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省党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同志们！我本来不打算发言。不打算发言，是因为会议上需要说的话，其他同志都已经说过了，这里说不出什么新东西，而重复已说过的话也没有必要。然而，鉴于一些代表团的请求，我不得不讲几句话。如果我们从管理国家、从领导我们整个建设工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我国局势的主要特征和本质是什么？主要特征和本质在于，党找到了正确的政策，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其指导方针是符合实际的。列宁说过：对农民实行十到二十年的正确政策，我们的胜利就有保障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在当前这一历史时刻，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主要问题。而我们的实践，我们的工作，党的工作表明，党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途径。要使党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政策正确，需要什么？首先，需要党的政策确保工农联盟，确保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结合。其次，需要党的政策确保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这个结合中的领导地位。为了确保这种结合，我们的财政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必须符合劳动大众的利益；我们的价格政策必须是正确的，要顺应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合作社事业必须在城市，尤其是在农村，系统地、日复一日地得到发展。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否则，我们就会面临严重的复杂局面。我不说我们在这一领域没有困难。困难是存在的，而且非常严重。但我们在克服它们。我们之所以能克服它们，是因为我们的政策总体上是正确的。那么，要确保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需要什么？这需要国家的工业化。这需要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不断增长和壮大。这需要我们不断增长的社会主义工业带动农业。列宁说过：每一个新的工厂，每一个新的作坊，都巩固了工人阶级在领导农村方面的地位，以至于任何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都不足为惧。这是他在1921年说的。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了五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工业发展了，出现了新的工厂和作坊。事实证明，每一个新的作坊，每一个新的工厂，都是无产阶级手中的一座新堡垒，确保其对数百万农民群众领导地位。你们可以看到，党在这一领域也找到了正确的政策。我不说我们在这一领域没有困难。困难当然存在，但我们不害怕，并且我们在克服它们，因为我们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 有人说，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最稳固的政权。这是正确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是因为苏维埃政权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但是，仅仅有正确的政策，就足以战胜我们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所有困难吗？不，不够。为此，至少还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首先，必须确保党制定的正确政策真正得到执行，真正得到全面彻底的落实。拥有正确的政策，当然是首要之事。但如果这项政策不付诸实践，如果在执行过程中被歪曲，那么这样的政策有什么用？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况：政策是正确的，但没有被执行，或者执行的方式不对。我们现在就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列宁在十一大最后一次报告中提到的正是这类情况，他说：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但这还不够，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建立正确的人员选拔机制并检查执行情况。人员选拔和检查执行情况，这是列宁在最后一次报告中强调的重点。我认为，列宁的这一指示，我们在整个建设时期都应铭记在心。要领导建设，仅有正确的指示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我们苏维埃的、经济的、合作社的以及其他一切建设工作的领导岗位上，安置那些理解这些指示的意义和价值、能够诚实且尽职地执行这些指示、并将执行这些指示视为荣誉之事、视为对党和无产阶级最高义务的人。这就是对列宁“正确选拔人员并检查执行情况”口号的理解。然而，在我们这里有时会发生完全相反的事情。表面上似乎承认党和苏维埃政权上级机关的指示，但实际上却将其束之高阁，继续执行完全不同的政策。难道这不是事实吗？有时某些经济、合作社及其他机构的一些负责人，将党的正确指示束之高阁，继续沿着旧路前行？例如，如果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中央机关决定，我们当前政策的首要任务是降低零售价格，而一大批合作社及一般商业工作人员却无视这一决定，选择绕开它，这叫什么？这不是对那种正确政策的破坏吗？工农联盟的命运、苏维埃政权的命运，都取决于这种政策的忠实执行。列宁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机器没有朝着它应该行驶的方向移动”时，指的就是这类情况。那么，这种路线与机器之间的失调是如何解释的？这是因为这台机器、这个机构的组成成分并不总是优质的。因此，正确选拔工作人员和检查执行情况，现在是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一项紧迫任务。因此，党必须密切关注，确保我们建设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员是根据忠实执行党和苏维埃政权政策的角度来选拔的。 第二个条件。但事情当然不止于此。此外，还必须提高党对群众领导的质量，从而便于将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卷入我们的整个建设工作中。确保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当然是首要之事。但无产阶级是通过党来表现其领导意愿的。如果党领导不力，就不可能领导建设。要使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其党必须站在作为群众最高领导者的使命高度。这需要什么呢？这需要党的领导不是形式上的，不是纸面上的，而是实际的。这需要党的领导具有最大的灵活性。有人说，如果不发动工人阶级广大群众，我们就无法在建设战线上取得胜利。这完全正确。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为了让广大群众投身于我们的建设事业，必须正确、灵活、不冒失地领导这些群众。谁应该领导群众？党应该领导群众。但党如果忽视近年来工人和农民中发生的变化，就无法领导群众。那种仅靠命令和指示进行领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简单的形式化领导只会引起反感。为什么？因为工人阶级的积极性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要求提高了，工人对我们工作中缺点的敏感度提高了，工人变得更加挑剔了。这是好事吗？当然是好事。我们一直追求这一点。但由此可知，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变得更加复杂，领导本身必须采取更灵活的形式。以前，踩到脚上也没事。但现在，同志们，这行不通了！现在需要对最细微的事情都保持最大的注意，因为工人的日常生活正是由这些细节构成的。对农民也要说同样的话。现在的农民不同于两三年前的农民。他也变得更加敏感和自觉。他阅读所谓领导人的文章，讨论它们，剖析每一位领导人的言行，并形成自己的看法。不要以为他像某些聪明人描绘的那样愚蠢。不，同志们，农民比城市里的许多聪明人更聪明。因此，他希望人们对他更加关注。在这里，就像对待工人一样，不能仅靠决议。在这里，就像对待工人一样，必须耐心、细致地解释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指示，让人们理解党想要什么，党要把国家引向何方。今天没听懂，明天请费心解释。明天没听懂，后天请费心解释。没有这一点，现在就不可能有领导。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要放弃领导。不，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党放弃领导，如果党停止领导，群众就不可能尊重党。群众自己希望被领导，群众在寻找坚定的领导。但群众希望领导不是形式上的，不是纸面上的，而是实际的，是他们能理解的。为此，必须耐心解释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目标、任务、指示和方针。不能放弃领导，也不能削弱领导。相反，领导必须加强。但为了加强领导，领导本身必须变得更加灵活，党必须对群众的要求具有最大的敏感度。 我结束了，同志们。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但为了使我们的政策不悬在空中，至少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正确选拔工作人员并检查党的指示的执行情况。第二，在领导群众时具有灵活性，对群众的要求具有最大的敏感度，敏感度，再强调一次，敏感度。 （全场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和欢呼；所有在场者齐唱《国际歌》。） 《真理报》1927年1月16日第1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