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成功而头晕:关于集体农庄运动的问题
文章 斯大林 · 1930-03-02 · 4036字 俄语翻译
本文是斯大林于1930年3月2日在《真理报》发表的文章,旨在纠正集体农庄运动中出现的的主观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文章首先肯定了苏联在集体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截至1930年2月,已有50%的农户实现集体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并完成了大部分春播种子入库任务。然而,斯大林警告说,这些“轻松”和“意外”的成功可能导致党内出现自满、傲慢和“头晕”的情绪,表现为高估自身力量、低估敌人,并试图“一蹴而就”地解决所有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文章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违反自愿原则,通过行政命令强行推行集体化,特别是在条件不成熟的北部消费区和突厥斯坦地区;二是盲目冒进,在初级形式的集体农庄(артель)尚未巩固时,试图直接跳到高级形式的农业公社(коммуна),强行公有化住宅、小牲畜和家禽,甚至出现拆除教堂钟等极端行为。斯大林强调,党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即巩固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初级集体农庄形式,因为这是解决农业问题的关键。他主张领导艺术在于既不能落后于运动,也不能冒进脱离群众,必须通过“两面作战”来保持党与广大农民群众的联系,确保集体化运动健康、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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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都在谈论苏维埃政权在集体农庄运动方面的成就。甚至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存在重大成就。这些成就确实巨大。事实是,截至今年2月20日,苏联已有50%的农户实现了集体化。这意味着我们提前两年多完成了到1930年2月20日实现集体化的五年计划,超额完成了一倍以上。事实是,截至今年2月28日,集体农庄已经完成了春播种子入库3600多万公担,即超过计划的90%,约合2.2亿普特。必须承认,仅通过集体农庄这一渠道收集2.2亿普特种子——在成功完成粮食收购计划之后——是一项巨大的成就。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说明农村向社会主义的根本转变已经得到保障。无需证明,这些成就对我们国家的命运、作为我国领导力量的整个工人阶级,以及党本身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除了直接的实践成果外,这些成就对党内生活、对党的教育具有巨大意义。它们使我们的党充满朝气和对自身力量的信心。它们使工人阶级坚信我们事业必将胜利。它们为党带来了新的百万级后备力量。因此,党的任务是巩固已取得的成就,并有计划地利用它们以继续前进。但成就也有其阴暗面,特别是当它们来得相对“容易”,以某种“意外”的方式获得时。这样的成就有时会滋生自满和傲慢的情绪:“我们无所不能!”、“对我们来说一切都不在话下!”。这些成就常常使人陶醉,人们因成功而头晕目眩,失去分寸感,失去理解现实的能力,出现高估自己力量、低估敌人力量的倾向,出现试图“一蹴而就”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所有问题的冒险尝试。这里已经没有巩固已取得的成就并有计划地利用它们以继续前进的余地了。为什么我们要巩固已取得的成就呢——我们反正能“一蹴而就”地跑到社会主义完全胜利:“我们无所不能!”、“对我们来说一切都不在话下!”。因此,党的任务是坚决反对这些对事业危险和有害的情绪,并将它们从党内清除出去。
不能说这些对事业危险和有害的情绪在我们党内有广泛的传播。但是,这些情绪确实存在于我们的党内,而且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不会加强。如果这些情绪在我们这里获得合法地位,那么可以毫不怀疑,集体农庄运动的事业将大大削弱,该运动失败的危险可能成为现实。因此,我们报刊的任务是:系统地揭露这些及类似的反列宁主义情绪。
几个事实。
1. 我们集体农庄政策的成就,部分原因在于该政策依靠集体农庄运动的自愿性,并考虑到苏联不同地区条件的多样性。不能强行建立集体农庄。那是愚蠢和反动的。集体农庄运动必须依靠农民基本群众的积极支持。不能机械地将发达地区的集体农庄建设样板移植到不发达地区。那是愚蠢和反动的。这种“政策”会一举摧毁集体化的理念。在确定集体农庄建设的速度和方法时,必须仔细考虑苏联不同地区条件的多样性。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粮食产区走在所有地区的前列。为什么?首先,因为这些地区拥有数量最多的已经巩固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农民得以通过它们了解新技术的力量和意义,了解新的集体化经营组织的力量和意义。其次,因为这些地区在粮食收购运动期间经历了两年与富农斗争的学校,这不能不使集体农庄运动变得容易。最后,因为这些地区近年来从工业中心得到了大量优秀干部的加强。我们能否说其他地区,例如像我们北部省份那样的消费区,或像突厥斯坦那样仍然落后的民族地区,也拥有这些特别有利的条件?不,不能这样说。显然,在自愿性原则的同时,考虑苏联不同地区条件的多样性原则,是健康的集体农庄运动的最重要前提之一。而实际上我们有时会发生什么?我们能否说自愿性和考虑地方特点的原则在一系列地区没有受到违反?不,遗憾的是,不能这样说。例如,已知在一系列消费地带的北部地区,立即组织集体农庄的有利条件比粮食产区少,人们常常试图用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来代替组织集体农庄的准备工作,用关于集体农庄增长的纸面决议,组织那些实际上尚不存在但有一堆吹嘘决议声称其“存在”的纸面集体农庄。
或者看看突厥斯坦的一些地区,那里立即组织集体农庄的有利条件比消费地带的北部省份还要少。已知在突厥斯坦的一系列地区,已经出现了试图通过威胁使用武力、威胁剥夺那些暂时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的灌溉水和工业品,来“赶上并超过”苏联先进地区的尝试。这种普里希别耶夫下士的“政策”与依靠自愿性和考虑地方特点的党的政策之间有什么共同点?显然,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也不可能有。谁需要这些歪曲、这种官僚主义的集体农庄运动行政命令、这些对农民的不值得的威胁?除了我们的敌人,谁都不需要!这些歪曲可能导致什么?导致我们的敌人加强和集体农庄运动理念的破产。难道不显然,这些歪曲的作者,自认为“左派”的人,实际上是在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水车添水吗?
2. 我们党的政治战略的一个最大优点在于,它能够在每个特定时刻选择运动的主要环节,抓住它,然后拉动整条链条朝向一个共同目标,以达成解决任务。我们能否说党已经在集体农庄建设体系中选择了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环节?是的,可以而且必须。
这个主要环节是什么?也许是土地共同耕作社?不,不是。土地共同耕作社,其中生产资料尚未公有化,代表集体农庄运动已经走过的阶段。也许是农业公社?不,不是公社。公社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目前还是个别现象。对于农业公社,作为主要形式,其中不仅生产而且分配都公有化,条件尚未成熟。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环节,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形式,是我们现在必须抓住的农业公社(注:此处原文为артель,通常译为“农业公社”或“集体农庄”,但在斯大林语境中特指初级形式的集体农庄,区别于高级的коммуна,此处译为“农业公社”或“集体农庄”需结合上下文,通常артель译为“集体农庄”或“农业公社”,коммуна译为“农业公社”或“共产主义公社”。为避免混淆,下文将артель译为“集体农庄”或“农业公社”需统一。根据历史习惯,артель常译为“集体农庄”或“农业公社”,而коммуна译为“农业公社”或“共产主义公社”。为了区分,这里将артель译为“集体农庄”(初级形式),коммуна译为“农业公社”(高级形式)。但中文习惯中артель也常直接译为“集体农庄”。让我们重新审视:原文区分了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по совместной обработке земли (土地共同耕作社),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ая артель (农业公社/集体农庄), и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ая коммуна (农业公社/共产主义公社)。通常中文译法:артель -> 集体农庄 (或农业公社), коммуна -> 农业公社 (或共产主义公社)。为了清晰,我将артель译为“集体农庄”,коммуна译为“农业公社”。)
在集体农庄中,主要生产资料,主要是粮食经营中的:劳动、土地使用、机器和其他设备、役畜、经济建筑,已经公有化。未公有化的是:宅旁园地(小菜园、小果园)、住宅建筑、一定数量的奶牛、小牲畜、家禽等。集体农庄是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环节,因为它是解决粮食问题最合理的形式。而粮食问题又是整个农业体系中的主要环节,因为不解决它,就无法解决畜牧业(小牲畜和大牲畜)问题,也无法解决为工业提供主要原料的技术作物和特种作物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集体农庄在当前是集体农庄体系中的主要环节。
由此出发,制定了《集体农庄示范章程》,其最终文本今天发表(《真理报》,1930年3月2日)。我们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也必须由此出发,他们的职责之一是从本质上研究这一章程并彻底执行它。这就是党当前的立场。我们能否说党的这一立场在执行中没有受到违反和歪曲?不,遗憾的是,不能这样说。已知在苏联一系列地区,集体农庄的生存斗争远未结束,集体农庄尚未巩固,出现了试图跳出集体农庄框架,直接跳到农业公社的尝试。集体农庄尚未巩固,他们就已经“公有化”住宅建筑、小牲畜、家禽,而这种“公有化”退化为纸面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因为使这种公有化成为必要的条件尚不存在。人们可能会认为粮食问题已经在集体农庄中解决了,它代表已经走过的阶段,当前主要任务不是解决粮食问题,而是解决畜牧业和家禽业问题。请问,这种将集体农庄运动不同形式混为一谈的愚蠢“工作”是谁需要的?这种愚蠢且对事业有害的冒进是谁需要的?当粮食问题尚未解决,集体农庄形式尚未巩固时,用“公有化”住宅建筑、所有奶牛、所有小牲畜、家禽来引诱集体农庄农民——难道不显然,这种“政策”只会取悦和有利于我们的死敌吗?其中一个这样的热心“公有化者”甚至下达了集体农庄命令,规定“在三天内清点每个家庭的所有家禽数量”,设立专门的“指挥官”职位进行清点和监督,“在集体农庄中占据指挥高地”,“指挥社会主义战斗,不离开岗位”,并且——显然——将整个集体农庄握在手中。这是领导集体农庄的政策,还是瓦解和败坏集体农庄的政策?我甚至不想提那些所谓的“革命者”,他们组织集体农庄的工作是从拆除教堂的钟开始的。拆掉钟——想想看,多么革命啊!在我们的环境中,这些关于“公有化”的愚蠢练习,这些试图超越自身、旨在绕过阶级和阶级斗争、实际上却为我们的阶级敌人水车添水的可笑尝试,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只能产生于我们在集体农庄建设战线上“轻松”和“意外”成功的氛围中。它们只能产生于党内一部分人愚蠢情绪的结果:“我们无所不能!”、“对我们来说一切都不在话下!”。它们只能产生于我们一些同志因成功而头晕目眩,暂时失去头脑清醒和目光冷静的结果。为了纠正我们在集体农庄建设领域的工作路线,必须结束这些情绪。这是党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领导艺术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不能落后于运动,因为落后意味着脱离群众。但也不能冒进,因为冒进意味着失去群众并孤立自己。谁想领导运动,同时保持与百万群众联系,谁就必须进行两面作战——既反对落后者,也反对冒进者。我们的党强大且不可战胜,因为领导运动的同时,它善于保持并增加与百万工人和农民群众的联系。
《真理报》第60号,1930年3月2日。署名:И. 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