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合全会上的讲话（1927年8月5日）

同志们！季诺维也夫对本次全会采取了粗鲁而不忠诚的态度，他在自己的讲话中又回到已经解决了的国际形势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议程第四项——“关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违反党的纪律”。然而，季诺维也夫绕过正在讨论的这一点，回到国际形势问题，并企图重新把已经解决的问题交付讨论。同时，他在讲话中把矛头对准斯大林，忘记了我们讨论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违反党纪的问题。因此我不得不在这篇讲话中回到已经解决的问题的某些方面，以便表明季诺维也夫的发言是站不住脚的。同志们，我请求原谅，但我还得就季诺维也夫对斯大林的攻击说几句话。（有人喊：“请讲！”） 第一。季诺维也夫不知为什么在自己的讲话中回忆起斯大林在1917年3月的动摇，并为此编造了一大堆无稽之谈。我从未否认，我在1917年3月有过某些动摇，这些动摇在我身上总共持续了一两个星期，随着列宁在1917年4月到来，这些动摇就消失了，而在1917年四月代表会议上，我与列宁同志站在同一行列，反对加米涅夫及其反对派集团。关于这一切，我在党的刊物上说过多次（见《走向十月》、《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等）。我从未认为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没有过错。我从不隐瞒自己的错误，甚至也不隐瞒短暂的动摇。但也不能隐瞒：我从未坚持自己的错误，从未把自己的短暂动摇变成纲领、特殊集团等等。可是这个问题同正在讨论的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违反党纪问题有什么关系呢？季诺维也夫为什么绕过正在讨论的问题，回到1917年3月的回忆呢？难道他忘记了自己的错误，忘记了自己同列宁的斗争，忘记了自己在1917年8月、9月、10月、11月反对列宁党的特殊纲领吗？或者，季诺维也夫也许想用过去的回忆把目前正在讨论的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违反党纪的问题推到次要地位？不，季诺维也夫这个把戏是不会得逞的。 第二。接着，季诺维也夫引证了我在1923年夏天、即1923年德国革命前几个月写给他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我不记得这封信的经过。我没有这封信的副本，因此不能有把握地说季诺维也夫引证得正确。我写这封信，看来是在1923年7月底或8月初。但我必须说，这封信从头到尾无疑都是正确的。季诺维也夫引用这封信，显然是想说，我一般对1923年德国革命持怀疑态度。这当然是胡说。信里首先谈的是共产党人立即夺取政权的问题。在1923年7月或8月初，德国还没有那种把千百万群众发动起来、揭露社会民主党人的妥协、彻底瓦解资产阶级并把共产党人立即夺取政权问题提上日程的深刻革命危机。自然，在7月至8月的形势下，谈不上德国共产党人立即夺取政权，何况他们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还占少数。这种立场正确吗？我认为正确。当时政治局也持这种立场。信里涉及的第二个问题，是在武装法西斯分子力图挑衅共产党人过早发动时共产党工人的游行示威问题。我当时主张共产党人不要受挑衅。不仅我，而且整个政治局都持这种立场。但两个月后，德国形势急剧变化，革命危机尖锐起来。普恩加莱对德国发动军事进攻；德国的财政危机具有灾难性质；德国政府内部开始瓦解，内阁频繁更迭；革命浪潮高涨，冲击着社会民主党；工人开始大规模从社会民主党转向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问题提上日程。在这种形势下，我和共产国际委员会其他委员一样，坚决而明确地主张共产党人立即夺取政权。大家知道，当时成立的共产国际德国委员会由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斯大林、托洛茨基、拉狄克和若干德国同志组成，它有一系列具体决定，直接帮助德国同志夺取政权。当时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否在所有问题上都彼此一致呢？不，并不一致。当时的分歧在于在德国组织苏维埃的问题。我和布哈林断言，工厂委员会不能代替苏维埃，并建议立即在德国组织无产阶级苏维埃。托洛茨基和拉狄克以及某些德国同志反对组织苏维埃，认为工厂委员会足以夺取政权。季诺维也夫在这两个集团之间动摇。同志们，请注意，当时谈的不是中国，那里总共只有几百万无产者，而是德国，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当时约有1500万无产者。当时这些分歧是怎样结束的呢？结局是季诺维也夫倒向托洛茨基和拉狄克一边，苏维埃问题被否决了。诚然，季诺维也夫后来忏悔了自己的这些罪过。但这并不能消除一个事实：季诺维也夫当时在德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上站在右的、机会主义一边，而布哈林和斯大林站在革命的、共产主义一边。季诺维也夫后来是这样谈这件事的：“在苏维埃问题（在德国。——约·斯大林）上，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即向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让步了。每当在这些问题上让步，你就会确信自己犯了错误。当时不能建立工人苏维埃，但这是检验立场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试金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当让步。让步是我们方面的错误。同志们，事情就是这样”（1924年1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同德国共产党代表第五次会议速记录，第70页）。季诺维也夫在这段引文中说“我们错了”。这个“我们”是谁？当时没有任何“我们”，也不可能有。其实错的是季诺维也夫，他倒向托洛茨基和拉狄克一边，站到了他们的错误立场上。事实就是如此。季诺维也夫最好还是不要回忆1923年德国革命，不要在全会上使自己丢丑，何况他提出的德国革命问题，正如大家看到的，同我们正在讨论的全会议程第四项毫无关系。 关于中国的问题。在季诺维也夫看来，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竟把中国同美国等同起来了。这当然是愚蠢的。我的报告里根本没有任何、也不可能有把中国同美国等同起来的话。其实我的报告只谈到中国人民有权实现民族统一和从外国枷锁下获得民族解放。为了针对帝国主义报刊把问题提得尖锐，我说：先生们，帝国主义者们，如果你们认为意大利的民族战争、美国的民族战争、德国争取统一和从外国枷锁下解放的民族战争是正确的，至少口头上认为正确，那么中国为什么比这些国家差，为什么中国人民没有权实现自己的民族统一和解放。这就是我在报告里所说的话，完全没有涉及从共产主义观点看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任务问题。在同资产阶级报刊斗争时这样提问题是否正当？显然正当。季诺维也夫不懂得这个简单道理，这只能怪他愚钝，不能怪别的。季诺维也夫认为，把当时还是革命的武汉国民党变成未来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核心的政策是不正确的。请问，这有什么不正确呢？武汉国民党今年初是革命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武汉国民党不是革命的，季诺维也夫为什么叫喊“全力支持”武汉国民党呢？如果武汉国民党当时不是革命的，反对派为什么发誓主张共产党留在武汉国民党内呢？共产党人加入武汉国民党并在那里有影响，却不试图带动国民党同路人，不试图把武汉国民党变成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这样的共产党人还值什么？我要说，这样的共产党人一文不值。诚然，这一尝试没有成功，因为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比革命更强大，中国革命因此遭到暂时失败。但是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共产党的政策不正确呢？1905年俄国共产党人也曾试图把当时存在的苏维埃变成未来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然而这一尝试当时也没有成功，因为阶级力量对比不利，因为沙皇制度和封建主比革命更强大。是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不正确呢？显然不能。季诺维也夫还断言，列宁主张立即在中国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他引证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提纲。但季诺维也夫在这里简直是欺骗党。报刊上已经说过多次，这里不得不重复：列宁的提纲中没有一个字谈到中国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报刊上已经说过多次，这里不得不重复：列宁在提纲中指的是“农民苏维埃”、“人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而不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且他特别说明，所指的是那些“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能不能把中国归入“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呢？显然不能。能不能在中国不先建立工人阶级的阶级苏维埃，就建立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人民苏维埃呢？显然不能。那么反对派为什么要引证列宁的提纲来欺骗党呢？ 关于喘息的问题。列宁在1921年内战结束时说，我们现在有了某种摆脱战争的喘息，应当利用这个喘息来建设社会主义。季诺维也夫现在挑剔斯大林，断言他把这个喘息变成了喘息时期，据说这同苏联和帝国主义者之间战争威胁的论点相矛盾。不用说，季诺维也夫在这里提出的是愚蠢可笑的挑剔。我们已经有七年没有帝国主义者同苏联之间的军事冲突，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能不能把这七年称为喘息时期？显然能够而且应当这样称。列宁不止一次谈到布列斯特和约时期，但众所周知，这个时期持续不超过一年。为什么为期一年的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可以称为时期，而为期七年的喘息就不能称为喘息时期呢？怎么可以用这样可笑而愚蠢的挑剔来占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全会的时间呢？ 关于党的专政。我们党的刊物已经说过多次，季诺维也夫歪曲列宁关于党的“专政”的概念，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党的专政混为一谈。我们党的刊物已经说过多次，列宁所说的党的“专政”是指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即不是党对工人阶级使用暴力，而是以说服方式、以政治教育工人阶级的方式进行领导，也就是一个党进行领导，这个党不与其他政党分享、也不愿分享这种领导。季诺维也夫不懂得这一点，歪曲列宁的理解。季诺维也夫歪曲列宁关于党的“专政”的理解，也许他自己没有意识到，是在为在党内培植“阿拉克切耶夫习气”开辟道路，为考茨基对列宁的诽谤即所谓列宁实行“党对工人阶级的专政”进行辩护。这好吗？显然不好。如果季诺维也夫不懂得这些简单道理，那怪谁呢？ 关于民族文化。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关于民族文化所胡说的话，应当载入史册，让党知道，季诺维也夫反对在苏维埃基础上发展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他实际上是殖民主义者的拥护者。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在多民族国家中资产阶级统治时代，民族文化口号是资产阶级口号。为什么？因为在这种国家里资产阶级统治时期，民族文化口号意味着各民族劳动群众在精神上服从资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统治、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我们宣布了在苏维埃基础上发展苏联各族人民民族文化的口号。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我们把苏联各族人民民族文化的发展服从于社会主义的利益和需要，服从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和需要，服从于苏联各民族劳动群众的利益和需要。这是不是说我们现在一般反对民族文化呢？不，不是。这只是说，我们现在主张在苏维埃基础上发展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民族语言、学校、报刊等等。而“在苏维埃基础上”这个附带条件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所发展的苏联各族人民文化，按其内容应当是所有劳动群众共同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按其形式，它现在是、将来仍然是苏联各族人民各不相同的文化，是民族文化，是随着语言和民族特点的不同而对苏联各族人民各不相同的文化。大约三年前我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讲话中就谈过这一点[27]。我们党一直本着这种精神行事，鼓励发展民族苏维埃学校、民族苏维埃报刊和其他文化机构，鼓励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民族化”，等等。正因为如此，列宁在给各民族地区和共和国工作的同志们的信中，号召在苏维埃基础上发展这些地区和共和国的民族文化。正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我们一直走这条道路，我们才得以建立起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国际大厦，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现在季诺维也夫却想把这统统推翻、勾销、埋葬，向民族文化宣战。他把这种在民族问题上的殖民主义胡说叫作列宁主义。同志们，这难道不可笑吗！ 关于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季诺维也夫以及整个反对派（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尽管在这个问题上遭到一系列惨重失败，却一再抓住这个问题，耗费全会的时间。他们企图把事情说成：社会主义可能在苏联胜利的论点似乎不是列宁的理论，而是斯大林的“理论”。几乎不必证明，反对派这种说法是企图欺骗党。列宁，而不是别人，早在1915年就宣布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这难道不是事实吗[28]？托洛茨基，而不是别人，当时就出来反对列宁，把列宁的声明称为“民族局限性”，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里哪有什么斯大林的“理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而不是别人，在1925年跟在托洛茨基屁股后面，宣布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的学说是“民族局限性”，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们党通过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不顾托洛茨基的半孟什维克理论，专门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苏联胜利建设的决议[29]，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什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回避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这项决议？我们党通过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认了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定，并把这一确认的矛头指向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30]，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苏联胜利的详细论证的决议[31]，并把矛头指向反对派联盟及其首领托洛茨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批准了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这项决议，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偏向[32]，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试问，这里哪有什么斯大林的“理论”？斯大林什么时候要求过反对派别的，而不是要求它承认我们党和共产国际最高机关这些决议的正确性？如果反对派首领们问心无愧，为什么回避所有这些事实？他们指望什么？指望欺骗党？难道很难懂得，任何人都不能欺骗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 同志们，这些就是季诺维也夫硬拉出来的问题，其实它们同正在讨论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违反党纪问题毫无关系，他这样做是为了遮人耳目，掩盖正在讨论的问题。我再次请求原谅，占用了你们的时间来剖析这些问题。但我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打消我们的反对派分子欺骗党的兴致。 现在，同志们，请允许我从“防御”转到“进攻”。反对派的主要不幸在于，它至今还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落到这种地步”。真的，为什么它的首领们昨天还是党的首领，却“突然”成了离经叛道者？怎样解释这一点？反对派自己倾向于用个人原因来解释：斯大林“没有帮忙”，布哈林“捣了乱”，李可夫“没有支持”，托洛茨基“错过了”，季诺维也夫“看漏了”，等等。但这种廉价的“解释”连解释的影子都没有。目前反对派首领脱离党的事实不是无关紧要的事实。更不能把它称为偶然。目前反对派首领脱离党的事实有其深刻原因。显然，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在某个问题上走偏了，在某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罪过，否则党不会像对待离经叛道者那样背弃他们。问题就在于：目前反对派首领在什么问题上走偏了，他们凭什么落得“落到这种地步”？ 他们走偏的第一个基本问题，是列宁主义问题，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意识形态问题。他们走偏在于：他们企图并继续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补充列宁主义，实质上是用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同志们，这是反对派首领方面的最严重罪过，党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宽恕他们。显然，党不能跟着他们从列宁主义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因此反对派首领陷于脱离党的孤立状态。现在托洛茨基分子同反对派中前列宁主义者的联盟是什么？他们现在的联盟，是用托洛茨基主义补充列宁主义的企图的物质表现。“托洛茨基主义”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它最早是列宁同志使用的，作为同列宁主义对立的东西。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罪过是什么？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罪过在于，它不相信苏联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能力带领农民、农民基本群众，既在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中，特别是在争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的斗争中。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罪过在于，它不懂得、实质上不承认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权的思想，即在争取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个别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领导权思想。前列宁主义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知道托洛茨基主义这些根本缺陷吗？是的，知道。他们昨天还到处叫喊：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托洛茨基主义是另一回事。他们昨天还叫喊：不能把托洛茨基主义同列宁主义结合起来。可是他们一旦同党发生冲突并陷于少数，就忘记这一切，转向托洛茨基主义，以便共同反对列宁的党、反对它的意识形态、反对列宁主义。你们想必记得我们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争论。当时我们同所谓“新反对派”争论什么？争论中农的作用和意义，争论农民基本群众的作用和意义，争论无产阶级能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带领农民基本群众，尽管我国技术落后。换句话说：我们同他们争论的正是我们党早就同托洛茨基主义争论的问题。你们知道，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争论的结果对“新反对派”来说是悲惨的。你们知道，由于这些争论，“新反对派”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这个基本问题上转到托洛茨基主义阵营去了。所谓托洛茨基分子同反对派中前列宁主义者的反对派联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新反对派”是否知道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把托洛茨基主义定为小资产阶级偏向[33]？当然知道。不仅如此，它自己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还提出过相应决议。“新反对派”是否知道列宁主义同小资产阶级偏向不能相容？当然知道。不仅如此，它还在全党面前到处叫喊这一点。现在你们自己判断：有些首领今天烧毁昨天崇拜的东西，今天否认昨天向全党大声呼吁的东西，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补充列宁主义，而昨天他们还把这种企图称为背叛列宁主义，党能够不背弃这样的首领吗？显然，党应当背弃这样的首领。 反对派热衷于颠倒一切，甚至达到否认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属于孟什维克这一事实的地步。同志们，不要惊讶，它直接说，从1904年起托洛茨基从来不是孟什维克。实际上是这样吗？我们来看列宁。列宁在1914年，即十月革命前三年半，是这样谈托洛茨基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老参加者都很熟悉托洛茨基这号人物，对他们不必谈他。但年轻工人一代不知道他，所以必须谈，因为这是所有那些国外小集团中典型的形象，这些集团实际上也在取消派和党之间动摇。旧《火星报》时期（1901—1903），这些动摇分子、从‘经济派’投奔‘火星派’又投回去的人，有一个绰号：‘图申诺的倒戈者’（古罗斯动乱时期这样称呼从一个阵营投奔另一个阵营的士兵）……‘图申诺的倒戈者’宣布自己高于派别，唯一根据是他们今天‘借用’一个派别的思想，明天借用另一个派别的思想。托洛茨基在1901—1903年是狂热的‘火星派’，梁赞诺夫把他在1903年代表大会上的作用称为‘列宁的大棒’。1903年底，托洛茨基是狂热的孟什维克（着重号是我加的。——约·斯大林），即从火星派投奔‘经济派’；他宣称‘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隔着一条鸿沟’。1904—1905年，他离开孟什维克，采取动摇立场，时而同马尔丁诺夫（‘经济派’）合作，时而宣布荒唐左倾的‘不断革命论’。1906—1907年，他接近布尔什维克，1907年春声明同罗莎·卢森堡一致。在瓦解时期，经过长期‘非派别’动摇之后，他又向右转，1912年8月同取消派结成联盟。现在他又离开他们，然而实质上重复他们的思想（着重号是我加的。——约·斯大林）。这类人物是昨天历史构成和形态的碎片，当时俄国群众工人运动还在沉睡，任何小集团都可以‘宽敞地’把自己装扮成思潮、集团、派别——一句话，‘国家’，谈论同别人联合。必须让年轻工人一代清楚地知道，他们在同谁打交道：这些人提出难以置信的要求，绝对不愿顾及党的决定，而这些决定从1908年起就确定和规定了对待取消主义的态度，也不顾俄国现代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个运动实际上已经在完全承认上述决定的基础上造成了多数的统一”（见第17卷，第393—394页）。由此可见，托洛茨基在1903年以后一直处在布尔什维克阵营之外，时而投奔孟什维克阵营，时而离开他们，但从未加入布尔什维克，而1912年起又同孟什维克取消派结成联盟反对列宁及其党，始终同孟什维克处在一个阵营。这样的“人物”不能使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信任，有什么奇怪呢？由这个“人物”领导的反对派联盟陷于孤立并被党抛弃，有什么奇怪呢？ 反对派首领走偏的第二个基本问题，是在帝国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的问题。反对派的错误在于，它企图悄悄地取消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的学说。现在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列宁早在1915年，即十月革命前两年，根据帝国主义条件下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宣布了这样的论点：“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第18卷，第232页）。现在对任何人来说也都不是秘密：托洛茨基，而不是别人，在同一个1915年在报刊上出来反对列宁这个论点，声称承认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国家胜利“就等于成为那种民族局限性的牺牲品（着重号是我加的。——约·斯大林），而这种民族局限性正是社会爱国主义的实质”（托洛茨基，《1917》，第3卷，第1部分，第89—90页）。同样不是秘密的还有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后来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这场论战实际上一直继续到1923年列宁最后一本小册子《论合作社》[34]出版，他在那里还一再宣布我国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列宁逝世后，我们党的历史上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什么变化？1925年，在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经过多次动摇之后，承认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的学说，并同党一起在这个问题上同托洛茨基主义划清界限。可是几个月后，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前，当他们反对党的斗争陷于少数并被迫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时，他们“突然”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撕毁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议，离开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的学说。结果，托洛茨基关于列宁理论具有民族局限性的半孟什维克胡说，成了反对派手中的帷幕，它竭力用这块帷幕掩盖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取消列宁主义的工作。试问：党在列宁主义精神中受到教育和锻炼，在这一切之后认为必须背弃这些取消派，而反对派首领陷于脱离党的孤立，有什么奇怪呢？ 反对派首领走偏的第三个基本问题，是我们党的问题，是党的磐石般团结、党的铁的统一问题。列宁主义教导说，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是统一而磐石般的，没有派别，没有派别中心，有统一的党的中心，有统一的意志。列宁主义教导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要求自觉讨论党的政策问题，要求党员群众自觉对待党的领导，批评党的缺点，批评党的错误。但列宁主义同时要求，只要党的决定已经由党的领导机关通过和批准，全体党员就必须无条件执行。托洛茨基主义对此另有看法。对托洛茨基主义来说，党是某种派别集团的联邦，各有单独的派别中心。对托洛茨基主义来说，无产阶级党的纪律是不可忍受的。托洛茨基主义不能容忍党内的无产阶级制度。托洛茨基主义不懂得，没有党的铁的纪律，就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派中前列宁主义者知道托洛茨基主义这些根本缺陷吗？当然知道。不仅如此，他们还到处叫喊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方案”同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不能相容。反对派在1926年10月16日声明中放弃把党理解为集团联邦，这一事实只是进一步证明反对派在这方面过去和现在都跛着两条腿。但这种放弃是口头上的、不真诚的。实际上托洛茨基分子从未放弃把托洛茨基主义组织路线强加给我们党的企图，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这件不光彩的事情上帮助他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在反对党的斗争中陷于少数，就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的、半孟什维克的组织计划，并同托洛茨基分子一起把反对党内无产阶级制度作为当前口号。我们党认为不能埋葬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把目前反对派首领抛到一边，有什么奇怪呢。 同志们，这就是目前反对派首领同列宁主义决裂并在其中走偏的三个基本问题。在此之后，列宁的党反过来同这些首领决裂，还有什么奇怪呢？但可惜，反对派的堕落并未就此停止。反对派的堕落走得更远，使它走到一条界限，再往前就会冒险置身党外。你们自己判断吧。迄今很难设想，反对派无论怎样堕落，会在无条件保卫我国的问题上动摇。但现在不仅应当设想，而且应当断言，目前反对派首领的立场是失败主义立场。否则怎样理解托洛茨基那个愚蠢荒谬的论点，即一旦发生反苏新战争就要搞克列孟梭式实验？难道可以怀疑这是反对派进一步堕落的标志吗？迄今很难设想，反对派会提出愚蠢荒谬的指控，说我们党热月化。1925年，当扎卢茨基第一次谈到我们党有热月化倾向时，目前反对派首领还坚决同他划清界限。而现在反对派堕落到比扎卢茨基走得更远，指控党热月化。我只是不明白，断言党已热月化的人怎么还能留在我们党内。迄今反对派“仅仅”力图在共产国际各支部中组织单独的派别集团。而现在它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德国组织了一个新党，即马斯洛夫和露特·菲舍尔这些反革命骗子的党，同那里现有的德国共产党相对抗。这就是直接分裂共产国际的立场。从共产国际各支部中的派别集团到分裂共产国际——这就是反对派首领堕落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季诺维也夫在讲话中没有否认德国存在分裂的事实。而这个反共党是由我们反对派组织的，至少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们反对派首领的反党文章和讲话正由马斯洛夫和露特·菲舍尔印成单独小册子并散发。（有人喊：“可耻！”）反对派联盟在我们报刊上推出武约维奇来为德国这第二个马斯洛夫—露特·菲舍尔党进行政治辩护，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反对派公开支持马斯洛夫和露特·菲舍尔，支持他们反对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各无产阶级支部。同志们，这已经不只是派别活动了。这是公开分裂共产国际的政策。（有人喊：“对！”）以前反对派力求在我们党内获得派别集团自由。现在这对它来说已经不够了。现在它走上直接分裂的道路，在苏联建立一个新党，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有自己的地方组织。从派别活动政策到直接分裂政策，到建立新党政策，到“奥索夫习气”政策[35]——这就是我们反对派首领堕落到的地方。这就是反对派在脱离党和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内实行分裂政策的道路上进一步堕落的主要里程碑。 能不能再容忍这种状况？显然不能。无论在共产国际还是在联共（布）内，都不能容许分裂政策。如果我们珍惜党和共产国际的利益、珍惜它们统一的利益，就必须立即根除这种祸害。这些情况迫使中央委员会提出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你们会问：出路在哪里？反对派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任务在于作最后一次尝试，帮助反对派从死胡同里爬出来。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在这里提出的，就是党为了促进党内和平所能采取的方式和最大限度让步。第一，反对派必须坚决彻底地放弃“热月化”的胡说和关于克列孟梭式实验的荒谬口号。反对派应当懂得，抱着这种观点和这种倾向，就不能在战争危险逼近时保卫我们的国家。反对派应当懂得，抱着这种观点和这种倾向，就不能继续留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里。（有人喊：“对！”）第二，反对派必须公开而直截了当地谴责德国马斯洛夫—露特·菲舍尔的分裂反列宁集团，同它断绝一切联系。不能再容忍支持共产国际内的分裂政策。（有人喊：“对！”）不能一面支持共产国际分裂、瓦解共产国际各支部，一面保卫苏联。第三，反对派必须坚决彻底地放弃一切派别活动，放弃一切导致在联共（布）内建立新党的途径。在我们党代表大会前两个月、甚至两小时，都不应容许分裂政策。（有人喊：“对！”）同志们，这就是三项基本条件，不接受这些条件，我们就不能容许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继续留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里。有人会说，这是镇压。是的，这是镇压。在我们党的武库中，镇压从未被认为排除在外。我们在这里依据的是我们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著名决议，依据的是列宁同志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起草并通过的决议[36]。这项决议的第六、七点如下：第六点：“代表大会责成立即解散所有不管在什么纲领基础上形成的小组，并责成所有组织最严格地监督，不许任何派别活动。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定，应导致无条件立即开除出党。”第七点：“为了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实行严格纪律，并在消除一切派别活动时达到最大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发生违反纪律或恢复或容许派别活动的情况下，采取一切党的处分措施，直至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则把他们降为候补委员，甚至作为极端措施开除出党。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监察委员会委员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条件，是召开中央全会，邀请全体中央候补委员和全体监察委员会委员参加。如果这种最负责的党的领导人全体会议以三分之二多数认为必须把中央委员降为候补委员或开除出党，那就应立即执行这项措施。”有人喊：应当立即执行。斯大林：同志们，等一等，不要急。这是列宁写下的并留给我们的遗训，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党的铁的纪律，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他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党实行的，没有统一而磐石般的党，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不接受的条件下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不可能继续留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里的条件。反对派接受这些条件——好。不接受——那就对它更糟。（鼓掌。）约·斯大林。《关于反对派。1921—1927年文章和讲话》。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