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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恩格斯的文章《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1934年7月19日)

文章 斯大林 · 1934-07-19 · 3610字 俄语翻译
本文是斯大林于1934年7月19日写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一封信,针对阿多拉茨基同志建议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刊登恩格斯1890年文章《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一事提出反对意见。斯大林认为,虽然该文章在批判沙皇俄国对外政策方面具有战斗性,但存在严重缺陷,不适合作为纪念一战二十周年的指导性文献发表。斯大林指出恩格斯文章的主要缺点在于:第一,过分强调外国冒险家(如涅谢尔罗杰、吉尔斯)在俄国外交中的主导作用,忽视了俄国封建-商业上层自身的扩张需求,且将征服政策归咎于外交官而非社会制度,这在逻辑上站不住脚,因为欧洲各国均存在类似的征服行为。第二,也是更严重的缺点,是恩格斯遗漏了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市场和原料这一核心矛盾,忽视了英德矛盾的决定性作用,反而高估了沙皇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野心以及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即“国民议会”的成立)对防止世界战争的作用。斯大林认为,这种观点导致恩格斯错误地暗示德国对俄战争具有某种“解放”性质,从而在理论上为191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战争拨款、背叛革命原则提供了借口,与列宁的革命失败主义政策相悖。斯大林总结道,恩格斯当时因担忧法俄同盟而带有片面性,因此建议在《布尔什维克》上刊登此文是不明智的,以免误导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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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恩格斯的文章《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分发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时,我认为有必要在文章前附上以下评论。阿多拉茨基同志建议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纪念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二十周年的最近一期中,刊登恩格斯那篇著名的文章《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该文最初于1890年在境外发表。如果建议将这篇文章刊登在恩格斯选集或某本历史杂志中,我认为这完全正常。但人们建议将其刊登在我们的战斗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刊登在纪念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二十周年的那一期。这意味着,人们认为这篇文章可以从阐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问题的角度,被视为对我们党的工作者具有指导意义,或者至少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然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尽管有其优点,但遗憾的是,从其内容来看,并不具备这些品质。不仅如此,它还存在一些缺点,如果未经批判性评论就发表,可能会使读者感到困惑。因此,我认为在《布尔什维克》最近一期发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是不明智的。那么,这些缺点是什么呢? 1. 在描述沙皇俄国的征服政策并谴责这种政策的卑鄙行径时,恩格斯并没有主要将其归因于俄国军封建-商业上层对出海口、港口、扩大对外贸易和占领战略要地的“需求”,而是将其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领导地位被一个全能的、非常有才华的外国冒险家团伙所占据。这个团伙不知为何在到处都走运,奇迹般地克服了通往其冒险目标道路上的所有障碍,巧妙地欺骗了所有欧洲统治者,最终使俄罗斯成为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这种说法出自恩格斯之口,似乎难以置信,但遗憾的是,这是事实。以下是恩格斯文章中的相应段落:“对外政策,”恩格斯说,“无疑是沙皇制度非常、非常强大的领域。俄罗斯外交构成了一种新的耶稣会教团,其力量足以在必要时甚至压倒沙皇的任性,并在广泛传播腐败的同时,在其自身环境中切断腐败。起初,这个教团主要由外国人组成:科西嘉人,如波佐-迪-博尔戈;德国人,如涅谢尔罗杰;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如利文。其创始人也是外国人,即叶卡捷琳娜二世。”“到目前为止,只有纯正的俄罗斯人戈尔恰科夫担任过这个教团的最高职位。他的继任者冯·吉尔斯又再次拥有外国姓氏。”“这个最初由外国冒险家组成的秘密社团,将俄罗斯国家提升到了其现在的强大地位。它以铁一般的毅力,不懈地追求既定目标,不顾背信弃义、背叛、暗杀和卑躬屈膝,不惜贿赂,不为胜利而陶醉,不因失败而气馁,踏着数百万士兵的尸体和至少一具沙皇的尸体,这个既无赖又天才的团伙,为将俄罗斯边界从第聂伯河和德维纳河扩展到维斯瓦河、普鲁特河、多瑙河、黑海,从顿河和伏尔加河扩展到高加索、阿姆河和锡尔河的源头,所做的比所有俄罗斯军队都多。正是它使俄罗斯变得伟大、强大、令人畏惧,并为其通向世界霸权开辟了道路。”(参见上述恩格斯文章)。人们可能会认为,在俄罗斯历史,特别是其外交史中,外交构成了一切,而沙皇、封建主、商人和其他社会阶层则什么都不是,或者几乎什么都不是。人们可能会认为,如果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领导不是涅谢尔罗杰或吉尔斯这样的外国冒险家,而是戈尔恰科夫或其他俄罗斯冒险家,那么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就会走上不同的道路。更不用说,征服政策及其所有的卑鄙和肮脏并非俄罗斯沙皇的专利。众所周知,征服政策同样属于——如果不是更甚的话——欧洲所有国家的国王和外交家,包括像拿破仑这样的资产阶级形态的皇帝,尽管他出身非沙皇,但在其外交政策中成功地实践了阴谋、欺骗、背信弃义、奉承、暴行、贿赂、暗杀和纵火。显然,事情不可能不是这样。显然,恩格斯在其反对沙皇俄国的宣传册(恩格斯的文章是一篇优秀的战斗宣传册)中有些过于激动,在激动中暂时忘记了一些对他来说很熟悉的基本事实。 2. 在描述欧洲局势并揭示即将到来的世界战争的原因和前景时,恩格斯写道:“现代欧洲局势由三个事实决定:1)德国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2)沙皇俄罗斯对君士坦丁堡的渴望,3)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所有国家中日益激烈——这场斗争的普遍温度计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高涨。”“前两个事实决定了现代欧洲分为两大军事阵营。阿尔萨斯-洛林的吞并使法国成为反对德国的俄罗斯的盟友,沙皇对君士坦丁堡的威胁使奥地利甚至意大利成为德国的盟友。两个阵营都在准备决定性的一战——一场世界从未见过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将有1000万到1500万武装战士相互对抗。只有两个因素迄今为止阻止了这场可怕战争的爆发:首先,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每一种新发明的武器,在甚至只在一支军队中引入之前,就被新的发明所超越;其次,计算胜算的绝对不可能性,完全不知道谁最终会在这场巨大的斗争中胜出。”“只要俄罗斯事务发生这样的转变,使得俄罗斯人民能够对其沙皇传统的征服政策画上句号,并转而关注其国内自身的切身利益,而不是世界霸权的幻想,所有这些世界战争的危险就会消失,这些利益正面临极端的危险。”“……想要解决哪怕是最紧迫的内部任务的俄罗斯国民议会,必须坚决终止任何新的征服企图。”“欧洲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像沿斜坡滚落一样,滚向一场规模空前、力量巨大的世界战争的深渊。唯一能阻止它的是俄罗斯制度的变革。这将在未来几年内发生,这一点毫无疑问。”“……在沙皇权力倒下的那一天,这个全欧洲反动的最后堡垒——在这一天,欧洲将刮起完全不同的风。”(参见同上)。不能不注意到,在对欧洲局势的描述和导致世界战争的原因列表中,遗漏了一个后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时刻,即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销售市场和原料来源的斗争,这在当时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遗漏了英国作为即将到来的世界战争因素的作用;遗漏了德国与英国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当时已具有重要意义,并在世界战争的发生和发展中发挥了几乎决定性的作用。我认为,这一遗漏构成了恩格斯文章的主要缺点。从这个缺点中衍生出其他缺点,其中值得指出的是以下几点: a) 高估了俄罗斯对君士坦丁堡的渴望在世界战争酝酿过程中的作用。诚然,恩格斯最初将德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作为战争因素放在首位,但随后他将这一时刻推到背景中,并将沙皇俄国的征服野心推到前台,声称“只要俄罗斯事务发生这样的转变,使得俄罗斯人民能够对其沙皇传统的征服政策画上句号,所有这些世界战争的危险就会消失”。这当然是夸大其词。 b) 高估了俄罗斯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高估了“俄罗斯国民议会”(资产阶级议会)在防止即将到来的世界战争中的作用。恩格斯声称,沙皇俄国的倒台是防止世界战争的唯一手段。这是明显的夸大。俄罗斯新的资产阶级制度及其“国民议会”不可能阻止战争,至少因为战争的主要动力在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斗争。事实上,自克里米亚战争失败(19世纪50年代)以来,沙皇制度在欧洲外交领域的独立作用显著下降,而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前夕,沙皇俄罗斯实际上扮演了欧洲主要大国的辅助储备角色。 c) 高估了沙皇权力作为“全欧洲反动的最后堡垒”(恩格斯语)的作用。毫无疑问,沙皇权力是欧洲(以及亚洲)反动的强大堡垒。但说它是这一反动的最后堡垒,则值得怀疑。需要指出的是,恩格斯文章的这些缺点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它们还具有或应当具有极其重要的实际意义。事实上:如果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作为即将到来的世界战争的因素被忽视,如果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帝国主义矛盾也被忽视,如果德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作为战争因素被沙皇俄罗斯对君士坦丁堡的渴望这一更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因素所取代,如果最后,沙皇俄罗斯是全欧洲反动的最后堡垒——那么,是否很明显,例如,资产阶级德国与沙皇俄罗斯之间的战争不是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反人民的战争,而是一场解放战争或近乎解放的战争?几乎可以肯定,这种思维方式应当有助于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堕落,当时它决定投票支持战争拨款,并提出了保卫资产阶级祖国免受沙皇俄罗斯、“俄罗斯野蛮”等侵害的口号。值得注意的是,在恩格斯1891年(恩格斯文章发表一年后)写给倍倍尔的信中,在讨论即将到来的战争前景时,恩格斯直接说“德国的胜利因此是革命的胜利”,“如果俄罗斯开始战争——向前,打击俄罗斯及其盟友,无论他们是谁!”。显然,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没有为革命失败主义、为列宁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国内战争的政策留下空间。这就是恩格斯文章缺点的情况。显然,恩格斯当时(1890-1891年)对正在形成的、旨在对抗奥德联盟的法俄联盟感到担忧,他旨在通过其文章攻击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并使其在欧洲公众,特别是英国眼中失去信任,但在实现这一目标时,他忽视了一系列其他重要甚至决定性的时刻,结果导致文章片面。鉴于上述所有情况,是否值得在我们的战斗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作为指导性的或至少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文章来刊登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显然,在《布尔什维克》上刊登它,意味着默默地给予它这样的推荐。我认为不值得。 伊·斯大林 1934年7月19日 《布尔什维克》。193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