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琳娜·佩德拉萨与古巴康复事业

我指的是智利妇女埃琳娜·佩德拉萨，一位高级康复专家。40多年前，她首次访问古巴。阿连德，作为一名医生，当时还不是智利总统。古巴革命尚未满八年，但已在全力培养教师、医生、理疗师和健康专家。 我在写这篇反思，部分内容是对一封寄到我手中的、印有六页小字体的文章的总结。它比平常的篇幅稍长，尽管我希望随后能将这位智利专家于2002年3月15日上午在古巴首都举行的第二届古巴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会国际大会上发表的演讲全文，刊登在某家新闻媒体或杂志上。 还是让她自己来解释吧： “我于1966年来到古巴，当时古巴正开启一个历史阶段。其开端充满了巨大的困难和匮乏，必须解决紧迫的问题，其中健康问题被视为优先事项……” “……需要为此专业培养人员，因此必须着手进行培训，而时间因素又带来了一定的紧迫性；然而，尽管国家存在种种限制，仍必须这样做。” “然而，社会越来越意识到残疾人所处的边缘化境遇。在古巴，例如，当时只有少数非正规疗师，其中一些曾在美国参加暑期课程培训，另一些人则离开了国家。” “当时的卫生部长马查多·文图拉博士，在见到我时对我说：‘必须为全国培养理疗师，而且必须尽快进行。’我肯定地回答了他，并问他应该带些什么来完成这项使命；他回答说：‘需要书籍’，并毫不迟疑地强调说：‘需要书籍。’我从未忘记这一建议，这对我而言始终是一份我一直在努力履行的承诺。” “我的物理治疗师培训始于1930年……” “我在祖国智利30年的工作经验十分艰难……” “我在智利结束了职业生涯，但毫不犹豫地于1966年重新回到古巴，继续承担这一使命。” “我最初的接触点是弗兰克·派斯医院。该中心在创伤学和骨科领域，为儿童和成人患者的治疗提供了良好的设施。他们向我解释说，此前该中心提供的是非常有限的服务，只有极少数最需要帮助的人口才能获得这些服务。” 随着我逐渐了解必须工作的环境，我看到了一项规模宏大且历时漫长的任务之必要。我当时已观察到国家承担全国人口健康权利及康复事务的决心。 “必须开始行动。我走遍了该国大部分地区，了解了一些地方：我去了圣地亚哥·德·古巴，一座非常美丽的殖民城市。在那里，我首次尝试开设一门基础培训课程，在一个为患有各种神经运动障碍后遗症的患者提供治疗的小型中心。该中心由贡萨莱斯·科罗纳博士负责……” “这位医生自己建造了治疗患者所需的器械。他向我讲述了自己如何用废弃的铝片为患有小儿麻痹症后遗症的儿童制作行走辅助装置，还建造了平行杠和一个用于水中锻炼的手工泳池。” “1966年，我正式为弗兰克·派斯医院的物理治疗专业学生开设了更具计划性的物理治疗课程……” “在那个场合，我明白了携带最重要的书籍以确保正确教学是多么明智。当时找不到学习资料，一切都必须用我们手头现有的资源来完成。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如此高涨，而我对教学的回应也如此投入——尽管我的专业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评估标准，一切都源于我在祖国积累的经验，以及我一生中与医院临床工作相关的责任感。” “这成为了一个起点，为日后开设的各类课程提供了模式。凭借积累的经验，我们每年都以极大的专注力调整教学计划。随着这些课程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为期三年的培训体系，经验使我们得以逐步准备出完整的教学材料；即，为正规课程奠定此类项目的基础框架。” “在这家医院的经历中，我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我日后在古巴开展的工作至关重要。” “如今古巴康复事业的发展之路，正孕育于我所描述的这些片段之中——从这一专业的起步，到它年复一年在整个岛屿上的成长，直至今天我们在这个大会上所能看到的一切。” “……我走访了全国各地区、包括最偏远地区的医院和基层综合诊所。我发现一些地方以非常简陋和有限的方式，正在组建小型理疗部门；另一些已建成的部门则为民众提供服务，但严重缺乏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来处理这一专业。” “……有趣的是，能看到所有人都在努力，一步步解决我们共同参与的这一难题。这段经历对我意义重大，我看到卫生部和教育部如何逐步设立相应的部门，为未来的学生提供更好的培训，例如，提高了进入物理治疗课程的入学教育水平，并将相关专业的研究纳入课程体系。” “1979年，我首次作为物理治疗学教授，为物理医学与康复专业的住院医师授课……我教导他们始终做好评估记录，避免不准确和负面评论，以便正确制定行动计划。我认识到，这应始终是一条道德准则，从而避免患者在治疗开始时就产生自卑感。” “我在胡里奥·迪亚兹医院的岁月非常充实，它让我了解了残疾人所经历的种种境况；该中心设有住院部、门诊服务，并为庞大的人口提供诊疗。随着我书写这些回忆，我仿佛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年代。我必须说，我认识了一个慷慨而团结的民族。医院不断配备新的设备，为患者提供更全面的治疗；每年都有新的专科被纳入治疗范围，其建筑规模也不断扩大，如今已发展成一座小型城邦。” “……我意识到，一位治疗师不会忘记自己接受过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更不应停止学习，并始终保持知识更新。” “这个中心对我而言，如同一个人对家的眷恋。我无法不回想起在那里度过的许多时光，与众多同事、治疗师、医生、辅助人员朝夕相处，他们始终给予我温暖的情谊……” “我也必须回忆起我在其他医院授课、讲座和培训的经历，例如阿梅耶拉斯兄弟医院等。70年代，为了促进古巴医学的发展，我们这些生活在流亡中的智利人（尽管我从未在古巴感到自己是个流亡者）决定为购置23册物理治疗专业书籍贡献力量。这是对难以获得外国研究资料这一局限的回应，而这些资料对于提升教学质量和专业人员的培训至关重要。” “这次大会全面展示了全国康复工作的成果。这反映了政府和医疗界的关切，也体现了康复团队中各类专业人员不断提升自我的热情。” “本届大会的主题‘残疾、康复、人文’，促使我们更加珍视向残疾人提供的服务。我们致力于提供康复治疗，但当这一主题延伸至‘人文’一词时，我意识到这并非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一种对最深层意义的呼唤：人性的尊严与价值。” “在此次国际大会上，可以充分看到古巴医生及康复团队其他成员所展现的巨大工作量，他们展示了在医学各专科领域的实践经验，这体现了他们在大会提交的国内外工作中始终如一的奉献精神与责任感。” “我想向那些曾是我的学生的年轻人们——如今许多人都已成为经验丰富、享有盛誉的专业人士——致以亲切的问候与友谊；与他们共同完成过诸如志愿服务这样令人愉悦的任务，这在古巴始终是公民工作的有益补充。” “哈瓦那，2002年3月。” 当美国政府资助的法西斯政变在智利发生，成千上万的公民被监禁、酷刑、失踪或杀害，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埃琳娜·佩德拉萨都移居古巴，并从那里前往多个国家，争取全球妇女的团结支持。她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开展研究并推进培训计划。后来，她返回自己的祖国，并从那里持续与古巴合作。 几天前，我有幸翻阅了一本优秀的著作，其作者德布拉·罗斯博士是一位美国公民。在美国，康复服务恰恰是最昂贵、最精英化、穷人无法获得的，而且古巴被禁止获取相关知识。埃琳娜从未停止传递能够提升我国专家科学水平的资料，她寄来了包括这本书在内的多种材料，书中包含一百多种简单易行的康复练习。 如今，康复服务获得了与生命相关的特殊而新颖的意义。每个人的身心潜能会持续增强至35岁；有些人认为至30岁。在此年龄之后，仍可再享受两到三十年的健康与良好体能，从上述临界年龄起，一直保持到生命最终消逝的晚年。人类的自理能力直至生命尽头都能带来幸福。 这项服务惠及全国所有居民，如今古巴人的出生预期寿命已达77岁，并仍在增长。不仅是35岁或40岁以下的成年人——他们可能成为各类事故的受害者——许多儿童也频繁需要康复人员的崇高照料。 在遍布全国的600多个中心（包括综合诊所、医院，以及海外服务机构），约有1万名康复工作者辛勤工作，另有数千人正以日益严格的标准接受培训。 埃琳娜·佩德拉萨现已97岁高龄，仍以顾问身份提供专业服务。她是知识工作者、共产主义女性的典范。她曾与里卡多·丰塞卡、路易斯·科瓦兰、沃洛迪亚·泰特尔博伊姆以及刚刚去世的格拉迪斯·马林等许多人为同一政党党员，他们都为自己的信念奉献了生命，甚至为之牺牲。 以半个世纪以来挑战帝国、开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人民之名，我向她的功绩与榜样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