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总结发言（1937年3月5日）

同志们！我在报告中谈了所讨论事情的基本问题。讨论表明，我们现在已完全清楚，理解任务，并愿意消除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但讨论也表明，在我们组织政治实践中有一些具体问题，我们还没有完全清楚的理解。我数了数，有七个这样的问题。请允许我就这些问题说几句话。 1）现在，应当认为，所有人都已懂得、认识到，过度热衷于经济运动和经济成就——低估和忘记党政治问题——会导致死胡同。因此，必须把工作人员注意力转向党政治问题，使经济成就与党政治工作成就相结合并齐头并进。如何实际实现加强党政治工作的任务，使党组织摆脱经济琐事的任务？从讨论看，有些同志倾向于得出错误结论，似乎现在必须完全离开经济工作。至少有人这样说：好啦，现在谢天谢地，我们要摆脱经济事务了，现在可以搞党政治工作了。这个结论正确吗？不，不正确。当我们的党的同志热衷于经济成就而离开政治时，这是一种极端，使我们付出巨大牺牲。如果现在某些同志着手加强党政治工作，却想离开经济，那将是另一种极端，[c.174]会让我们付出不小牺牲。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不能把政治与经济分开。我们不能离开经济，正如不能离开政治。为了研究方便，人们通常在方法论上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但这只是在方法论上、人为地、仅仅为了研究方便。在生活中相反，在实践中政治和经济不可分割。它们共同存在并共同起作用。谁在我们的实际政策中想把经济与政治分开，以削弱政治工作为代价加强经济工作，或者相反，以削弱经济工作为代价加强政治工作，谁就必然陷入死胡同。决议草案中关于使党组织摆脱经济琐事和加强党政治工作的著名条款，其含义不是要离开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导，而只是不允许再让我们的党组织代替和抹杀经济机关、其中包括尤其是土地机关的做法。因此，必须掌握布尔什维克领导经济机关的方法，即系统帮助这些机关，系统巩固它们，不是绕过这些机关，而是通过它们领导经济。必须给经济机关、首先是土地机关最好的干部，必须用能够完成所负任务的新优秀工作人员充实这些机关。只有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后，才能指望党组织完全摆脱经济琐事。当然，这件事很严肃，需要一定时间。但在做到这一点之前，党组织今后仍将在一段明确不长的时期内，紧抓农业事务及其一切琐事：耕地、播种、收割等等。 2）关于破坏分子、暗害分子、间谍等等，说两句。现在，我想所有人都清楚，今天的破坏分子和暗害分子，无论他们用什么旗帜伪装自己——托洛茨基主义或布哈林主义——早已不再是工人运动中的政治派别，他们已变成[c.175]无原则无思想的职业破坏者、暗害者、间谍、杀人犯团伙。很明显，这些先生必须作为工人阶级敌人、我们祖国叛徒无情打击和根除。这一点清楚，无需进一步解释。但问题是：如何实际实现粉碎和根除托洛茨基主义的日德代理人的任务？这是否意味着不仅要打击和根除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还要打击和根除那些曾经向托洛茨基主义动摇、但后来早已脱离托洛茨基主义的人；不仅要打击那些真正是从事破坏的托洛茨基代理人，还要打击那些曾经偶然走过某个托洛茨基分子走过的街道的人？至少在全会上这里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能否认为对决议的这种解释是正确的？不，不能认为正确。在这个问题上，如同所有其他问题一样，需要个别、区别对待。不能所有都一刀切。这种笼统做法只会损害同真正的托洛茨基破坏分子和间谍的斗争。在我们的负责干部中，有一定数量的前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早已脱离托洛茨基主义，并且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不少于、甚至好于我们某些从未向托洛茨基主义动摇过的受尊敬同志。现在败坏这样的同志是愚蠢的。同志中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在思想上始终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但尽管如此，仍与个别托洛茨基分子保持个人联系；一旦托洛茨基主义的实际面貌对他们清楚后，他们便立即断绝这种联系。当然，他们不是立即而是拖延了同个别托洛茨基分子的私人友好联系，这不好。但把这样的同志同托洛茨基分子混为一谈是愚蠢的。 3）正确挑选工作人员并正确安排他们工作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第一，按政治标准挑选工作人员，即他们是否值得政治信任；第二，按业务标准，即他们是否适合某项具体工作。[c.176] 这就是不要把业务态度变成狭隘事务态度，即只关心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却不关心他们的政治面貌。这就是不要把政治态度变成唯一和包罗一切的态度，即只关心工作人员的政治面貌，却不关心他们的业务素质。能否说我们的党的同志执行了这条布尔什维克规则？很遗憾，不能说。在这个全会上已经谈到这一点。但没有全说。问题在于，我们实践中屡屡违反这条经过考验的规则，而且极其粗暴。最常见的是，挑选工作人员不是按客观标准，而是按偶然、主观、庸俗市侩的标准。最常见的是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个人忠诚的人、善于吹捧自己上司的人——而不顾其政治和业务是否适合。很明显，代替负责工作人员领导集体的是一个亲密人的小家庭、劳动组合，其成员努力和睦相处，不互相得罪，家丑不外扬，互相吹捧，并时不时向中央发送关于成就的空洞无聊报告。不难理解，在这种家庭氛围中，既没有批评工作缺点的位置，也没有领导者自我批评的位置。很明显，这种家庭氛围为培养谄媚者、丧失自尊感因而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创造了有利环境。比如米尔佐扬和瓦伊诺夫同志。前者是哈萨克斯坦边疆区党组织书记，后者是雅罗斯拉夫尔州党组织书记。这些人在我们中间不是末流工作人员。可他们怎样挑选工作人员？前者把从前工作过的阿塞拜疆和乌拉尔等地的30—40个“自己人”拖到哈萨克斯坦，并把他们安插在哈萨克斯坦负责岗位上。后者把从前工作过的顿巴斯的十多个也是“自己人”[c.177]拖到雅罗斯拉夫尔，也把他们安插在负责岗位上。也就是说，米尔佐扬同志有自己的小圈子。瓦伊诺夫同志也有。难道不能按照布尔什维克关于挑选和安排人员的著名规则，从当地人中选择工作人员吗？当然可以。为什么他们没有这样做？因为布尔什维克挑选工作人员的规则排除了庸俗市侩态度，排除了按家族和小圈子标准挑选工作人员的可能性。此外，挑选个人忠诚的人作为工作人员，这些同志显然想为自己创造一种既相对于当地人、又相对于党中央的某种独立环境。假定米尔佐扬和瓦伊诺夫同志由于某些情况被从现工作地点调到其他地点。那时他们应如何对待自己的“尾巴”？难道他们又要把这些尾巴拖到新的工作地点吗？这就是违反布尔什维克关于正确挑选和安排工作人员规则会导致的荒谬结果。 4）检查工作人员、检查任务执行是什么意思？检查工作人员，就是不是根据他们的许诺和声明，而是根据他们工作的结果来检查。检查任务执行，就是不仅在办公室、不仅根据形式报告，而首先在工作地点根据执行的实际结果来检查。一般需要这种检查吗？绝对需要。第一，因为只有这种检查才能辨认工作人员，确定其真正品质。第二，因为只有这种检查才能确定执行机关的优缺点。第三，因为只有这种检查才能确定任务本身的优缺点。有些同志认为，只有在上面检查人时，即领导者根据工作结果检查被领导者时，才能检查人。这不对。自上而下的检查当然需要，作为检查人员和检查任务执行的实际措施之一。但自上而下的检查远未[c.178]穷尽整个检查工作。还有另一种检查——自下而上的检查，即群众、被领导者检查领导者，指出他们的错误并指明改正途径。这种检查是检查人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党的群众在积极分子会议、代表会议、代表大会上，通过听取领导者报告、批评缺点、最后通过选举或不选举某些领导同志进入领导机关，来检查自己的领导者。必须按照党章要求，准确实行党内民主集中制，党的机关绝对选举制，提名和撤回候选人的权利，秘密投票，批评和自我批评自由——所有这些及类似措施必须付诸实施，以便除其他外，便于党的群众对党的领导者进行审查和监督。非党群众在非党积极分子会议、各种群众会议上检查自己的经济、工会及其他领导者，他们在那里听取领导者报告，批评缺点并拟定改正途径。最后，人民在选举苏维埃联盟权力机关时，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检查国家领导者。任务在于把自上而下的检查同自下而上的检查结合起来。 5）在自身错误中培训干部是什么意思？列宁教导说，认真揭露党的错误，研究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拟定改正这些错误所需的途径，是正确培训和教育党的干部、正确培训和教育工人阶级及劳动群众的最可靠手段之一。列宁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严肃、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义务的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一个严肃政党的标志，[c.179]这就是它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培训阶级，然后是群众。”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的义务不是掩盖自己的错误，不是回避错误问题，像我们这里常见的那样，而是诚实公开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诚实公开地拟定改正这些错误的途径——诚实公开地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不敢说我们许多同志会乐意这样做。但如果布尔什维克真想成为布尔什维克，就必须鼓起勇气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揭露其原因，拟定改正途径，从而帮助党正确培训干部和正确进行政治教育。因为只有在这条道路上，只有在公开诚实自我批评的环境中，才能培养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干部，才能培养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两个例子说明列宁论点的正确性。比如我们在集体农庄建设中的错误。你们应该记得1930年，当时我们的党的同志以为可以在三四个月内解决把农民引上集体农庄建设的极其复杂问题，而党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制止热衷的同志。这是我党生活中最危险的时期之一。错误在于，我们的党的同志忘记了集体农庄建设的自愿性，忘记了不能用行政压力把农民引上集体农庄道路，忘记了集体农庄建设不是几个月而是需要数年仔细周密的工作。他们忘记了这一点，并且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你们应该记得，中央关于胜利冲昏头脑、关于我们地方同志不要不顾现实环境而冒进的指示，遭到敌视反对。但这并没有阻止中央逆流而上，把我们的党的同志引上正确道路。结果怎样？现在所有人都清楚，党达到了目的，把党的同志引上了正确道路。现在我们[c.180]有成千上万来自农民的出色干部从事集体农庄建设和集体农庄领导。这些干部是在1930年的错误中成长和培养起来的。但如果党当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及时改正，我们现在就不会有这些干部。另一个例子来自工业建设领域。我指的是沙赫特破坏事件时期我们的错误。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没有考虑到工业中我们干部技术落后的一切危险，我们容忍这种落后，以为可以依靠敌视的专家展开广泛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使我们的经济干部在资产阶级专家身边充当糟糕的政委。你们应该记得，当时我们的经济干部多么不情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多么不情愿承认自己的技术落后，多么难以领会“掌握技术”的口号。结果怎样？事实表明，“掌握技术”的口号发挥了作用并产生了良好结果。现在我们已有数十万、成十万计的出色布尔什维克经济干部，他们已经掌握了技术并推动我国工业前进。但如果党当时在经济工作者不愿承认技术落后的顽固面前退却，如果党当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及时改正，我们现在就不会有这些干部。有些同志说，公开谈论自己的错误不合适，因为公开承认错误可能被我们的敌人看作我们的软弱并加以利用。这是小事，同志们，纯粹小事。公开承认我们的错误并诚实改正，相反只会加强我们的党，提高我们党在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眼中的威信，提高我们国家的力量和威力。而这是主要的。只要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同我们在一起，其余一切都会到来。另一些同志说，公开承认我们的错误可能不会培训我们的干部，反而削弱和瓦解他们，我们应当爱护和珍惜自己的干部，应当珍惜他们的自尊和安宁。为此[c.181]他们建议掩盖我们同志的错误，削弱批评力量，或者更好是绕过这些错误。这种立场不仅根本错误，而且极其危险，首先对想要“珍惜”和“爱护”的干部危险。通过掩盖干部错误来珍惜和保全干部，这必然毁灭这些干部。如果我们没有揭露1930年的错误并让集体农庄布尔什维克干部在这些错误中学习，我们肯定会毁掉自己的集体农庄布尔什维克干部。如果我们没有揭露沙赫特破坏事件时期我们同志的错误并让工业干部在这些错误中学习，我们肯定会毁掉自己的工业布尔什维克干部。谁想通过掩盖干部错误来珍惜干部自尊，谁就既毁掉干部，也毁掉干部的自尊，因为他掩盖错误，便于重犯新的、也许更严重的错误，而这些错误想必会导致干部彻底失败，损害其“自尊”和“安宁”。 6）列宁教导我们不仅教育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这是什么意思？第一，我们领导者不应骄傲自大，而应想到，如果我们是中央委员或人民委员，这还不意味着我们拥有正确领导所需的一切知识。职位本身不提供知识和经验。头衔更不提供。第二，仅凭我们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不足以正确领导，因此必须用群众经验、党的群众经验、工人阶级经验、人民经验来补充领导者经验。第三，一刻也不削弱，更不用说断绝我们与群众的联系。第四，敏锐倾听群众声音，普通党员声音，所谓“小人物”声音，人民声音。正确领导意味着什么？这绝不是坐在办公室里起草指示。正确领导意味着：第一，找到问题的正确解决办法；而不考虑群众经验，不可能找到正确解决办法，群众用自己的脊背承受我们领导的结果；[c.182]第二，组织把正确决定付诸实施，而没有群众直接帮助就不能做到；第三，组织检查这个决定的执行，而同样没有群众直接帮助就不能做到。我们领导者只从一面看事物、事件、人，我要说是从上面看，因此我们的视野多少有限。群众相反从另一面看事物、事件、人，我要说是从下面看，因此他们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限。为了得到问题的正确解决办法，必须把这两种经验结合起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领导才会正确。这就是不仅教育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的意思。两个例子说明列宁这个论点的正确性。这是几年前的事。我们中央委员讨论改善顿巴斯状况的问题。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提交的措施草案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草案三次退回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三次从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收到各不相同的草案。但仍然不能认为它们令人满意。最后，我们决定从顿巴斯召来几名工人和普通经济、工会工作人员。同这些同志谈了三天。我们所有中央委员都必须承认，只有他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这些“小人物”，才能提示我们正确的解决办法。你们应该记得，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增加顿巴斯煤炭开采措施的有名决定。这个被我们所有同志认为正确甚至著名的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决定，就是由来自下层的普通人提示给我们的。另一个例子。我指的是尼古拉延科同志的例子。尼古拉延科是谁？尼古拉延科是普通党员。她是平常的“小人物”。整整一年，她发出关于基辅党组织不正常的信号，揭露任人唯亲、对待工作人员的市侩庸俗态度、压制自我批评、托洛茨基破坏分子横行。[c.183]人们像赶走讨厌的苍蝇一样把她支开。最后，为了摆脱她，干脆把她开除出党。无论是基辅组织还是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都没有帮助她求得真相。只有党中央委员会的干预才帮助解开这个乱结。而在审理案件后弄清了什么？弄清了尼古拉延科是对的，基辅组织是不对的。不多不少。可尼古拉延科是谁？她当然不是中央委员，不是人民委员，不是基辅州组织书记，甚至不是某个支部书记，她只是普通党员。如你们所见，普通人有时比某些高级机关更接近真理。还可以举出几十上百个这样的例子。因此结果就是，为了领导我们的事业，仅凭我们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远远不够。为了正确领导，必须用党的群众经验、工人阶级经验、劳动者经验、所谓“小人物”经验来补充领导者经验。这在什么时候可能？只有当领导者与群众最紧密联系，与党的群众、工人阶级、农民、劳动知识分子联系时，这才可能。联系群众，巩固这种联系，愿意倾听群众声音——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力量和不可战胜之处。可以承认一条规则：只要布尔什维克同广大人民保持联系，他们就将不可战胜；相反，只要布尔什维克脱离群众并失去同他们的联系，只要他们蒙上官僚主义锈蚀，他们就会失去一切力量，变成空壳。古希腊神话体系中有一位著名英雄——安泰，据神话传说，他是海神波塞冬和地神盖亚的儿子。他特别依恋生他、养他、育他的母亲。没有哪个英雄他没战胜过，这个安泰。他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英雄。他的力量何在？在于每次[c.184]他在同敌人斗争中困难时，就接触大地，接触生他养他的母亲，并获得新力量。但他终究有一个弱点——有可能以某种方式被脱离大地。敌人考虑到他这个弱点并伺机对付他。终于有一个敌人利用了他的弱点并战胜了他。这就是赫拉克勒斯。但他是怎样战胜他的？他把安泰从大地扯开，举到空中，剥夺他接触大地的可能，就这样在空中把他扼死。我认为，布尔什维克使我们想起希腊神话英雄安泰。他们同安泰一样，强大在于保持同自己的母亲、同生育、养育和教育他们的群众的联系。只要他们保持同自己的母亲、同人民的联系，他们就有一切机会保持不可战胜。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不可战胜的关键。 7）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指的是我们某些党的同志对个别党员命运、对开除党员出党或对恢复被开除党员权利问题采取形式主义和冷漠官僚主义态度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某些党的领导人对人、对党员、对工作人员缺乏关心。此外，他们不研究党员，不知道他们靠什么生活、怎样成长，根本不了解工作人员。因此他们对党员、对党的工作人员没有个别对待。正因为他们在评价党员和党的工作人员时没有个别对待，他们通常胡乱行事：要么不加区分、毫无节制地夸奖，要么同样不加区分、毫无节制地打击，成千上万地开除出党。这样的领导人一般力求以成千上万为单位思考，不关心“个体”，不关心个别党员及其命运。他们认为开除成千上万党员是小事，安慰自己说我们党有两百万人，开除几万不会改变党的状况。但这样对待党员的人，实质上只能是深深反党的人。这种对人不关心、对党员和党的工作人员冷漠态度的结果，是在党的一部分人中人为制造不满和怨恨，而托洛茨基两面派则巧妙地抓住这些怨恨的同志，熟练地把他们拖进托洛茨基破坏活动的泥潭。托洛茨基分子本身在我们党内从来不是大力量。回想1927年我们党内最后一次争论。那是真正的党内全民公决。当时85.4万党员中有73万党员投票。其中投票支持布尔什维克、支持党中央、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有72.4万党员，支持托洛茨基分子的有4千党员，即约半个百分点，弃权2600名党员。12.3万党员没有参加投票。他们没有参加，或因为外出，或因为值班。如果给投票支持托洛茨基分子的4千人加上所有弃权者——假定他们也同情托洛茨基分子——如果在这个总数上加上未参加投票者不是半个百分点，而是按规则应加的五个百分点，即约6千党员，那么得到约1.2万党员或多或少同情托洛茨基主义。这就是托洛茨基先生们的全部力量。再加上其中许多人已经对托洛茨基主义失望并脱离它，你们就会对托洛茨基力量的微不足道有个概念。然而，尽管如此，托洛茨基破坏分子仍在我们党周围有一些后备力量，这是因为我们某些同志在开除出党和恢复党籍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我们某些同志对个别党员和个别工作人员命运的冷漠态度，人为地产生不满和怨恨者，从而为托洛茨基分子创造这些后备力量。开除多半是因为所谓消极。什么是消极？原来认为，如果党员没有掌握党纲，他就是消极，应被开除。但这是不对的，同志们。不能这样书呆子式解释我们的党章。要掌握党纲，必须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检验并在理论上受过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知道我们党内能找到多少已经掌握我们[c.186]纲领、成为理论上受过训练和检验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党员。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就只能把知识分子和一般学者留在党内。谁需要这样的党？我们有一个经过检验并经受住一切考验的列宁主义关于党员资格的公式。按照这个公式，党员是承认党纲、缴纳党费并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的人。请注意：列宁公式说的不是掌握纲领，而是承认纲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无需证明，列宁是对的，而不是我们那些轻率侈谈掌握纲领的党的同志。这也很好理解。如果党认为只有已经掌握纲领并成为理论上受过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同志才能成为党员，那么它就不会在党内建立成千上万的党组织小组、成百的党校，在那里教育党员马克思主义并帮助他们掌握我们的纲领。十分清楚，如果党在党员中组织这样的学校和小组，那是因为它知道党员还没有来得及掌握党纲，还没有来得及成为理论上受过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为了纠正我们在党员资格和开除出党问题上的政策，必须结束目前对消极问题的糊涂解释。但我们在这一领域还有另一个毛病。问题在于，我们的同志不承认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状态。一个工人、党员只要稍微有过错，一两次迟到党的会议，由于某种原因未缴党费，就立刻被踢出党。他们不关心其过错程度，不关心未出席会议原因，不关心未缴党费原因。这些问题上的官僚主义简直前所未见。不难理解，正是这种冷漠政策的结果，一些出色的骨干工人、卓越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被抛出党。难道不能在开除出党之前先警告，如果无效——提出劝告或警告处分，如果还无效——定出改正期限，或者[c.187]最后转为预备党员，而不是一下子开除出党吗？当然可以。但这需要关心人、关心党员、关心党员命运。而这正是我们某些同志所缺少的。同志们，早该结束这种不成体统的现象了。 《真理报》，1937年4月1日 [c.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