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问题：供宣传员使用的提纲（经联共（布）中央批准）

一、中国革命的前景 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事实： a) 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以及帝国主义在金融经济上的统治； b) 封建残余的压迫，这种压迫因军阀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压迫而加剧； c) 数百万工农群众反对封建官僚压迫、反对军阀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日益增长； d) 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软弱性，其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及其对革命运动规模的恐惧； e) 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日益高涨，其在数百万劳动群众中的威望的增长； f) 在中国邻国存在无产阶级专政。 由此产生中国事态发展的两条道路：要么是民族资产阶级击败无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达成交易，并与其一起向革命进军，以通过确立资本主义统治来终结革命；[第221页] 要么是无产阶级将民族资产阶级排挤到一边，巩固其领导权，并率领城市和乡村的数百万劳动群众，以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抵抗，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并随后逐步将其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带来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二者必居其一。 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其经验可被中国无产阶级成功利用），大大便利了中国革命实现第二条道路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基本上以统一阵线对中国革命进行进攻，目前帝国主义阵营中不存在像十月革命前那样削弱帝国主义的分裂和战争——这一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将比俄国革命遇到更多困难，在这场革命过程中，叛变和背叛将比苏联内战时期多得多。因此，这两条革命道路之间的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正因如此，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是为争取中国革命第二条道路的胜利而斗争。 [第222页] 二、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第一次北伐期间，当国民军逼近长江，接连取得胜利，而强大的工农运动尚未充分展开时，民族资产阶级（非买办[55]）与革命同行。这是统一全国阵线的革命。这并不意味着革命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没有矛盾。这仅意味着民族资产阶级在支持革命的同时，试图利用革命为其自身目的服务，通过主要引导其进行领土征服，来限制其规模。这一时期国民党内部右派与左派之间的斗争是这些矛盾的反映。1926年3月蒋介石试图将共产党人驱逐出国民党的尝试，是民族资产阶级驯服革命的第一次严重尝试。众所周知，联共（布）中央当时就认为，“必须采取保持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路线”，需要“推动将右派从国民党中驱逐或开除”（1926年4月）。这是进一步展开革命、在国民党内及国民政府中加强左派与共产党人紧密合作的路线，是加强国民党统一性的同时——揭露和孤立国民党右派、使右派服从国民党纪律、利用右派及其联系和经验（只要他们服从国民党纪律），或者将右派驱逐出国民党（如果他们破坏纪律并背叛革命利益）的路线。随后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一路线的正确性。农民运动的强大发展、农村中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的组织、城市中的强大罢工浪潮以及工会委员会的建立、国民军向被帝国主义舰队和军队包围的上海胜利推进——所有这些类似事实都表明，所采取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只有这一情况才能解释这样一个事实：1927年2月右派分裂国民党并在南昌建立新中心的尝试，在武汉革命国民党一致反对面前失败了。但这一尝试表明，国内阶级力量正在重新组合，右派和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安分，他们将加强对抗革命的工作。因此，联共（布）中央在1927年3月说以下话是正确的： a) “目前，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中，中国革命正经历一个关键时期，其进一步的胜利只有在坚决发展群众运动的方针下才可能实现”； b) “必须坚持武装工农的方针，将地方农民委员会转变为拥有武装自卫的实际权力机构”； c) “共产党不应掩盖国民党右派叛徒和反动政策，必须动员群众围绕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揭露右派”（1927年3月3日）。 因此，很容易理解，随后革命的强大规模，一方面，以及帝国主义在上海的进攻，另一方面，必然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被抛入反革命阵营，正如国民军占领上海和上海工人的罢工必然使帝国主义联合起来扼杀革命一样。事实确实如此。南京的枪杀事件在这方面成为中国交战力量重新划界的信号。帝国主义在南京开枪并提出最后通牒，意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共同对抗中国革命。而蒋介石枪杀工人集会并发动政变，仿佛是对帝国主义呼吁的回应，表示他准备与民族资产阶级一起与帝国主义达成交易，对抗中国的工农。 [第225页] 三、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 蒋介石的政变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民族反革命中心的诞生，以及国民党右派与帝国主义针对中国革命的交易。蒋介石的政变意味着，从此中国南方将有两个阵营、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蒋介石的政变意味着，革命进入了其发展的第二阶段，从统一全国阵线的革命转向数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向农业革命，这将加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地主和封建领主、反对军阀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意味着，两条革命道路之间、革命进一步展开的支持者与革命取消的支持者之间的斗争，将日益尖锐化，充满当前整个革命时期。这意味着，武汉的革命国民党在坚决反对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同时，将在实际上转变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而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脱离工农并接近帝国主义，最终将分享军阀的命运。但由此得出，保持国民党统一的政策、在国民党内孤立右派并利用其服务于革命的政策，已不再符合革命的新任务。这一政策必须被坚决将右派驱逐出国民党的政策、坚决与右派斗争直至其完全政治消灭的政策、将国家全部权力集中在革命国民党手中的政策所取代，即没有右派元素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的联盟。由此进一步得出，左派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紧密合作的政策在当前阶段具有特殊力量和特殊意义，这种合作反映了国民党外工农联盟的形成，没有这种合作，革命就不可能胜利。由此进一步得出，革命国民党力量的主要来源是工农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展开及其群众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工人工会和其他群众革命组织）的加强，作为未来苏维埃的准备元素，革命胜利的主要保证是数百万劳动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增长，而对抗反革命的主要解药是武装工农。最后，由此得出，在与革命国民党人并肩斗争的同时，共产党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保持其独立性，这是确保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必要条件。 [第227页] 四、反对派的错误 反对派（拉狄克及其同伙）的主要错误在于不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不理解该革命目前处于哪个阶段，不理解其当前的国际环境。反对派要求中国革命以与十月革命大致相同的速度发展。反对派不满上海工人没有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采取决定性战斗。但他们不理解，中国革命不能以快速速度发展，部分原因是目前的国际环境不如1917年有利（帝国主义之间没有战争）。他们不理解，在不利条件下，当预备队尚未到位时，不能接受决定性战斗，正如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和7月都没有接受决定性战斗一样。他们不理解，在不利条件下（如果可以避免时）不避免决定性战斗，就是帮助革命敌人。反对派要求立即在中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但现在建立苏维埃意味着什么？首先，它们不能在任何时刻建立，它们只在革命浪潮特别高涨的时期建立。其次，苏维埃不是为闲聊而建立的，它们首先作为对抗现有权力的斗争机关、作为争取权力的斗争机关而建立。1905年是这样。1917年也是这样。但在当前时刻，在例如武汉政府管辖区域内建立苏维埃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提出对抗该区域现有权力的口号。这意味着提出建立新权力机关的口号，提出对抗革命国民党权力的口号，因为共产党人与左派国民党人结盟，除了革命国民党的权力，该区域现在没有其他权力。这意味着，混淆建立和加强工农群众组织（如罢工委员会、农民协会和委员会、工会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等）的任务，革命国民党目前正依靠这些组织，与建立苏维埃制度作为替代革命国民党权力的新类型国家权力的任务。这意味着，最后，不理解中国革命目前处于哪个阶段。这意味着，给中国人民的敌人提供新的武器，用于对抗革命，用于制造新的传说，即在中国发生的不是民族革命，而是人为移植“莫斯科苏维埃化”。因此，反对派在当前时刻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在帮助中国革命的敌人。 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参与国民党是不明智的。反对派因此认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明智的。但现在，当整个帝国主义集团及其所有走狗都要求将共产党人驱逐出国民党时，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离开战场，将国民党内的盟友抛给革命敌人，让他们高兴。这意味着削弱共产党，破坏革命国民党，帮助上海的反动派，并将国民党旗帜——中国所有旗帜中最受欢迎的旗帜——交到国民党右派手中。这正是现在帝国主义、军阀和国民党右派所要求的。因此，反对派在当前时刻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在帮助中国革命的敌人。因此，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最近的全委会完全正确地坚决拒绝了反对派的纲领[56]。 《真理报》第90号，1927年4月21日 [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