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方革命运动：接受日本《日日新闻》记者福泽先生的采访

福泽先生的问题与斯大林的回答 第一个问题。日本人民是东方最先进的民族，因此对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最为关切。他们愿意成为苏联在这一伟大事业——即从西方列强帝国主义枷锁下解放被奴役的东方民族——中的盟友。然而，日本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有时不得不违背这一运动，与西方列强站在同一战线上。（例如：英日同盟，根据该同盟，日本必须在其与印度起义者的斗争中援助英国；以及日本最近在上海事件中与美国、英国和法国联合反对中国工人。）在您看来，这种由日本民族愿望与日本国家和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困境，出路何在？ 回答。确实，日本人民是东方最先进的民族，他们关心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日本人民与苏联人民的联盟将是东方民族解放事业中的决定性一步。这种联盟将标志着伟大的殖民帝国和世界帝国主义走向终结的开始。这一联盟将是不可战胜的。但同样正确的是，日本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将日本人民推向帝国主义道路，使其成为奴役而非解放东方民族的工具。您问：如何走出日本人民利益与日本国家和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出路只有一个：按照日本人民根本利益的模式改变日本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俄罗斯曾经一段时间是东方民族的梦魇，是任何解放运动的宪兵。是什么事实解释了它从解放运动的宪兵转变为该运动的朋友和旗手？仅仅是因为俄罗斯的国家和社会制度被改变了。 第二个问题。居住在苏联领土上的东方民族，由于沙皇统治的专制制度，落后了数百年，直到革命后才获得独立发展工业、农业、文化等的权利。在您看来，这些苏联东方民族大约需要多少年才能达到与苏联其他民族相同的文化水平？ 回答。您问：苏联的东方民族大约需要多少年才能达到与苏联其他民族相同的文化水平？很难说。这些民族文化发展的速度取决于许多内部和外部条件。总的来说，我必须说，关于发展速度的预测从未以准确性著称，尤其是当涉及具体年数时。这些国家文化发展的主要便利在于，像沙皇制度、俄罗斯帝国主义、中心剥削边缘的制度等主要发展障碍已经被清除。这一情况为苏联东方民族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但这一主要便利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利用，则取决于东方民族本身，首先取决于苏维埃革命发现他们所处的文化发展阶段。无论如何，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在当前的发展条件下，苏联东方民族比在“最自由”和“最文明”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拥有更多迅速和全面发展民族文化的机会。 第三个问题。您说，被奴役的东方民族的解放民族运动与西方先进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结合将确保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在我们这里，在日本人民中，有一个口号——“亚洲属于亚洲人”。您是否认为我们的愿望与你们对东方殖民国家的革命策略有共同之处？ 回答。您问：“亚洲属于亚洲人”的口号与布尔什维克对东方殖民国家的革命策略是否有共同之处？既然“亚洲属于亚洲人”的口号意味着号召对西方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战争，那么——但仅限于此——这里无疑存在共同之处。但“亚洲属于亚洲人”的口号不仅包含这一方面。它还包含两个与布尔什维克策略完全不相容的组成部分。首先，它回避了东方帝国主义的问题，似乎认为东方帝国主义比西方好，或者可以不与东方帝国主义作斗争。其次，这个口号使亚洲工人对欧洲工人产生不信任感，使前者疏远后者，切断他们之间的国际联系，从而破坏了解放运动的基础。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不仅针对西方帝国主义，而且针对一般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包括东方帝国主义。它的目的不是削弱亚洲工人与欧洲和美国工人之间的国际联系，而是扩大和加强这些联系。因此，除了共同点外，正如您所见，“亚洲属于亚洲人”的口号与布尔什维克在东方的策略之间还存在根本分歧的要点。 第四个问题。在回答我关于“共产主义在哪里更有可能成功——在西方还是东方”的问题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20年与我的谈话中说：“真正的共产主义目前可能只在西方取得成功，然而西方是靠东方生活的；欧洲资本主义列强主要靠东方殖民地发财，但它们同时也武装和训练其殖民地如何作战，从而西方在东方为自己挖掘了坟墓。”您是否认为在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和其他东方国家日益频繁发生的事件，是西方列强即将被埋葬在它们自己在东方挖掘的坟墓中的预兆？ 回答。您问：我是否认为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和其他东方国家革命运动的加强，是西方列强即将被埋葬在它们自己在东方挖掘的坟墓中的预兆？是的，我认为如此。殖民国家是帝国主义的主要后方。这一后方的革命化不仅意味着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意味着东方革命化必将给西方革命危机的加剧带来决定性推动，从而不可避免地动摇帝国主义。从后方和前方两面受到攻击的帝国主义，必须承认自己注定灭亡。 《真理报》1925年7月14日第15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