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恩格斯

亲爱的恩格斯：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甚至接到五英镑也没有回信（其中两英镑半付给了皮佩尔，一英镑半付给了鲁普斯 ［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因为我不得不把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这种极其令人讨厌的事情上。7月7日我把我的期票交给施皮耳曼。8月 ［注：原稿为：“9月”。——编者注］31日，即在我往他那里跑了七趟之后，这个家伙对我说期票遗失了，我必须给他提供复本等。这样，我和他周旋了许多星期，同时把 所有的东西都当了，而向债主还债的最后日期从7月拖下来以后，又定为8月 ［注：原稿为：“9月”。——编者注］31日。因为我除了《论坛报》的收入以外，没有任何来源，所以你很容易想象出我的处境，理解我既无时间、也无心情来写信。 雅科比如果还没离开，请告诉他，我为他的事已去信给魏德迈等人[284]。 今天给你写信，是有以下原因： 就我所知，你是不看《晨报》的。这家“联合的小酒店主”的报纸，刊载了一个“外国通讯员”（我猜是 戈洛文先生）的一篇颂扬巴枯宁的文章。为回答这一点，某匿名作者弗·马· ［注：弗兰西斯·马克思。——编者注］在这同一家报纸上宣布巴枯宁是俄国的间谍，说他现在日子过得如何好，等等。接着 戈洛文和 赫尔岑出来回答，他们说，早在1848年就有一家“德国报纸”传播过这种诽谤，“甚至敢于声言有乔治·桑作证”。 三天以前，阿尔诺德·卢格博士出场，说这家德国报纸就是《新莱茵报》，该报编辑“马克思博士”也和所有其他的民主主义者那样确信这种诽谤是捏造的。[285] 昨天我在《晨报》上刊登了下述声明[286]： “赫尔岑和戈洛文先生想把我在1848和1849年编辑的《新莱茵报》卷入他们与弗·马·之间关于巴枯宁的论战，等等。赫尔岑和戈洛文先生的诋毁，丝毫没有触动我。但是，……请允许我说明事情的实际情况”。接着是列举事实：“1848年7月5日，我们收到两封巴黎来信，一封是哈瓦斯通讯社的，另一封是一位波兰流亡者的（我这样称呼艾韦贝克）；在两篇报道中都肯定地说，乔治·桑掌握有一些足以使巴枯宁声名扫地的信件，这些信件揭发巴枯宁在最近和俄国政府建立了联系”；“7月6日我们发表了这封来信，不是哈瓦斯通讯社的报道，而是我们巴黎通讯员的信”；“巴枯宁在《新奥得报》上声明说，早在我们发表这篇通讯之前，已有类似的谣传流行于布勒斯劳［注：弗罗茨拉夫。——编者注］，这些谣传来自俄国大使馆，他将写信给乔治·桑，这是驳斥这些谣传的最好方法”；“8月3日科斯策尔斯基先生转交给《莱茵报》［注：《新莱茵报》。——编者注］一封乔治·桑写给该报编辑的信，这封信当天就发表了，并加有下面的按语：”（接着是《新莱茵报》上的一段话[287]）；“8月底我路过柏林时，会见了巴枯宁，和他恢复了我们之间过去的友谊”；“10月15日（或在此前后），《莱茵报》［注：《新莱茵报》。——编者注］谴责了普鲁士内阁驱逐巴枯宁出境”；“2月15日（1849年），《莱茵报》［注：《新莱茵报》。——编者注］刊载了关于巴枯宁的社论，开头的一句话就是：‘巴枯宁是我们的朋友’”[288]；“在《纽约论坛报》上，我对巴枯宁参加我们的运动给予了应有的评价[289]，如此等等”。 我的声明是这样结束的： “至于说到弗·马·，既然他顽固地认为大陆的革命有利于俄国的秘密阴谋，那末，如果他想立论严整的话，他就不仅应该谴责巴枯宁，而且也应该把任何大陆革命者一概都当作俄国间谍加以谴责。在他看来，革命本身就是给俄国作间谍，巴枯宁又怎能不是呢？” 最后，在 今天的《晨报》上，这个流氓戈洛文不敢署名，而以“一个外国通讯员”的名义发表了下面的议论： “应该怎样写历史 ［注：下面这篇刊登在1853年9月3日《晨报》上的戈洛文的短文，是由皮佩尔抄录的。——编者注］ （一个外国通讯员） 巴枯宁是俄国间谍，——巴枯宁不是俄国间谍。巴枯宁在什吕谢尔堡要塞备受虐待，已经死在那里了，——巴枯宁没有死，他还活着。巴枯宁已被充军，流放到高加索去了，——不，他没有被充军，他仍然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里。这就是轮流在报刊上出现的关于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相互矛盾的消息。在一切都可以被广泛宣扬的今天，我们只有确定了假的东西才能得到真的东西。然而巴枯宁没有领俄国军事部门的津贴是否被最后证实了呢？ 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不知道，人道使人们处在互相制约的关系中；他们不知道，我们使德国摆脱俄国现时对它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反过来影响俄国，把俄国重新推向专制制度的怀抱，直到它容易被革命攻破为止。对于这些人，要使他们相信巴枯宁是进步的世界主义的最纯洁而慷慨的代表之一，那是白费气力的。 法国有句谚语：‘诽谤，诽谤，总会留点影响。’巴枯宁的一位朋友在1848年所支持的对他的诽谤，在1853年又被一位姓氏不明的人散布着。还有一句谚语：‘只有自己人才出卖自己人，宁愿和聪明的敌人打交道，也不愿和愚蠢的朋友讲来往。’不是那些保守派报纸散布对巴枯宁的诽谤，而是一家朋友的报纸表示了这种关切。 谁能够哪怕是在一刹那间忘记——就象马克思先生那样忘记——巴枯宁并不是生就的一副警探的骨头，这样的人的革命感情显然是非常淡薄的。为什么他不至少象英国报纸通常所做的那样，不发表波兰流亡者告发巴枯宁的信呢？他不会为他的名字与诬告联系在一起而感到遗憾。” 我想用下述声明（见后）回答这个家伙，请你从文字上加以修改之后， 立即寄还给我（尽可能在星期一以前）。[290] 同时想问一下，你是否愿意和德朗克一起以《新莱茵报》编辑的身分也写一篇声明？集团对集团。反对我们的只有卢格、赫尔岑和戈洛文。后者连巴枯宁本人也称他为“浪荡汉”。他在1843和1844年是尼古拉的狂热的崇拜者之一，后来成为民主主义者，因为他 认为自己已被怀疑，不敢回俄国。这后一着就是他全部英雄气概之所在。 我这方面想从 实质上作如下声明： “贵报星期六那一号所刊登的卖弄陈腐谚语的那个‘外国’桑科·判扎的信，如果让巴枯宁看到，他会大叫：‘宁愿和聪明的敌人打交道，也不愿和愚蠢的朋友讲来往’。正是‘愚蠢的朋友’，才责备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会使我‘不会为我的名字与诬告联系在一起而感到遗憾’。正是‘愚蠢的朋友’，才对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东西，即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表示大惊小怪。《新莱茵报》发表巴黎的来信时，巴枯宁没有被监禁。如果他对1848年《新莱茵报》的公开解释表示满意是对的，那末正是‘愚蠢的朋友’，才在1853年竟要对这些解释吹毛求疵。如果他与《新莱茵报》的编辑恢复亲密友谊是错的，那末正是自称朋友的人才‘愚蠢地’把他的弱点暴露于公众之前。正是‘愚蠢的朋友’，才认为需要‘把俄国重新推向专制制度的怀抱’，好象它什么时候曾经摆脱过专制制度似的。正是‘愚蠢的朋友’，才把拉丁谚语‘大胆诽谤’称作法国谚语。正是‘愚蠢的朋友’，才不能理解为什么‘保守派报纸不愿意发表’在德国秘密传播的对巴枯宁的诽谤，而德国最革命的报纸却应该发表它。正是‘愚蠢的朋友’，才忽视‘革命的感情’在最紧张的关头曾颁布过‘嫌疑犯处治法’，并使丹东们、德穆兰们和阿那卡雪斯·克罗茨们掉过脑袋。正是‘愚蠢的朋友’，才不敢指责《晨报》在巴枯宁被监禁于圣彼得堡时刊登了弗·马·的信，却指责《新莱茵报》在1848年巴枯宁没有被监禁，还没有倒霉到要由‘愚蠢的朋友’庇护时刊登了一封类似的信。正是‘愚蠢的朋友’，才利用巴枯宁的名字作诽谤巴枯宁朋友的借口，同时却小心谨慎地隐藏自己的名字。” 请尽快回信。事情非常紧迫。 你的　卡·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