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

从报纸上知道，斯大林的文章《胜利冲昏头脑》（见本卷，第191—199页。——编者）和中央委员会著名的决议《关于反对在集体农庄运动中歪曲党的路线》[35]在集体农庄运动实际工作者中间引起了无数反应。因此，我近来收到一批集体农庄庄员同志来信，要求回答其中提出的问题。我的职责是按私人通信方式回信。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半来信都没有写明作者的地址（忘记寄地址）。同时，信中提到的问题对我们所有同志都有巨大政治意义。此外，显然我也不能对那些忘记寄地址的同志不予回答。因此，我不得不公开地、即在报刊上回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的来信，从中选出一切为事业所需要的问题。我之所以更愿意这样做，是因为我在这方面有中央委员会的直接决定。 第一个问题。农民问题中错误的根源何在？ 答：在于对中农采取不正确态度。在于在与中农的经济关系上容许使用暴力。在于忘记与中农群众的经济结合不应建立在强制措施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与中农的协议、与中农的联盟的基础上。在于忘记目前集体农庄运动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和贫农同中农结成联盟反对一般资本主义、特别是反对富农。当进攻是在同中农结成统一战线的条件下针对富农进行时，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当我们的某些同志被成绩冲昏头脑，不知不觉地从进攻富农的道路滑到反对中农的道路，当他们追求高集体化百分比而对中农使用暴力、剥夺其选举权、“清算富农”并剥夺其财产时，——进攻就开始被歪曲，同中农的统一战线开始受到破坏，富农自然就得到试图重新站起来的可能。他们忘记了，在对我们的阶级敌人斗争中是必要而有用的暴力，对中农这个我们的同盟者却是不能容许和有害的。他们忘记了，解决军事任务时必要而有用的骑兵突袭，在解决而且是在同中农联盟中进行的集体农庄建设任务时，是不适用和有害的。这就是农民问题中错误的根源。列宁关于同中农的经济关系是这样说的：“我们最应当依据这样一个真理：在这里，用暴力方法按事情的本质来说什么也不能达到。这里经济任务完全不同。这里没有那种可以从上面砍掉而保留整个基础、整座大厦的上层。城市中资本家曾是这种上层，这里没有。在这里使用暴力，就意味着毁灭全部事业……再没有比在中农经济关系方面使用暴力的想法更愚蠢的了”（第24卷，第168页）。其次：“对中农使用暴力是极大的危害。这是一个人数众多、数以百万计的阶层。甚至在欧洲，那里它任何地方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力量，那里技术文化、城市生活、铁路无比发达，在那里本来最容易想到这一点，——也没有任何一个最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提出过对中农使用暴力的措施”（第24卷，第167页）。看来很清楚。 第二个问题。集体农庄运动中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答：这些错误至少有三个。 1）在建设集体农庄时违反了列宁的自愿原则。违反了党关于集体农庄建设自愿性的基本指示和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列宁主义教导说，必须按自愿方式，通过说服农民相信公共的、集体的经济比个体经济优越，把农民引上集体经济轨道。列宁主义教导说，只有向农民表明并在实际中、经验中证明集体农庄比个体经济好，比个体经济有利，集体农庄能使农民、贫农和中农摆脱贫困和穷苦，才能说服他们相信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列宁主义教导说，没有这些条件，集体农庄就不能巩固。列宁主义教导说，任何用暴力强加集体经济、任何按强制程序培植集体农庄的企图，都只能产生负面结果，只能使农民离开集体农庄运动。确实，只要遵守这一基本规则，集体农庄运动就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但是我们的某些同志被成绩冲昏头脑，开始忽视这一规则，表现出过分匆忙，并在追求高集体化百分比时开始按强制程序培植集体农庄。难怪这种“政策”的负面结果没有久等。仓促产生的集体农庄像产生时一样迅速地瓦解了，而一部分昨天还对集体农庄抱极大信任的农民开始回避它们。这就是集体农庄运动中的第一个和主要错误。列宁关于集体农庄建设自愿性是这样说的：“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过渡到共耕土地，过渡到大规模公共经济。但是苏维埃政权方面不能有任何强制；没有任何法律强迫这样做。农业公社是自愿建立的，过渡到共耕土地只能是自愿的，工农政府在这方面不能有丝毫强制，法律也不容许。如果你们有人看到这种强制，那么你们应当知道，这是滥用职权，这是违法行为，我们正竭尽全力纠正并且将要纠正”（第24卷，第43页；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其次：“只有能够在实际中向农民表明公共的、集体的、协作的、劳动组合的共耕土地的好处，只有能够借助协作的、劳动组合的经济帮助农民，那时，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正确，才能真正牢固地、真正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因此，各种促进协作的、劳动组合的农业的企业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为过高。我们有数百万分散在偏僻乡村中的、彼此隔绝的村庄、个体农户……只有当实际地、在农民接近的经验中证明过渡到协作的、劳动组合的农业是必要和可能的时候，我们才有权说，在像俄国这样巨大的农民国家里，在社会主义农业道路上迈出了认真的一步”（第24卷，第579—580页；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最后，列宁著作中还有一处：“鼓励各种协作社以及中农的农业公社时，苏维埃政权代表在建立这些组织时不应容许丝毫强制。只有由农民自己按自由倡议建立、其好处已由他们在实践中检验过的联合才有价值。在这件事上过分匆忙是有害的，因为这只能加强中农对新事物的偏见。那些敢于使用不仅直接而且哪怕间接强制以使农民加入公社的苏维埃政权代表，应受最严厉追究并被撤除农村工作”（第24卷，第174页；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看来很清楚。几乎无需证明，党将最严格地执行列宁的这些指示。 2）违反了列宁关于考虑苏联各地区条件多样性并使之适用于集体农庄建设的原则。忘记了苏联有各种不同经济结构和文化水平的极其多样的地区。忘记了这些地区中有先进的、中等的和落后的地区。忘记了集体农庄运动的速度和集体农庄建设的方法对于这些远非相同的地区不可能是一样的。列宁说：“如果我们简单按一个模子为俄国所有地方抄写法令，如果乌克兰和顿河畔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苏维埃工作人员不加区别地、笼统地把它们推广到其他地区，那就错了……”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不把自己束缚于统一的模子，不一次永远地决定，我们的经验、中央俄罗斯的经验可以完全搬到所有边疆地区”（第24卷，第125—126页）。列宁还说：“把中央俄罗斯、乌克兰、西伯利亚都服从于某种模子，将是最愚蠢的”（第26卷，第243页）。最后，列宁责成高加索的共产党人，“了解他们地位的特殊性，他们共和国的地位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地位和条件不同，了解必须不抄袭我们的策略，而应按照具体条件的不同来改变它”（第26卷，第191页）。看来很清楚。根据列宁这些指示，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集体化速度》的决议中（见1930年1月6日《真理报》[36]），从集体化速度观点把苏联各地区分为三组，其中北高加索、中伏尔加和下伏尔加基本上可以在1931年春季完成集体化，其他粮食地区（乌克兰、中央黑土区、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等）基本上可以在1932年春季完成，而其余地区可以把集体化延展到五年计划结束，即到1933年。实际上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我们某些同志被集体农庄运动的最初成绩冲昏头脑，顺利忘记了列宁的指示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莫斯科州在狂热追求虚夸的集体化数字中，开始指导自己的工作人员在1930年春季完成集体化，尽管它至少有三年时间（1932年底）。中央黑土区不愿“落后于别人”，开始指导自己的工作人员在1930年上半年完成集体化，尽管它至少有两年时间（1931年底）。而外高加索人和突厥斯坦人在“赶上并超过”先进地区的热情中，开始指望在“最短期限”内完成集体化，尽管他们有整整四年时间（1933年底）。很清楚，在这种仓促的集体化“速度”下，那些对集体农庄运动准备较差的地区，在“超过”准备较好的地区的热情中，不得不采用加倍的行政压力，企图用自身的行政狂热来弥补快速集体农庄运动所缺少的因素。结果众所周知。这些地区所产生的混乱大家都知道，后来不得不由中央委员会干预来解决。这就是集体农庄运动中的第二个错误。 3）违反了列宁关于在集体农庄建设中不容许跳过运动尚未完成的形式的原则。违反了列宁的原则——不要超过群众的发展，不要用法令命令群众运动，不要脱离群众，而要同群众一起前进并推动他们前进，把他们引向我们的口号，使他们易于根据自身经验相信我们口号的正确。列宁说：“当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夺取政权时，他们很清楚，在农村建设方面会遇到很大困难，这里必须更逐步地前进，这里企图用法令、用法律来推行共耕土地是最荒唐不过的，能这样做的只有少数有觉悟的人，而绝大多数农民没有提出这个任务。因此我们只限于革命利益绝对必需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超过群众的发展，而是等待从这些群众自身的经验、自身的斗争中成长出前进运动”（第23卷，第252页；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根据列宁这些指示，中央委员会在其著名的《关于集体化速度》决议中（见1930年1月6日《真理报》）承认：a）目前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农业劳动组合；b）因此必须制定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作为集体农庄运动主要形式；c）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不能容许自上而下“用法令命令”集体农庄运动和“玩集体化”。这就是说，现在我们不应当以公社为方针，而应以农业劳动组合为集体农庄建设的主要形式，不能容许从农业劳动组合跳到公社，不能用“用法令命令”集体农庄、“玩集体农庄”来代替农民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看来很清楚。实际上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我们某些同志被集体农庄运动的最初成绩冲昏头脑，顺利忘记了列宁的指示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这些同志不是组织群众性运动争取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开始把个体农民直接“转”到公社章程。不是巩固劳动组合形式运动，而是开始强制“公有化”小牲畜、家禽、非商品奶牛、住房。这种为列宁主义者所不能容许的匆忙的结果现在大家都很清楚。通常当然没有建立巩固的公社。但却放掉了一系列农业劳动组合。诚然，还留下了“好的”决议。但这些决议有什么用呢？这就是集体农庄运动中的第三个错误。 第三个问题。这些错误怎么能够产生，党应当怎样纠正它们？ 答：它们是在我们在集体农庄运动方面迅速取得成绩的基础上产生的。成绩有时会冲昏头脑。它们常常产生过分自负和自满。这对执政党的代表来说尤其容易发生。尤其像我们党这样力量和威信几乎不可估量的党。这里完全可能有列宁曾疯狂反对的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这里完全可能相信法令、决议、命令的万能。这里十分现实地存在一种危险：党的革命措施在我们无边无际国家的某些角落里，被个别人物转化为空洞的官僚主义法令。我指的不只是地方工作人员，也指某些省的工作人员，甚至某些中央委员。列宁说：“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就是说，一个人加入了共产党，还没有被清除出去，就以为他可以用共产党员的法令命令解决自己的一切任务”（第27卷，第50—51页）。集体农庄运动中的错误、集体农庄建设事业中歪曲党的路线，就是在这种土壤上产生的。 如果这些错误和歪曲今后继续下去，如果不迅速彻底消除，危险何在？危险在于，这些错误直接导致集体农庄运动信誉扫地，导致同中农不和，导致贫农组织涣散，导致我们队伍混乱，导致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削弱，导致富农势力恢复。简言之，这些错误有一种倾向，把我们从中农基本群众联盟巩固的道路、从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的道路，推到同这些群众决裂的道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这种危险早在二月下半月就已经显现出来，当时我们一部分同志被先前的成绩弄得眼花缭乱，疾驰离开列宁道路。党中央委员会考虑到这种危险，立即干预，委托斯大林在关于集体农庄运动的专门文章中向冒进同志提出警告。有人以为《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是斯大林个人倡议的结果。这当然是胡扯。我们中央委员会存在，不是为了在这种事情上容许任何人的个人倡议。这是中央委员会的一次深入侦察。当错误深度和规模查明后，中央委员会立即以其威信的全部力量打击错误，公布其著名的1930年3月15日决议。要在疯狂奔跑中制止并扭转那些冲向深渊的人是很困难的。但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之所以称为列宁党的中央委员会，就是因为它善于克服这种困难。它基本上已经克服了这些困难。在这种时候要制止整个党的队伍奔跑，及时转向正确道路并在行进中改组队伍是很困难的。但我们党之所以称为列宁的党，就是因为它具有足够灵活性来克服这种困难。它基本上已经克服了这些困难。这里主要在于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找到力量在最短期限内消除它们。在最近成绩冲昏头脑之后害怕承认错误，害怕自我批评，不愿迅速果断纠正错误——这就是主要困难。只要克服这一困难，只要抛弃虚夸的数字任务和官僚主义的极端主义，只要把注意力转向集体农庄的组织经济建设的任务，错误就不会留下痕迹。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党基本上已经克服了这一危险困难。列宁说：“所有迄今为止灭亡的革命政党，都是因为骄傲自大，不会看到自己的力量所在，害怕谈论自己的弱点而灭亡的。而我们不会灭亡，因为我们不怕谈论自己的弱点，并且学会克服弱点”（第27卷，第260—261页；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列宁这些话不能忘记。 第四个问题。反对歪曲党的路线的斗争是不是退却、后退？ 答：当然不是！只有那些认为继续错误和歪曲就是进攻、而反对错误就是退却的人，才可能说这是退却。用堆积错误和歪曲的方式进攻——不必说，这是好“进攻”……我们提出农业劳动组合为目前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形式，并给以相应的示范章程作为集体农庄建设工作的指南。我们离开这件事了吗？当然没有！我们提出巩固工人阶级和贫农同中农的生产结合为目前集体农庄运动的基础。我们离开这件事了吗？当然没有！我们提出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为我们目前在农村实际工作的主要口号。我们离开这件事了吗？当然没有！我们还在1930年1月就采取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著名速度，把苏联各地区分成若干组，并为每组确定特殊速度。我们离开这件事了吗？当然没有！哪里有什么党的“退却”呢？我们希望犯错误和歪曲的人从自己的错误退却。我们希望做事马虎的人从自己的马虎退到列宁主义立场上来。我们希望这样，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继续对阶级敌人进行真正的进攻。这就是说我们后退了吗？当然不是！这只是说，我们希望进行正确的进攻，而不是马虎的进攻游戏。难道不清楚，只有怪人和“左”倾过火分子才会把党的这种方针评价为退却吗？ 谈论退却的人至少有两件事不懂。a）他们不懂进攻的规律。他们不懂，不巩固已夺占阵地的进攻是注定要失败的进攻。比如说，在军事方面，什么时候进攻才能成功？当人们不限于一味向前推进，而同时努力巩固所占阵地，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重新部署力量，拉紧后方，调上预备队的时候。这一切为了什么？为了保障自己免遭意外，消灭个别突破口（任何进攻都不能保证没有突破口），从而准备彻底消灭敌人。1920年波兰军队的错误，如果只从军事方面看，就在于他们忽视了这条规则。这也说明，为什么他们一味推进到基辅后，后来又不得不同样一味退到华沙。1920年苏维埃军队的错误，如果同样只从军事方面看，就在于他们在向华沙进攻时重犯了波兰人的错误。在阶级斗争前线的进攻规律也应这样说。如果不巩固已夺占阵地，不重新部署力量，不用预备队保障前线，不拉紧后方等等，就不能进行消灭阶级敌人的成功进攻。全部问题在于，马虎的人不懂进攻规律。全部问题在于，党懂得这些规律并在付诸实行。b）他们不懂进攻的阶级性质。他们喊进攻。但是反对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联盟的进攻？我们是同中农联盟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因为只有这种进攻才能给我们胜利。但是，如果党的一些队伍在热情中使进攻开始滑离正确道路，把锋芒转向我们的同盟者中农，那该怎么办？难道我们需要任何进攻，而不是同一定阶级联盟反对一定阶级的进攻吗？堂吉诃德也以为他是在向敌人进攻，向风车冲锋。然而大家知道，他在这所谓进攻中撞破了自己的额头。看来，堂吉诃德的桂冠使我们的“左”倾过火分子睡不着觉。 第五个问题。我们的主要危险是什么，是右的还是“左”的？ 答：目前我们的主要危险是右的危险。右的危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主要危险。这是否与中央委员会1930年3月15日决议中那个著名论点相矛盾，即“左”倾过火分子的错误和歪曲现在是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障碍？不，不矛盾。问题在于，“左”倾过火分子在集体农庄运动方面的错误，是造成有利于党内右倾加强和巩固的这样一些错误。为什么？因为这些错误把党的路线描绘成扭曲的样子，——因而它们便于诋毁党，——所以它们便于右派分子反对党的领导的斗争。诋毁党的领导，正是右倾分子反党斗争能够展开的最基本土壤。这种土壤是“左”倾过火分子及其错误和歪曲给右倾分子提供的。因此，为了成功地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必须克服“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左”倾过火分子客观上是右倾分子的同盟者。“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主义之间这种独特联系就是如此。必须用这种联系来解释一个事实，即某些“左派”常常谈论同右派结成联盟。也必须用这一点来解释一种独特现象：一部分“左派”，昨天还“实行”乌拉——进攻并企图在短短两三周内把苏联集体化，今天却陷入消极，放下手来，顺利地把斗争场地让给右倾分子，从而采取在富农面前真正退却（没有引号！）的路线。当前时刻的特点在于，同“左”倾过火分子的错误作斗争，是我们成功地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条件和独特形式。 第六个问题。怎样评价一部分农民退出集体农庄？ 答：一部分农民退出意味着，最近我们这里产生了一些不巩固的集体农庄，它们现在正在清除不稳定分子。这就是说，虚夸的集体农庄会消失，巩固的会留下并加强。我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现象。某些同志因此绝望，陷入恐慌，痉挛地抓住虚夸的集体化百分比。另一些人幸灾乐祸，预言集体农庄运动“失败”。两者都大错特错。两者都远离对集体农庄运动实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解。首先退出的是所谓死魂灵。这甚至不是退出，而是空虚的暴露。我们需要死魂灵吗？当然不需要。我认为北高加索人和乌克兰人解散有死魂灵的集体农庄，组织真正有生命和真正巩固的集体农庄，是完全正确的。集体农庄运动只会因此得益。第二，退出的是异己分子，直接敌视我们事业的分子。很清楚，这种分子被清除得越快，对集体农庄运动越好。最后，退出的是动摇分子，既不能称为异己分子，也不能称为死魂灵。这就是我们今天还没有能够说服其相信我们事业正确、但明天一定会说服的农民。这种农民退出，对集体农庄运动是严重损失，虽然是暂时的损失。因此，争取集体农庄中动摇分子，现在是集体农庄运动最迫切任务之一。结果是，一部分农民退出集体农庄不只是消极现象。结果是，既然这种退出使集体农庄摆脱死魂灵和直接异己分子，它就是使集体农庄健康化和巩固的有益过程。一个月前认为，我们在粮食地区有超过60%的集体化。现在很清楚，如果指真正多少稳固的集体农庄，这个数字显然夸大了。如果集体农庄运动在一部分农民退出后在粮食地区稳定在40%集体化的数字上，——这肯定可以实现，——那将是目前集体农庄运动的巨大成就。我取粮食地区的平均数字，很清楚，我们这里还有一些连片集体化达到80—90%的个别地区。粮食地区40%的集体化——这意味着我们原来五年集体化计划在1930年春季就完成了两倍。谁能否认这个历史成就在苏联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决定性意义？ 第七个问题。动摇农民退出集体农庄做得对吗？ 答：不对，他们做得不对。退出集体农庄，他们违背自身利益，因为只有集体农庄才能使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退出集体农庄，他们使自己处于更坏地位，因为他们剥夺自己享受苏维埃政权给予集体农庄的那些优惠和好处。集体农庄中的错误和歪曲不是退出的理由。错误应当留在集体农庄里共同努力纠正。苏维埃政权将全力同这些错误作斗争，因此更容易纠正。列宁说：“小经济制度在商品生产下不能使人类摆脱群众贫困和受压迫”（第20卷，第122页）。列宁说：“小经济摆脱不了贫困”（第24卷，第540页）。列宁说：“如果我们照旧坐在小经济里，即使是在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我们仍然面临不可避免的灭亡”（第20卷，第417页）。列宁说：“只有借助公共的、劳动组合的、协作的劳动，才能走出帝国主义战争把我们赶进的那个死胡同”（第24卷，第537页）。列宁说：“必须过渡到大规模模范经济中的共耕”，因为“否则不能摆脱俄国所处的破坏和简直绝望的状况”（第20卷，第418页）。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集体农庄是使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的唯一手段。很清楚，农民退出集体农庄是不对的。列宁说：“你们当然从苏维埃政权的全部活动中知道，我们对公社、劳动组合以及一切旨在使小个体农民经济转变为公共的、协作的或劳动组合的经济并逐步促进这种转变的组织，赋予多么巨大的意义”（第24卷，第579页；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列宁说：“苏维埃政权直接给予公社和协作社优势，把它们放在第一位”（第23卷，第399页；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苏维埃政权将给予集体农庄比个体经济更多的优惠和优势。意味着它将在提供土地方面，在供应机器、拖拉机、种子粮等方面，在减轻赋税方面，在提供贷款方面，给予集体农庄优惠。为什么苏维埃政权给予集体农庄优惠和优势？因为集体农庄是使农民摆脱贫困的唯一手段。因为优先帮助集体农庄是帮助贫农和中农的最有效形式。日前苏维埃政权决定，对集体农庄中全部公有化的役畜（马、牛等）、所有奶牛、猪、羊和家禽，无论归集体农庄集体所有还是归集体农庄庄员个人所有，两年内免税。苏维埃政权还决定，把集体农庄庄员年底偿还贷款债务的期限推迟，并取消4月1日以前对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所加的一切罚款和司法追偿。它最后决定，今年必须确保向集体农庄提供5亿卢布贷款。这些优惠将帮助农民—集体农庄庄员。这些优惠将帮助那些在退出潮面前坚持住、在同集体农庄敌人斗争中受到锻炼、捍卫了集体农庄并把集体农庄运动伟大旗帜保持在手中的农民—集体农庄庄员。这些优惠将帮助那些现在构成我们集体农庄基本核心、将巩固和定型我们集体农庄、并将把千百万农民争取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贫农和中农庄员。这些优惠将帮助那些现在构成集体农庄基本干部、完全配称为集体农庄运动英雄的农民—集体农庄庄员。退出集体农庄的农民不会得到这些优惠。难道不清楚，农民退出集体农庄是犯错误吗？难道不清楚，只有返回集体农庄，他们才能保证自己得到这些优惠吗？ 第八个问题。公社怎么办，是否应当解散它们？ 答：不，不应当，也没有必要解散它们。我说的是真正的公社，不是纸上的公社。在苏联粮食地区有一些极好的公社，值得鼓励和支持。我指的是那些经受多年考验、在斗争中受到锻炼、完全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的老公社。不应当解散它们，但必须把它们改造成劳动组合。建立和经营公社是复杂困难的事情。大型巩固的公社只有在有经验干部和经过考验的领导者情况下才能存在和发展。仓促地从劳动组合章程转到公社章程，只能使农民离开集体农庄运动。因此，对这件事必须特别严肃，不能有任何匆忙。劳动组合是比较容易的事情，更容易为广大农民群众所理解。因此，劳动组合目前是集体农庄运动最普遍的形式。只有随着农业劳动组合的巩固和加强，才能为农民群众性趋向公社运动创造土壤。但这不会很快。因此，公社作为最高形式，只有在将来才能成为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环节。 第九个问题。富农怎么办？ 答：到现在我们谈的是中农。中农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我们对中农的政策应当是友好的。富农是另一回事。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我们同他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和平。我们对富农的政策是消灭它作为一个阶级的政策。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可以一下子消灭它。但这是说，我们将把事情引向包围它并消灭它。列宁关于富农是这样说的：“富农是最残暴、最粗鲁、最野蛮的剥削者，在别国历史上不止一次恢复过地主、沙皇、神父、资本家的政权。富农比地主和资本家还多。但富农仍然是人民中的少数……这些吸血鬼靠战争时期人民贫困发财，他们积攒了成千上万的钱，抬高粮食和其他产品价格。这些蜘蛛靠因战争破产的农民、靠饥饿工人养肥自己。这些蚂蟥吸劳动人民的血，城市和工厂工人越饥饿，他们就越发财。这些吸血鬼过去和现在都把地主土地抓到自己手里，一次又一次奴役贫苦农民”（第23卷，第206—207页）。我们容忍了这些吸血鬼、蜘蛛和蚂蟥，实行限制他们剥削倾向的政策。容忍，是因为当时没有东西可以代替富农经济、富农生产。现在我们有能力用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经济绰绰有余地代替他们的经济。没有必要再容忍这些蜘蛛和吸血鬼。再容忍这些放火烧集体农庄、杀害集体农庄活动分子、企图破坏播种的蜘蛛和吸血鬼，就是违背工人和农民利益。因此，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必须用布尔什维克所能有的全部坚定性和彻底性来实行。 第十个问题。集体农庄当前的实际任务是什么？ 答：集体农庄当前的实际任务是争取播种，争取最大程度扩大播种面积，争取正确组织播种。集体农庄所有其他任务现在都应当适应播种任务。集体农庄所有其他工作现在都应当服从组织播种的工作。这就是说，集体农庄及其非党积极分子的稳定性，集体农庄领导者和其布尔什维克核心的能力，将不是用喧闹的决议和夸夸其谈的祝词来检验，而是用正确组织播种的活生生事业来检验。但是，为了光荣完成这项实际任务，必须把集体农庄工作人员的注意力转向集体农庄建设的经济问题，转向集体农庄内部建设问题。直到最近，集体农庄工作人员注意的中心是追求高集体化数字，而且人们不愿看到真正集体化和纸上集体化之间的差别。现在必须抛弃这种对数字的迷恋。现在工作人员注意力应当集中在巩固集体农庄、在集体农庄的组织定型、在组织集体农庄中的实际工作。直到最近，集体农庄工作人员的注意力集中在组织大型集体农庄单位，组织所谓“巨人”，而且“巨人”常常蜕变为臃肿的纸上指挥部，在农村和乡村中没有经济根基。表面工作因此吞掉了实际工作。现在必须抛弃这种对表面方面的迷恋。现在工作人员注意力应当集中在农村和乡村中集体农庄的组织经济工作。当这项工作取得应有成绩时，“巨人”会自己出现。直到最近，对吸收中农参加集体农庄领导工作注意很少。可是中农中有出色的当家人，他们可以成为集体农庄建设的极好经济工作干部。现在我们必须消除工作中的这个缺点。现在任务在于吸收中农中的优秀人物参加集体农庄领导工作，让他们在这项事业中发挥才能。直到最近，对农妇工作没有给予足够注意。过去一段时期表明，农妇工作是我们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现在必须坚决彻底消除这个缺点。直到最近，许多地区的共产党人认为，他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集体农庄建设的一切任务。因此，他们没有足够注意吸收非党人士参加集体农庄负责工作，提拔非党人士担任集体农庄领导工作，在集体农庄中组织广泛的非党积极分子。我们党的历史证明，过去一段集体农庄建设时期又一次表明，这种方针根本错误。如果共产党人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壳里，用墙把自己同非党人士隔开，他们就会毁灭全部事业。如果说共产党人能够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赢得光荣，而共产主义的敌人被击溃，那么这除其他原因外，是因为共产党人善于吸收非党人士中的优秀人物参加事业，善于从广大非党群众中吸取力量，善于用广泛的非党积极分子包围自己的党。现在必须坚决彻底消除我们在非党人士工作方面的这个缺点。纠正我们工作中的这些缺点，从根本上消除它们，——这正是把集体农庄的经济工作引上轨道。总之：1）正确组织播种——这就是任务。2）把注意力集中在集体农庄运动的经济问题上——这就是解决这一任务所必需的手段。 《真理报》第92号，1930年4月8日。署名：伊·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