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政权

在革命最初几天，“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一口号尚属新鲜事物。四月，“苏维埃政权”首次被用来对抗临时政府的权力。当时首都的大多数力量仍站在临时政府一边，尽管米留可夫和古契科夫已不在其中。六月，这一口号获得了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的公开支持。临时政府已在首都陷入孤立。七月，围绕“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首都的革命多数派与利沃夫-克伦斯基政府之间爆发了斗争。妥协派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依靠各省的落后性，倒向了政府一方。斗争以政府获胜告终。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被宣布为非法。随后进入了“社会主义”镇压、“共和国”监狱、波拿巴主义式的削弱和军事阴谋、前线枪决以及后方“会议”的死寂时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八月末。八月末，局势急剧变化。科尔尼洛夫叛动调动了革命的全部力量。后方苏维埃和前线委员会，曾在七月和八月间一度“死亡”，现在“突然”复活了。复活后，它们在西伯利亚和高加索，在芬兰和乌拉尔，在敖德萨和哈尔科夫夺取了政权。如果没有夺取政权，革命就会被打败。就这样，“苏维埃政权”，这个四月由彼得格勒“一小撮”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口号，在八月末获得了俄国革命阶级几乎普遍的支持。现在对所有人来说都很清楚，“苏维埃政权”不仅是一个受欢迎的口号，而且是在争取革命胜利斗争中唯一正确的工具，是摆脱当前局面的唯一出路。时刻到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必须最终付诸实施。但是，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它与其他任何政权有何不同？有人说，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就是组成一个“同质”的民主政府，组织一个由“社会主义”部长组成的新“内阁”，或者一般地说，对临时政府的人员构成进行“重大改变”。但这是错误的。问题根本不在于用临时政府的其他人员替换某些人员。问题在于让新的革命阶级成为国家局势的主人。问题在于权力转移到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手中。但为此，仅仅更换政府是远远不够的。为此，首先必须对政府的所有部门和机构进行彻底清洗，将科尔尼洛夫分子从各处驱逐出去，在所有地方安插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忠实人员。只有在那时，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谈论权力在“中央和地方”转移到苏维埃。 如何解释临时政府“社会主义”部长们众所周知的无能？如何解释这些部长沦为临时政府之外人物手中的可怜玩偶这一事实（回想一下切尔诺夫和斯科别列夫、扎鲁日内和佩谢霍诺夫在“民主会议”上的“报告”！）？首先，是因为不是他们在领导各自的部门，而是部门在领导他们。其次，每个部门都是一座堡垒，里面至今还坐着沙皇时期的官僚，他们把部长们的美好愿望变成“空话”，准备对任何革命性的权力措施进行抵制。为了使权力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上转移到苏维埃，必须夺取这些堡垒，驱逐沙皇-立宪民主党政权的仆从，用选举产生且可罢免的、忠于革命事业的工作人员取代他们。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意味着对后方和前线所有政府机构进行彻底清洗，从下到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意味着后方和前线所有“长官”的选举产生和可罢免性。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意味着城市和农村、军队和舰队、“部门”和“机构”、铁路和邮电机构中“权力代表”的选举产生和可罢免性。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的专政。这种专政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专政有着根本区别，后者正是科尔尼洛夫和米留可夫在克伦斯基和捷列先科默许下不久前试图建立的。 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的专政，意味着劳动多数对剥削少数的专政，对地主和资本家、对投机商和银行家的专政，为了民主和平，为了工人对生产和分配的控制，为了农民的土地，为了人民的粮食。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的专政，意味着公开的、群众的、在所有人注视下实现的专政，没有阴谋和幕后活动。因为这种专政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对通过各种“裁员”加剧失业的资本家罢工者，对哄抬物价、制造饥饿的投机银行家，不会有任何宽恕。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意味着不侵犯群众利益的专政，意味着群众意志的专政，意味着为了遏制这些群众的敌人意志而进行的专政。这就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口号的阶级本质。国内和国际政治事件、旷日持久的战争和对和平的渴望、前线的失败和保卫首都的问题、临时政府的腐朽和迁往莫斯科的问题、破坏和饥饿、失业和枯竭——所有这一切都不可抗拒地将俄国革命阶级引向权力。这意味着国家已经成熟，准备实行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的专政。时刻到了，革命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必须最终实现。 《工人之路》第35号，1917年10月13日。转引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