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1930年7月2日）

同志们！在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辩论之后，在代表大会上由于前右翼反对派领袖们的发言而发生的一切之后，我在自己的总结发言里就剩下不多要说的了。我在自己的报告中说过，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党历史上少有的几次代表大会之一，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没有多少成形的反对派，能够提出自己的路线并把它同党的路线对立起来。你们看，实际上结果正是这样。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不仅没有成形的反对派，而且连一个小集团，甚至个别认为在这里登上讲台宣布党的路线不正确是合法的同志，也没有找到。显然，我们党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而且它的正确性看来是如此明显和无可争辩，以致连前右翼反对派的领袖们也认为必须毫不犹豫地在自己的发言中强调党的全部政策是正确的。[c.1] 显然，在这以后，没有必要详细谈论报告中所阐发的那些原理的正确性。没有必要，因为党的路线由于其明显正确，所以在这个代表大会上不需要进一步为之辩护。尽管如此，我之所以没有拒绝作总结发言，是因为我认为简略回答同志们提交给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一些便条，然后就前右翼反对派领袖们的发言说几句话，仍然不是多余的。大部分便条涉及一些次要问题：为什么在总结报告中没有提到养马业——能不能在总结发言中提一下（笑声）；为什么在总结报告中没有提到住房建设——能不能在总结发言中谈点什么；为什么在总结报告中对农业电气化什么也没说——能不能在总结发言中谈点什么。如此等等。我必须回答所有这些同志，我在自己的报告中不可能涉及国民经济的一切问题。不仅不可能，而且无权这样做，因为我无权侵入古比雪夫和雅科夫列夫同志的报告领域，他们应当向你们报告工业和农业的具体问题。的确，如果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涉及一切问题，那么报告人关于工业、农业等等的报告还讲什么呢？（喊声：“对！”）[c.2] 特别是关于农业电气化的便条，我必须指出，这张便条的作者有一些不正确之处。他断言我们已“紧接”农业电气化，农业人民委员部不让这件事发展，列宁对此想法不同等等。同志们，这一切都不对。不能说我们已“紧接”农业电气化事业。如果我们真的紧接农业电气化，那么我们现在就已经有10—15个农业生产力电气化的地区了。但你们很清楚，我们目前根本没有类似的东西。现在关于农业电气化所能说的一切，就是电气化在我国还处于试验研究阶段。列宁也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的，鼓励农业电气化的试验。有些同志认为拖拉机已经过时，已经到了从拖拉机转向农业电气化的时候。这当然是幻想。必须让这些同志安分下来。农业人民委员部正是这样对待这些同志的。因此，便条作者对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不满不能认为是有根据的。第二组便条涉及民族问题。其中一张便条，我认为最有趣，把我党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关于民族语言问题的处理，同1925年我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演讲中的处理加以对照，并认为这里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应当加以解释。“您，”便条说，“当时反驳[c.3]考茨基关于民族语言在社会主义（在一国）时期消亡和形成一种共同语言的理论，而现在，在您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您声明共产党人是主张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融合为一种共同文化、一种共同语言（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的，——这里是不是有不明确的地方？”我认为这里既没有不明确，也没有任何矛盾。我在1925年的演讲中反驳了考茨基的民族沙文主义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上世纪中叶在联合的奥地利-德意志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应当导致各民族融合为一个共同的德意志民族、一种共同的德语，并使捷克人德意志化。我反驳这一理论，认为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并援引我国在苏联社会主义胜利后生活中的事实，这些事实驳倒了这一理论。我现在也反驳这一理论，正如我在这次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中所表明的那样。我反驳，因为把所有民族，比如说苏联的所有民族，融合为一个共同的大俄罗斯民族、一种共同的大俄罗斯语言的理论，是民族沙文主义理论，是反列宁主义理论，它违背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即民族差别在最近时期不可能消失，甚至在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之后，它们还应当长期存在。至于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更遥远的远景，我一直[c.4]坚持并且继续坚持列宁主义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当社会主义巩固起来并成为日常现象时，民族语言不可避免地应当融合为一种共同语言，这种语言当然既不是大俄罗斯语，也不是德语，而是某种新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我也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宣布过。这里有什么不明确，究竟需要解释什么呢？显然，便条作者至少有两件事没有完全弄清楚。他们首先没有弄清楚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已经在苏联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而且尽管我们进入这个时期，各民族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在发展和繁荣。的确，我们是否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时期通常被称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1918年，当列宁在其著名文章《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中首次把这个时期连同其五种经济成分一起加以描述时，它被称为过渡时期。现在，1930年，当这些成分中的某些作为过时的东西已经走向失败，而其中一个成分，即工业和农业中的新成分，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成长和发展时，它也被称为过渡时期。能不能说这两个过渡时期是相同的，它们彼此没有根本区别？显然不能。1918年我们在国民经济方面有什么？被破坏的工业和打火机，[c.5]没有作为群众现象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城市中“新”资产阶级和农村中富农的增长。现在我们有什么？得到恢复和正在改造的社会主义工业，发展起来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体系，仅春播一季就占苏联全部播种面积40%以上，城市中正在死亡的“新”资产阶级，农村中正在死亡的富农。那里是过渡时期。这里也是过渡时期。然而它们彼此根本不同，犹如天壤之别。然而谁也不能否认，我们正处在消灭最后一个严重的资本主义阶级即富农阶级的门槛上。显然，我们已经走出了旧意义上的过渡时期，进入了在整个战线上直接和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显然，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因为社会主义成分现在掌握着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经济杠杆，尽管距离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消灭阶级差别还很远。然而，尽管如此，民族语言不仅没有消亡，没有融合为一种共同语言，相反，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正在发展和繁荣。难道不清楚，民族语言消亡和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在展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一国社会主义时期融合为一种共同语言的理论，是不正确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理论吗？便条作者其次没有弄清楚，民族语言消亡和[c.6]融合为一种共同语言的问题不是一国内部问题，不是一国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而是国际问题，是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胜利的问题。便条作者没有明白，不能把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同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胜利混为一谈。列宁不是无缘无故地说，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国际范围内胜利之后，民族差别还会长期存在。此外，还必须注意到与苏联一系列民族有关的另一种情况。苏联版图内有乌克兰。但在其他国家版图内还有另一个乌克兰。苏联版图内有白俄罗斯。但在其他国家版图内还有另一个白俄罗斯。你们认为，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问题能够不考虑这些特殊条件而得到解决吗？其次，拿苏联南部边界上的各民族来说，从阿塞拜疆到哈萨克斯坦和布里亚特-蒙古。它们都处于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样的状况。显然，这里也必须考虑这些民族发展条件的特殊性。难道不清楚，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问题，与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问题有关的，不能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在苏联范围内得到解决吗？同志们，民族问题一般情况就是这样，上述关于民族问题的便条情况也是这样。现在让我谈谈前右翼反对派领袖们的发言。[c.7] 代表大会要求前右翼反对派领袖们什么？也许是忏悔、自我鞭挞？当然不是！我们党、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永远不会要求党员做出任何可能侮辱他们的事情。代表大会要求前右翼反对派领袖们三件事：第一，使他们认识到党的路线和他们所维护的那条路线之间存在鸿沟，他们坚持的路线客观上不是导向社会主义胜利，而是导向资本主义胜利（喊声：“对！”）；第二，使他们谴责这条路线为反列宁主义路线，并公开而诚实地同它划清界限（喊声：“对！”）；第三，使他们同我们步调一致，并同我们一起对一切和任何右倾分子进行坚决斗争。（喊声：“对！”。热烈鼓掌。）这就是代表大会要求前右翼反对派领袖们的。在这些要求中，对他们这些希望继续做布尔什维克的人，有什么侮辱性的东西吗？显然，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侮辱性的东西。每一个布尔什维克，每一个革命者，每一个自尊的党员都会明白，如果他公开而诚实地承认明显和无可争辩的事实，他只会提高并在党的眼中赢得声誉。因此我认为，托姆斯基关于想把他送到戈壁沙漠、强迫他吃野蜜和蝗虫的说法，是空洞的插科打诨，[c.8]是外省杂耍性质的，同革命者尊严问题毫无共同之处。（笑声。鼓掌。）有人可能问，为什么代表大会重新向前右翼反对派领袖们提出这些要求？这些要求不是在1929年11月中央全会上已经向他们提出过一次吗？[4] 难道这不是事实：他们，前右翼反对派领袖们，当时接受了这些要求，放弃了自己的路线，承认它错误，承认党的路线正确，并承诺同党一起与右倾作斗争？是的，这一切都有过。那么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他们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没有履行也不履行七个月前所承担的义务。（喊声：“对！”）乌格拉诺夫在他的发言中完全正确，他说他们没有履行向十一月中央全会承担的义务。这就是他们现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遇到不信任的根源。这就是代表大会重新向他们提出要求的原因。李可夫、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在这里抱怨代表大会对他们不信任。这怪谁呢？怪他们自己。不履行自己义务的人不能指望信任。他们，前右翼反对派领袖们，有没有可能、有机会履行自己的诺言并同过去一刀两断？当然有。他们在七个月里做了些什么来利用这些可能和机会？什么也没有。[c.9] 不久前李可夫出席了乌拉尔代表会议[5]。因而，他有一个改正自己错误的最有利机会。结果怎样呢？他没有公开而坚决地同自己的动摇决裂，反而在那里“耍花招”和随机应变。显然，乌拉尔代表会议不能不给他回击。现在把李可夫在乌拉尔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同他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比较一下。两者之间有鸿沟。在那里他“耍花招”、随机应变，同乌拉尔代表会议作战。在这里他试图公开而大声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试图同右翼反对派决裂，并承诺支持党同倾向作斗争。这种变化从何而来，如何解释？显然，这可以用党内对前右翼反对派领袖们形成的威胁性环境来解释。因此，代表大会形成了一定印象是不奇怪的：不压这些人，从他们那里什么也得不到。（全场大笑。长时间鼓掌。）乌格拉诺夫有没有机会履行他向十一月中央全会作出的承诺？有的。我指的是他不久前在“莫斯科电气厂”非党会议上发言。结果怎样？他没有像布尔什维克应有的那样发言，反而在那里诋毁党的路线。显然，为此他受到了工厂支部应有的回击。现在把他的这次发言同他今天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声明比较一下。两者之间有鸿沟。这种变化如何解释？还是前右翼反对派领袖们周围形成的威胁性环境。如果代表大会由此得出一定教训：[c.10]不压这些人，从他们那里什么也得不到，有什么奇怪呢。（全场大笑。鼓掌。）再比如托姆斯基。不久前他出席了第比利斯外高加索代表会议[6]。因而有机会弥补自己的罪过。结果怎样？他在那里的发言中谈到了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合作社、文化革命和各种这类东西，但关于主要问题，即他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中的机会主义工作，他一字未提。这就叫履行向党承担的义务！他想骗过党，却不明白千百万双眼睛看着我们每个人，在这里骗不了任何人。现在把他在第比利斯的发言同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比较一下，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直接而公开地承认了自己在领导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方面的机会主义错误。两者之间有鸿沟。如何解释这种差别？还是前右翼反对派领袖们周围形成的威胁性环境。如果代表大会试图适当压这些同志，迫使他们履行义务，有什么奇怪呢。（鼓掌。全场大笑。）这就是代表大会对这些同志仍然抱有不信任的根源。如何解释前右翼反对派领袖们这种再奇怪不过的行为？如何解释这个事实：他们在过去这段时间里一次也没有试图自愿地、没有外部压力地履行自己的义务？这至少可以用两种情况来解释。[c.11] 第一，他们还不完全相信党的路线正确，继续暗中进行某种派别工作，暂时蛰伏，等待方便时机再次公开反对党。他们聚集在自己的派别会议上讨论党的问题时，通常盘算：等到春天，也许党会在播种上失败，那时我们就狠狠打击。然而春天没有给他们任何好处，因为播种进行得很顺利。于是他们又盘算：等到秋天，也许党会在粮食收购上失败，那时我们就打击中央。可是秋天也使他们失望，让他们落空。由于春天和秋天每年重复，前右翼反对派领袖们继续蛰伏，重新把希望时而寄托在春天，时而寄托在秋天。（全场哄堂大笑。）显然，从一个季节蛰伏到另一个季节，等待打击党的有利时机，他们不可能履行自己的义务。最后，第二个原因。这第二个原因在于，前右翼反对派领袖们不理解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发展速度，不相信这些速度，一般也不接受任何超出渐进发展框架、超出自流框架的东西。此外，我们布尔什维克的速度、与改造时期相联系的新的发展道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及其后果，都使他们感到不安、慌乱、害怕、恐惧。因此，他们推开一切[c.12]与我们党最尖锐的口号有关的东西，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患的是著名契诃夫主人公、希腊语教师别利科夫、“套中人”所患的那种病。记得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套中人》吗？众所周知，这个主人公无论冷热天气总是穿套鞋、棉大衣，带着雨伞。“请问，七月这么热的天气，您为什么要穿套鞋和棉大衣？”人们问别利科夫。“以防万一，”别利科夫回答，“免得发生什么：万一上冻，那怎么办？”（全场大笑。鼓掌。）他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一切新事物，一切超出灰色庸俗生活常轨的东西。开了新食堂——别利科夫已经不安：“当然，有食堂也许好，但你们瞧，可别出什么事。”组织了戏剧小组，开了阅览室——别利科夫又不安：“戏剧小组，新阅览室，——这是为什么？你们瞧，可别出什么事。”（全场大笑。）对前右翼反对派领袖们也要这样说。记得把高等技术学校转交给经济人民委员部的事情吗？我们想只把两所高等技术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事情看来很小。可是我们遇到右倾分子的拼命抵抗。“把两所高等技术学校转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为什么？最好等一等？你们瞧，这个主意可别出什么事。”现在我们把所有高等技术学校都转交给经济人民委员部了。没什么——我们活着。[c.13] 再比如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的问题。记得右翼反对派领袖们为此对我们大吵大闹吗？“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为什么？对富农实行自由主义政策不是更好吗？你们瞧，这个主意可别出什么事。”现在我们在实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与这一政策相比，对富农的非常措施不过是空话。没什么——我们活着。再比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问题。“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它们干什么？我们急什么？你们瞧，这些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可别出什么事。”如此等等。这种对新事物的恐惧，不善于用新方式处理新问题，这种不安——“可别出什么事”——这种套中人的特征，妨碍前右翼反对派领袖们真正同党融合。在出现困难时，在地平线上出现一小片乌云时，他们身上这些套中人特征就采取特别可笑的形式。我们某处出现困难、卡壳——他们已经不安：可别出什么事。某处一只蟑螂沙沙作响，还没从洞里好好爬出来——他们已经往后缩，惊恐万状，开始喊叫灾难、苏维埃政权灭亡。（全场大笑。）我们安慰他们，努力说服他们这里还没有任何危险，这不过是一只蟑螂，不必害怕。可是不行！他们继续[c.14]喊自己的：“怎么是蟑螂？这不是蟑螂，是一千只狂怒的野兽！这不是蟑螂，是深渊，是苏维埃政权的灭亡”……于是——“全省都写起来了”……布哈林就此写提纲，寄给中央，断言中央的政策已把国家引向灭亡，苏维埃政权肯定要灭亡，如果不是现在，至少一个月后。李可夫赞成布哈林的提纲，但声明说，他与布哈林有最严重的分歧，即在他看来，苏维埃政权不是一个月后灭亡，而是一个月零两天后灭亡。（全场大笑。）托姆斯基赞成布哈林和李可夫，但抗议他们未能不用提纲，未能不用以后要为之负责的文件：“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别留下文件，别留下痕迹。”（全场狂笑。长时间鼓掌。）诚然，一年以后，当每个傻瓜都清楚蟑螂危险不值一提时，右倾分子开始清醒过来，壮起胆子，甚至不妨吹嘘一番，声称他们不怕任何蟑螂，何况这只蟑螂又那么瘦弱、死气沉沉。（笑声。鼓掌。）但这是一年以后。而目前——请忍受这些拖泥带水的人吧……同志们，这就是妨碍前右翼反对派领袖们更接近党的领导核心并同它彻底融合的情况。[c.15] 这里能帮什么忙？为此只有一个办法：彻底同自己的过去决裂，按照新方式重新武装，并在争取布尔什维克发展速度的斗争中，在反对右倾的斗争中，同我们党中央融为一体。没有别的办法。前右翼反对派领袖们能做到这一点——很好。做不到——那就只能怨自己。（全场长时间鼓掌。欢呼。全体起立唱《国际歌》。）《真理报》第181号，1930年7月3日。[c.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