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波浪潮

俄国革命的第一波浪潮是在反对沙皇制度的旗帜下开始的。当时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工人和士兵。但他们并非唯一的力量。与他们一起“行动”的还有自由派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以及英法资本家，前者因沙皇制度无力开辟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而背离了沙皇制度，后者则因沙皇制度企图与德国单独媾和而背叛了沙皇制度。由此形成了一种隐蔽的联盟，在它的压力下，沙皇制度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而且，就在沙皇制度倒台的第二天，这种隐蔽的联盟就变成了公开的，采取了临时政府与彼得格勒苏维埃之间、立宪民主党人与“革命民主派”之间某种协定的形式。但是，这些力量追求的目标截然不同。立宪民主党人和英法资本家只想进行一场小革命，以便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来服务于大规模帝国主义战争；而工人和士兵则相反，要求彻底打破旧制度，取得伟大革命的完全胜利，从而推翻地主阶级，驯服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实现战争结束，确保公正的和平。这一根本矛盾构成了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也决定了与立宪民主党人联盟的脆弱性。这一矛盾的体现就是所有所谓的权力危机，直到最后的八月危机为止。如果在这场危机中，胜利每次都归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如果每次“解决”危机后，工人和士兵都遭到欺骗，而联盟以某种形式——尽管有所变化——仍然得以维持，那么这不仅仅解释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高度组织性和金融实力，还解释了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上层及其政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目前仍领导着我们这个普遍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的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每次都站在“街垒的另一侧”，从而将权力斗争的决定权交给了立宪民主党人。与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在七月事件期间达到了顶峰，当时联盟成员作为一个统一的战斗阵线出现，将武器指向“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和士兵。莫斯科会议在这方面只是七月事件的回声，禁止布尔什维克参加该会议旨在作为巩固与该国“有生力量”的“诚实联盟”所必需的保证，因为孤立布尔什维克被视为巩固与立宪民主党人联盟的必要条件。直到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情况都是如此。随着科尔尼洛夫的出场，局势发生了变化。早在莫斯科会议上，就已经清楚，与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有变成与科尔尼洛夫和卡列丁等人结盟以反对……不仅是布尔什维克，而且反对整个俄国革命，反对革命成果本身存在的危险。抵制莫斯科会议和莫斯科工人的抗议罢工，揭开了这场反革命集会的真面目，并破坏了阴谋家的计划，当时不仅起到了这方面的警告作用，而且是一个号召——要准备就绪。众所周知，这一号召并没有成为荒原上的呼声：一系列城市当时就以抗议罢工作为回应……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科尔尼洛夫叛乱只是为积聚的革命愤怒打开了阀门，它只是解除了被束缚的革命，鞭策并推动它向前发展。在这里，在与反革命力量的搏斗中，言语和承诺在直接斗争的实际行动中受到检验——在这里，革命的真正朋友和敌人，工人、农民、士兵的真正盟友和叛徒显露了出来。临时政府，如此精心地由不同材料缝制而成，在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第一阵风吹拂下就裂开了缝。“可悲”，但事实是：当需要谈论“拯救革命”时，联盟看起来像一股力量；当需要真正从致命危险中拯救革命时，联盟被证明是个空壳。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公开与科尔尼洛夫分子保持一致。所有颜色和程度的帝国主义分子，银行家和工厂主，工厂主和投机商，地主和将军，《新时代》的笔杆子强盗和《交易所公报》的怯懦挑衅者——他们都在立宪民主党党派的领导下，与英法帝国主义集团结盟，与反革命分子站在同一阵营——反对革命及其成果。现在很清楚，与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就是与地主阶级反对农民、与资本家反对工人、与将军反对士兵的联盟。现在很清楚，谁同意米留可夫，谁就同意科尔尼洛夫，谁就必须反对革命，因为米留可夫和科尔尼洛夫是“一体的”。对这一真理的模糊意识构成了新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基础，构成了俄国革命第二波浪潮的基础。如果第一波浪潮以与立宪民主党人联盟的胜利告终（“莫斯科会议”），那么第二波浪潮则以该联盟的崩溃和对抗立宪民主党人的公开战争开始。在与将军-立宪民主党反革命的斗争中，后方和前线一度死去的苏维埃和委员会复活并壮大。在与将军-立宪民主党反革命的斗争中，新的工人和士兵、水兵和农民、铁路工人和邮电员工的革命委员会应运而生。在这场斗争的烈火中，新的地方权力机构在莫斯科和高加索，在彼得格勒和乌拉尔，在敖德萨和哈尔科夫形成。问题不在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新决议，他们无疑在这几天里左倾了，这本身当然具有相当大的意义。问题也不在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资产阶级报纸用这个幽灵来恐吓《日子》和《人民意志》中惊慌失措的庸人。问题在于，在与立宪民主党人的斗争中，并且违背他们的意愿，一种新的权力正在成长，在公开对抗中击败了反革命部队。问题在于，这种权力从防御转向进攻，不可避免地触及地主和资本家的切身利益，从而将广大工人和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问题在于，通过这种方式行动，这种“未获承认”的权力被迫通过形势的力量提出其“合法化”的问题，而“官方”权力，由于显示出与反革命阴谋家的明显亲缘关系，发现自己脚下没有坚实的地面。问题在于，最后，面对迅速席卷新城市和地区的革命新浪潮，克伦斯基政府昨天还害怕与科尔尼洛夫反革命进行决定性斗争，今天却已经在后方和前线与科尔尼洛夫和科尔尼洛夫分子联合起来，同时“命令”解散革命中心，解散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擅自成立”的委员会。克伦斯基与科尔尼洛夫和卡列丁们结合得越紧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裂缝就越宽，苏维埃与临时政府之间的决裂就越有可能。在这些事实中，而不是在个别政党的决议中，是对旧妥协口号的死刑判决。我们远非要夸大与立宪民主党人决裂的程度。我们知道，这种决裂目前还只是形式上的。但即使是这样的决裂，作为一个开端，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其余的，想必立宪民主党人自己会完成。他们已经在抵制民主会议。那些被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狡猾战略家想要“引入其网络”的工商界代表，已经追随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脚步。想必他们会走得更远，继续关闭工厂和作坊，拒绝向“民主”机构提供信贷，故意加剧混乱和饥饿。而“民主”在斗争混乱和饥饿时，不可避免地会被卷入与资产阶级的决定性斗争，从而加深其与立宪民主党人的决裂……在这种前景和这种联系中，定于9月12日召开的民主会议获得了特别具有象征意义的意义。会议将以什么结束，“夺取”权力吗？克伦斯基会“让步”吗？这些都是目前无法回答的问题。也许会议的发起人会试图找到某种狡猾的“协议”公式。但当然，问题不在于此。革命的根本问题，特别是权力问题，不是在会议上解决的。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会议将对最近几天的事件进行总结，它将进行力量对比的核算，它将揭示第一波（已退去）和第二波（正在成熟）俄国革命浪潮之间的差异。我们将知道：在那里，第一波浪潮中——是与沙皇制度及其残余的斗争。在这里，第二波浪潮中——是与地主和资本家的斗争。在那里——是与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在这里——是与他们的决裂。在那里——是孤立布尔什维克。在这里——是孤立立宪民主党人。在那里——是与英法资本的联盟和战争。在这里——是与他们的决裂正在成熟，以及和平，公正和普遍的和平。第二波革命浪潮将沿着这样的，也只有这样的道路前进，无论民主会议决定什么。 《工人之路》第6号，1917年9月9日。署名：K. 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