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任务：在俄共（布）克拉斯诺普列斯尼亚区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同小组组织员、讨论俱乐部成员和支部局委员所作的报告。1923年12月2日

同志们！首先我必须说，我在这里是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作报告。如果会议愿意听取这样的报告，我愿效劳。（喊声：“请讲。”）这并不意味着我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央委员会有任何分歧——绝无此事。我以个人身份发言，只是因为中央委员会为制定改善党内状况措施而设立的委员会[88]近日应将其工作结果提交中央委员会；这些结果尚未提交，因此我暂时没有正式权利以中央名义发言，尽管我相信，我现在要向你们报告的内容，基本上将表达中央委员会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 讨论是党的力量的标志 我想在这里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正在进行于报刊和支部中的讨论的意义问题。这场讨论说明什么，标志着什么？这难道是闯入党平静生活的一场风暴吗？这场讨论——[c.354] 如一些人所说——是党瓦解、解体的标志，或者如另一些人所说，是党蜕化的标志吗？同志们，我认为两者都不存在：既不是蜕化，也不是瓦解。问题在于，党在最近时期成长了，它已相当程度地清除了不需要的累赘，它变得更加无产阶级化了。你们知道，两年前我们有不少于70万党员；你们知道，有几千名党员退党或被清除出党。其次，由于工业高涨使工人阶级物质状况改善，由于老练技术工人从农村返回，由于工业工人中新的文化高涨浪潮，党在这段时间里改善了自己的成分，质量上提高了。总之，由于所有这些条件，党成长了，质量更高了，它的需求增长了，它变得更严格要求，它想知道的比迄今所知道的更多，它想决定的比迄今所决定的更多。已经展开的讨论不是党软弱的表现，更不是党瓦解或蜕化的表现，而是力量的标志、坚固的标志、党的质量构成改善的标志、党的积极性高涨的标志。 讨论的原因 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恰好在当前时期，恰好在今年秋天，党内政策问题 [c.355] 具有尖锐性质？怎样解释？原因何在？同志们，我认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今年八月席卷共和国某些地区的、与工资有关的骚动和罢工浪潮。问题在于，这次罢工浪潮暴露了我们组织的缺点，暴露了我们某些组织——无论是党组织还是工会组织——与企业中事件的脱节；由于这次罢工浪潮，还暴露了在我们党内存在一些非法的、实质上反共产主义的组织，它们竭力瓦解党。而所有这一切随着罢工浪潮暴露出来的缺点，以如此鲜明的、令人清醒的光芒打击了党，使党感到必须进行党内变革。第二个原因，使党内政策问题恰好在这个时候尖锐起来，是我们的党员同志们所允许的大批休假。这些休假当然完全可以理解，但由于其大规模性质，它们导致了党的生活节奏在工厂骚动时刻大大削弱，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正好在这一时期、今年秋天暴露积累起来的缺点。 党内生活的缺点 我谈到了今年秋天暴露出来并提出了改善党内生活问题的我们党的生活的缺点。那么，[c.356] 这些党内生活的缺点究竟在哪里？是像某些同志所认为的那样，党的路线不正确，还是党的路线正确，但在实践中由于某些主观和客观条件而偏离了正确道路、被歪曲了？我认为，我们党内生活的基本缺点恰恰在于：在党的正确路线——它体现在我们历次代表大会决议中——之下，地方实践（当然不是到处，而是在某些地区）却不正确。在我们党的正确的无产阶级民主路线之下，地方实践却产生了官僚主义地歪曲这条路线的事实。基本缺点就在这里。党的基本路线——由（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规定的路线——与我们地方组织在执行这条路线时的实践之间存在矛盾，这就是党内生活一切缺点的基础。 党的路线说，我们党的实践中的最重要问题，当然除了那些不能等待的、或涉及军事和外交秘密的问题之外，都必须一定要在党的会议上讨论。党的路线是这样说的。而地方上的党的实践，当然不是到处，却认为，其实没有必要让一系列党内实践问题在党的会议上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和其他领导组织自己会解决这些问题。党的路线说，我们党的负责人员必须经过选举，[c.357] 只要不存在不可克服的障碍，如党龄等等。你们知道，按照党章，省委书记需要十月革命前的党龄，县委书记需要三年党龄，支部书记需要一年党龄。但党的实践却常常认为，既然需要党龄，那么就不需要真正的选举。党的路线认为，必须让党员群众了解经济机关、企业和托拉斯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党支部自然要在企业缺点方面对非党群众负道义责任。然而，党的实践却认为，既然有中央委员会给经济机关下达指示，既然经济机关受这些指示约束，那么指示没有来自下面的党员群众的监督也会被执行。党的路线认为，各个工作领域的负责工作人员，无论是党员、经济工作人员、工会工作者、军事工作人员，尽管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获得某种专业化，仍然彼此联系，构成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为他们都为无产阶级的同一事业工作，这个事业不能分割。而党的实践却认为，既然有工作专业化，有党、经济、军事等分工，那么党员不对经济工作人员负责，经济工作人员不对党员负责，总之他们之间联系的削弱甚至丧失是不可避免的。[c.358] 同志们，概括说来，这就是体现在我们历次代表大会——从第十次到第十二次——一系列决议中的党的路线与党的实践之间的矛盾。 我远不想因这种对党的路线的歪曲而指责地方组织，因为如果仔细分析，这里与其说是我们地方组织的罪过，不如说是它们的不幸。这种不幸何在，事情怎么会弄成这样，我下面再说；但我想先确认这一事实，以便解释这种矛盾，然后试图提出改善措施。我也远不认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没有过错。它也像任何其他机关和组织一样有一些小过错，——这里既有部分罪过，也有部分不幸；至少罪过在于，中央委员会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有及时揭露这些缺点并采取措施克服它们。但现在问题不在这里。现在问题在于弄清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缺点的原因。的确，这些缺点是从哪里来的，怎样消除它们？ 缺点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的党组织还没有消除，或者说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军事时期的一些残余——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但它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头脑中留下了党内的军事作风残余。我认为，这种残余的表现就是对党的一种看法，按照这种看法，党不是 [c.359] 一个自主的有机体，不是无产阶级自主的战斗组织，而仿佛是某种机关体系，某种由一系列机关组成的综合体，其中有下级职员和上级职员。同志们，这是极其错误的、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这种观点作为残余从我们军事时期使党军事化的时候传给了我们，当时党员群众的自主性问题不由自主地被推到次要地位，战斗命令具有决定意义。我不记得这种观点曾被完整地表述过，但这种观点或这种观点的因素仍然压在我们的工作中。同志们，我们必须全力同这些观点作斗争，因为它们是现实危险之一，为我们在实践中歪曲实质上正确的党的路线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个原因在于，我们的国家机器——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主义的——对党和党的工作人员施加某种压力。1917年，当我们向上发展、走向十月革命时，我们把事情设想成这样：我们将有公社，这将是劳动者的联合体，我们将消灭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并且国家即使不在最近时期，也会经过两三个不长的时期变成劳动者的联合体。然而实践表明，这是我们还远未达到的理想；为了使国家摆脱官僚主义成分，为了使苏维埃社会 [c.360] 变成劳动者的联合体，必须有居民的高度文化水平，必须有周围完全有保障的和平环境，以便不必拥有大量军队——它们需要大量资金和庞大部门，而这些部门的存在会给所有其他国家机关打上烙印。我们的国家机器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主义的，而且它在很长时间内仍将如此。我们的党员同志在这个机关里工作，而这里的环境——我要说，这个官僚主义机关的气氛——如此便于我们的党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党组织官僚化。 同志们，缺点的第三个原因在于我们某些支部积极性不足，落后，有时甚至完全文盲，特别是在边疆地区。这些地区的支部很少活动，政治上和文化上落后。这种情况无疑也为歪曲党的路线创造了有利土壤。 第四个原因是地方上缺乏足够数量的受过党内训练的同志。最近我听了乌克兰一个组织的代表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作报告的同志极有才干，大有前途。他说，在130个支部中有80个支部的书记是由省委任命的。有人指出该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做得不对，这位同志便借口说支部里没有识字的人，他们没有党龄，支部自己请求派给他们书记等等。[c.361] 我可以假定这位同志夸大了百分之五十，其实问题不仅在于支部里没有受过训练的人，还在于省委按旧传统做得过火了。但即使省委有百分之五十是对的，那么难道不清楚：如果乌克兰有这样的支部，那么在边疆地区就更应该有，因为那里的组织年轻，党员干部更少，识字程度也比乌克兰低？这也是造成有利条件、使我们在实质上正确的党的路线在实践中被歪曲的原因之一。 最后，第五个原因是信息工作薄弱。我们通报得不好，首先是中央委员会，也许是因为它工作负担过重。地方向我们通报得也不好。必须结束这种情况。这也是我们党内积累缺点的严重原因之一。 怎样消除党内生活的缺点？ 那么，为了消除这些缺点，必须采取哪些措施呢？第一件事，是千方百计、不知疲倦地同我们党内军事时期的残余和习惯作斗争，同那种认为我们党仿佛是机关体系、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积极思考、自主活动、过着生动生活、破坏旧事物并创造新事物——的错误观点作斗争。[c.362] 第二，必须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把一切使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提交给他们讨论（只要这些问题可以公开讨论），保证能够自由批评党的各级机关的一切和任何设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党的纪律变成真正自觉的、真正铁的纪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党员群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经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准备好必要条件，使党员群众一步一步地从下层推出新的积极工作人员、新的领导者。第三，必须实际实行所有党组织和负责人员的选举制，只要不存在不可克服的条件，如没有党龄等等。必须从实践中消除在提拔同志担任党的负责职务时无视多数组织意志的现象，必须做到真正实行选举制。第四，必须在中央委员会、省委和区域委员会之下设立由各方面负责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党员、工会工作者、军事工作人员——组成的常设会议；会议应定期举行，会上应提出它认为有必要提出的问题；要使各兵种工作人员之间的联系不中断，要使所有这些工作人员感到自己是 [c.363] 一个党的家庭的成员，为所有人共同的无产阶级事业工作，这个事业是不可分割的；要使中央委员会周围以及地方组织周围有一种环境，使党能够获得并检验我们负责工作人员在所有工作领域的经验。 第五，必须把我们的生产党支部吸引到与企业、托拉斯事务进程有关的问题中来。必须做到使支部了解我们企业和联合公司管理机关的工作，使它们能够对这些工作施加影响。你们知道，作为支部代表，我们的生产支部在企业事务进程方面对非党群众负有道义责任有多么大。支部要能够领导并带领工厂中的非党群众，要能够对企业事务进程负责，——而它当然要对企业的缺陷向非党群众负道义责任，——它就必须了解这些事务，就必须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影响这些事务。因此，必须使支部参与讨论与企业有关的经济问题，必须不时召开加入托拉斯的企业支部代表经济会议，讨论与托拉斯事务有关的问题。这是一条可靠道路，既为丰富党员群众的经济经验所需，也为组织自下而上的监督所需。[c.364] 第六，必须提高我们党支部的质量构成。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已经说过，有些地方我们的党支部在质量上落后于周围的非党群众。这个论断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并推广到所有支部。更确切地说，大致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不使这些支部空虚，如果我们不从这些支部中抽调那些不得不安排到经济、行政、工会和其他各种工作中去的人，那么我们的党支部在文化方面会比现在高得多，在非党群众中享有的威望也会大得多。如果我们所有的工人同志，如果这六年来从支部中抽调的干部都回到自己的支部，那么难道还需要证明，这些支部会比任何非党工人，哪怕是非常有修养的工人，高出三倍？正是因为党没有其他干部来改善国家机关，正是因为党今后也不得不利用这个来源，所以如果我们不采取紧急措施改善支部的质量构成，我们的支部今后在文化水平方面仍会有些落后。首先必须最大限度地加强支部中的党内教育工作。此外，必须抛弃我们地方组织在吸收工人同志入党时有时表现出的过分形式主义。我认为，不应沉溺于形式主义；党可以而且应当放宽 [c.365] 从工人阶级队伍中吸收新党员的条件。地方组织已经开始了这件事。党应当把这件事抓到自己手里，开展一场有组织的运动，以便利机床旁的工人加入党。 第七，必须加强在非党工人中的工作。这也是能够改善党内状况、提高党员群众积极性的一种手段。我应当说，我们的组织对吸收非党工人参加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仍然关注太少。就拿现在正在进行的莫斯科苏维埃选举来说。我认为，这次选举的一大缺点就是非党人士当选的太少。据说有组织决议，规定至少应当有多少非党人士、多少百分比等等。但我看到，实际上当选的非党人士少得多。据说群众争先恐后，似乎只想选举共产党员。同志们，我对此怀疑。我认为，如果我们对非党人士不表现出某种最低限度的信任，那么作为回应，我们可能得到非党人士对我们的组织极大的不信任。对非党人士的这种信任是绝对必要的，同志们。必须让共产党员撤回自己的候选人。不要发表只选举共产党员的演说，而要鼓励非党人士，要把他们吸引到国家工作中来。我们会因此得到好处，并因此得到非党人士对我们的组织的回报性信任。莫斯科的选举是一个例子，[c.366] 说明我们的组织如何开始把自己封闭在党的外壳里，而不是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一步一步地把非党人士团结在自己周围。 第八，必须加强对农民的工作。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给我们那些地方上凋敝、有时有人逃离、在农民中不受很大信任（必须承认这一点）的农村支部，——为什么不能给这些支部提出例如两项实际任务：第一，解释和传播与农民生活有关的苏维埃法律；第二，宣传和传播基本的农艺知识，至少是必须按时耕地、必须清选种子等等。同志们，你们可知道，如果每个农民决心花微不足道的劳动来清选种子，那么无须任何土壤改良，无须新机器，就能使每俄亩产量增加10普特？而每俄亩增产10普特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总产量每年增加10亿普特。而所有这些本来无须很大劳动就能做到。为什么我们的农村支部不能做这些事呢？难道这比谈论寇松政策更不重要吗？那时庄稼人就会明白，共产党人不再空谈，而是干实事了，那时我们的农村支部就会在农民中享有最大的信任。我还没有说到，为了改善和活跃党的生活，必须加强 [c.367] 对青年——他们提供新干部——、对红军、对女代表以及一般对所有非党人士的党内教育和政治教育工作。我也不再展开说，加强信息工作对我们多么必要，这一点我已经谈过，——加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信息。同志们，这就是改善措施，就是中央委员会今年九月就已确定的党内民主方针，必须从下到上付诸实现。 现在我想谈谈在《真理报》上一些讨论性小文章中显露出的关于工人民主问题的两种极端、两种迷恋。第一种极端涉及选举制。它在于某些同志追求“彻底”选举。既然要选举，那就尽情选举！党龄？要它干什么？谁合心意就选谁。同志们，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党不会接受它。当然，我们现在没有战争，我们处于和平发展时期。但我们有新经济政策。同志们，不要忘记这一点。不是战争期间，而是战争之后，党进行了清党。为什么？因为在战争期间，对失败的恐惧把党团结成一个整体，党内某些腐蚀性分子不得不在面临生死问题的党中服从总路线。现在我们没有这些箍了，因为没有战争；现在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我们允许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正在复活。诚然，这一切会导致党的纯洁，[c.368] 导致党的巩固，但另一方面，正在产生和成长的资产阶级的新气氛包围着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还不那么强大，但已经能够在国内贸易中打败我们某些合作社和商业机关。正是在新经济政策之后，党进行了清党，把党员人数减到一半；正是在新经济政策之后，党认定，为了保护我们的组织不受新经济政策风气影响，必须例如增加非无产阶级分子入党的困难，必须为党内负责人员规定党龄等等。党采取这些限制“展开的”民主的预防措施，做得对吗？我认为做得对。因此我认为，民主是需要的，选举制是必要的，但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限制措施，至少其中主要的，仍应继续有效。 第二种极端涉及讨论的界限问题。它在于某些同志追求无限制的讨论，把党的工作的开始和终结都看作讨论问题，忘记党的工作的另一面，即它的行动方面，这一方面要求执行党的决定。至少拉齐恩的小文章给我这样的印象，他力图引用托洛茨基来论证无限制讨论的原则，据说托洛茨基说过“党是志同道合者的自愿联盟”。我在托洛茨基著作中找过这句话，但没有找到。而且托洛茨基也未必会把这句话作为党的定义的完整公式说出来，[c.369] 即使他说过，也未必在这里画了句号。党不仅是志同道合者的联盟，它还是共同行动者的联盟，是在共同思想基础（纲领、策略）上斗争的、共同行动者的战斗联盟。我认为引用托洛茨基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了解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中最强调党的工作的行动方面的人之一。因此我认为，拉齐恩的定义应由他自己负责。但这个定义会导致什么？会导致两种可能之一：要么党蜕化为宗派、哲学学派，因为只有在这样狭窄的组织中才可能有完全的思想一致；要么党变成一个永久的讨论俱乐部，永远讨论、永远议论，直到形成派别，直到党分裂。这两种可能中的任何一种，我们的党都不能接受。因此我认为，讨论问题是必要的，讨论是需要的，但也需要讨论的界限，以保护党——无产阶级的这一战斗队伍——不致蜕化为讨论俱乐部。 同志们，在结束我的报告时，我应当警告你们防止这两种极端。我认为，如果我们拒绝这两种极端，并诚实而坚决地着手执行中央委员会今年九月就已确定的党内民主方针，我们一定会使我们的党的工作得到改善。（鼓掌。）《真理报》第277号，1923年12月6日。[c.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