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与俄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

十月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于它不同于西方革命，将数百万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最强大、人数最多的阶层——农民，团结在俄国无产阶级周围。由此，俄国资产阶级被孤立，失去了军队，而俄国无产阶级则成为国家命运的主宰者。没有这一点，俄国工人就无法保住政权。和平、土地革命和民族自由——这是将辽阔俄国二十多个民族的农民聚集在俄国无产阶级红旗下的三个主要因素。关于前两个因素，这里无需多言，文献中已有充分论述，且它们本身也足以说明问题。至于第三个因素——俄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其重要性似乎尚未被充分认识到。因此，对此略作说明并非多余。 首先，在俄罗斯联邦（排除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1.4亿人口中，大俄罗斯人不超过7500万，其余6500万为非大俄罗斯民族。其次，这些民族主要居住在边疆地区，这些地区在军事上最易受攻击，且拥有丰富的原料、燃料和食品。最后，这些边疆地区在工业和军事方面的发展程度低于中央俄罗斯（或完全未发展），因此，如果没有中央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它们无力维持独立存在；同样，中央俄罗斯如果没有边疆地区的燃料、原料和食品援助，也无法保持其军事和经济实力。这些情况加上共产主义民族纲领的既定原则，决定了俄国共产党人民族政策的性质。该政策的核心可以用几句话概括：放弃对非俄罗斯民族居住区的一切“要求”和“权利”；承认（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这些民族拥有独立国家存在的权利；这些民族与中央俄罗斯自愿结成军事经济联盟；帮助落后民族进行文化和经济发展，否则所谓的“民族平等”将沦为空话；这一切建立在完全解放农民并将边疆民族所有权力集中于劳动阶层手中的基础之上——这就是俄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 不言而喻，如果掌权的俄国工人没有通过实际行动证明其执行这种民族政策的意愿，没有放弃对芬兰的“权利”，没有从北波斯撤军，没有消除俄国帝国主义对蒙古和中国某些地区的觊觎，没有帮助前俄罗斯帝国的落后民族用母语发展文化和国家制度，他们就不可能赢得其异族同胞，特别是受压迫的不平等民族大多的同情和信任。只有基于这种信任，俄罗斯联邦各民族之间不可动摇的联盟才得以形成，而各种“外交”诡计和精心实施的“封锁”对此都无能为力。不仅如此，如果没有来自前俄国边疆受压迫大多的这种同情和信任，俄国工人就不可能击败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弗兰格尔。不应忘记，这些叛乱将军的活动范围局限于主要由非俄罗斯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而这些民族不可能不憎恨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弗兰格尔，因为他们推行帝国主义和俄罗斯化政策。介入此事并支持这些将军的协约国，只能依靠边疆的俄罗斯化势力。这反而加剧了边疆居民对叛乱将军的仇恨，加深了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同情。这一情况决定了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弗兰格尔后方的内部弱点，进而导致其前线的弱点，最终导致他们的失败。 俄国共产党人民族政策的有益结果并不局限于俄罗斯联邦及其相关的苏维埃共和国的范围。它们确实间接地影响了邻国对俄罗斯联邦的态度。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印度和其他东方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的根本改善，此前俄罗斯被视为这些国家的梦魇，这是一个事实，连像寇松勋爵这样大胆的政治家现在也不敢对此提出异议。无需证明，如果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四年间，没有系统地执行上述民族政策，邻国对俄罗斯态度的这种根本变化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俄国共产党人民族政策的总体结果。这些结果在苏维埃政权四周年之际，当沉重的战争结束，广泛的建设工作开始，人们不禁回顾走过的道路，试图一眼概览时，显得尤为清晰。 《真理报》1921年11月6-7日第251号。署名：伊·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