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我已在报告中说过，我不想触及问题的历史，因为正如我所说，这会带入纠纷成分和相互指责。但既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希望这样，既然他要求这样，我准备让步，就党内民主问题的历史说两句。党内民主问题在中央委员会中是如何产生的？它第一次出现在九月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是在同各企业中发生的冲突、同我们当时揭露的一些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脱离群众的情况下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当时得出想法，这件事是严重的，党内积累了许多缺点，必须成立一个专门的权威委员会，由它来弄清这件事，研究事实，并提出改善党内状况的具体建议。关于销售危机、“剪刀差”的问题也应这样说。关于党内状况和“剪刀差”问题的提出以及委员会的选举，都是在完全没有任何反对派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反对派在哪里？如果我没有记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当时在克里米亚，萨普罗诺夫在基斯洛沃茨克，托洛茨基在基斯洛沃茨克写完他关于艺术的文章，正准备去莫斯科。在他们到来之前，中央委员会已在自己的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到来时一切都已准备好，他们没有插一句话，没有对中央委员会的计划提出任何反对。关于党内状况问题，捷尔任斯基同志九月在省委员会书记会议上作了报告。我断言，无论九月全会还是书记会议，现在的反对派成员都没有一个字暗示“严重的经济危机”或“党内危机”和“民主”。如你们所见，民主和“剪刀差”问题是中央委员会自己提出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中央委员会手中，而反对派成员保持沉默，因为他们不在场。这可以说是问题的历史的第一幕、第一阶段。 第二幕从十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开始。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看到事情已经显露出党内存在缺点，中央委员会已经着手这件事，成立了委员会，——可别让主动权留在中央委员会手里，——于是试图、并给自己提出目标：从中央委员会手中夺取主动权，骑上民主这匹马，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匹马跑得快，可以试着骑它绕过中央委员会。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这里大谈的那些文件——四十六人声明和托洛茨基的信。正是那个托洛茨基，在九月、在他派别发动前几天，在全会上保持沉默，无论如何没有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而两周后，他忽然发现国家和党正在灭亡，而他，托洛茨基，这个官僚们的族长，没有民主就不能活。我们听到托洛茨基口中谈民主，多少有些可笑，就是那个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要求从上到下清洗工会。但我们知道，第十次代表大会时期的托洛茨基和我们今天的托洛茨基之间没有多大差别，因为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他都主张清洗列宁的干部。差别只在于，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从上到下清洗工会领域的列宁干部，而现在他从下到上清洗党内同样的列宁干部。民主被当作一匹马，当作一种策略手段。全部奥妙就在这里。因为如果反对派真的想帮助事业，真的想以务实、同志式的方式处理事情，它就应该首先带着自己的声明进入九月全会的各委员会，大致说：“我们认为你们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我们要求政治局报告你们工作的结果，召开中央全会，我们要向它报告我们的新建议”等等。如果委员会不听他们，或者如果政治局不听，如果它无视反对派的意见，或者拒绝召开全会来审议托洛茨基以及反对派的建议，那么反对派才有——也只有那时才有——充分权利越过中央委员会，公开向党员呼吁，对党说：“国家正面临灭亡，经济危机正在展开，党正在灭亡，我们曾建议中央委员会各委员会审议这些问题，——他们拒绝听我们，我们曾试图进入政治局，——毫无结果，我们现在不得不向党呼吁，以便党自己着手处理这件事。”我毫不怀疑，党对此会回答说：“是的，这是革命者的做法，因为他们把事情的实质置于形式之上。”但是反对派是这样做的吗？它是否哪怕尝试过一次带着自己的建议去找中央委员会各委员会？它是否想过、是否尝试过在中央委员会或其机关的范围内提出并解决问题？不，反对派没有作这种尝试。显然，反对派谈的不是改善党内状况，不是帮助党改善经济状况，而是阻挠委员会和中央全会的工作，从中央委员会手中夺取主动权，骑上民主这匹马，并趁还不太晚，掀起喧闹，试图动摇对中央委员会的信任。反对派显然急于制造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文件”，即托洛茨基的信和四十六人声明，以便可以把它们送到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各区，说他们反对派主张民主、主张改善经济，而中央委员会阻挠，说需要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帮助等等。事实就是这样。我要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驳倒我的这些论断。我要求他至少在报刊上驳倒它们。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驳倒这个事实：九月中央全会成立了委员会，而没有反对派参与，是在反对派发动之前。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驳倒这个事实：无论托洛茨基还是其他反对派分子都没有试图带着自己的建议进入这些委员会。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驳倒这个事实：反对派知道这些委员会存在，却无视它们的工作，没有试图在中央委员会范围内解决问题。因此，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托洛茨基在十月全会上声称他们想通过民主拯救党，而中央委员会盲目什么都看不见时，中央委员会嘲笑他们并说：不，同志们，我们中央委员会完全赞成民主，但我们不相信你们的民主，因为我们认为你们的“民主”是针对中央委员会的策略步骤，是由你们的派别性所支配的。那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当时关于党内民主问题作出了什么决定？是这样：“全会完全赞同政治局及时确定的党内民主方针，也赞同政治局提出的加强同过度行为和耐普对党内某些分子的腐蚀影响作斗争。全会委托政治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速政治局和九月全会任命的各委员会的工作：1）‘剪刀差’委员会，2）工资委员会，3）党内状况委员会。政治局应在制定这些问题的必要措施后立即开始付诸实施，并在下一次中央全会上作报告。” 托洛茨基在他给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写道，十月全会是“机关官僚方针的最高表现”。难道不清楚，托洛茨基这一声明是对中央委员会的诽谤吗？只有失去头脑并被派别性蒙蔽的人，才能在宣读文件之后说十月全会是官僚主义的最高表现。那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当时对托洛茨基和四十六人的“民主”策略作了什么决定？是这样：“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同10个党组织代表承认，托洛茨基在国际革命和党经历最危急时刻的发言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尤其因为托洛茨基针对政治局的攻击客观上具有派别发言的性质，威胁打击党的统一并造成党的危机。全会遗憾地确认，托洛茨基为了提出他所涉及的问题，选择了向个别党员呼吁的途径，而不是唯一允许的途径——事先把这些提交给他所属的委员会讨论。托洛茨基选择的途径成了派别集团（四十六人声明）的信号。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以及10个党组织代表坚决谴责四十六人声明，认为它是派别分裂政策的一步，尽管签署者可能并不愿意，它已具有这种性质。这一声明威胁把党今后几个月的生活置于党内斗争的标志之下，从而在国际革命命运最危急的时刻削弱党。” 同志们，如你们所见，上述事实坚决驳斥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这里描绘的局势图景。 第三幕或问题历史的第三阶段是十月全会之后的时期。十月全会决定建议政治局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友好工作。同志们，我必须声明，十月以后我们采取了一切措施，以便同托洛茨基建立友好工作，虽然我应当说，这件事远非轻而易举。我们同托洛茨基开了两次私人会议，审议了所有经济和政治秩序问题，并达成了一些没有引起任何分歧的意见。这些私人会议和这些在政治局内部建立友好工作的尝试的继续，就是我昨天已经报告过的成立三人小组委员会。这个小组委员会制定了决议草案，后来成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民主的决议。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以为，在决议一致通过之后，争论就没有根据了，党内斗争没有根据了。事实上，在托洛茨基向各区发出新呼吁之前，情况也确实如此。但是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决议公布第二天，独立于中央委员会、越过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呼吁，破坏了整个事情，根本改变了局势，把党抛回新的争论、新的斗争，比先前更尖锐。有人说中央委员会应当禁止托洛茨基文章的印刷。同志们，这不对。这对中央委员会来说会是最危险的一步。你们试试禁止托洛茨基已经在莫斯科各区宣读过的文章！中央委员会不能采取这种轻率步骤。问题的历史就是这样。从上述可以看出，反对派所干的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是利用民主思想来动摇中央委员会；我们面对的不是想帮助党的人，而是一个窥伺中央委员会的派别：“也许它会犯错，会疏忽，那时我们就敲它一下。” 当一个党员集团在胡同里守候党的中央机关，想利用歉收、切尔文贬值或党的其他困难，以便之后从角落、从埋伏中跳出来，敲党的脑袋，这就是派别。是的，中央委员会在十月是对的，它对你们，反对派同志们说：民主是一回事，暗中算计党是另一回事；民主是一回事，利用关于民主的喧闹来反对党的多数是另一回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就是问题的历史，我本不想在这里讲，但出于你们执意要求，我还是不得不讲了。 反对派有一条规矩，把列宁同志捧为天才中的天才。我担心这种称赞不真诚，这里也隐藏着策略诡计：想用关于列宁同志天才的喧闹来掩盖自己离开列宁，同时强调他的学生软弱。当然，我们，列宁同志的学生，怎么会不懂列宁同志是天才中的天才，这样的人几百年才出生一个。但请允许我问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什么你在这个最天才的人的问题上，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同他分道扬镳？为什么你在困难时刻离开这个最天才的人，不听他的？你当时在哪里，在哪个阵营？而萨普罗诺夫，现在虚伪、法利赛式地吹捧列宁同志，就是那个萨普罗诺夫，竟然在某次代表大会上厚颜无耻地把列宁同志称为“无知者”和“寡头”！如果他真的认为列宁同志是天才中的天才，为什么他不在比如说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支持天才的列宁？为什么他在困难时刻总是出现在对立阵营？萨普罗诺夫知不知道，列宁同志向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关于统一的决议，要求把派别分子开除出党，其中也指的是萨普罗诺夫？或者：为什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仅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而且后来在工会讨论时期，都处在最天才的列宁的反对者阵营？这一切是偶然的吗？这里难道没有某种规律性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我曾试图用自己的头脑工作。”）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你想用自己的头脑工作，这很值得称赞。但请看结果：在布列斯特问题上你用自己的头脑工作，结果错了；后来在工会讨论中又试图用自己的头脑工作，又错了；现在我不知道你是用自己的头脑还是别人的头脑工作，但看来又错了。（笑声。）我还是认为，如果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现在更多用自己的头脑，而不是用托洛茨基的头脑——那个头脑表现在他10月8日的信里——那么他会离我们更近，而不是离托洛茨基更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责备中央委员会，说当伊里奇还在我们当中领导时，问题总是及时解决，没有拖延，因为伊里奇善于抓住新事件的萌芽并提出预见事件的口号，而现在，据他说，伊里奇之后，中央委员会开始落后于事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想以此说什么？说伊里奇高于他的学生？但难道有人怀疑这一点吗？难道有人怀疑，伊里奇同他的学生相比看起来像歌利亚？如果谈的是党的领袖，不是收到一堆问候的报纸上的领袖，而是真正的领袖，那么我们的领袖只有一个——列宁同志。正因如此，我们不止一次说过，在当前列宁同志暂时缺席的情况下，必须坚持集体领导方针。至于列宁同志的学生，可以指出例如与寇松最后通牒有关的事件，它们是对学生的一次考验、考试。当时我们摆脱困难而没有损害事业，这一事实无疑说明列宁同志的学生已经向自己的老师学到了一些东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断言我们党的过去年代没有落后于事件，这是不对的。不对，因为这一断言事实上不正确，理论上也不正确。可以举一系列例子。就拿布列斯特和约来说。我们不是在布列斯特问题上迟了吗？难道不需要德国人进攻和我们士兵大批逃跑这样的事实，才使我们终于明白必须缔结和约吗？前线崩溃、霍夫曼进攻、他逼近彼得格勒、农民对我们施压，——难道所有这些事实不需要出现，才使我们明白国际革命的速度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快，我们的军队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强，农民不像我们某些人想的那样有耐心，他们想要和平，并将以武力取得和平？或者拿取消余粮收集制为例。我们不是在取消余粮收集制上迟了吗？难道不需要喀琅施塔得和坦波夫这样的事实，才使我们明白在战时共产主义条件下继续生活是不可能的吗？难道伊里奇本人不承认，我们在这个战线上遭受了比邓尼金和科尔察克战线上任何失败都更严重的失败吗？党在所有这些场合都落后于事件、稍有迟缓，这个事实是偶然的吗？不，不是偶然的。我们这里是同一种规律性打交道。显然，既然这里谈的不是总的理论预见，而是直接的实际领导，那么处在领导地位、卷入日常事件的执政党，不可能立即察觉和捕捉生活深处发生的过程，需要来自外部的推动和新过程发展到一定程度，党才能察觉这些过程并据以确定方向。正因如此，我们党过去稍微落后于事件，将来也会落后。这里问题根本不在于落后，而在于理解事件的意义、新过程的意义，然后善于按照发展的总趋势来管理它们。如果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看事情，而不是用到处寻找罪人的派别分子的眼光看事情，情况正是这样。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中央委员会代表谈论托洛茨基背离列宁主义感到愤怒。他愤怒，但实质上没有反驳任何东西，也根本没有试图论证自己的愤怒，忘记了愤怒不是论据。是的，托洛茨基在组织问题上背离列宁主义，这是真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断言这一点。《真理报》上布哈林执笔的题为《打倒派别活动》的著名文章，全部是讲托洛茨基背离列宁主义的问题。为什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实质性地反驳这些文章的基本思想？为什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试图用自己的论据或类似论据来支持自己的愤怒？我昨天说过，今天必须重复，托洛茨基的这类步骤，如把自己同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无视许多组织要求托洛茨基明确回答的意志，把党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把青年同党的干部对立起来，使党面向学生青年，宣布集团自由，——这类步骤同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不相容。为什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试图驳倒我这个论断？ 有人谈论对托洛茨基的迫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狄克都谈过。同志们，我必须声明，这些同志关于迫害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我提醒你们两件事，以便你们有可能判断。第一件事是九月中央全会上发生的事件，当时托洛茨基在回答中央委员科马罗夫关于中央委员不能拒绝执行中央委员会决定的声明时，爆发并离开了全会会议。你们记得，中央全会当时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托洛茨基那里，请他回到全会会议。你们记得，托洛茨基拒绝执行全会的请求，从而表现出对自己的中央委员会连最低限度的尊重都没有。或者另一件事：托洛茨基坚决拒绝在中央苏维埃机关、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中工作，尽管中央委员会两次决定托洛茨基最终应着手在苏维埃机关工作。你们知道，托洛茨基没有动一根手指去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说真的，托洛茨基为什么不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工作呢？托洛茨基既然那么喜欢谈计划，为什么不哪怕到我们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去看看？一个中央委员无视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这能被认为是正常的吗？所有这些事实难道不说明关于迫害的谈论是空洞的谣言，说明如果要责备谁，就应当责备托洛茨基本人，他的行为只能被看作对中央委员会的嘲弄吗？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民主的议论完全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问题提成这样：要么我们有集团，因而有民主；要么你们禁止集团，因而没有民主。在他那里，集团自由和民主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不是这样理解民主的。我们把民主理解为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觉悟，理解为系统地吸引党员群众不仅讨论问题，而且参与领导工作。集团自由，即派别自由——这是一回事——是一种祸害，威胁分裂党，把它变成辩论俱乐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你暴露了自己，因为你维护派别自由。党员群众把民主理解为创造保证党员积极参与领导我们国家的条件，而反对派中少数知识分子却把它理解为给他们机会建立派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你暴露了自己。还有，你们为什么对关于党的统一的第七项如此害怕，这有什么可怕的？第七项说：“为了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实现严格纪律，并在消除任何派别活动的情况下达到最大统一……”但是，反对派同志们，难道你们反对“党内和苏维埃工作中的严格纪律”，难道你们反对这一切？同志们，我还真不知道你们反对这个。萨普罗诺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难道你们反对达到最大统一和“消除派别活动”吗？直说吧，——也许我们会作些修正。（笑声。）往下：“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违反党纪或恢复派别活动时，采取党内处分措施……”难道你们连这个也怕？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狄克、萨普罗诺夫，难道你们以为要违反党纪、恢复派别活动？如果你们不这样想，那怕什么呢？同志们，你们暴露了自己，被惊慌抓住了。显然，既然你们害怕关于统一的决议第七项，那你们就是赞成派别活动，赞成违反纪律，反对统一。如果你们不反对这一切，那何必惊慌？如果你们问心无愧，如果你们赞成统一，反对派别活动，反对违反纪律，那么难道不清楚党的惩罚之手不会碰到你们？怕什么呢？（会场有人：“既然不可怕，你们为什么提出呢？”）我们是在提醒你们。（笑声，鼓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你们是在吓唬党。”）我们是在吓唬派别分子，不是吓唬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难道你以为党和派别分子是一回事？看来，这里做贼心虚。（笑声。）往下：“而对中央委员——转为候补委员，甚至作为极端措施，开除出党。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条件，应是召开中央全会。”这里有什么可怕？如果你们不是派别分子，如果你们反对集团自由，如果你们赞成统一，那么，反对派同志们，你们就应当投票赞成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第七项，因为它专门针对派别分子，专门针对破坏党的统一、党的力量和纪律的人。难道这不清楚吗？ 现在谈拉狄克。有些人的舌头是为了驾驭和支配它而给的。这是普通人。还有些人自己服从自己的舌头，被舌头支配。这是不寻常的人。拉狄克就属于这类不寻常的人。一个人得到舌头不是为了支配它，而是为了自己服从自己的舌头，他就不可能知道他的舌头何时会说出什么。如果你们有机会听拉狄克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你们会对他今天的发言感到惊讶。在一次辩论会上，拉狄克断言党内民主问题是小事，说他拉狄克其实反对民主，说现在实质上不是谈民主，而是谈中央委员会打算对托洛茨基怎么办。在另一次辩论会上，同一个拉狄克宣称，党内民主不是严肃的事情，而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民主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据他说，中央委员会里形成了一个督政府。而今天，同一个拉狄克又厚着脸皮宣称，党内民主像空气和水一样必要，因为据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领导党。这三个拉狄克——第一个、第二个还是第三个——你们命令我相信哪一个？有什么保证拉狄克，或者他的舌头，在最近将来不会作出新的意外声明，驳倒此前所有声明？能依靠拉狄克这样的人吗？在此之后，还能重视拉狄克的声明吗，比如关于博古斯拉夫斯基和安东诺夫因“派别考虑”被解除某些职务的声明？关于博古斯拉夫斯基，同志们，我已经谈过……至于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请允许我向你们报告如下。安东诺夫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决定、并经中央全会批准的，被解除政治部职务。他首先被解除职务，是因为他未经中央委员会知情和同意，向军事院校和空军小组代表会议散发了关于代表会议议程的通告，议程包括国际形势、党的建设等等，尽管安东诺夫知道政治部是按中央委员会一个部的权限工作的。此外，他被解除政治部职务，还因为他违背中央委员会意志，无视中央委员会关于该通告应与中央委员会计划协调的警告，向所有军事小组散发了关于党内民主应用形式的通告。最后，他被解除职务，是因为他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寄了一封语气极不体面、内容绝对不可容许的信，威胁要对付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要求管束“胡作非为的领袖们”。同志们！可以而且应当让反对派分子担任职务。可以而且应当允许中央委员会各部部长批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但不能允许政治部——按中央委员会一个部的权限工作——的负责人系统性地拒绝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建立业务接触，不能允许负责工作人员践踏起码的礼貌规则。不能把教育红军的工作委托给这样的同志。安东诺夫的情况就是这样。 最后，我必须就反对派同志们在发言中表达的是谁的情绪说几句。我必须回到交通人民委员部训练班卡扎良和马尔丁诺夫同志的“事件”。这个“事件”说明，一部分高校学生的情况并非一切顺利，他们那里的党组织内部已经腐烂，他们内心已经同党决裂，正因如此他们乐于投票支持反对派。同志们，对不起，但那些在党派关系上烂透的人，不可能、也不会在投票支持中央委员会决议的人当中。同志们，我们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我们的队伍中没有会说“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共产党对无产阶级的专政？”的人。这是马尔托夫和丹的话。这是社会革命党人《日子报》的话，如果你们、你们的队伍中有这样的辩护者，那么反对派的同志们，你们的立场还值什么？或者例如另一位同志，马尔丁诺夫同志，他认为中央委员会应当闭嘴，而小组来决定。你们中央委员会可以执行我们小组决定的事情。但我们有五万个小组。如果它们来决定比如寇松最后通牒问题，那我们两年也得不到决定。这纯粹是无政府孟什维主义。如果这些失去头脑、在党派关系上烂透的人坐在你们的派别里，那么你们的派别还值什么？（有人：“他们是党员吗？”）是，很遗憾，他们是党员，但我准备采取一切措施，使这样的人不再是我们党的党员。（鼓掌。） 我说过，反对派表达的是党内和党外非无产阶级分子的情绪和追求。反对派自己没有意识到，却在放纵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反对派的派别工作是为我们党的敌人的磨坊加水，是为那些想削弱、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人的磨坊加水。我昨天说过，今天也确认这一点。但是，也许你们想听其他新的证人？那好，我可以给你们这种满足，比如引用你们知道的斯·伊万诺维奇的证词。斯·伊万诺维奇是谁？他是孟什维克，当我们同孟什维克组成一个党时，他曾是党员。后来同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分裂后，他成了右派孟什维克。右派孟什维克是孟什维克-武装干涉主义者集团，他们的当前任务是在外国刺刀帮助下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的机关报是《曙光》。该机关报的编辑是斯·伊万诺维奇。这个右派孟什维克如何看待我们的反对派，如何评价它？请听：“我们要感谢反对派，因为它如此生动地描绘了被称为俄共的可怕道德泥潭的图景。我们要感谢它，因为它给俄共造成了严重的道德和组织打击。我们要感谢它，因为它的工作便利了所有那些把推翻苏维埃政权视为社会主义政党任务的人。”这就是给你们的鉴定，反对派同志们。在结束讲话时，我还是想向反对派同志们表示一个愿望，希望斯·伊万诺维奇的这个吻不要在他们身上粘得太紧。（长时间鼓掌。） 十三次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公报。莫斯科，1924年。[c.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