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的后备力量

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战争仍在继续。所谓的民族“自由主义”和对“小”民族的“保护”，协约国的“爱好和平”和“放弃”干涉，要求“裁军”和“准备”谈判，对“俄罗斯人民”的“关心”以及“愿意”用一切“可用手段”“帮助”他们——所有这一切以及许多类似的东西，不过是掩盖向社会主义敌人加强运送坦克和战斗物资的幌子，是一种旨在向公众隐瞒寻找新的、对“公众舆论”“可接受”的扼杀社会主义、扼杀“小”民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形式的常规外交诡计。四个月前，击败了奥匈-德国竞争对手的联盟帝国主义，明确而果断地提出了武装干涉（干预）“俄罗斯事务”的问题。不要与“无政府状态的”俄罗斯进行任何谈判！将部分“解放”的部队转移到俄罗斯领土，将其编入斯科罗帕茨基和克拉申诺夫、邓尼金和比切拉赫、科尔恰克和恰伊科夫斯基的白卫军部队，用“铁环”扼住革命中心——苏维埃俄罗斯——这就是帝国主义的计划。但这个计划被革命的浪潮击碎了。被革命运动席卷的欧洲工人，对武装干涉发起了激烈的反对运动。“解放”的部队显然不适合与革命进行武装斗争。更糟糕的是，在与起义工人接触后，他们自己也“感染”了布尔什维主义。苏维埃军队夺取赫尔松和尼古拉耶夫，在那里协约国军队拒绝与工人作战，这特别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至于所谓的“铁环”，它不仅没有变得“致命”，反而出现了一系列裂缝。因此，直接、公开的干涉计划显然变得“不切实际”。这实际上解释了劳合·乔治和威尔逊最近关于与布尔什维克谈判“可行性”和“不干涉”俄罗斯内政的声明，向俄罗斯派遣伯尔尼委员会[65]，以及计划（再次！）邀请俄罗斯所有“事实”政府参加“和平”会议[66]。但放弃公开干涉不仅由这一情况决定。它还由斗争过程中出现的新组合、新的、被掩盖的武装干涉形式所解释，尽管这种形式比公开干涉更复杂，但对“文明”和“人道”的协约国来说更“方便”。我们指的是帝国主义匆忙拼凑的罗马尼亚、加利西亚、波兰、德国、芬兰资产阶级政府反对苏维埃俄罗斯的联盟。诚然，这些政府昨天还在为“民族”利益和民族“自由”而互相咬颈。诚然，昨天还在屋顶上高喊罗马尼亚与加利西亚、加利西亚与波兰、波兰与德国之间的“卫国战争”。但在协约国命令停止“内战”的金钱袋面前，“祖国”算得了什么？协约国命令建立反对苏维埃俄罗斯的统一战线，这些帝国主义的雇佣兵怎能不“列队”？甚至被协约国唾弃并践踏在泥里的德国政府，甚至它，在失去基本的自尊后，也乞求获得参与反对社会主义十字军东征的权利，以服务于……同一个协约国的利益！难道不显然，协约国有充分理由搓着手，高谈阔论“不干涉”俄罗斯事务和与布尔什维克的“和平”谈判吗？既然有可能组织一场以民族旗帜为掩护、由他人买单、由“小”民族承担代价的“完全安全”的干涉，为什么还要进行对帝国主义“危险”且需要巨大牺牲的公开干涉呢？罗马尼亚、加利西亚、波兰和德国与俄罗斯的战争？但这毕竟是一场为“民族生存”、“保卫东部边界”、反对布尔什维克“帝国主义”的战争，是由“罗马尼亚人”和“加利西亚人”、“波兰人”和“德国人”自己进行的战争——协约国与此有何关系？诚然，协约国向他们提供资金和武器，但这毕竟是一笔简单的金融操作，受到“文明”世界国际法的认可。难道不显然，协约国像鸽子一样纯洁，它“反对”干涉……[c.247] 因此，帝国主义被迫从挥舞武器的政策、公开干涉的政策，转向伪装干涉的政策，转向将大小依赖民族卷入反对社会主义斗争的政策。由于欧洲革命运动的增长，由于各国工人对苏维埃俄罗斯的同情，公开干涉的政策失败了。这一政策被革命社会主义完全利用来揭露帝国主义。毫无疑问，诉诸最后后备力量、即所谓“小”民族的政策，将这些民族卷入反对社会主义战争的政策，最终也会以同样的失败告终。不仅因为西方不断增长的革命正在动摇帝国主义的基础，不仅因为“小”民族内部革命运动不断高涨，而且因为这些民族的“武装力量”与俄罗斯革命工人接触后，不可避免地会“感染”布尔什维主义的细菌。社会主义将利用一切机会，向这些民族的工人和农民揭示帝国主义“父辈关怀”的掠夺性质。将“小”民族卷入革命领域，扩大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帝国主义伪装干涉政策的必然结果。《消息报》第58号，1919年3月10日。署名：伊. 斯大林 [c.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