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总汇报”编辑部的信

卡·马克思 　　1860年2月21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街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私人性质的信 我从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收到注明日期是1859年10月16日的两封信，其中一封有这么一些话，原话如下： “请您相信，我们将以特别的感激利用一切机会，要向您，可尊敬的马克思先生，表示我们的谢忱。” 我并不希望也不期待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谢忱”和“特别的感激”，这一点，我的10月19日的复信 ［注：见本卷第755页。——编者注］已经十分清楚地证明了。但是， 我在这种情形下特意期待的是什么呢——最低限度是common　fairness〔一般的公正〕，即任何一家英国报纸(无论它的派系如何)都不敢违背的这种公正。 “特别的感激”和“谢忱”表现如下： (1)我的第一个声明 没有被刊登 ［注：见本卷第756—759页。——编者注］，而是登载了布林德的无耻的声明以及用conspiracy〔阴谋〕手段弄得的两份伪证。汉堡的“改革报”却立即刊登了我的声明。 (2)我曾不得不采用douce　violence〔温和的压力〕使我答复布林德的声明能够被刊载。 ［注：见本卷第760—761页。——编者注］ 但是，我的合法要求被忽视了，我的声明不是刊载在刊登布林德的攻讦的同一地方，即主要的一号报纸上。 (3)奥格斯堡“总汇报”刊载了布林德的第二个声明，他在声明中恬不知耻地称我说的话是明显的谎言，并且又引用了维耶和霍林格尔的那两份应受刑事处分的证词。该报声称它认为问题已经完全清楚，从而剥夺我的答复的机会。 (4)2月6日我把最近一个声明连同用英文写的通告 ［注：见本卷第762—766页。——编者注］一并寄给奥格斯堡“总汇报”。非常可敬的编辑部把我的声明置之不理，但却刊载了布林德的声明，而 他的声明却是由于有了我的通告才写的。不错，报纸避免转载这位伟大的外交家附上的billet　doux〔情书〕。其次，它刊载了注明的日期比我的声明迟三天(就是：2月9日于伦敦)的比斯康普的声明。最后，在该报深信“科伦日报”、“人民报”等等早已刊载了我的声明以后，它才决定登载我的声明，但是……同时却殷勤地竟自负起了书报检查的责任，对我的声明作了任意的修改。1842—1843年我在科伦遭受过普鲁士王国的双重 书报检查[616]，但是我从来没有料到，1860年我还得受到科尔布博士先生及其同伙的书报检查。 我认为对这种行为作更详细的说明是毫无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