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民族问题：关于谢米奇的文章

只能欢迎，谢米奇现在，在南斯拉夫委员会进行的讨论之后，在自己的文章中完全全全地赞同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立场；但若因此认为，在讨论之前或在南斯拉夫委员会讨论期间，俄共（布）代表团为一方、谢米奇为另一方之间没有分歧，那就不正确了。看来，谢米奇倾向于正是这样看待民族问题上的分歧，力图把它们归结为误解。但遗憾的是，他大错特错了。 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断言，与他进行的论战基于“一系列误解”，这些误解是由他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上“一篇未完全翻译的”发言引起的。换句话说，结果成了一个扳道工有过错，他不知为何没有把谢米奇的发言完全翻译出来。 为了真理，我不得不声明：谢米奇这一断言完全不符合事实。 当然，如果谢米奇用保存在共产国际档案 [c.216] 中的他在南斯拉夫委员会的发言来佐证这一声明，那就更好了。但他不知为何没有这样做。 因此，我不得不替谢米奇来做这件不甚愉快但完全必要的事。 尤其必要的是，即使在谢米奇完全赞同俄共（布）代表团立场的现在，他当前立场中的不明确之处仍然不少。 我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上的发言中（见《布尔什维克》[41] 第7期）（见本卷，第69—76页。——编者注）谈到在三个问题上的分歧：1）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问题，2）关于这一历史时代民族运动内部社会内容的问题，3）关于国际因素在民族问题中的作用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曾断言，谢米奇“没有完全弄清布尔什维克提出民族问题的基本实质”，他把民族问题同革命的总问题割裂开来，因此走上了把民族问题归结为宪法问题的道路。这一切对吗？请读下面谢米奇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上的发言（1925年3月30日）中的几段话，自己判断吧： “能不能把民族问题归结为宪法问题？首先，这是一个理论提法。比如说，在某个国家 X 中居住着三个民族——A、B 和 C。这三个民族表示，他们希望生活在一个国家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谈的是什么呢？当然是调节这个国家内部的关系。就是说，是宪法秩序问题。在这个理论场合，民族问题归结为宪法问题……如果我们 [c.217] 在这种理论场合把民族问题归结为宪法问题，那么应当说——我一贯强调这一点——各民族的自决，直到分立，是解决宪法问题的条件。我只是在这个层面上提出宪法问题。” 我认为，谢米奇发言中的这些话无须进一步评论。显然，谁把民族问题看作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谁就不能把它归结为宪法问题。反之，只有把民族问题同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割裂开来的人，只有他才能把民族问题归结为宪法问题。 谢米奇的发言中提到，民族自决权不经过革命斗争就不能获得。谢米奇说：“显然，这种权利只能通过革命斗争获得。它们不可能通过议会道路获得，而只能通过群众性的革命行动来争取。” 但是，“革命斗争”和“革命行动”是什么意思呢？能不能把“革命斗争”和“革命行动”同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革命胜利这一解决民族问题的条件等同起来呢？当然不能。当你把革命胜利说成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条件，这是一回事；而当你把“革命行动”和“革命斗争”当作解决民族问题的条件，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必须指出，改良道路 [c.218]、宪法道路决不排除“革命行动”和“革命斗争”。 在确定某个政党是革命性质还是改良性质时，决定性的不应是“革命行动”本身，而是这些行动所为之进行并被该党利用的政治目的和任务。 大家知道，俄国孟什维克在1906年第一届杜马被解散后，曾提议组织“总罢工”，甚至“武装起义”。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他们仍然是孟什维克。因为他们当时提议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摧毁沙皇制度和组织革命的完全胜利，而是为了“对”沙皇政府“施加压力”，以争取改良，扩大“宪法”，召集“改良的”杜马。 为改良旧制度、同时保持统治阶级手中的政权而采取“革命行动”——这是一回事，这是宪法道路。为打破旧制度、推翻统治阶级而采取“革命行动”——这是另一回事，这是革命道路，是革命完全胜利的道路。 这里有根本区别。 因此我认为，谢米奇在把民族问题归结为宪法问题的同时援引“革命斗争”，并不驳倒、反而只是证实了我的说法：谢米奇“没有完全弄清布尔什维克提出民族问题的基本实质”，因为他不明白，民族问题不应孤立地考察，而应同 [c.219] 革命胜利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作为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来考察。 我坚持这一点，完全不是想说我在这个问题上对谢米奇的错误说了什么新东西。绝非如此。马努伊尔斯基同志早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42] 上就谈过谢米奇这一错误，他说：“谢米奇在自己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观点下的民族问题》以及在南斯拉夫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把争取修改宪法的斗争作为共产党的实际口号提出来，也就是说，实际上把整个民族自决问题完全归结到宪法基础上”（见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速记录，第596—597页）。 季诺维耶夫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上也谈过这同一个错误，他说：“在谢米奇的前景中，看来只缺一样不大的东西——革命”，民族问题是“革命的，而不是宪法的”问题（见《真理报》第83号）。 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们对谢米奇错误的这些意见，不可能都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无风不起浪。 谢米奇第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这样。 他的其余错误都直接由这个基本错误产生。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在自己的发言中曾断言（见《布尔什维克》第7期），谢米奇“不愿把民族问题看作本质上农民的问题”（见本卷，第71页。——编者注）。[c.220] 对吗？请读下面谢米奇在南斯拉夫委员会发言中的一段话，自己判断吧： “南斯拉夫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何在？”——谢米奇问道，并在同一处回答说：“这种社会内容在于塞尔维亚资本为一方与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资本为另一方的竞争斗争”（见谢米奇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上的发言）。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资产阶级同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竞争斗争在这里不可能不起一定作用，对此当然不能怀疑。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一个人如果把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看作不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竞争斗争，他就不可能把民族问题看作本质上农民的问题。 现在，当民族问题已由地方的和国内的问题变成世界问题，变成殖民地及附属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问题时，民族问题的实质何在呢？现在，民族问题的实质在于：殖民地及附属民族的人民群众反对统治民族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这些殖民地和这些民族进行金融剥削、政治奴役和文化抹杀。 在这样提出民族问题时，不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斗争能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不是决定性的，在某些场合甚至不是重要的。十分明显，这里主要谈的不是 [c.221] 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在竞争斗争中打败或可能打败另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而是统治民族的帝国主义集团剥削和压迫殖民地及附属民族的基本群众、首先是农民群众，并且由于压迫和剥削他们，从而把他们卷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者。 如果把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归结为不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竞争斗争，就不能把民族问题看作本质上农民的问题。反之，如果把民族问题看作本质上农民的问题，就不能把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看作不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竞争斗争。没有任何可能在这两个公式之间划等号。 谢米奇援引斯大林写于1912年底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的一处。那里说：“在资本主义上升条件下的民族斗争是资产阶级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他显然想以此暗示，他关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民族运动社会意义的公式是正确的。 但是，斯大林的小册子写于帝国主义战争之前，那时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民族问题还不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那时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自决权的基本要求不是被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被看作 [c.222]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 如果看不到从那时起国际形势已根本改变，战争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已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小部分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小部分，那就可笑了。 早在1916年10月，列宁在《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43] 一文中就说过，民族问题中关于自决权的基本点已不再是总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已经变成总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更不用说列宁以及俄国共产主义其他代表后来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了。 在这一切之后，当我们由于新的历史形势已经进入一个新纪元、即无产阶级革命纪元时，谢米奇援引斯大林写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小册子中的著名地方，还能有什么意义呢？它只能有一种意义：谢米奇引用时不考虑空间和时间，脱离活的历史形势，从而违背辩证法的最基本要求，不顾在一个历史形势下正确的东西在另一个历史形势下可能成为不正确的东西。 我已经在南斯拉夫委员会的发言中说过，在俄国布尔什维克提出民族问题方面必须区分两个阶段：十月以前阶段，当时谈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问题被看作 [c.223] 总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十月阶段，当时谈的已经是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问题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几乎无须证明，这种区分具有决定性意义。 我担心，谢米奇仍然没有弄清在提出民族问题方面这两个阶段之间区别的意义和重要性。因此我认为，谢米奇试图把民族运动不看作本质上农民的问题，而看作不同民族资产阶级竞争的问题，“隐藏着低估民族运动内部力量和不理解民族运动深刻的人民性、深刻的革命性”（见《布尔什维克》第7期）（见本卷，第72页。——编者注）。谢米奇第二个错误就是这样。 值得注意的是，季诺维耶夫在南斯拉夫委员会的发言中也这样谈到谢米奇这一错误，他说：“谢米奇的断言是不正确的，据说在南斯拉夫农民运动由资产阶级领导，因此它不是革命的”（见《真理报》第83号）。这种吻合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再说一遍：无风不起浪。 最后，关于第三个问题，我曾断言，谢米奇“试图脱离国际形势和欧洲可能的前景来论述南斯拉夫民族问题”（见同上。——编者注）。对吗？[c.224] 对，是对的。因为谢米奇在自己的发言中甚至连一点隐约的暗示都没有，说明在现代条件下国际形势、尤其是对南斯拉夫而言，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最重要因素。 南斯拉夫国家本身是在两个主要帝国主义联盟混战中形成的，南斯拉夫不可能摆脱目前各帝国主义邻国之间进行的大国力量博弈，——这一切都留在谢米奇视野之外。 谢米奇援引说，他完全设想到国际形势的某些变化，由于这些变化，自决问题可能成为实际迫切的问题，——在目前这种国际形势下，这种援引现在必须被认为已经不够了。现在的问题完全不在于承认：在可能的和遥远的未来国际形势发生某些变化时，各民族自决权问题具有迫切性，——这一点现在若有需要，甚至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可能从前景上承认。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不要把南斯拉夫国家现今的、由战争和暴力形成的边界变成解决民族问题的出发点和合法基础。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民族自决问题，即根本改变南斯拉夫边界的问题，是民族纲领的附属品，它从遥远的未来中苍白地显现出来；要么它是民族纲领的基础。无论如何很清楚，自决权这一条不能同时既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民族纲领的附属品，又是它的基础 [c.225]。 我担心，谢米奇仍然继续把自决权看作民族纲领的前景性附属品。因此我认为，谢米奇把民族问题同总国际形势问题割裂开来，因此在他那里，自决问题，即改变南斯拉夫边界的问题，实质上不是一个迫切问题，而是一个学术问题。谢米奇第三个错误就是这样。 值得注意的是，马努伊尔斯基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这样谈到谢米奇这一错误：“谢米奇提出整个民族问题的基本前提是这样一个想法：无产阶级应当接受资产阶级国家在历经一系列战争和暴力后所形成的那些边界”（见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速记录，第597页；着重号是我加的。——约·斯大林）。能不能把这种吻合看作是偶然的巧合？当然不能！再说一遍：无风不起浪。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1—12期，1925年6月30日。署名：约·斯大林 [c.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