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

卡·马克思 反动派正在实现革命的纲领。这个似乎是矛盾的现象，说明了至今仍在扮演1789年革命遗嘱执行人角色的拿破仑主义具有力量的原因，说明了集中起1848年关于统一的朦胧幻想并赋予这种幻想以明确的和实际的形式的奥地利施瓦尔岑堡政策获得胜利的原因，而且也正是这个似乎是矛盾的现象给德意志联邦议会改革的怪影增加了力量；承蒙普鲁士的恩典，这个怪影如今正在小德意志的道路上游荡，并同公民雅科布·费奈迭和蔡斯一起，在1848年革命的坟墓上跳着离奇的幽灵舞。的确，这个革命的纲领在反动派的手中就变成对相应的革命意图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的最厉害的杀人武器。要知道反动派是照路易·波拿巴实现意大利民族派的要求那样来实现革命的要求的。这个过程中的悲喜剧因素就在于，那些由于说空话和愚蠢而要被绞死的不幸的罪人在拚命喝采：“做得好！”而当刽子手已经在拉紧他们脖子上的绞索的时候，他们还为他们自己被处死而热烈鼓掌。 正像1848年由当时一个号称“革命的”党所提出的、由于传播工作组织得很巧妙而传遍了一切省议会，传遍了一切喧嚣骚乱的人群的著名三月要求[242]一样，现在在德国的中部和南部，某种“ 声明”[243]正在凯歌行进。看来，这个“声明”是摄政王给符合他的愿望的、支持武装调停的“人民运动”提出的mot　d'ordre〔口号〕。这个由摄政王一手策划出来的纲领有一个富有特征的名称，即“ 拿骚声明” ［注：原文是俏皮话：《nassauisch》（“拿骚的”，“拿骚族的”）和《Nassauer》（“食客”，“寄食者”）发音相近。——编者注］，因为它获得了以我们的老相识蔡斯先生为首的拿骚的国父们的首先承认，声明宣布： “在这次战争中不能不支持奥地利，因为这场战争可能会使德国的利益遭受打击。相反地，德国负有责任〈冯·施莱尼茨先生一定会说——负有使命〉要求奥地利实行改革，尤其是保证在意大利维持符合当前要求的秩序。在目前的斗争中，军事的和政治的领导权应当交给普鲁士。但是，仅把领导地位授予普鲁士，还不能〈！〉满足令人经常感到的对于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的需要；德国人民一方面不能再拒绝改造德国的中央政权，另方面也不能再拒绝制定宪法，这种宪法在德国的人民代议制中应当臻于完善〈冯·加格恩则喜欢说——达到顶峰〉。” 这个还叫做“宣言”的拿骚声明已经为达姆斯塔德、法兰克福、维尔腾堡的立宪派和民主派的名流们所接受，那里在和谐的混乱中在这个声明上签字的有罗伊谢尔、肖特、费舍、杜维尔努阿、齐格勒等人。它现在也被德国西南部、法兰克尼亚和绍林吉亚的“自由主义的”报刊所接受并吹嘘为一种神奇的福音书，说它能够拯救德国，能从地球上消灭法兰西帝国，把议员的报酬归还给费奈迭先生并使蔡斯先生获得政治威望。 “原来龙犬皮里藏着这家伙。”［注：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请看“普鲁士使命”的维护者们依靠多么可鄙的诡计，利用年老昏聩的帝国庸人们的极端的愚钝来进行投机，打算骗取联邦议会如此侠义地争得的、以那样的高价换来的布隆采耳桂冠！我们应该承认，对于“使命”的英雄们我们是不特别尊敬的，他们不是当众狠狠地给埃申海麦尔街[244]的先生们几记耳光（他们很想这样做，但就是不敢），而只是站得远远地嗾使肖特、蔡斯和罗伊谢尔先生去攻击他们，想以此来使他们伤脑筋。如果柏林的国家的圣贤君子除了从second　hand〔第二手〕把已故的冯·拉多维茨先生及其倒霉的 ［注：原文是俏皮话：《selig》——“已故的”，《unselig》——“倒霉的”。——编者注］哥达党人的遗产抢购过来以外，再也不知道有别的办法可以“拯救德国”，那就让他们随遇而安，乖乖服从法俄专政好了，因为他们对于意大利解放运动所开始的斗争的严重性甚至一无所知。 可见，现在仍然有爱国的代议机关，它们的孱弱无力在“拿骚声明”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它们用幻想安慰自己，以为稍微模仿一下1848年那套帝国议会的把戏，它们就能够唤起非常强大的，足以同俄国和法国的联合专制暴政相抗衡的人民运动。这只不过证明亨·海涅是多么正确，他说： “真正的愚蠢也和真正的贤明一样罕见。” 但是要知道，拿骚族的作者们的愚蠢完全是假装的、虚伪的和怯懦的；这是这些先生们为了被人们看作是疯人院的不负法律责任的住户而胡乱给自己戴上的丑角的假面具，因为他们内心为自己可悲的优柔寡断和毫无作为而羞愧，想乞求社会的同情以逃避责任。 “实行人民代议制的改革了的中央政权”——这是多么好的武器啊！它可以用来对付疯狂的波拿巴主义和被弄得绝望了的，由于国内遭到了威胁而被迫在德国土地上争取自己生存的沙皇制度。我觉得，在1848年和1849年我们已经充分领略了这二者的滋味，因此我们懂得，把自己的革命力量耗费在高谈立宪的人民代议制上面的任何人民运动，都是注定要灭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