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前线七月失败的原因

众所周知，布尔什维主义曾遭受恶毒的诽谤，被笼统地指责为前线失败的罪魁祸首。资产阶级报刊、《人民事业报》、《交易所新闻》和《工人报》中的煽动者、《新时间》和《消息报》中前沙皇的奴仆——他们一致呼吁天打雷劈布尔什维克，宣布他们是失败的罪人。现在查明，罪人不在布尔什维克之中，而在那些动用“神秘汽车”的人之中，这些汽车叫嚣撤退并在士兵中制造恐慌（见《人民事业报》8月16日）。这些“汽车”是什么，允许这些神秘汽车四处窜动的指挥官在哪里——遗憾的是，《人民事业报》的记者对此保持沉默。现在查明，失败的原因不在布尔什维主义，而在“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进攻战术对我们不适用，在于我们对进攻准备不足，在于“我们将军的生疏”等等（见《新时间》8月15日）。 [第221页] 让工人和士兵阅读并反复阅读《人民事业报》和《新时间》的上述期号，让他们阅读并确信：1) 布尔什维克早在5月底就警告前线不要进攻，他们是多么正确（见《真理报》各期）；2)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领袖的行为是多么罪恶，他们鼓吹进攻，并在6月初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否决了布尔什维克反对进攻的提议；3) 七月失败的责任首先落在米留可夫、马克拉科夫、舒尔金和罗扎诺夫等人头上，他们在6月初代表国家杜马“要求”前线“立即进攻”。 以下是上述文章的摘录。 1) 阿列克谢·梅里奇报道的摘录（《人民事业报》，8月16日）： “为什么？为什么这场灾难几乎同时发生在两侧——塔尔诺波尔和切尔诺维茨？为什么驻扎在那里的部队士气突然崩溃？发生了什么？这种突然的情绪变化原因何在？军官和士兵乐意回答。回答几乎逐字相同，每一个单独的回答都以鲜明的笔触补充了这幅可怕的图景……前线士兵认为，前警察和宪兵是恐慌和从前线阵地撤退的主要煽动者。他们是否有组织地行动？——很难说，——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少尉回答，他是农民、党员、社会革命党人、当地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成员——但每次都不变地查明，散布恐惧、传播关于敌人逼近、敌人数量众多的无稽之谈，以及说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将被释放窒息性毒气——只有前“法老”（指警察）……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前警察和宪兵——甚至不是有意识的叛徒，而只是“利己主义者”，只是胆小鬼。而那些难以捉摸的间谍、煽动者，凭特殊的嗅觉在他们中间找到了忠实的人…… 据那些明智和善于观察的人讲述，我们军队的耻辱撤退就是这样发生的……连队行进，道路宽阔……连队之间有小间隔……突然——尘土柱……前方有停滞，没人能解释原因……连队停下来，原地踏步，互相交谈……伸长脖子，想看清前方是什么，以及这些逼近的尘土柱中是什么……汽车飞驰，轰鸣，很快它们就离得很近，喊叫声：“后退……后退……奥地利人”。谁在喊，谁在车里——看不清，因为跑得太快。有时勉强看清——谁穿军便服，或者什么肩章，有时什么也看不清……就这样——还没人弄明白奥地利人在哪里，谁在警告，大家就已经往后挤了……还没回过神来——第二辆汽车。又是喊声：“奥地利人！！！奥地利人！！！阵地……失守了……毒气。快，快……后退……后退……”另一组人旁边，一个，两个来自塔尔诺波尔的士兵，两三个戴着大学徽章的人。所有人都补充了这幅被煽动的撤退图景的笔触。撤退的英雄是骗子、间谍、叛徒……他们是谁？不远的未来会给出答案。其余那些至今未能抓获和追踪的人去了哪里？他们在什么旗帜下工作？现在用什么口号掩盖他们的罪恶工作？目睹塔尔诺波尔撤退恐怖景象的人，前线的人相信，所有秘密很快就会向所有人公开，随着耻辱秘密的揭露，塔尔诺波尔作战军队的耻辱烙印也将随之消失——它是卑鄙叛卖和欺骗的受害者”。 这是一种恐慌，像闪电般的传染病一样席卷了所有人……叛变，像按乐谱演奏一样，以惊人的技巧，显然是按照预先考虑和计算好的计划进行的……我们数了大约二十辆没有号码的这样的汽车……抓住了七辆，当然，里面是完全不属于我们团的外人……而大约十八辆就这样溜走了。连队被喊声吓呆了，因为前排向后撤退，于是转身逃跑了……奥地利人进入了空城，进入了空郊区，并继续向我们更深处推进，就像周日散步一样——没人妨碍他们…… 2) 鲍里斯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与我们的失败》的摘录（《新时间》，8月15日）： “我们想解除对布尔什维主义笼统的失败指控。我们想弄清我们失败的真实原因，因为只有那样我们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对于军事艺术来说，没有什么比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军事不幸的原因更有害的了。七月失败不是仅由布尔什维主义造成的，它是更复杂原因的结果，否则失败的巨大规模将表明布尔什维主义思想在我们军队中具有巨大和非凡的意义，当然，这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也许布尔什维克自己也会惊讶于他们宣传的广泛后果。但如果问题只在于布尔什维克，那么俄罗斯军队的灾难现在就可以被认为结束了。不幸的是，失败的实质要复杂得多：它在6月18日进攻开始之前就已经被军事艺术专家预见到了；在6月18日关于“革命”团队的“热情”公告中，在“红色”旗帜等中，透着致命的危险。当总参谋部收到关于6月18日所谓辉煌战果的作战电报时，我们意识到实际上没有什么辉煌的，因为我们占领的只是敌人为了在当前的战斗中确保胜利而必须牺牲的防御工事，我们说：“如果德国人不进行反击，那将是我们的大幸。”但反击发生了，俄罗斯军队，就像1815年的法国军队一样，立即变成了一群恐慌的人群。显然，灾难不是仅由布尔什维主义造成的，而是由军队机体深处某种最高指挥部未能猜测和理解的东西造成的。 我们想指出这一比布尔什维主义更重要的失败原因，尽管在报纸文章中只能尽可能做到，因为时间紧迫。德国“军国主义”确立了军事科学公式：“进攻是最强的行动形式”。德国公式从一开始（萨姆索诺夫和伦嫩坎普夫的惨败）就被证明不适合我们：对于生疏的将军和生疏的士兵来说，只有确保侧翼的防御才是可能的。随着战争中自然的人员减员，将军、军官和士兵的组成都在恶化，防御对我们来说成为最有利的行动形式。如果加上阵地战的发展和物质方面的明显缺陷，那么不需要是布尔什维克，只需要理解事物的本质，就应该警惕“进攻”！ 《人民话语报》说，据B.V.萨温科夫称，在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影响下，士兵大众开始相信，逃兵不是叛国者，而是“国际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任何了解我们的士兵材料比“委员会”更了解的老军官都会说，这样想是过分贬低我们光荣且完全理智的士兵组成。这个组成具有完全的健康常识；对国家有完全和明确的概念；完全意识到将军和军官也是士兵；嘲笑用通用名称“士兵”取代（无意义的）“下级”名称的新做法，这降低了这一荣誉称号，因为现在最深层的、最无赖的杂牌军也由“士兵”组成；并完全理解“逃兵”就是逃兵，即可鄙的逃亡者。如果布尔什维克宣传的“拒绝进攻”思想被我们军队这个理智的组成执行，那仅仅是因为它逻辑上源于事物的本质，源于我们在战争中的所有经验。 向英国人、法国人谈论进攻、打击，与向俄罗斯人谈论同样的事情是两回事。他们坐在舒适的掩体中，等待他们强大的炮兵扫清一切，然后他们的步兵才进攻。而我们总是和到处都用人力去打击，我们消灭了整整最好的团。我们的卫队在哪里？我们的射手在哪里？一个被消灭两三次并补充了同样次数（即使比实际发生的更好）的团，不太可能认为“进攻是最强的行动形式”，特别是如果我们补充说，这些巨大的损失并没有得到结果的证明。基于这种经验，以前的最高指挥部只在极端必要时才同意打击；1916年5月布鲁西洛夫在加利西亚的打击就是这样被批准的。这次打击结果微弱，只是证实了经验的结论。完全可能，在以前的最高指挥部下，“进攻”只会作为提高士气的思想存在于指令中，但直到今天它都不会实现。但突然发生了某种超出军事艺术的事情，“业余主义”接管了领导权，所有人和所有事物都高喊“进攻”，高喊其所谓的极端必要性，相信健康的军事理论所否定的东西——特殊的“革命”营、“死亡”营、“突击”营，不理解这一切都是极其生疏的材料，而且，它从团中夺走了可能最鼓舞人心的人，使这些团完全变成“乌合之众和补充兵”。 人们会说，盟国要求“进攻”，称我们为“叛徒”。我们太尊重有才华且工作的法国总参谋部，以至于不会相信它的意见与军事艺术中所谓的业余人士公众舆论一致。当然，在战争局势中，敌人位于中心，而我们的盟国位于圆周，我们对敌人的任何打击，即使给我们造成巨大且与结果不成比例的人员损失，总是对我们的盟国有利，因为它从他们那里吸引了敌人的力量。这是事物的本质，而不是盟国的冷酷无情。但对此必须理性对待，有分寸感，不能仅仅因为盟国要求就投身于消灭自己的人民。军事艺术不允许任何幻想，并立即惩罚应用幻想的行为。拥有精心打造的总参谋部的敌人在监视着这一切”。 《无产阶级报》1917年8月18日第5期。无署名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