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东方的任务

随着红军向东推进并打通通往中亚的道路，我们面前出现了一系列新任务。俄罗斯东部的人口既不像中部省份那样具有统一性从而便于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像西部和南部边疆那样具有文化成熟度，从而能够迅速且无痛苦地将苏维埃政权转化为相应的民族形式。与这些边疆和俄罗斯中部相反，东部边疆：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和塔吉克人，以及一系列其他民族群体（约3000万人口），呈现出文化上落后的民族极其丰富的多样性，这些民族要么尚未走出中世纪，要么刚刚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一情况无疑使苏维埃政权在东方的任务变得复杂并略有困难。 除了纯粹内部生活性质的复杂情况外，还增加了所谓“历史”性质的复杂情况，即从外部引入的情况。我们指的是沙皇政府旨在扼杀东方民族的帝国主义政策，俄罗斯商人的贪婪和不知足，他们自视为东部边疆的主人，以及俄罗斯神父的耶稣会式政策，他们不择手段地试图将穆斯林民族拉入东正教的怀抱——这些情况在东方民族中产生了对一切俄罗斯事物的不信任和敌意。诚然，无产阶级革命在俄罗斯的胜利以及苏维埃政权对被压迫民族采取的解放政策，无疑净化了民族仇恨的气氛，赢得了俄罗斯无产阶级对东方民族的信任和尊重。不仅如此。有充分理由断言，东方民族及其有意识的代表开始将俄罗斯视为摆脱帝国主义枷锁的堡垒和旗帜。但是，文化局限性和生活落后性，这些不能通过一次挥动就消除，仍然会在东方建设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让人感受到。正是这些困难，是制定俄共（布）纲领草案的委员会在草案中声明时所要考虑的，该声明指出，在民族自由问题上，“俄共（布）站在历史阶级立场上，考虑到该民族处于其历史发展的哪个阶段：是从中世纪走向资产阶级民主，还是从资产阶级民主走向苏维埃”，以及“来自那些曾作为压迫民族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特别谨慎和特别关注，对于被压迫或无权利民族的劳动群众中的民族感情残余是必要的”。 我们的任务在于：1）竭尽全力提高落后民族的文化水平，组织丰富的学校和教育机构网络，发展用周围劳动人民能理解且熟悉的语言进行的口头和书面苏维埃宣传。2）将东方劳动群众卷入苏维埃国家建设，全力帮助他们由那些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并接近当地居民的人建立他们的乡、县及其他苏维埃。3）切断所有和任何形式上的或事实上的限制，这些限制是从旧制度继承来的或在内战气氛中获得的，阻碍了东方民族在摆脱中世纪残余和已被破坏的民族压迫的道路上发展最大程度的自主性。只有这样，才能使苏维埃政权对广阔东方被奴役的民族变得亲近和亲切。只有这样，才能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反帝国主义运动之间架起桥梁，从而在垂死的帝国主义周围创建一个无所不包的环。在东方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堡垒，在喀山和乌法、撒马尔罕和塔什干树立社会主义的灯塔，照亮东方受苦民族通往解放的道路——这就是任务。我们毫不怀疑，我们那些无私的党和苏维埃工作者，他们肩负着无产阶级革命和与帝国主义战争的全部重担，将能够光荣地完成这一由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 《真理报》1919年2月3日第45号 签名：伊·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