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关于党的当前建设任务的报告

同志们！通常我们的发言人在讨论会议上从问题历史开始：党内民主问题如何产生，谁第一个说了A，谁随后说了B等等。我认为这种方法不适合我们，因为它带来争吵和相互指责的因素，没有益处。我认为，如果我们从党如何对待政治局关于民主的决议[2]（后来得到中央全会确认）这一问题开始，会好得多。我必须指出，这个决议恐怕是我们党全部历史上唯一一个在关于民主问题的激烈辩论之后得到全党完全——我要说：字面上一致——赞同的决议。甚至那些总体上反对党内多数和中央委员会的反对派组织和支部，甚至它们，尽管想挑毛病，也找不到借口和理由挑毛病；通常这些组织和支部在其决议中，承认政治局关于党内民主决议[c.5]基本原则正确，同时竭力以某种东西与其他组织区别开来，给它加上某种尾巴，比如说：是的，你们一切都好，但不要欺负托洛茨基；或者：你们一切都正确，但稍微迟了一点，最好早一点做这一切。我这里不提出谁欺负谁的问题。我认为，如果好好分析，可能会发现关于季特·季特奇的那句话相当接近托洛茨基：“谁欺负你，季特·季特奇？你自己欺负所有人。”（笑声。）但我说过，我不深入这个问题。我甚至承认，实际上可能有人欺负托洛茨基。但问题在这里吗？在欺负问题中有什么原则性呢？要知道，问题在于决议的原则方面，而不是谁欺负了谁。我想以此说明，甚至那些尖锐而粗暴的反对派支部和组织，甚至它们也不敢在原则上反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我把这一点作为事实确定下来，是为了再次指出：在我们党的全部历史上很难找到另一个类似事实，即一个经历了激烈辩论的火与水的决议，不仅得到多数，而且得到字面上全党如此一致的赞同。由此我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因此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完全符合党当前的需要和要求。第二个结论是，因此党将从这场关于党内民主的辩论中变得更巩固、更团结。这个结论，可以说，正中我们那些国外[c.6]不怀好意者的要害，他们早就因我们的辩论而搓手，以为我们的党会因辩论而削弱，政权会瓦解。我不展开讲党内民主的实质。这种民主的基础已写在决议中，决议已被全党上下讨论过，我何必在这里重复？我只说一点：展开的民主、充分的民主，显然不会有。显然，这种民主将是在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划定框架内的民主。这些框架是什么，你们很清楚，我不在这里重复。我也不展开讲，保证党内民主成为我们党血肉的基本条件，是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觉悟。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决议也说得相当详细。我转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某些同志和某些组织如何把民主问题偶像化，把它看作某种绝对的、超时间和空间的东西。我想以此说明，民主不是为一切时代和条件给定的东西，因为有些时刻不可能也没有意义实行它。为了使这种党内民主成为可能，需要两个条件或两组条件，内部的和外部的，没有这些条件，谈论民主就是空谈。第一，必须工业发展，工人阶级物质状况不恶化，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增长，工人阶级文化水平提高，[c.7]并且工人阶级在质量上也增长。必须使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也增长，首先在质量上增长，首先依靠国家的无产阶级分子。这些内部性质的条件对于能够提出真正而非纸面上的党内民主问题是绝对必要的。但只有这些条件还不够。我已经说过，还有第二组条件，外部性质的条件，没有它们，党内民主不可能。我指的是某种国际条件，或多或少保障和平、和平发展，没有这些，党内民主不可思议。换句话说，如果敌人进攻我们，我们不得不用武器保卫国家，那么就谈不上民主，因为不得不把它收起来。党会动员起来，我们大概会把它军事化，党内民主问题本身就会消失。因此我认为，民主应当根据条件来看待，在党内民主问题上不应有偶像崇拜，因为正如你们所见，实行党内民主取决于每一时刻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条件。为了不再有过度迷恋和无根据指责，我还必须提醒党在实行民主事业中面临的障碍——这些障碍甚至在上述两个主要有利条件（内部[c.8]和外部）具备时也妨碍民主实行。同志们，这些障碍存在，它们深刻影响我们的党的工作，我无权对它们沉默。这些障碍是什么呢？同志们，这些障碍首先在于，我们一部分工作人员头脑中还存留着旧军事时期的残余，那时我们的党被军事化，——这些残余产生某些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似乎我们的党不是过独立思想生活和实践生活的自主机体，而是某种机关体系，有下级、中级和上级。这种绝对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确实，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取得完成形态，没有在任何地方完整表述过，但这种观点的因素存在于我们一部分担负党的工作的工作人员头脑中，妨碍他们彻底实行党内民主。因此，同这种观点作斗争，同中央和地方军事时期残余作斗争，是党的当前任务。妨碍在党内实行民主的第二个障碍，是官僚主义国家机关对党的机关、对我们的党的工作人员施加压力。这个庞大机关对我们党的工作人员的压力并不总是明显，并不总是刺眼，但它一刻也没有停止。这个庞大的国家官僚主义机关的压力最终表现在：我们许多工作人员，无论在中央[c.9]还是在地方，常常不由自主、完全无意识地偏离党内民主，偏离他们相信其正确、但常常无力贯彻到底的路线。你们可以想象一个拥有不少于一百万职员的官僚主义国家机关，其成员大多与党格格不入，而我们的党的机关只有不超过两三万人，受命使国家机关服从党，受命使它社会化。没有党的支持，我们的国家机关值什么？可惜，没有我们党的机关的帮助和支持，它值不了多少。因此，每当我们的党的机关把自己的触角伸进国家管理的各个部门时，它常常不得不在这些机关中把自己的党的工作按国家机关的路线来调整。具体说：党应当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加深工人阶级意识，而这时却要征收粮食税，进行某某运动，因为没有运动，没有党的帮助，国家机关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这里我们的工作人员夹在两堆火之间，一边必须纠正按老办法行事的机会关的工作路线，一边必须保持同工人的联系。他们常常自己也在这里官僚化了。这就是第二个障碍，它难以克服，但为了便于实行党内民主，必须不惜一切加以克服。[c.10] 最后，还有第三个障碍妨碍实现民主，这就是我们许多组织、许多支部，特别是边远地区的组织（说这话不是要得罪它们），文化水平低，妨碍我们的党组织把党内民主贯彻到底。你们知道，民主需要支部成员和整个组织有一定最低限度的文化水平，需要有一定最低数量的积极工作人员可供选举和担任职务。而如果组织中没有这种最低数量的积极工作人员，如果组织本身文化水平低，怎么办？自然，这里不得不偏离民主，采用任命公职人员等等。这些就是曾经摆在我们面前、将来还会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克服的障碍，以便诚实和彻底地实行党内民主。我提醒你们注意这些摆在我们面前的障碍，以及那些没有它们民主就变成空洞蛊惑性词句的外部和内部条件，因为某些同志把民主问题偶像化、绝对化，以为民主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可能，以为“实行它似乎只是受到‘机关人员’的‘恶意’意志妨碍”。同志们，我正是针对这种唯心主义观点，这种不是我们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列宁主义的观点，提醒你们注意实行民主的条件和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障碍。[c.11] 同志们，我本可以在这里结束我的报告，但我认为我们必须总结辩论，并从中得出一些对我们可能有严肃意义的结论。我可以把我们整个围绕民主问题的辩论斗争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反对派攻击中央委员会，指责它在最近两年、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中央委员会的整个路线似乎都是不正确的。这是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决议公布之前的时期。我这里不涉及谁对谁错。攻击是激烈的，如你们所知，并不总是有根据的。但有一点清楚：这个时期可以描述为反对派攻击中央委员会最厉害的时期。第二个时期从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公布之时开始，当时反对派不得不拿出某种完整、具体的东西来与中央决议相对抗，而反对派却拿不出任何完整、具体的东西。这是中央委员会与反对派最接近的时期。事情看来，或者可能以反对派同中央路线某种和解告终。我清楚记得，在莫斯科，在辩论斗争的中心，好像是12月12日在圆柱大厅会议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了一项不知为什么被否决的决议，它与中央决议差别不大。实质上，这项决议甚至在一些次要之点上也与中央决议完全一致。那时我觉得，其实[c.12]没有什么可再争斗了：有中央决议，它使所有人满意，至少十分之九满意，反对派自己显然也感觉到这一点，正在迎上来，我们也许就此结束分歧。这是第二个、和解的时期。但随后第三个时期来临了。这个时期由托洛茨基的发言、他向各区的呼吁开始，这个发言瞬间消除了和解倾向，把一切翻了个底朝天。随着托洛茨基这个发言，开始了最残酷的党内斗争——如果托洛茨基没有在他投票赞成政治局决议的第二天发表自己的信，这场斗争本来不会发生。你们知道，托洛茨基第一次发言之后有第二次，第二次之后有第三次，因此斗争更加尖锐化。同志们，我认为托洛茨基在这些发言中至少犯了六个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导致党内斗争尖锐化。我转向分析这些错误。托洛茨基的第一个错误表现在：他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公布第二天就发表文章这一事实本身，这篇文章只能被评价为与中央决议相对立的纲领。我重复并强调，这篇文章只能被看作新的纲领，与一致通过的中央决议相对立。你们想想，同志们：某日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开会，提出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问题，[c.13]决议一致通过，仅仅一天之后，托洛茨基就不顾中央委员会、违背中央委员会意志、越过中央委员会，向各区散发文章——新纲领，重新提出关于机关和党、关于干部和青年、关于派别和党的统一等等问题，——这个纲领被整个反对派抓住并与中央决议相对立。这只能被看作把自己与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这是托洛茨基公开而尖锐地把自己与整个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党面前出现了问题：我们还有没有作为领导机关的中央委员会，或者它已经不存在了；中央委员会是否还存在，它的统一决议是否受到其成员尊重，或者只存在一个超人，站在中央委员会之上，法律不是为他写的，他今天可以投票赞成中央决议，明天就可以公布和提出新纲领反对这个决议？同志们，如果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公开地、在所有人眼前无视中央委员会及其一致通过的决定，就不能要求工人服从党纪。不能实行两种纪律：一种给工人，一种给显贵。纪律必须是一种。托洛茨基的错误就在于，他把自己与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自认为超人，站在中央委员会、其法律、其决定之上，从而使党内某一部分有理由把工作引向破坏对这个中央委员会的信任。有些同志不满，说托洛茨基这一反党行为在[c.14]《真理报》某些文章和某些中央委员文章中被指出。同志们，我应当回答这些同志：任何党都不能尊重这样的中央委员会，如果它在如此艰难时刻不能表现出捍卫党的尊严的能力，当中央委员会一个成员试图凌驾于整个中央委员会之上时。如果中央委员会放过托洛茨基这一企图，它在精神上就会杀死自己。托洛茨基犯的第二个错误是：在整个辩论时期，托洛茨基行为暧昧，粗暴无视党想了解其真实立场的意志，外交式地回避许多组织直截了当提出的问题：托洛茨基最终究竟站在谁一边，站在中央委员会一边还是反对派一边？辩论不是为了回避，而是为了像伊里奇善于做的那样，像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做的那样，直接而诚实地把全部真相摆在党面前。有人说托洛茨基病重。就算他病重。但在他患病期间，他写了三篇文章和今天出版的小册子的四章新内容。难道不清楚，托洛茨基完全有可能写两行来满足询问他的组织，说明他赞成反对派还是反对反对派？是否需要证明，这种无视一系列组织意志的做法不可能不使党内斗争尖锐化。托洛茨基犯的第三个错误是：他在发言中把党的机关与党对立起来，提出同“机关人员”作斗争的口号。布尔什维主义不能接受把党与党的机关对立起来。我们的党的机关实际上由什么[c.15]组成？党的机关是中央委员会、州委员会、省委员会、县委员会。它们服从党吗？当然服从，因为它们90%由党选举产生。那些说省委员会是任命的人不对。不对。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的省委员会像县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一样是选举产生的。它们服从党。但在它们被选出之后，它们应当领导工作——问题就在这里。难道可以想象党的工作，在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省代表会议选出省委员会之后，中央委员会和省委员会不领导工作？没有这一点，我们党的工作不可思议。这是一种否定党的工作领导原则本身的放荡无政府主义孟什维克观点。我担心，托洛茨基——我当然不认为把他与孟什维克等同——用这种把党的机关与党对立起来的做法，会推动我们党内某些不成熟分子站到无政府主义孟什维克松懈和组织涣散的立场上。我担心，托洛茨基这个错误会使不成熟的党员打击我们整个党的机关——没有它党不可思议。托洛茨基犯的第四个错误是：他把青年与我们的党的干部对立起来，毫无根据地指责我们的干部蜕化。托洛茨基把我们的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相提并论，引用某些马克思的学生、老社会民主党人蜕化的例子，[c.16]并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党的干部面临同样的蜕化危险。其实应当嘲笑的是：中央委员会一个成员，昨天还同机会主义者和孟什维克携手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现在，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第七年，竟试图哪怕以假设形式断言，我们党的干部——在反对孟什维主义和机会主义斗争中诞生、成长和巩固的干部——似乎面临蜕化。我再说一遍，应当嘲笑这种企图。但因为这个断言不是在平常时候说的，而是在辩论期间说的，并且因为我们这里涉及把可能蜕化的干部与似乎没有或几乎没有这种危险的青年对立起来，所以这个实质上可笑而不严肃的假设可能获得、而且已经获得一定实际意义。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谈这个问题。有时有人说，应当尊重老人，因为他们比年轻人活得久，知道得多，指得更好。同志们，我必须说，这种观点完全不对。不是每个老人都值得尊重，也不是每种经验对我们都重要。关键在于什么经验。德国社会民主党有自己的干部，非常有经验：谢德曼、诺斯克、韦尔斯等人，极其有经验的干部，在斗争中老手……但是在同什么斗争中？在同谁斗争中？关键在于什么经验。那里的干部是在同革命性斗争中、不是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c.17]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这是巨大经验，但是否定的经验。同志们，青年必须粉碎这种经验，摧毁它，驱逐这样的老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那里，青年没有同革命性斗争的经验，因此那里的青年比那些被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斗争的经验、被为机会主义反对革命主义斗争的经验所拖累的老干部更接近革命性，或者更接近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干部必须粉碎，我们全部同情都应当站在那些青年一边，我再说一遍，他们没有这种同革命性斗争的经验，因此更容易掌握为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机会主义而斗争的新手段和新方法。在德国，这种提法我理解。如果托洛茨基谈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这种党的干部，我会双手赞成他的声明。但我们这里谈的是另一个党——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其干部是在同机会主义斗争中诞生的，是在同机会主义斗争中巩固的，是在同帝国主义、同帝国主义各种机会主义走狗斗争中成长和夺取政权的。难道不清楚我们这里涉及原则区别吗？怎么能把在争取革命性斗争中成长、进行过争取革命性斗争、在同帝国主义战斗中取得政权、震撼世界帝国主义基础的干部，怎么说呢，凭良心说，不违心地说，[c.18]怎么能把这些干部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的干部相提并论？后者以前同威廉一起反对工人阶级，现在同赛克特勾搭，是在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斗争中巩固和形成的，——怎么能把这些原则不同的干部相提并论，怎么能把它们混淆？难道难以理解这些干部之间鸿沟不可逾越？难道难以理解托洛茨基这种粗暴歪曲、粗暴混淆，是为了破坏我们革命干部、我们党的核心的威信？难道不清楚这种歪曲只能煽动情绪、使党内斗争尖锐化？托洛茨基犯的第五个错误是：他在自己的信中提供理由和口号，要人们向学生青年看齐，向这个“我们党的最可靠晴雨表”看齐。“青年是党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反应最尖锐，”他在第一篇文章中说。为了不让人怀疑说的是什么青年，托洛茨基在第二封信中补充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学生青年对官僚主义的反应特别尖锐。”如果从这个绝对不正确、理论上错误、实践上有害的论点出发，那就应当进一步提出口号：“让更多学生青年进入我们的党，为我们党的学生青年敞开更宽的大门。”直到现在，情况是我们面向党的无产阶级部分，说：为无产阶级分子更宽地打开党的大门，让我们的党靠无产阶级部分成长。[c.19] 现在托洛茨基把这个公式翻了个底朝天。知识分子和工人在我们党中的问题对我们不是新问题。它在我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摆着，当时讨论党章关于党员资格第一条的表述。大家知道，马尔托夫当时要求为非无产阶级分子扩大党的范围，反对列宁同志要求坚决限制非无产阶级分子入党。后来，在我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这个问题又以新的力量出现。我记得列宁同志在那里尖锐地提出我们党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问题。列宁同志当时是这样说的：“有人指出，分裂通常由知识分子领导。这个指示很重要，但它不能解决问题……我认为应当更广泛地看问题。把工人引入委员会不仅是教育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工人有阶级本能，只要有一点政治经验，工人很快会成为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我非常赞成在我们的委员会中每两个知识分子配八个工人”（见第7卷，第282页）。问题在1905年就是这样。从那时起，列宁同志这个指示在党的建设事业中一直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而现在托洛茨基实质上建议我们同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路线决裂。最后，托洛茨基的第六个错误，表现在他宣布集团自由。是的，集团自由！我记得，在制定民主决议草案的小组委员会中，[c.20]我们同托洛茨基争论过集团和派别。托洛茨基不反对禁止派别，但坚决维护党内允许集团的思想。反对派也持同样立场。这些人显然不明白，允许集团自由就是为屠夫式分子打开缺口，便于他们欺骗党，把派别冒充为集团。因为集团和派别之间有什么区别？只是外表上的。列宁同志是这样定义派别性、把它归入集团性的：“早在关于工会的全党辩论之前，党内就出现了一些派别性迹象，即产生带有特殊纲领并力图在一定程度上封闭起来、建立自己集团纪律的集团”（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309页）。如你们所见，实质上集团和派别之间没有区别。当这里，在莫斯科，反对派成立了一个以谢列布里亚科夫为首的特殊局，并派出自己的发言人到某些会议上发言、这样那样反驳，当反对派分子在斗争过程中被迫退却并按命令改变自己的决议时，这里当然既有集团，又有集团纪律。有人说这不是派别，那么什么是派别，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解释吧。托洛茨基的发言、他的信、他关于代际和派别的文章，推动党容忍自己内部存在集团。这是试图使派别合法化，首先是使托洛茨基派别合法化。[c.21] 托洛茨基断言，集团是由于中央委员会的官僚制度而产生的，如果我们没有官僚制度，就不会有集团。同志们，这是非马克思主义态度。我们这里产生并将产生集团，是因为我国存在极其多种多样的经济形式——从社会主义萌芽形式到中世纪。这是第一。其次，我们有新经济政策，即允许了资本主义、私人资本复兴以及相应思想复兴，这些思想渗入党内。这是第二。第三，因为我们的党由三部分组成：党内有工人，有农民，有知识分子。如果马克思主义地看问题，这就是原因，这些原因从党内拉出某些分子来建立集团，我们有时必须用外科手术切除它们，有时通过辩论用思想方式消解它们。问题不在制度。如果我们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制度，集团会多得多。所以不是制度有罪，而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条件有罪，我们国内的条件、党本身发展的条件有罪。如果在这样的状况、这样的复杂情况下还允许集团，我们就会毁掉党，把它从统一的、团结的组织变成集团和派别的联盟，彼此缔约、建立临时联合和协议。这将不是党，这是党的瓦解。布尔什维克从来、一刻也没有把党想象成[c.22]别的样子，除非是从一块材料凿成的统一组织，有统一意志，并在实践行动的统一洪流中联合一切思想色彩。而托洛茨基所建议的东西深刻错误，违背布尔什维克组织原则，将导致党不可避免瓦解、松散、软化，把统一党变成集团联邦。在我们处于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我们不仅需要统一的、不仅需要钉紧的，而且需要真正的钢铁般的党，能够经受无产阶级敌人进攻，能够带领工人进行决战。结果是什么？第一个结果是，我们根据这场辩论的结果给出了具体明确的决议，我们说：我们不能容忍集团和派别，党必须统一、团结，不能把党与机关对立起来，不能空谈干部蜕化危险，因为这些干部是革命的，不能在这些革命干部和与这些干部步调一致、将来也将步调一致的青年之间寻找缝隙。我们也有一些积极结论。第一个基本结论是，今后党要坚决面向和看齐我们党的无产阶级部分，压缩、缩小非无产阶级分子的入口甚至完全关闭，为无产阶级分子更宽地打开大门。[c.23] 至于集团和派别，我认为时候到了，我们应当公布中央统一决议中那个由列宁同志提议、我们党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不应公开的条文。党员们忘记了这一条文。我担心不是所有人都记得。这个迄今保密的条文应当公开，并在我们将就辩论结果通过的决议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允许，我读一下。它说：“为了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实行严格纪律，并在消除一切派别活动的情况下达到最大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违反纪律或恢复或允许派别活动的情况下，采取一切党内处分措施，直至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则将其转为候补委员，甚至作为极端措施开除出党。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监察委员会委员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条件，必须是召开中央全会并邀请所有中央候补委员和所有监察委员会委员。如果这种最负责的党的领导人的全体会议以三分之二多数认为必须把中央委员转为候补委员或开除出党，那么这种措施必须立即执行。”我认为，我们应当把这个条文写入关于辩论结果的决议，并使其公开。最后，还有一个反对派一直提出、但显然不总是得到满意回答的问题。他们常问：我们反对派究竟表达谁的情绪？我认为，[c.24] 反对派表达我们党内非无产阶级部分的情绪。我认为，反对派也许自己并未意识到，不由自主地成为我们党内非无产阶级分子情绪的不自觉传导者。我认为，反对派在无节制地鼓动民主——它常常把民主绝对化、偶像化——时，放任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你们熟悉像学生马尔丁诺夫、卡扎良之类的同志的情绪吗？你们读过《真理报》上霍多罗夫斯基的小品文吗，他在那里引用了这些同志讲话中的话？例如，马尔丁诺夫（原来他是党员）的讲话：“我们的事是决定，中央委员会的事是执行，少议论。”这里说的是交通人民委员部下属高校支部。但是，同志们，我们党内总共有不少于5万个支部；如果每个支部都这样对待中央委员会，说支部决定，中央委员会不要议论，我担心我们永远得不到任何决定。马尔丁诺夫们这种情绪从何而来？这里有什么无产阶级的东西？而马尔丁诺夫们支持反对派——请记住这一点。马尔丁诺夫和托洛茨基之间有区别吗？区别只在于托洛茨基开始攻击党的机关，而马尔丁诺夫把它打死。再看另一位高校学生卡扎良，原来也是党员。“我们这里，”他问，“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共产党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同志们，说这话的不是孟什维克马尔托夫，而是“共产党人”卡扎良。托洛茨基和卡扎良之间的区别在于：按托洛茨基，干部蜕化；按卡扎良，需要赶走干部，因为在他看来，干部骑在无产阶级脖子上。[c.25] 我问：马尔丁诺夫们和卡扎良们表达谁的情绪？无产阶级的？当然不是。那是谁的？是党和国内非无产阶级分子的情绪。这些非无产阶级情绪的表达者投票支持反对派，是偶然的吗？不，不是偶然。（鼓掌。） 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公报。莫斯科，1924年。[c.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