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第四次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负责工作人员会议上的闭幕词（1923年6月12日）

首先，我想就同志们的报告以及从所提交报告的角度谈谈会议的一般性质说几句话。尽管这次会议是苏维埃政权存在以来的第四次，但它仍是历次会议中唯一一次完整的会议，拥有来自各共和国和各州多少完整而有根据的报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各州和各共和国的共产主义干部成长了，正在学习独立工作。我认为，同志们在这里展示的丰富材料，同志们在这里揭示的各州和各共和国工作经验，一定要以这次会议记录的形式成为我们全党的财富。人们成长了，在前进，他们在学习管理——这就是从报告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第一个印象。如果转到报告内容，那么所提交的材料可以分为两类：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报告和人民共和国、非社会主义共和国（布哈拉、花剌子模）的报告。[c.327] 我们来看看第一类报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就党和尤其是国家机关接近人民语言和生活方式的程度而言，最发达和最先进的共和国应认为是格鲁吉亚。格鲁吉亚之后是亚美尼亚。再往后是其余共和国和州。我认为这就是无可争辩的结论。 这种现象可以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文化程度较高来解释。格鲁吉亚识字者比例相当高，达到80%，亚美尼亚则不少于40%。这就是这两个国家走在其他共和国前面的秘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个国家、共和国、州越识字、越有文化，党和苏维埃机关就越接近人民、接近他们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当然，这一切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说的。这很清楚，这个结论里没有任何新东西；正因为这里没有任何新东西，这个结论才常常被忘记，而且往往有人竭力把文化落后、因而也就是国家落后归咎于党的政策中的“错误”、归咎于冲突等等，而全部基础却在于识字不够、没有文化。你想使自己的国家在提高国家治理方面成为先进国家，那就提高居民的识字程度，提高自己国家的文化，其余的事情就会随之而来。 如果从这方面看问题，并根据报告材料评估各个共和国的状况，那就必须承认，突厥斯坦的状况、那里的现状是最不顺利、最令人不安的。文化落后，识字者比例低得可怕，[c.328] 国家机关脱离突厥斯坦各族人民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发展速度慢得可怕——这就是图景。然而很清楚，在所有苏维埃共和国中，从使东方革命化的角度来看，突厥斯坦是最重要的共和国，不仅因为突厥斯坦是若干与东方联系最密切的民族组合，而且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使它楔入那个最受剥削、并且积蓄了最多反帝国主义斗争火药的东方的心脏。正因如此，今天的突厥斯坦是苏维埃政权最薄弱的环节。任务在于把突厥斯坦变成模范共和国，变成使东方革命化的前哨。正因为如此，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突厥斯坦，提高群众文化水平，使国家机关民族化等等。我们必须不顾一切地完成这项任务，不惜力量，不怕牺牲。 苏维埃政权的第二个薄弱环节应当认为是乌克兰。这里在文化、识字程度等等方面的状况与突厥斯坦相同，或几乎相同。国家机关也像在突厥斯坦一样，很少接近人民的语言和生活方式。然而，乌克兰对于西方各民族的意义，正如突厥斯坦对于东方各民族的意义。乌克兰的局势还因该国工业发展的一些特点而复杂化。问题在于，主要工业部门，即煤炭和冶金工业，在乌克兰不是从下面、不是按国民经济自然发展的[c.329]顺序产生，而是从上面、以从外部输入和人工培植的方式产生的。因此，这些部门的无产阶级成分不是本地的，在语言上不是乌克兰的。这种情况导致：由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族成分存在这些差别，城市对农村的文化影响以及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受到严重阻碍。在把乌克兰变成模范共和国的工作中，必须考虑到这一切情况。而鉴于乌克兰对西方各民族的巨大意义，必须把它变成模范共和国。 现在讲讲关于花剌子模和布哈拉的报告。关于花剌子模我不讲了，因为花剌子模没有代表在场：仅仅根据中央委员会掌握的材料批评花剌子模共产党和花剌子模政府的工作是不合适的。布罗伊多在这里所说的关于花剌子模的话，涉及的是过去。这与花剌子模目前的状况关系不大。关于党，他说党内有50%的商人等等。也许过去是这样，但目前那里正在进行清党，还没有向花剌子模发放一张“统一的党证”，那里其实还没有党，只有在清党之后才能谈党。据说那里登记有几千名党员。我认为，清党之后那里留下的党员不会超过几百名。去年布哈拉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当时那里登记有1.6万名党员，而清党后留下的不超过一千人。[c.330] 现在转到关于布哈拉的报告。谈到布哈拉，我应当先就所提交报告的总语调和性质说两句。我认为，关于各共和国和各州的报告总体上是真实的，总体上没有脱离现实。只有一份报告根本脱离现实——这就是关于布哈拉的报告。这甚至不是报告，而是彻头彻尾的外交辞令，因为布哈拉一切消极的东西都被掩盖、抹平，而一切表面上耀眼和引人注目的东西都被推到前台、拿出来展示。结论是——布哈拉一切安好。我认为，我们来参加这次会议不是为了彼此搞外交、互相使眼色、背后互相愚弄，而是为了说出全部真相，按共产主义方式揭露一切溃疡，揭开它们并制定改进办法。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能前进。从这个角度看，关于布哈拉的报告以其不真实而不同于所有其他报告。我在这里问报告人布哈拉纳齐尔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并非偶然。纳齐尔委员会就是人民委员会。那里有德赫坎，即农民吗？报告人没有回答。但我有这方面的材料，原来布哈拉政府成员中没有一名农民。在9名或11名政府成员中，有富商之子、商人、知识分子、毛拉、商人、知识分子、又是商人，但没有一名德赫坎。然而众所周知，布哈拉是一个纯粹的农民国家。[c.331] 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布哈拉政府的政策问题。这个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政府的政策是什么，它是否考虑农民、自己的农民的利益？我只想举两个事实来说明这个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布哈拉政府的政策。从一份由最负责的同志和老党员签署的文件中可以看出，例如，布哈拉国家银行在其存在期间向私人商人发放了75%的贷款，而向农民合作社只发放了2%。用绝对数字表示就是：给商人700万金卢布，给农民22万金卢布。其次：布哈拉没有实行土地没收。但那里曾没收埃米尔的牲畜……为了农民的利益。结果怎样？根据同一份文件，为农民没收了约两千头牲畜，而其中只有约200头牲畜到了农民手中，其余都被卖掉了，当然是卖给了富裕公民。而这个政府还被称为苏维埃的、人民的！几乎无需证明，在布哈拉政府上述活动中，既没有任何人民的，也没有任何苏维埃的东西。报告人非常乐观地说明了布哈拉人民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共和国联盟的关系问题。在他那里，这里也一切安好。原来布哈拉共和国希望加入联盟。报告人显然认为，只要愿意加入共和国联盟，大门就会敞开。不，同志们，事情没有那么简单。[c.332] 还应当问一问，共和国联盟会不会让进去？为了能够加入联盟，必须事先在联盟各族人民眼中赢得加入联盟的权利，必须为自己争得这种权利。我必须提醒布哈拉同志，不能把共和国联盟看作垃圾场。 最后，在结束我关于报告这一部分总结发言时，我还想谈这些报告中的一个典型现象。对于会议议程提出的问题，即关于是否存在未被利用的当地工作人员自由后备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报告人作出回答。除格林科以外，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也没有人触及它，然而格林科并不是报告人。可是这个问题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各共和国或各州有没有来自当地人的自由而未使用的工作人员；如果有，为什么没有使用；如果没有这种后备，而工作人员短缺仍然能感觉到，那么党和苏维埃方面的空缺职位是用哪些民族成分填补的——所有这些都是对党极为重要的问题。我知道，在各共和国和各州有一部分领导干部，主要是俄罗斯人，他们有时不让当地工作人员得到发展，阻挠他们被提拔到某些职位，排挤他们。这类情况是有的，这是各共和国和各州不满的原因之一。但最大和最主要的不满原因在于，适合工作的当地人自由后备少得可怕，或者更可能根本没有。[c.333] 全部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当地工作人员不够，显然必须让非当地工作人员、其他民族的人参加工作，因为时间不等人，必须建设和管理，而当地人的干部成长缓慢。我认为，这里各州和各共和国的工作人员要了一点滑头，避而不谈这种情况。然而很清楚，十分之九的误解都可用当地工作人员不足来解释。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把加速培养当地出身的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干部作为战斗任务提到党面前。 从报告转到发言。同志们，我必须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发言者批评政治局提出的纲领草案的原则部分。（一个声音：“无法批评”。）我把这看作会议的同意，看作会议对纲领原则部分所阐述各项立场的拥护。（一些声音：“对”。）托洛茨基谈到的那项补充，或者说插入语（它涉及原则部分），应当被接受，因为它在决议原则部分的性质上绝对没有改变任何东西，不仅如此，它自然是从中得出的。更何况托洛茨基的补充实质上是对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决议中一个著名条文的重复，那里说不能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样板机械地移植到各州和共和国。这里当然有重复，但我认为，有时重复某些东西并无坏处。因此，我不打算 [c.334] 详细谈决议的原则部分。斯克雷普尼克的发言使人有某种理由得出结论：他对这一原则部分有自己的解释，力图在主要任务——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一主要危险——面前，掩盖另一种危险，即地方民族主义的危险。但这种解释是极其错误的。 政治局纲领的第二部分涉及共和国联盟的性质问题，以及从设立所谓第二院的角度对共和国联盟宪法的一些修正。我应当说，政治局在这里与乌克兰同志有一些分歧。政治局纲领草案中所阐述的内容是政治局一致通过的。但其中某些条文受到拉科夫斯基的异议。这尤其反映在中央全会委员会中。也许不应当谈这一点，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在这里决定的。我已经报告过纲领的这一部分，说这个问题正在中央全会委员会和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会中研究[85]。但既然触及了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回避。说邦联和联邦问题是小问题，是不对的。乌克兰同志们在研究共和国联盟代表大会通过的那份宪法草案时，删去了其中关于各共和国“联合成一个联盟国家”的句子，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难道是偶然的，难道他们没有这样做吗？他们为什么删去这句话？乌克兰同志在自己的反草案中建议不合并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c.335] 而将其列入指令性一类，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如果每个共和国都保留自己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那么这里还有什么统一的联盟国家呢？乌克兰人在自己的反草案中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权力化为零，把它分给两院的两个主席团，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拉科夫斯基所有这些修正案都被中央全会委员会记录、分析并否决了。那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重复它们呢？我从某些乌克兰同志的这种坚持中看出，他们想在确定联盟性质方面取得某种介于邦联和联邦之间的东西，而且偏向邦联。然而很清楚，我们建立的不是邦联，而是各共和国的联邦，一个统一的联盟国家，把军事、外交、对外贸易和其他事务联合起来；这个国家的存在并不削减各共和国的主权。如果联盟中有外交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等等，而同时加入联盟的各共和国也都有所有这些人民委员部，那么整个联盟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对外发言显然就消失了，因为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我们合并这些机关，在面对外部敌人时作为一个统一的联盟行动；要么我们不合并这些机关，建立的不是联盟国家，而是共和国的混合体，那时每个共和国都应当有自己平行的机关。我认为，真理在这里属于马努伊尔斯基同志，而不属于拉科夫斯基和斯克雷普尼克。 从国家问题转到纯属具体实践性质的问题，这些问题一部分与政治局的实践建议有关，[c.336] 一部分与务实工作人员可能在这里提出的修正有关。作为政治局的报告人，我没有说也不能说政治局的各项具体实践建议已经详尽无遗。相反，我一开始就说明，这里可能有遗漏，补充是不可避免的。斯克雷普尼克提出的一项此类补充涉及工会。这项补充可以接受。米高扬同志的一些补充我也接受。关于若干落后共和国和州的出版基金以及一般印刷基金，确实需要修正。这个问题被遗漏了。某些州甚至共和国的学校问题也被遗漏了。初等学校没有列入国家预算。这确实是遗漏，而这类遗漏可能有一大堆。因此，我建议那些更多谈论自己组织状况、较少努力提出具体东西的务实工作人员考虑这一点，并把相应的具体补充、修正等等提交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把它们汇总起来，纳入有关条文并分发给各组织。我不能不谈谈格林科的一项建议，即必须创造某些优惠条件，便利文化较低、也许无产阶级成分较少的民族当地人入党并被提拔到党的领导机关。这项建议是正确的，我认为应当接受。 我以如下建议结束我的总结发言：基本通过政治局关于 [c.337] 民族问题的纲领草案，同时考虑到托洛茨基的修正。建议中央委员会把现有的和可能收到的实践性质修正加以分类，并在纲领有关条文中加以反映。建议中央委员会在一周内印出纲领草案、记录、决议、报告人留下的最重要文件，并分发给各组织。不设立专门委员会而通过纲领草案。我没有涉及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民族问题委员会的问题。同志们，我对设立这样一个机构的合理性有些怀疑：第一，因为各共和国和各州毫无疑问不会为这件事给我们提供大工作人员。我对此确信。第二，我认为，州委员会和民族中央委员会不会同意在分配工作人员时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给中央委员会下属的委员会。现在我们在分配力量时通常要询问州委员会和民族中央委员会。如果有委员会，重心自然会移到委员会。民族问题委员会与合作社问题或农村工作问题委员会之间没有类比关系。农村工作和合作社工作委员会通常制定一般指示。而在民族问题上需要的不是一般指示，而是为各个共和国和州拟定具体步骤，这是一般委员会无力做到的。例如，未必有哪个委员会能够为乌克兰共和国制定和通过任何决定：来自乌克兰的两三个人不能代替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因此我认为，[c.338] 委员会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这里建议的步骤，即在中央委员会各主要部门中引入民族工作人员，我认为目前完全足够。如果半年后没有特别进展，那时可以提出设立专门委员会的问题。俄共中央委员会第四次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负责工作人员会议。速记记录。莫斯科，1923年。[c.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