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向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报告 [65] 1923年4月17日

同志们！我认为，刊登在《中央委员会消息》[66]上的中央委员会报告，就细节而言是完全充分的，在这里，在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中，不值得重复它。我认为，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应当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应当论述党同工人阶级的组织联系，——即那些环绕着党、党借助它们实现对工人阶级的领导、而工人阶级则转变为党的军队的联系和群众性机构。报告的第二部分，照我看，应当论述工人阶级借以同农民建立联系的那些组织联系和群众性机构。这就是国家机关。借助国家机关，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对农民的领导。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应当涉及党本身，即作为一个过着自己特殊生活的有机体，[c.197]以及作为一个提出口号并检查其实现的机构。现在我转入报告的第一部分。 我说的是作为先锋队的党，和作为我们党的军队的工人阶级。按类比可能显得，这里的关系同在军事领域一样，即党下达命令，口号通过电报传达，而军队，即工人阶级，执行这些命令。这种看法从根本上是不正确的。在政治领域，事情要复杂得多。问题在于，在军事领域，军队是由指挥人员自己建立的，他们自己组建军队。而在这里，在政治领域，党不建立自己的军队，而是找到它，——这就是工人阶级。第二个区别在于，在军事领域，指挥人员不仅建立军队，而且供养它、给它衣穿、给它鞋穿。在政治领域我们没有这种现象。党不供养、不给鞋穿、不给衣穿自己的军队——工人阶级。正因为如此，在政治中事情要复杂得多。正因为如此，在政治中不是阶级依赖于党，而是相反。因此，在政治领域，为了实现党即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就必须使党被广泛的无党派群众机构网络所环绕，这些机构是党手中的触角，党借助它们把自己的意志传达给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则从分散的群众变成党的军队。因此，我现在来考察这些机构、这些把党和阶级连接起来的传动带是什么样的，这些机构是什么样的，以及党在一年中在巩固这些机构方面做了些什么。[c.198] 第一个基本的传动带，第一个基本的传送机构，党借助它同工人阶级建立联系，——这就是工会。就一年活动而言，如果拿巩固这条把党引向阶级的基本传动带的数字来看，党加强、巩固了自己在工会领导机关中的影响。我不涉及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它的组成众所周知。我也不涉及各工会中央委员会。我主要指的是省工会理事会。去年，在我们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时，具有十月革命前资历的人担任省工会理事会主席的占27%，而今年超过57%。成绩不很大，但毕竟是成绩。它说明，我们党内具有十月革命前资历的领导干部掌握着工会的主要线索，他们借助这些线索把党同工人阶级连接起来。我不涉及整个工人工会的成员构成。数字说明，到上次代表大会时，工会会员约有600万。今年，到这次代表大会，为480万。看起来像是倒退，但这只是看起来如此。去年，——请允许我在这里说出真相！——工会是虚夸的数字。所提供的数字没有准确反映现实。提交这次代表大会的数字，虽然比去年少，但更现实、更有生命力。尽管工会人数减少，我却认为这是前进了一步。因此，一方面，工会从虚夸的和半官办的变成真正有生命力的、同自己的领导机关过着共同生活的工会，[c.199]另一方面，党在省工会机关中的领导干部比例从27%提高到57%，——这就是我们这一年在我党巩固工会工作中所确认的成绩。但不能说，这方面一切都顺利。工会的基层组织——工厂委员会——还不是到处都属于我们。例如，在哈尔科夫省现有的146个工厂委员会中，有70个没有一名共产党员。但这些现象是个别的。总的来说必须承认，工会的发展在巩固党在省机关和基层组织中影响方面无疑向前推进了。这个战线应当认为已由党掌握。在工会领域，我们没有强大的对手。 第二条传动带，第二个群众性传送机构，党借助它同阶级建立联系，——这就是合作社。首先我指的是消费合作社，它的工人部分，其次是农业合作社，因为它涵盖农村贫民。到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时，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工人部约有300万人。今年，到这次代表大会，有一定增长：330万。这非常少。但在我们的条件下，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这毕竟前进一步。如果按每个工人家庭有3个吃饭的人计算，那么合作社拥有约900万工人居民，他们作为消费者组织在消费合作社周围，党在那里影响日益增长……[c.200]到上次代表大会时，我们没有关于党在消费合作社中力量有多大的数据，2—3—5%，不会更多。到这次代表大会，我们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的省机关中已有不少于50%的共产党员。这又是前进一步。农业合作社的情况稍差。它们本身无疑在增长。去年，到代表大会时，农业合作社联合了不少于170万农户。今年，到这次代表大会，它们联合了不少于400万农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倾向于无产阶级的贫民。因此，弄清党在农业合作社领域的影响如何增长是很有意思的。去年的数字我们没有。今年看来（虽然这些数字我觉得可疑），在农业合作社省机关中共产党员不少于50%。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巨大的前进。基层的情况更差，我们仍然无力把基层合作社从敌对势力的影响下解放出来。 第三条把阶级和党连接起来的传动带，——这就是青年团。几乎无须证明青年团以及一般青年在我们党发展中的全部巨大意义。我们掌握的数字说明，去年，到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时，青年团成员不少于40万。后来在1922年中期，当开始缩减编制，当保留名额尚未充分落实，当青年团[c.201]尚未能适应新条件时，成员人数降到20万。现在，特别是从去年秋天起，青年团有了巨大增长。青年团成员不少于40万。最令人高兴的是，青年团首先是靠工人青年增长的。它的增长首先出现在我国工业正在上升的地区。你们知道，青年团在工人中的基本活动是工厂艺徒学校。这方面的数字说明，去年，到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时，我们约有500所工厂艺徒学校，成员4.4万人。到今年1月，我们已有700多所学校，成员5万人。但主要的是，增长落在青年团中的工人成分上。如同前一个战线——农业合作社战线——一样，青年战线应被视为特别受威胁的战线，因为我们的敌人在这方面的攻击特别顽固。正是在这两个领域，党及其组织必须竭尽全力，以保证自己占优势的影响。 接下来我转向女工代表会议。这也许对我们的组织来说不显眼，但却是非常重要的、极其本质的传动机制，它把我们党同工人阶级中的妇女部分连接起来。我们掌握的数字说明：在57个省和3个州，去年，到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时，我们约有1.6万名代表，其中主要是女工。今年，到这次代表大会，在同样这些省和州，我们有不少于[c.202]5.2万名代表，其中3.3万名是女工。这是巨大的前进。必须考虑到，这是我们至今很少注意的战线，而它对我们具有巨大意义。既然事情在前进，既然有基础来巩固、扩大这个机构并引导党的触角去破坏神父对青年（由妇女教育）的影响，那么党的一项当前任务自然就是：在这个无疑受威胁的战线上也发挥最大限度的能量。 我转向学校。我说的是政治学校、苏维埃党校和共产主义大学。这也是党借以发展共产主义教育、培养教育方面的指挥人员、在工人居民中播撒社会主义种子、共产主义种子，从而以精神纽带把党同工人阶级连接起来的机构。数字说明，去年苏维埃党校学员人数约为2.2万。今年不少于3.3万，如果把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资助的城市政治常识学校也算进去。至于对共产主义教育具有巨大意义的共产主义大学，增长很小：原来约6000名学员，现在6400名。党的任务是在这条战线上竭力加强工作，培养、锻造共产主义教育的指挥人员。 我转向报刊。报刊不是群众性机构，不是群众组织，但是，[c.203]它在党和工人阶级之间铺设了一种不易察觉的联系，——这种联系按其力量等于任何群众性传送机构。有人说报刊是第六强国。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强国，但它拥有力量、有很大比重，这是无可争辩的。报刊是最强大的武器，党借助它每天、每时用自己需要的语言同工人阶级说话。在党同阶级之间拉起精神纽带的其它手段，自然界中没有另一种如此灵活的机构。因此，党必须特别注意这一领域，应当说，我们在这里已有某些成绩。以报纸为例。据公布的数字，去年我们有380种报纸，今年不少于528种。去年发行量250万，但这个发行量是半官方的，不是活的。夏天，当报刊经历补贴削减，当报刊面临必须自力更生时，发行量降到90万。到这次代表大会，我们发行量约200万。这就是说，报刊变得不那么官办，靠自己的资金生存，是党手中的锐利武器，使党同群众保持联系，否则发行量不可能增长和维持。 我转向下一个传送机构——军队。人们习惯把军队看作防御或进攻的机构。我却把军队看作工人和农民的集合点。所有革命的历史都说明，军队是唯一的集合点，来自不同省、彼此隔绝的工人和农民在那里相聚，并在相聚中形成自己的政治观点。并非偶然的是，[c.204]大规模动员和严重战争总是引起某种社会冲突、某种群众革命运动。这是因为，在军队中，来自最遥远角落的农民和工人第一次彼此相遇。要知道，通常沃罗涅日的庄稼汉不会遇到彼得格勒人，普斯科夫人不会见到西伯利亚人，而在军队中他们会相遇。军队是工人和农民的学校、集合点，从这个观点看，党在军队中的力量和影响具有巨大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军队是把党同工人和最贫苦农民连接起来的最大机构。军队是唯一的全俄的、全联邦的集合点，来自不同省和州的人在那里相聚，学习并习惯于政治生活。在这个极其重要的群众传送机构中，我们有以下变化：共产党员的比例到上次代表大会为7.5%，今年达到10.5%。军队在此期间缩减了，但军队质量改善了。党的影响增加了，在这个基本集合点，我们在增加共产主义影响方面取得了胜利。在指挥人员中，如果拿包括排长在内的全部指挥人员，去年共产党员占10%，今年占13%。如果不包括排长，去年为16%，今年为24%。这就是那些环绕我们党的传动带、群众机构，它们把党同工人阶级连接起来，使党有可能变成先锋队，使工人阶级变成军队。[c.205] 这就是联系网络和传送点网络，党借助它们，不同于军事指挥人员，变成先锋队，而工人阶级从分散的群众变成真正的政治军队。我们党在这些领域巩固这些联系方面所表现出的成绩，不仅是因为党在这方面的经验增长了，不仅是因为影响这些传送机构的手段完善了，而且还因为国家的总政治状况帮助、促进了这一点。去年我们遭受饥荒、饥荒的后果、工业萧条、工人阶级分散等等。今年相反，我们有了收成，工业部分高涨，无产阶级重新聚集的过程开始了，工人状况改善了。以前被迫分散到农村的老工人重新流向工厂，这一切造成政治上有利的环境，使党能够广泛展开巩固上述联系机构的工作。 现在我转入报告的第二部分：关于党和国家机构。国家机构是基本的群众机构，它把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以其政党为代表）同农民连接起来，并使工人阶级（以其政党为代表）有可能领导农民。这部分报告我直接同列宁同志的两篇著名文章[67]联系起来。[c.206]许多人觉得列宁同志在两篇文章中发挥的思想完全是新的。照我看，这些文章中所发挥的思想，早在去年就钻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脑海。你们想必记得他去年的政治报告。他说，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机构在作假，因此机器没有驶向需要的地方，而是转向了。记得对此施略普尼科夫指出，司机不合适。这当然不对。完全不对。政治路线正确，司机极好，机器本身的类型也好，是苏维埃的，但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即国家机关中的某些工作人员不好，不是我们的人。因此机器作假，结果正确的政治路线被歪曲。结果不是实现，而是歪曲。国家机构，我再说一遍，按类型是正确的，但它的组成部分还是异己的、官办的、半沙皇半资产阶级的。我们希望国家机构成为服务人民群众的手段，而国家机关中的一些人却想把它变成饭碗。因此整个机构在作假。如果我们不改正它，那么单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我们也走不远：它会被歪曲，会出现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破裂。结果会是：虽然我们在舵手位置，但机器不会服从。会垮台。这就是列宁同志去年已经发挥的思想，而只是今年他才把它形成为改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完整体系，使改组后的监察机构变成[c.207]改造机器所有组成部分、用新的部分替换旧的不适用部分的杠杆，如果我们确实想把机器驶向它应当驶去的地方。列宁同志建议的实质就在于此。我可以举奥列霍沃-祖耶沃托拉斯受检查的事实为例。该托拉斯按苏维埃方式组织，本应生产最多成品并供应农民，然而这个按苏维埃方式组织的托拉斯却把生产的成品输送到私人腰包，损害国家利益。机器没有驶向它需要驶去的地方。我可以举伏罗希洛夫同志几天前告诉我的一个事实。我们有一个叫工业局的机构。东南地区曾有这样的机构。这个机构约有2000名工作人员。这个机构本应领导东南地区的工业。伏罗希洛夫同志绝望地告诉我，对付这个机构不容易，为了管理它，需要建立一个额外的小机构，即为了管理管理机构。出现了好人：伏罗希洛夫、艾斯蒙特和米高扬，他们认真抓了这件事。结果发现，机构中可以有170名工作人员，而不是2000名。结果怎样？现在事情据说比过去好得多。以前机构吃掉它所生产的一切。现在机构为工业服务。这类事实极多，很多，比我的头发还多。所有这些事实只说明一点：我们的苏维埃机构，按类型是正确的，却常常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他们有那样的习惯和传统，[c.208]实质上推翻正确的政治路线。因此整个机器作假，产生巨大的政治赤字，产生无产阶级同农民破裂的危险。问题是这样：要么我们改善经济机构，缩减其编制，简化它们，降低其费用，用精神上接近我党的人员充实它们，然后我们就能达到我们实行所谓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即工业将生产最多成品以供应农村，获得必要产品，从而我们把农民经济同工业经济结合起来。要么我们达不到这一点，就会垮台。或者还有：要么国家机构本身、税收机构被简化、缩减，从中清除盗贼和骗子，然后我们就能比现在更少地向农民征收，国民经济就能撑住。要么这个机构变成自身目的，像东南地区那样，从农民那里征收的一切都不得不花在维持机构本身，——那时政治垮台。我相信，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写这些文章时所遵循的考虑。列宁同志的建议还有另一个方面。他不仅力求改善机构，最大限度地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因为党建设了国家，它也应当改善国家，——而且他显然也考虑到道德方面。他想达到的是，在国内不留下任何一个官员，哪怕[c.209]最高级官员，普通人都不能对他说：对他没有办法。这个道德方面是伊里奇建议的第三个方面，正是这个建议提出任务：不仅要清洗国家机关，而且要清洗党内的那些损害我们党的官场传统和习气。 现在我转向挑选工作人员的问题，即伊里奇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已经谈过的问题。如果我们清楚，我们的国家机关按其组成、习惯和传统不适用，因此威胁到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破裂，那么很清楚，党的领导作用不仅应当表现在下达指令，而且应当表现在把能够理解我们指令并能够诚实执行它们的人安排到一定岗位上。无须证明，在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之间不能划出不可逾越的界限。你们中未必有人会断言，只要给出好的政治路线，事情就完了。不，这只做了一半。在给出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后，必须挑选工作人员，使岗位上站着能够执行指令、能够理解指令、能够把这些指令当作自己的亲人的指令来接受、并能够把它们付诸实行的人。否则政治就失去意义，变成挥动双手。因此，登记分配局，即中央委员会中负责登记我们各级主要工作人员并在上下分配他们的机关，具有巨大意义。迄今为止，事情[c.210]是这样进行的：登记分配局的工作限于登记和分配同志到县委员会、省委员会和州委员会。登记分配局简单说再没有把鼻子伸得更远。现在，当战争结束，当大规模成批动员不再有位置，当它们失去任何意义——去年压在中央委员会肩上的千人动员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在我们工作深入、我们坚持专业化方针、必须把每个工作人员仔细研究透的条件下，成批动员只会败坏事情，不给地方任何好处——现在登记分配局已经不能把自己封闭在省委员会和县委员会的框子里。我可以举一些数字。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至少动员1000名莫斯科工作人员。中央委员会考虑动员约1500名。由于被动员者生病和各种原因，只动员到700名；据地方反映，其中多少合适的有300人。这就是一个事实，说明旧式成批动员，在过去进行的，现在已经不适用，因为我们党的日常工作深入了，按经济不同部门分化了，成批地调人，第一，等于使他们无所事事，第二，不能满足那些要求新工作人员的组织的最低需求。我想引用一些关于研究我们工业指挥人员的数字，来自一本著名[c.211]小册子[68]，是登记分配局工作的索罗金编写的。但在转向这些数字之前，我必须谈谈中央委员会在其登记工作人员过程中在登记分配局实行的改革。从前，我已经说过，登记分配局限于省委员会和县委员会的框子，现在，当工作深入，当建设工作到处展开，不能把自己封闭在县委员会和省委员会的框子里。必须毫无例外地涵盖所有管理部门和整个工业指挥人员，党借助他们掌握我们的经济机构并实现自己的领导。在这个意义上，中央委员会决定扩大登记分配局在中央和地方的机构，使局长有负责经济部分和苏维埃部分的副手，并使他们有自己的助手，按企业和托拉斯、地方和中央的经济机关、苏维埃和党登记指挥人员。这项改革的结果很快显现。短期内就登记了工业指挥人员，涵盖约1300名经理。其中共产党员占29%，无党派占70%。可能显得，无党派在其在主要企业中的比重方面占优势，但这是不对的。原来，29%的共产党员领导着联合30多万工人的最大企业，而70%的无党派经理领导的企业不超过25万工业工人。小企业由无党派领导，大企业由党员领导。其次，在党员经理中，[c.212]工人出身者比非工人出身者多两倍。这说明，在下面工业建设、基本基层组织中，与上层不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各部门共产党员很少，已经开始由共产党人力量、首先是工人力量掌握企业。有意思的是，按素质、按适用性，在共产党员经理中合适的人比无党派中更多。由此可知，党在把共产党员分配到企业时，不仅遵循纯党的考虑，不仅是为了加强党在企业中的影响，而且遵循业务考虑。这不仅对作为党的党有利，而且对整个经济建设有利，因为在共产党员中合适的经理比无党派中多得多。这就是登记我们工业指挥人员的第一次经验，——如我所说，这是新经验，远未涵盖所有企业，因为这本小册子中登记的1300名经理只占所有应当登记企业的一半左右。但经验表明，这里天地无限丰富，登记分配局的工作应当全面展开，使党能够用共产党员充实我们主要企业的管理机关，从而实现党对国家机构的领导。 同志们应当熟悉中央委员会就组织问题提交代表大会审议的那些设想，其中既涉及党的方面，也涉及苏维埃方面。至于苏维埃方面，我刚刚在报告第二部分谈过，[c.213]中央委员会打算把这个问题的详细审议提交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应研究这个问题的党的方面和苏维埃方面，然后向代表大会提出自己的考虑供其决定。 现在我转入报告第三部分：关于党作为有机体和党作为机构。首先应当就我们党的数量构成说两句。数字说明，去年，到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党有40万多几十万成员。今年，由于党进一步缩减，由于在一系列地区党清除了非无产阶级分子，党变小了，——略少于40万。这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因为党的社会构成改善了。在我们党发展、改善其社会构成方面最有趣的是，以前存在的非无产阶级分子靠工人分子增长的趋势在报告年度停止了，出现了转折，出现了以工人成分比例增加、非无产阶级成分减少为方向的确定倾斜。这正是我们在清洗前力求达到、现在达到的成绩。我不会说这方面一切都已做到，——远未全部做到。但我们取得了转折，取得了某种最低限度的一致性，保证了党的工人成分，显然今后还必须沿着进一步缩减党内非无产阶级分子、进一步增长无产阶级分子的道路前进。[c.214]中央委员会为进一步改善我们党的构成所建议的那些措施，已在中央委员会建议中陈述，我不重复。显然，必须加强防止非无产阶级分子涌入的屏障，因为在目前，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党无疑受到耐普曼分子的腐蚀影响，必须取得我们党最大限度的一致性，无论如何要有工人成分对非工人成分的决定性优势。党如果希望保持自己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身份，就必须也应当做到这一点。 我转向省委员会的生活及其活动问题。报刊上经常出现一些文章，对省委员会带有讽刺调子，常常嘲笑省委员会，低估它们的活动。而我必须说，同志们，省委员会是我们党的基本支柱，没有它们，没有省委员会，没有它们在领导苏维埃工作和党的工作方面的活动，党就会失去根基。尽管省委员会有种种缺点，尽管至今仍有不足，尽管省委员会中有所谓的争吵、倾轧，总的来说省委员会是我们党的基本支柱。省委员会如何生活、如何发展？10个月前我读过省委员会的来信，当时我们省委员会的书记们还在经济事务中乱转，没有适应新条件。后来过了10个月，我又读了新的来信，满意地、高兴地读，因为从中可以看出，省委员会成长了，他们已经熟悉事务，紧紧接近建设工作，编制了地方预算，[c.215]掌握了地方规模的经济，确实能够站在本省全部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前列。同志们，这是巨大的成就。毫无疑问，省委员会中也有缺点，但我必须说，如果没有省委员会这种党和经济经验的增长，如果我们在省委员会领导地方经济和政治生活成熟程度方面没有这种巨大进步，那么我们甚至不能梦想党有一天能够领导国家机关。有人谈论省委员会中的争吵和摩擦。我必须说，争吵和摩擦除了消极方面，也有好的方面。争吵和倾轧的基本来源是省委员会力求在自己内部建立一个团结的核心、紧密的核心，能够无间断地领导。这个目的和这种意图完全健康和合法，尽管达到目的的方式常常不符合目标。这可以用我们党的多样性来解释，——党内有老根子和年轻人，有无产者和知识分子，有中心地区和边疆地区的人，有不同民族的人，所有这些进入省委员会的各色分子带来不同的风俗、传统，在此基础上产生摩擦、争吵。尽管如此，十分之九的争吵和摩擦，尽管其形式不可允许，却有一种健康的意图——做到拼成一个能够领导工作的核心。无须证明，如果省委员会中没有这样的领导集团，如果一切都拼成使“好的”和“坏的”[c.216]相互平衡，那么省里就不会有任何领导，我们就收不到任何粮食税，就进行不了任何运动。这就是争吵的健康方面，不应因为它有时采取丑陋形式而被掩盖。这当然不意味着党不应同争吵作斗争，尤其是当它们产生于个人基础上时。省委员会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党的力量，遗憾的是，在省委员会以下，还没有像可能认为的那样强大。我们党在机构方面的基本弱点，正是我们的县委员会薄弱，缺乏后备——县委员会书记。我认为，如果我们那些把党同工人阶级连接起来的基本机构——我在报告第一部分谈到的机构——还没有完全掌握在手中（我指的是基层组织、合作社、妇女代表会议、青年团等等），如果省机关还没有完全掌握这些机构，那正是因为我们在县里太弱。我认为这是基本问题。我认为，我们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在中央委员会下建立一所县委员会书记学校，从最忠诚、最有能力的人中，从农民中，从工人中培养。如果党能在未来一年做到在自己周围拼成一个200或300名县委员会书记的后备，以后可以派他们去帮助省委员会，减轻它们领导县里工作的负担，那么它就能保证领导所有[c.217]群众性传送机构。那时，没有一个消费合作社、一个农业合作社、一个工厂委员会、一个妇女代表会议、一个青年团支部、一个群众性机构，会处于党的优势影响之外。现在谈谈州级机关。过去一年表明，党和中央委员会建立州级机关，部分选举、部分任命，是正确的。中央委员会在整体讨论分区问题时得出结论：在建设党的州级机关方面，必须逐步从任命制原则过渡到选举制原则，考虑到这种过渡无疑会为党的州委员会创造有利的道德氛围，并减轻中央委员会对党的领导。现在我转向改善党的中央机关问题。你们想必读过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职能应同组织局和政治局的职能完全清楚准确地划分开。这个问题几乎不需要特别论述，因为它本身是清楚的。但有一个问题，——扩大中央委员会本身，——这个问题在中央委员会内部讨论了多次，一度引起认真争论。有些中央委员认为，不应扩大，甚至应缩减中央委员人数。我不阐述他们的理由：让同志们自己发表意见。我简要说明赞成扩大中央委员会的理由。目前我们党中央机关的状况是这样：我们有27名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每[c.218]两个月开一次会，而在中央委员会内部有一个10—15人的核心，他们在领导我们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如此熟练，以致有变成某种领导术士的危险。这也许好，但也有非常危险的一面：这些同志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可能染上自大，自我封闭，脱离群众工作。如果某些中央委员，或者说15人左右的核心，变得如此有经验、如此熟练，以致在制定指示时十有八九不会犯错误，那很好。但如果他们周围没有与地方工作紧密联系的未来领导人的新一辈，那么这些高度熟练的人就很可能僵化并脱离群众。第二，中央委员会内部那个在领导方面大大成长的核心正在变老，需要接班人。你们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身体状况。你们知道，中央委员会基本核心的其他成员也相当磨损了。而新的接班人还没有，——这就是不幸。培养党的领导人非常困难：为此需要多年，5—10年，10年以上。借助布琼尼同志的骑兵征服某个国家，要比从下层锻造出2—3个未来能够成为国家真正领导人的领导者容易得多。现在该考虑锻造新的接班人了。为此有一个手段——把新的、新鲜的工作人员吸引到中央委员会工作中来，并在工作过程中把他们提升上来，提升最有能力、最独立、有头脑的人。靠小册子[c.219]创造不出领导人。小册子帮助前进，但本身不能创造领导人。领导人工作人员只有在工作本身进程中成长。只有把新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让他们体验领导的全部重担，我们才能培养出目前形势下我们极其需要的接班人。因此我认为，如果代表大会不同意中央委员会关于至少把它扩大到40人的建议，那将是极其严重的错误。 在结束报告时，我必须指出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也许因为它太著名——不引人注意，但应当指出，因为它是极其重要的事实。这就是我们党的团结，那种无与伦比的团结一致，它使我们党能够在像新经济政策这样的转折中避免分裂。世界上没有一个党，没有一个政党能经受如此急剧的转折而不发生混乱、分裂，不让某个集团从党车上掉下去。众所周知，这种转折会导致某个集团从车上掉下去，党内即使不分裂，也会发生混乱。我们党的历史上在1907年和1908年有过这样的转折，当时在1905年和1906年之后，我们习惯于革命斗争，不愿转入日常的、合法的工作，不愿去杜马，不愿利用合法机构，不愿加强自己在合法机构中的阵地，总之回避新道路。这个转折不像新经济政策那样急剧，但显然当时我们作为党还年轻，我们没有[c.220]随机应变的经验，结果当时有两个集团从我们车上掉了下去。现在在进攻政策之后转向新经济政策，是急剧的转折。而在这个转折中，当无产阶级必须退到旧阵地，暂时放弃进攻，当无产阶级必须转向农民后方，以免同它断绝联系，当无产阶级必须考虑加强、巩固自己在东方和西方的后备时，——在如此急剧的转折中，党不仅避免了分裂，而且没有发生混乱。这说明党具有无与伦比的灵活性、团结和一致。这就是我们党必胜的保证。去年，还有今年，我们的敌人一直在叫嚣，说我们党内瓦解。然而，在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我们保存了自己的阵地，把国民经济的线索保存在自己手中，党继续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地前进，而我们的对手确实在瓦解和被消灭。同志们，你们大概听说过，最近在莫斯科举行了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大会[69]。代表大会决定向我们代表大会请求打开我们党的门。你们想必还听说过，原来的孟什维主义堡垒格鲁吉亚，那里有不少于1万名孟什维克党党员，——这个孟什维主义堡垒已经在崩溃，约2000名党员退出了孟什维克队伍。这好像不是说明我们的党在瓦解，而是说明他们，我们的对手，在瓦解。最后，你们大概知道，孟什维主义[c.221]最诚实、最能干的工作人员之一——马尔丁诺夫同志——退出了孟什维克队伍，中央委员会接受他入党，并向代表大会提出建议，请代表大会批准这一接受。（部分掌声。）所有这些事实，同志们，不是说明我们党内事情糟糕，而是说明他们，我们的对手，全面瓦解，而我们的党仍然团结、一致，经受住了最伟大的转折，高举展开的旗帜前进。（热烈、经久的掌声。）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23年。[c.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