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组织报告的结论（1924年5月27日）

同志们！在发言者的讲话中，我没有看出有人反对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我将此视为代表大会同意该报告的结论。（鼓掌）在我的报告中，我有意没有触及我们党内分歧，没有触及，因为我不想触动那些看来已经愈合的伤口。但是，在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触及这些问题、犯了一系列不准确之处并发出挑战之后，就不应保持沉默。在这种情形下，沉默会令人不解。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在这里反对重复进行关于分歧的辩论。我坚决反对重复，正因为如此，我在报告中才没有触及分歧。但是，既然同志们——反对派成员——触及了这一点并发出挑战，我们就无权沉默。 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两人在谈到分歧时，把代表大会的注意力集中在一项决议上，即12月5日的决议，却忘记了除这项决议之外还有另一项决议——[c.220] 关于讨论总结的决议[43]，忘记了曾经召开过代表会议，并且在中央委员会12月5日通过的决议之后，又出现了新的讨论浪潮，这次浪潮在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关于讨论总结的专门决议中得到了评价。他们忘记了，对第十三次代表会议避而不谈，对反对派不会没有代价。我提请代表大会注意，代表会议就经济政策通过了一项决议，而就党的建设通过了两项决议。这是为什么？曾经有一项得到全党确认并由中央委员会12月5日通过的决议，后来却有必要就同一问题——关于小资产阶级倾向——再作出一项决议。这种麻烦从何而来，如何解释？解释在于，整个讨论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以12月5日一致通过的决议结束，第二个时期以关于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结束。我们当时，即第一个时期，以为12月5日的决议或许会结束党内的争论，正因如此，我上次在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报告中谈到这个时期时说，如果反对派愿意，12月5日的决议本可以结束党内的斗争。我说过这一点，我们所有人都这样想。但事情在于，这个时期的讨论并没有结束。12月5日决议之后出现了托洛茨基的信件——一个带有新问题的新纲领，于是开始了新的讨论浪潮，比此前的更为激烈。这就破坏了党内和平的可能性。这是第二个时期，现在反对派分子正竭力对它避而不谈，绕开它。[c.221] 事情在于，第二个时期的讨论与第一个时期的讨论——反映在12月5日决议中的讨论——之间有巨大差别。12月5日决议没有提出干部蜕化的问题。当时和我一起起草这项决议的托洛茨基，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干部会蜕化。他显然把这个补充留到了以后的发言中。其次，12月5日决议没有说青年学生是最可靠的气压计。托洛茨基显然也把这个问题留作以后讨论中新的发言之用。12月5日决议没有那种攻击机关的倾向，没有那些对党的机关采取惩罚措施的要求，而他在后来的信件中对这些讲得非常详尽。最后，12月5日决议连一点暗示都没有说集团是需要的，而托洛茨基在后来的信件中却对集团问题讲得非常详尽。由此可见，12月5日以前反对派的立场和12月5日以后其领导人的立场之间差别多么巨大。现在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竭力对第二个讨论时期他们的第二个纲领避而不谈，把它藏起来，显然以为可以骗过党。不，你们做不到！你们用愚蠢的诡计和外交手腕是骗不过代表大会的。我相信，代表大会既会对讨论的第一阶段——表现在12月5日决议中——表明态度，也会对第二阶段——表现在代表会议关于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中——表明态度。[c.222] 这两项决议是同一个整体——即所谓讨论——的两个部分。谁想混淆这两个部分并以此骗过代表大会，谁就错了。党成长了，它的觉悟提高了，用外交手腕是骗不过党的。反对派的全部错误就在于它不懂得这一点。 让我们看看，在12月5日以后反对派纲领的问题上，谁是对的？在托洛茨基信件中提出的四个新问题上，谁是对的？第一个问题：干部在蜕化。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要求拿出表明干部蜕化的事实。然而，没有人向我们提供这些事实，也不可能提供，因为自然界没有这样的事实。而仔细一看，我们大家都发现，我们没有蜕化，而不容置疑的是，反对派某些领导人有向小资产阶级政策方面的倾向。那么，谁是对的呢？看来不是反对派。第二个问题——关于青年学生，据说他们是最可靠的气压计。在这个问题上谁是对的呢？看来又不是反对派。如果我们看看这一时期我们党的发展，看看接收20万新党员，那么结论是，气压计不应到青年学生中去寻找，而应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寻找；党不应当以青年学生为方向，而应当以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为方向。20万新党员——这就是气压计。在这里，反对派也错了。第三个问题——对机关的惩罚，攻击党的机关。谁是对的呢？又不是反对派。它已经收起攻击机关的旗帜，转入防御。你们在这里亲眼看到，[c.223] 它在反对党的机关的斗争中如何支吾搪塞，如何混乱撤退。第四个问题——关于派别，关于集团。托洛茨基声称他坚决反对集团。这很好。但是，既然必须触及历史，请允许我恢复一些事实。去年12月，我们曾有一个中央委员会小组委员会来起草12月5日公布的那项决议。这个小组委员会由三人组成：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斯大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项12月5日决议中，关于集团的句子不见了？那里说到禁止派别，但关于禁止集团什么也没有说。只有一处提到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著名决定。如何解释这一点？是偶然吗？这不是偶然。我和加米涅夫坚决提出禁止集团的问题。托洛茨基最后通牒式地抗议禁止集团，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投票赞成这项决议。我们当时就限于援引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托洛茨基当时显然没有读过这项决议，其中不仅说到禁止派别，也说到禁止集团。（笑声，鼓掌。）托洛茨基当时主张集团自由。他在这里称赞12月5日决议。然而，在通过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四天之后，即12月9日，托洛茨基在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写道：“政治局委员在集团和派别组织问题上的纯粹形式立场，尤其令我感到不安。”请看，一个为这项决议大肆辩护的人，原来心里对政治局在集团和派别问题上的态度怀着特别的不安。[c.224] 这不像他当时赞成禁止集团。不，托洛茨基当时主张成立集团，主张集团自由。其次，谁不记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莫斯科的著名决议，要求按照取消某些限制的精神，明确第十次代表大会已经解决的派别问题？莫斯科所有人都记得这件事。你们当中谁不记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自己的小品文中要求恢复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党内存在的那种秩序？而我们知道，党在布列斯特时期曾被迫允许派别存在——这一点我们很清楚。谁不记得，在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当我提出一件最简单的事——让党员们回忆起关于统一的决议第七条，即禁止集团——所有反对派分子怎样暴跳如雷，要求不列入这一条？因此，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站在集团自由的立场上，以为只要说他们要求不是派别自由，而是集团自由，就可以麻痹党的警惕性。如果今天他们向我们声明他们反对集团，这很好。但我绝不能把这称为他们的进攻：这是混乱撤退，是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标志。 在作完这个说明之后，同志们，请允许我就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关于党和组织问题的发言中所犯的某些原则性错误说几句话。[c.225] 托洛茨基说，民主的实质归结为代际问题。这是不对的。原则上不对。民主的实质根本不归结于此。代际问题是次要问题。我们党的生活中的数字说明，我们党的生活说明，党的年轻一代正一步步进入干部队伍，干部队伍因青年而扩大。党过去和将来都始终站在这条道路上。只有那种把干部看作封闭的整体、看作不让新成员进入自己队伍的特权阶层的人，只有那种把这些干部看作旧时代的军官团、认为其他所有党员都“低于自己的尊严”的人，只有那种想在干部和党的青年之间制造鸿沟的人，才可能把民主问题归结为党的代际问题。民主的实质不是归结为代际问题，而是归结为主动性、归结为党员积极参与党的领导的问题。如果说的不是形式民主的党，而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党，与工人阶级群众有不可分割联系的党，那么民主问题只能这样提，也只能这样提。 第二个问题。托洛茨基说，最大的危险在于党的机关官僚化。这也不对。危险不在于此，而在于党可能实际上脱离非党群众。你可以有一个按民主方式建立机关的党，[c.226] 但是如果它不与工人阶级联系，那么这种民主就是空谈，一文不值。党是为阶级而存在的。只要它同阶级联系，同阶级有接触，在非党群众中有威信和尊重，那么即使有官僚主义缺陷，它也能存在和发展。如果没有这一切，那么无论把党组织建成什么样——官僚主义的也好，民主主义的也好——党都一定会灭亡。党是阶级的一部分，是为阶级而存在，而不是为自己而存在。 第三个论点也是原则上错误的：托洛茨基说，党不会犯错误。这是不对的。党常常犯错误。伊里奇教导我们，要利用党自身的错误来教会党正确领导。如果党没有错误，那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教育党了。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捕捉这些错误，揭示其根源，并向党和工人阶级表明我们怎样犯了错误，以及今后不应再重复这些错误。没有这一点，党的发展就不可能。没有这一点，党的领导人和干部的形成就不可能，因为他们是在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克服这些错误的过程中形成和受到教育的。我认为，托洛茨基的这种声明是一种恭维，带有某种嘲弄的企图——不过这种企图没有成功。 再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谈到了清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清洗是党内多数派对付反对派的工具，并且显然不赞成清洗的方法。这是一个原则问题。[c.227]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深刻错误在于，他不理解：如果不定期清洗动摇分子，党就不能巩固。列宁同志教导说，党只有一步步摆脱那些渗入并且还会渗入党内的动摇分子，才能巩固。如果我们一般地否定清洗，那我们就会违背列宁主义。至于这次清洗，它有什么不好呢？有人说有个别错误。当然有。什么时候有过在大事业中没有个别错误的事？从来没有过。个别错误可能存在，也一定会有，但总的来说清洗是正确的。有人给我讲过，一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和职员怎样胆战心惊地等待清洗。有人给我转述了这样一个场面。在一个办公室里坐着应当受清洗的人。这是苏维埃机关的支部。在另一个办公室里是清洗委员会。支部的一个成员经过清洗后，像子弹一样飞出来，浑身是汗。人们请他讲讲怎么回事。他回答说：“让我喘口气，让我喘口气，——我不行了。”（笑声。）对于这些如此痛苦、汗流浃背的人来说，清洗也许不好，但对党来说这很好。（鼓掌。）可惜，我们还有一小部分党员，每月领取1000和2000卢布，却自认为是党员，忘记了党是存在的。我知道一些事实：某个委员部里的支部，那里有这样的党员，成员中也有司机，支部派了一名司机去进行清洗，结果引起了一系列责难，说什么司机[c.228]不应当清洗苏维埃显贵。这类事实在莫斯科发生过。这些党员显然已经脱离党，他们愤愤不平，不能容忍“某个司机”来清洗他们。这样的党员必须教育，再教育，有时则要通过开除出党来教育。清洗的主要意义在于，这类人感觉到有一个主人，有一个党，这个党可以要求他们为反对党的罪过作出交代。我认为，有时，每隔一段时间，主人手里拿着扫帚在党的队伍里走一走，是完全应该的。（鼓掌。）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你们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而组织路线不正确，这就是党可能灭亡的基础。同志们，这是蠢话。不会发生党在政治路线上正确，却因组织路线缺陷而灭亡的事。从来不会这样。党的生活和党的工作的基础，不在于党在当前采取或可能采取的那些组织形式，而在于党的政策，在于党的内外政策。如果党的政策正确，如果它正确提出对工人阶级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那么组织上的缺陷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政策会挽救一切。过去一直如此，将来也会如此。不了解这一点的人，是糟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 党在那些发生争论的问题上——经济性质的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不是正确的呢？如果谁[c.229]想一下子、无需多余的话就检验这一点，他就应当面向党和工人群众，提出问题：非党工人群众怎样对待党——是同情还是不同情？如果反对派成员这样提出问题，如果他们问自己：工人阶级怎样评价党——是同情还是不同情？——那么他们就会明白，党走的道路是正确的。理解与讨论总结有关的一切事情的关键，归结为列宁的号召。如果工人阶级把20万名自己的成员送进党，挑出其中最诚实、最坚定的人，那么这就意味着这样的党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党实质上已成为工人阶级的选举机关，享有工人阶级的完全信任。这样的党将令敌人恐惧地生存，这样的党不会瓦解。我们反对派的不幸在于，它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出发——即从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的角度评价党的比重，因为党是为群众而存在，而不是相反——来看待党的问题、讨论总结的问题，而是从形式观点、从“纯粹的”机关观点出发。为了找到理解讨论总结的简单而直接的关键，不应求助于关于机关的废话，而应求助于那20万进入党的人，他们揭示了党的深刻民主性。反对派分子发言中关于民主的提法是空话，而当工人阶级把20万新党员送进党时——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我们党已成为工人阶级的选举机关。请给我指出另一个这样的党。[c.230] 你们指不出来，因为自然界还没有这样的党。但奇怪的是，甚至这样强大的党，我们的反对派分子也不喜欢。他们在地上还能找到更好的党吗？我担心，他们在寻找更好的党时，恐怕不得不迁居火星。（鼓掌。）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反对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据说指责他们有小资产阶级倾向是不公正的。这是真的吗？不，不是真的。这种指责从何而来，其根据何在？指责的根据在于：反对派分子在狂热鼓动党内民主时，不由自主地、违背自己意志地成了某种传声筒，为那些新资产阶级服务，而新资产阶级根本不在乎我们党内民主，却想在国内得到民主，非常非常想得到。党内那一部分围绕民主问题掀起喧闹的人，不由自主地成了传声筒和渠道，为国内来自新资产阶级的鼓动服务，这种鼓动旨在削弱专政，“扩大”苏维埃宪法，恢复剥削者的政治权利。这就是弹簧和秘密所在：反对派成员无疑热爱党等等，等等，却没有察觉自己变成了那些站在党外、想要削弱和瓦解专政的人的传声筒。难怪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情反对派。这是偶然的吗？不，不是偶然的。国际范围内的力量配置是这样的：任何削弱我们党的威信和我国专政稳固性的企图，都必然会被革命的敌人当作对自己有利的事而抓住，[c.231] 无论这种企图是我们反对派做的，还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做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我们党内派别斗争的逻辑，谁就不懂得这场斗争的结果不取决于个人和愿望，而取决于苏维埃因素和反苏维埃因素斗争总平衡中得出的结果。这就是我们面对反对派时遇到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根据。列宁曾谈到党的纪律和我们队伍的团结，说：“谁哪怕稍微削弱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特别是在它专政时期），谁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见第25卷，第190页）。难道还需要证明，反对派同志们对莫斯科组织和党中央委员会的攻击削弱了党的纪律，破坏了专政的基础，因为党是专政的基本核心？因此我认为，第十三次代表会议说我们这里有小资产阶级政策倾向是正确的。这还不是小资产阶级政策。完全不是！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解释说，倾向还是某种未完成的、未成形的东西。如果你们不坚持，反对派同志们，不坚持这种小资产阶级倾向，不坚持这些小错误——一切都会得到纠正，党的工作会向前发展。如果你们坚持——小资产阶级倾向可能发展成为小资产阶级政策。因此，反对派同志们，全部事情取决于你们。 那么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我们今后也应当在[c.232]党的完全统一的基础上进行党内工作。请看代表大会，它像一堵墙一样站在中央委员会路线一边——这就是党的统一。反对派在我们党内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我们党内是统一的，而且它将是统一的，本次代表大会、它的统一、它的团结都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是否会同那个被称为反对派的微不足道的党内集团保持统一，这取决于他们。我们赞成同反对派一起友好工作。在去年讨论最激烈的时候，我们曾声明必须同反对派共同工作。我们在这里再次确认这一点。但这种统一是否会出现，我不知道，因为未来的统一完全取决于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下的统一，是两种因素——党内多数派和少数派——相互作用的结果。多数派希望工作统一。少数派是否真诚希望这一点，我不知道。这完全取决于反对派同志们。 总结。总结就是：确认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并批准中央委员会的活动。我相信，代表大会将确认这些决议，并批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活动和组织活动。（长时间鼓掌。） 《真理报》第119号；1924年5月28日。[c.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