舍。——编者注］，请他给我介绍一位律师，以便进行我必须对柏林《 国民报》提起的 诽谤诉讼。[9]今天我收到了回信，我的朋友在信中指出，您，法律顾问先生，是柏林最著名的律师。 因此我冒昧请您在这个诽谤案件中当我的律师，案件的详细情节我下面再谈。 如果我随信附上的十五塔勒 预付款不够的话，那就请 来电告知，我将立即把所需之款寄上。 附上我的委托书，希望有这个文件就行了。 我恳请您 立即向法院起诉，以便不错过 时效期，并且务请用 电报通知我，您是否将采取必要的步骤。 同时我在伦敦这里对《 每日电讯》提起诽谤诉讼，因为该报用英文转载了《 国民报》的诽谤文章。 致最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博士 　　（见背面）我在这封信中提到的《 国民报》的文章刊登在该报第37号（1860年1月22日， 星期日）和第41号（1860年1月25日，星期三）。这两篇文章都是社论。我在以后的通信中还有机会向您阐述这两篇文章中贯穿的精神。至于我在下面 明确提出的几点，是我要提起诽谤诉讼的依据，而且我认为从法律上看这是最重要的几点，即： （1）在第41号（ 文章的标题是《怎样伪造激进传单》）第3栏末尾写道： “布林德在《总汇报》上两次断然声明，他不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而且他这样说不是为福格特辩解，他并不同意福格特，而是反对马克思—李卜克内西—比斯康普……他〈布林德〉显然不是亲马克思派的成员。我们觉得，使他变成替罪羊，对于该派来说并不十分困难，而为了对福格特提出的控告有分量，这种控告就必须由某一个能对此承担责任的相当的人来进行。马克思派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把传单说成是布林德写的，正是由于后者事先在同马克思谈话中和在《自由新闻》上的一篇文章里，表示过类似的看法；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见和说法，就可以把传单伪造成象是他的〈布林德的〉作品一样。” 可见，他们在这里直接指控我以别人的名义“ 伪造” 传单。其次：由于《 国民报》在这同一篇文章（见同一栏，往上一些）中 自己向自己的读者叙述，我给 奥格斯堡《 总汇报》寄去“ 排字工人费格勒的证词”，费格勒在证词中说，“他根据以前的手稿认得布林德的笔迹，他在霍林格尔印刷所亲自排了传单的第一部分，霍林格尔本人排了第二部分”[422]，所以《 国民报》在上面援引的那段话中不仅荒谬地指控 我伪造传单，为了欺骗而使传单具有布林德“ 作品”的形式，而且还干脆武断地说，我 有意给 奥格斯堡《 总汇报》寄去一份 伪造的文件。为了使自己的诽谤癖达到完美的境界，该报继续写道： “11月2日霍林格尔就此发表声明说：断言传单是在他的印刷所印刷的或者传单的作者是布林德，这是恶意的臆造，在他那里工作了十一个月的排字工人维耶可以证实这个声明。总是随机应变的马克思在11月15日的《总汇报》上回答说：‘霍林格尔的声明简直可笑。霍林格尔知道他印刷传单不标明印刷地点是正式破坏了英国的法律。’此外，马克思几次援引以下的说法，即早在传单出现之前布林德就向他口头转述过传单的内容，而且写过后来传单上所写的那些东西；因此，由于内容和形式上的相似，从一开始布林德就被认为是传单的作者。” 为了把上面援引的那些侮辱我的话 发表出来，《国民报》在这里 故意不提我在1859年11月21日 奥格斯堡《 总汇报》附刊上刊登的一篇声明 ［注：：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中在法学家看来，特别是在英国法学家看来最重要的部分。我附上 奥格斯堡《 总汇报》的剪报，并给您标出我的声明中《 国民报》 故意省略不提的一些地方。 按照一切法律惯例，《 国民报》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它所提出的侮辱我的指控是 真实的。但是我将寄给您 法律上的证据，证明它的指控是 虚假的。您会看到，根据英国的法律，只要 我愿意，我甚至能够现在就以“秘密勾结”反对我的罪名把布林德先生送去服苦役。 （2）在《 国民报》第37号标题为《 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的社论第二栏里，一字不差有这样一段话： “福格特在第136页及以下各页上说：在1849年的流亡者中间，有一群人以硫磺帮[47]或者也以制刷匠帮[50]知名；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著名首领。” 我将给您寄去证据，证明在这里把两个根本不同的 日内瓦团体混为一谈，这两个团体 从来没有同我有过 任何联系，也没有建立过这样的联系。 ［注：：见本卷第467—469页。——编者注］但是我认为这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后面的一段话，我要用这段话来作为诽谤诉讼的 第二点依据，现将这段话照抄如下： “硫磺帮〈据称它在我的领导之下〉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拿出钱来，以便这个帮保密，不败坏他们的名誉。向德国寄去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威胁说，要把他们参与革命的各种行动揭露出来，如果不把规定的款额限期交到指定地点的话。” 让《 国民报》对它指控我的这种极端卑鄙行为提出证据， 不要它向法院交出 几百封信，甚至不要交出 一封信，而只要它交出能证明这种卑鄙敲诈行为的哪怕 仅有的一行字——关于这 仅有的一行字，如果不能证明是出自 我本人之手，至少也要证明是出自曾经同我有过某种联系的 某人之手。该报紧接着上面引证的地方写道： “根据‘谁要不是无条件地站在我们一边，他就是反对我们’这个原则，任何反对这些阴谋〈即反对上面所说的那些诈钱的恐吓信〉的人，不仅要在流亡界中败坏他的名誉，而且要遭到报刊的‘危害’。‘无产者’〈我被描绘成他们的领袖〉对不尊重他们的那些民主主义者所进行的告密，塞满了德国反动报刊的各栏；他们成了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 《 国民报》当然不难在 被塞满了的“反动报刊的 各栏”中指出哪怕 仅有的一行字是我或者我的朋友写的，并且包含着对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的“ 告密”。 完全正确，——而且这是 唯一的事实，——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写过一首讽刺诗 ［注：：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编者注］反对金克尔先生的 革命公债[201]和他在 合众国的革命旅行；起初他把这首诗刊登在我的朋友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杂志 ［注：：《革命》。——编者注］上，后来刊登在《 晨报》 ［注：：《知识界晨报》。——编者注］上。这当然不是“ 告密”。其实是所谓民主主义流亡者（德国的）用关于我的最愚蠢的谣言塞满了德国报刊。在我认为需要予以答复的 唯一的一次，我给一家报纸寄去一篇反驳文章，它却 不予刊登。[423] 我在被迫流亡后只为一家德国报纸写过东西，这就是《 新奥得报》。该报大约从1855年1月初到7月发表过我的通讯，在这些通讯中我一次也没有，而且 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流亡者。 至于说到 奥格斯堡《 总汇报》上李卜克内西的通讯，它们完全与我无关，这些通讯同样 一次也没有而且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流亡者，顺便说一下，这些通讯（我是指它们的内容）使他获得很大的荣誉。关于这点我将较详细地告诉您。 ［注：：见本卷第463页。——编者注］ 我 同德国和法国秘密警察的同盟，对我说来自然是个趣闻。 （3）在上面援引的《 国民报》第41号上《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一文中，它指控“无产者的党”——称我是这个党的领袖，因而也就是指控 我——于1852年在瑞士搞过“大量制造假钞票的极端可耻的密谋，等等”，并且指控它于1859年也玩弄过类似的“伎俩”，因此德意志各邦“在缔结维拉弗兰卡和约以后”似乎不得不向瑞士“联邦委员会” ［注：：瑞士政府的名称。——编者注］提出质问。 以后我将较详细地来谈这样一个问题：我同这一切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从1850年9月起我完全停止任何宣传鼓动，并且早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时期（1851—1852年）我就 解散了我所在的共产主义团体[44]， 从那时起我没有加入任何 秘密的或者 公开的团体。《 国民报》在这一点上也是 蓄意诽谤，这从下述情况可以看出：它从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材料中 一定已经知道， 我本人通过科伦律师揭露了那个似乎于1852年在瑞士作为 警探活动过的家伙，施梯伯本人也不能不承认，这个家伙从1850年起就同我处于敌对的关系。必要时我将提出证据，证明这个家伙（ 舍尔瓦尔，他的真名是克列美尔） 从来没有，甚至 在1850年以前也没有同我有过联系。 （4）提起诽谤诉讼的最后一点，应该根据第41号《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一文第二栏中的这样一句话： “天知道，从哪里为这家慷慨分发的报纸〈即在伦敦出版的《人民报》〉弄到钱；人们知道，马克思和比斯康普都没有多余的钱。” 如果把这句话同两篇社论的总的精神联系起来看，——这两篇社论把我描绘成是与秘密警察、反动分子以及以揭发革命活动来威胁和敲诈勒索的 硫磺帮同流合污的人，——那就是暗指我用卑鄙无耻的手段为《人民报》弄钱。让《 国民报》为这种诽谤提出证据。我将把我为《人民报》弄钱的事实告诉您，如有必要，也把察贝尔先生所怀疑的我的经济情况整个告诉您；这些事实可以证明，《国民报》上的卑鄙的诽谤是完全与事实 相反的。 请您在回信中同时指出，有哪几点您还需要我作补充说明。 又及：为了使这封信不致延误寄发时间， 委托书将迟一些（明天）寄给您，但是如果来得及的话，今天晚上就另函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