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域中的右派与“左派”：在俄共（布）中央与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域负责工作人员第四次会议第一项议程上的发言 “苏丹-加里耶夫案件” 1923年6月10日

我发言是为了对这里发言的同志们的讲话作几点评论。至于因苏丹-加里耶夫案件而涉及的问题的原则方面，我将在第二项议程的报告中阐述。首先谈谈会议本身的问题。这里有人说过（我忘了是谁），本次会议是一种不寻常的现象。这不对。这类会议对我们党来说不是什么新东西。本次会议是苏维埃政权存在期间第四次。1919年初以前有过三次会议。当时的环境使我们能够召开这类会议。后来，1919年以后，1920—1921年，当我们埋头于内战时，我们没有时间召开此类会议。只是现在，在内战结束之后，当我们的工作沿着经济建设路线深入进行，当党的工作本身变得更加具体，尤其是在民族区域和共和国，我们才重新[c.301]有可能召开这类会议。我认为中央委员会将不止一次采用这种办法，以便在地方政策执行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建立充分的相互理解。我认为，不仅应召开所有共和国和区域参加的会议，而且应召开个别区域和共和国参加的会议，以制定更具体的决定。只有这种提法才能使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工作人员都满意。 我听了一些同志说，当我有机会看到苏丹-加里耶夫写给——好像是——阿迪加莫夫的第一封秘密信件时，我是如何警告苏丹-加里耶夫的；阿迪加莫夫不知为何沉默不语，没有发言，尽管他本来比所有人都更早、更应该发言。这些同志责备我过度保护苏丹-加里耶夫。是的，我确实一直保护他到最后可能，并且我认为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是我的义务。但我保护他有一定界限。当苏丹-加里耶夫越过这条界限时，我就抛弃了他。 他的第一封秘密信件表明，他，苏丹-加里耶夫，已经与党决裂，因为信的语气几乎是白卫式的，因为他写中央委员们的方式只有写敌人时才会用。我在政治局偶然遇见他，当时他在那里维护鞑靼共和国在农业人民委员部方面的要求。我当时就警告了他，给他递了一张便条，在便条中我把他的秘密信件称为反党的，指控他建立瓦利多夫类型的组织，并对他说，如果他不停止非法的反党工作，结局会很糟，[c.302]我方任何支持都将被排除。 他非常窘迫地回答我说，我误入歧途，他确实给阿迪加莫夫写过信，但写的不是那个内容，而是别的东西，他过去是、将来仍然是党的人，并保证今后也仍然是党的人。 尽管如此，一周之后，他又寄出第二封秘密信件，其中责成阿迪加莫夫与巴斯马奇及其领袖瓦利多夫建立联系，并要把信“烧掉”。因此，这是卑劣行为，是欺骗，迫使我中断与苏丹-加里耶夫的一切联系。从那一刻起，苏丹-加里耶夫对我来说就成了一个站在党外、苏维埃外的人，我认为不可能再同他谈话，尽管他几次试图到我这里来“谈谈”。 “左派”同志还在1919年初就责备我支持苏丹-加里耶夫，为党保护他、怜惜他，希望他不再是民族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我确实认为，在一定时候之前支持他是我的义务。在东方共和国和区域，知识分子、有思想的人，甚至一般识字的人如此之少，用手指都数得过来，——怎么能不珍惜他们呢？不采取一切措施使东方需要的人免于堕落并把他们留给党，那会是犯罪。但一切都有极限。这个极限在苏丹-加里耶夫从共产主义者阵营跨入巴斯马奇阵营那一刻就到来了。从那时起，他对党来说就不存在了。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大使对他来说比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更可接受。[c.303] 我也听到沙米古洛夫同样的责备：说我违背他要求一击了结瓦利多夫的主张，保护瓦利多夫，努力把他留给党。我确实保护过他，希望瓦利多夫能够改好。不是没有这样的人改好过，我们从政治党派的历史中知道这一点。我认为沙米古洛夫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我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诚然，沙米古洛夫的预言一年后应验了，瓦利多夫没有改好，他跑到巴斯马奇那里去了。但党还是赢了，因为我们把瓦利多夫的脱党推迟了一年。如果我们在1918年就收拾了瓦利多夫，我相信，像穆尔塔津、阿迪加莫夫、哈利科夫等同志当时就不会留在我们队伍里。（一个声音：“哈利科夫会留下。”）也许哈利科夫不会走，但一整群在我们队伍中工作的同志会随瓦利多夫一起走。这就是我们用宽容和远见所取得的东西。 我听了雷斯库洛夫的发言，必须说，他的发言不十分真诚，半外交式的（一个声音：“对”），总的来说他的发言给人沉重印象。我期待他更明确、更真诚。无论雷斯库洛夫说什么，很清楚，他家里放着苏丹-加里耶夫的两封秘密信件，他没有给任何人看；很清楚，他在思想上与苏丹-加里耶夫有联系。雷斯库洛夫在刑事部分与苏丹-加里耶夫案件划清界限，声称他与苏丹-加里耶夫没有通向巴斯马奇的联系，——这是小事。会议上谈的不是这个。谈的是与[c.304]苏丹-加里耶夫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联系。但雷斯库洛夫与苏丹-加里耶夫有这种联系，这是清楚的，同志们，这一点雷斯库洛夫本人也不能否认。但是，难道现在不是时候，在这里，从这个讲台上，最终同苏丹-加里耶夫主义坚决地、不带保留地划清界限吗？从这个意义上说，雷斯库洛夫的发言是半外交式的，不能令人满意。 延巴耶夫也发表了外交式、不真诚的讲话。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延巴耶夫和一群鞑靼工作人员——尽管他们思想上不坚定，我仍认为他们是出色的实践者——在苏丹-加里耶夫被捕后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立即释放的要求，为苏丹-加里耶夫完全担保，并暗示从苏丹-加里耶夫那里拿走的文件不是真的？难道这不是事实吗？然而调查发现了什么？发现所有文件都是真的。苏丹-加里耶夫本人承认了它们的真实性，同时交代了自己的罪过比文件里说的还多，彻底承认了自己的罪过，并且承认之后表示悔过。难道不清楚，在这一切之后，延巴耶夫应当坚决地、不可挽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与苏丹-加里耶夫划清界限吗？然而延巴耶夫没有这样做。他找到机会嘲弄“左派”，但不愿意坚决地、按共产主义方式与苏丹-加里耶夫主义划清界限，不愿意与苏丹-加里耶夫掉进去的那个深渊划清界限，显然认为外交能救他。 菲尔杰夫斯的发言从头到尾全是外交辞令。谁在思想上领导谁：是苏丹-加里耶夫领导菲尔杰夫斯，还是菲尔杰夫斯领导苏丹-加里耶夫——这个问题我留作悬案。[c.305]不过我认为，思想上更可能是菲尔杰夫斯领导苏丹-加里耶夫，而不是相反。我在苏丹-加里耶夫的理论练习中看不到有什么特别不能容许的东西。如果苏丹-加里耶夫只限于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那还只是一半灾祸，我会说，这种意识形态尽管有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所作的禁止，仍可被认为是可容忍的，可以只在我们党内批评它。但当意识形态练习以与巴斯马奇领袖瓦利多夫等人建立联系的工作告终时，在这里就像菲尔杰夫斯试图做的那样，用无害的意识形态为巴斯马奇实践开脱，就无论如何不行了。用这种办法为苏丹-加里耶夫的活动辩护，你骗不了任何人。这样也可以为帝国主义、为沙皇制度找到辩护，因为它们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有时表面上还相当无害。不能这样推论。你们不是站在法庭面前，而是站在负责工作人员会议面前，他们要求你们直率和真诚，而不是外交辞令。 我认为霍贾诺夫讲得好。伊克拉莫夫讲得不错。但我必须指出这些同志发言中的一处地方，一处引人深思的地方。他们两人都说，现在的突厥斯坦和沙皇的突厥斯坦没有任何差别，只是招牌变了，突厥斯坦仍旧是过去那样，同沙皇时期一样。同志们，如果这不是口误，如果这是经过思考的话，如果是完全有意识地说的，那么必须说，在这种情况下巴斯马奇是对的，而我们[c.306]不对。如果突厥斯坦真的像沙皇制度下那样是殖民地，那么巴斯马奇就是对的，那么不是我们审判苏丹-加里耶夫，而应当是他审判我们，把我们当作在苏维埃政权框架内容忍殖民地存在的人。如果这是真的，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自己跑到巴斯马奇那里去？显然，霍贾诺夫和伊克拉莫夫没有思考他们发言中的这个地方，因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现在的苏维埃突厥斯坦与沙皇的突厥斯坦有根本区别。我想指出这些同志发言中的这个模糊之处，以便同志们设法思考这一点并改正自己的错误。 我承担伊克拉莫夫所列指责的一部分，即针对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指责：我们并不总是关注，也不总能及时提出东方共和国和区域环境所要求的实际问题。当然，中央委员会负担过重，不可能到处都及时赶到。但认为中央委员会能够按时做完一切，那是可笑的。当然，突厥斯坦学校很少。地方语言还没有进入国家机关的日常使用，机关还没有民族化。文化总体很低。这一切都对。但难道可以认真指望中央委员会或整个党能在两三年内提高突厥斯坦的文化吗？我们都叫喊并抱怨俄罗斯文化、俄罗斯人民的文化——尽管比联盟共和国其他民族更有文化——很低。伊里奇不止一次声明，我们的文化水平很低，不可能在两三年甚至十年内大幅提高俄罗斯文化。如果两三年甚至十年内不能大幅提高[c.307]俄罗斯文化，那么怎么能要求加速提高非俄罗斯的、落后的、识字不多的区域的文化呢？难道不清楚，这里十分之九的“罪过”在于环境、在于落后，正如常言所说，不能不考虑这一点。 关于“左派”和右派。在区域和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里有没有他们？当然有。不能否认这一点。右派的罪过在哪里？在于右派不是也不能是解毒剂，不是也不能是可靠支柱，来对抗随着新经济政策发展而发展和加强的民族主义倾向。苏丹-加里耶夫主义曾经存在，它在东方共和国，尤其在巴什基里亚和鞑靼，建立了一定数量的支持者圈子，这一事实无疑说明，在这些共和国占多数的右派分子不足以成为反对民族主义的支柱。应当记住，我们在边疆、共和国和区域的共产党组织，只有克服民族主义，才能发展起来、站稳脚跟，成为真正的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干部。民族主义是培养边疆和共和国马克思主义干部、马克思主义先锋队道路上的主要思想障碍。我们党的历史表明，布尔什维克党的俄罗斯部分是在同孟什维主义斗争中成长和巩固的，因为孟什维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孟什维主义是[c.308]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我们党内的传导者，不克服孟什维主义，它就不能站稳脚跟。伊里奇多次写到这一点。布尔什维克主义只有在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克服孟什维主义的过程中，才作为真正的领导党成长和巩固。对于我们在边疆和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中的民族主义，也应当这样说。民族主义对这些组织所起的作用，就像过去孟什维主义对布尔什维克党所起的作用一样。只有通过民族主义掩护，各种资产阶级的、包括孟什维主义的影响，才能渗入我们在边疆的组织。我们在共和国的组织只有在能够抵挡住边疆涌入我们党的民族主义潮流时，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这种潮流之所以涌入，是因为资产阶级在复兴，新经济政策在生长，民族主义在生长，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也推动地方民族主义前进，还有外国的影响，它们千方百计支持民族主义。在共和国和区域同这个敌人作斗争，是我们在民族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如果想要作为真正马克思主义组织巩固起来就必须经过的阶段。没有别的道路。在这场斗争中，右派是软弱的。软弱，因为他们对党抱有怀疑态度，容易受民族主义影响。这就是共和国和区域共产党组织右翼的罪过。[c.309] 但是，边疆的“左派”罪过不亚于，如果不更多的话。如果说边疆的共产党组织不克服民族主义就不能巩固和发展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干部，那么这些干部本身只有学会足够灵活，把一切多少忠诚的民族分子吸引到我们的国家机关中来，向他们让步，学会在党内坚决同民族主义斗争和同样坚决地争取把一切多少忠诚的当地人、知识分子等吸引到苏维埃工作中来之间机动，才能成为群众性组织，才能把大多数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边疆的“左派”或多或少没有对党抱怀疑态度，也没有那么容易受民族主义影响。但“左派”的罪过在于，他们不善于对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和一般忠诚居民灵活，他们不善于也不愿意在吸引这些分子方面机动，他们歪曲党掌握国内大多数劳动居民的方针。然而，无论如何必须创造和培养这种灵活性，这种在反对民族主义斗争和把多少忠诚的分子吸引到国家机关队伍之间机动的能力。只有当我们考虑到我们在区域和共和国遇到的全部复杂性和特殊性；如果我们不做简单移植那些在中央工业区域产生的、不能机械移植到边疆的样板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回避民族主义情绪的居民、民族主义情绪的小资产者；如果我们学会把这些分子吸收到共同的国家工作中来，才能创造和培养这种能力。“左派”的罪过在于，他们染上宗派主义，不理解党在民族共和国和区域这些复杂任务的头等重要性。如果右派以其对民族主义的顺从可能妨碍我们边疆共产主义干部的成长，那么“左派”以其简化而仓促的“共产主义”热情可能使我们的党脱离农民和广大地方居民阶层。这两种危险哪一种更危险？如果偏向“左”的同志们打算今后在地方继续实行人为分化居民的政策，而这种政策不仅在车臣和雅库特州，不仅在突厥斯坦实行过……（伊布拉希莫夫：“这是分化策略。”）现在伊布拉希莫夫想出了用分化策略取代分层策略，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什么，——如果，我说，他们打算今后继续实行自上而下分层的政策；如果他们以为可以机械地把俄罗斯样板移植到特殊的民族环境中，而不考虑生活方式和具体条件；如果他们以为在反对民族主义的同时应当把一切民族的东西抛到船外；一句话，如果边疆的“左派”共产党人打算[c.311]继续不可救药，——那么我必须说，在两种危险中，“左”的危险可能最危险。这就是我想就“左派”和右派问题所说的一切。我有点跑到前面去了，但这是因为整个会议都跑到前面去了，预先把第二项议程的讨论提前了。必须鞭策右派，迫使他们、教会他们同民族主义作斗争，以便从当地人中间锻造出真正的共产主义干部。但也必须鞭策“左派”，教会他们灵活、善于机动，以便掌握广大居民群众。必须做这一切，因为真理“在中间”，在右派和“左派”之间，正如霍贾诺夫正确指出的那样。 俄共（布）中央与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域负责工作人员第四次会议。速记记录。莫斯科，1923年。[c.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