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瓦多·阿连德：百年诞辰追忆与革命斗争

他于1908年6月26日生于智利南部的瓦尔帕莱索。父亲出身中产阶级，是律师兼公证人，属于智利激进党。当我出生时，阿连德已经18岁。他在家乡的一所中学完成了中学教育。 在高中求学期间，一位意大利老无政府主义者胡安·德马尔基将他引荐到马克思的著作。 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他热爱体育并积极锻炼。他志愿加入维尼亚德尔马的骠骑兵团服役。他申请调往塔克纳的枪骑兵团——那是智利位于北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一块飞地，后来归还秘鲁。他以陆军预备役军官身份毕业。此时他已是一位具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他并非一个软弱、缺乏个性的青年。仿佛他预感到有朝一日将为捍卫自己心中正在萌芽的信念战斗至死。 他决定在智利大学攻读崇高的医学专业。他组织了一个同学小组，定期聚会阅读和讨论马克思主义。1929年，他创立了“前进集团”。1930年，他当选为智利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并积极投身反对卡洛斯·伊巴涅斯独裁统治的斗争。 当时，美国因1929年爆发的证券市场危机而陷入严重经济萧条。古巴正深入反对马查多暴政的斗争。梅利亚惨遭杀害。古巴工人与学生正与镇压力量对抗。以马丁内斯·比列纳为首的共产党人发动了总罢工。“需要一场雷霆来惩治恶棍，来完成革命的事业……”——他在一首激昂的诗篇中如此宣告。根植于深厚反帝国主义传统的吉特拉斯试图以武力推翻暴政。马查多无法抵挡民族浪潮的冲击而倒台，一场革命随之兴起，但美国在数月之内便以“温情面纱、铁腕手段”将其镇压，其绝对统治一直延续到1959年。 在此期间，萨尔瓦多·阿连德在一个帝国主义对其劳动者、文化及自然资源实施残酷统治的国家里，开展了一场始终不渝的斗争，从未偏离其无可指摘的革命者品行。 1933年，他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参与了智利社会主义党的创建。1935年，他已担任智利医学协会主席。他曾被监禁近半年。他大力推动建立人民阵线，并于1936年当选社会主义党副总书记。 1939年9月，他在人民阵线政府中出任卫生部长。他出版了一本关于社会医学的著作。 他组织了首届住房展览。1941年，他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美国医学协会年会。1942年，他当选智利社会主义党总书记。1947年，他在参议院投票反对《民主永久保卫法》，该法因其镇压性质而被称作“该死的法律”。1949年，他当选为智利医师协会主席。 1952年，人民阵线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当时他44岁。他竞选失败。他在参议院提出了一项铜矿国有化法案。1954年，他访问了法国、意大利、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年后，即1958年，他被人民行动阵线（由社会主义人民联盟、智利社会主义党和智利共产党组成）提名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他在选举中败给了保守派豪尔赫·亚历山德里。 1959年，他出席了委内瑞拉总统罗慕洛·贝坦科尔特的就职典礼，后者此前一直被视为左翼革命人物。 同年，他访问哈瓦那，与切·格瓦拉及我本人会面。1960年，他支持煤矿工人罢工，其罢工持续三个多月。 1961年，在乌拉圭埃斯特角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他与切·格瓦拉一同揭露了“进步联盟”的民粹主义本质。 再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他在1964年的选举中败给了基督教民主党人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后者得到了统治阶级全部资源的支持，且据美国参议院解密文件披露，曾接受中央情报局资金用于竞选。在其任内，帝国主义试图设计所谓“自由革命”，作为对古巴革命的意识形态回应。其结果却孕育了法西斯暴政的基础。然而，在那次选举中，阿连德仍获得了超过一百万张选票。 1966年，他率领代表团出席在哈瓦那举行的三大洲会议。1967年，他访问苏联，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次年，即1968年，他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并荣幸地会见了该国杰出领导人胡志明。他还访问了正处于革命热潮中的柬埔寨和老挝。 切·格瓦拉牺牲后，他亲自陪同三名在玻利维亚游击战中幸存、在“英雄游击队员”牺牲后已身处智利境内的古巴游击队员前往塔希提。 1970年1月22日，由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党人、激进党人、MAPU、PADENA及独立人民行动组成的政治联盟“人民团结”宣布他为候选人，并于同年9月4日的选举中获胜。 这确实是争取通过和平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典范。 美国理查德·尼克松总统领导的政府在选举获胜后立即采取行动。智利陆军总司令雷内·施奈德将军于10月22日遇刺，三天后身亡，因其拒绝屈从于帝国主义政变要求。阻挠人民团结上台的企图失败了。 阿连德于1970年11月3日庄严合法地就任智利总统。从那时起，他便开始了抗击法西斯主义的英雄变革之战。当时他已62岁。自古巴革命胜利以来，我有幸与他共同进行了14年反帝国主义斗争。 1971年3月的地方选举中，人民团结以50.86%的绝对多数选票获胜。7月11日，阿连德总统颁布了《铜矿国有化法》，这一构想他在19年前就已向参议院提出。该法案在国会获得全票通过，无人敢于反对。 1972年，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揭露其国家遭受的国际侵略。他赢得了长时间起立鼓掌。同年，他访问了苏联、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古巴。 1973年3月举行议会选举，人民团结获得45%的选票，并增加了议会席位。 美国在两院推动弹劾总统的举措未能得逞。 帝国主义与右翼对人民团结政府展开了无情斗争，并在国内煽动恐怖主义。 1971年至1973年间，我以小字、用细尖钢笔亲笔写了六封密信，以最大谨慎向他探讨关切之事。 1971年5月21日，我写道： “……我们对你非凡的努力和支撑胜利的无限精力深感惊叹。 “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任务艰巨复杂，人民力量仍在不断壮大。 “4月4日的选举是一场辉煌而鼓舞人心的胜利。 “你的勇气、决心、身心能量对推进革命进程至关重要。 “毫无疑问，你们将面临诸多巨大而多样的困难，且条件并非理想，但只要政策公正、植根群众、并坚定执行，便不可能被击败……” 1971年9月11日，我致信他： “信使此行旨在与你商谈访问细节。 “最初，考虑到可能乘坐古巴航空直飞，我们分析了在阿里卡降落并沿北部路线行进的便利性。随后出现两个新情况：一是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对你表示出在我此次赴彼方途中进行接触的兴趣；二是可配备一架航程更远的苏联伊尔-62客机。后者使得如愿直飞圣地亚哥成为可能。 “现附上行程与活动安排草图，供你增删、修改及酌情调整。 “我竭尽全力仅从政治利益角度思考，未过多顾及工作节奏与强度，但一切均完全取决于你的判断与考量。 “我们非常欣喜地获悉你访问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秘鲁所取得的非凡成功。何时我们能在古巴拥有机会，与厄瓜多尔人、哥伦比亚人和秘鲁人一样，以他们迎接你的那份巨大热情与温暖相待？” 在那次我向阿连德总统传达行程的访问中，我奇迹般地保全了性命。我穿行数十公里，沿途聚集着庞大的人群。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了三次行动，企图在我此次访问期间暗杀我。在一场事先宣布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一台由一家委内瑞拉电视台提供的摄像机，内藏自动武器，由持古巴护照、已入境智利的雇佣兵操控。但那些人临阵退缩，在长达数小时的发布会及镜头对准我的时间里，他们只需扣动扳机即可，却因不愿冒死亡风险而未能下手。此外，他们在智利全境对我进行跟踪，此后他们再未如此接近我、使我处于脆弱境地。直至多年后，我才得知这一卑劣行径的详情。美国特种机构的行动之深入，远超我们想象。 1972年2月4日，我致信萨尔瓦多： “军事代表团在此受到最热情周到的接待。革命武装部队几乎全天候专心安排接待工作。会晤气氛友好、富有人情味。日程紧凑而丰富。我的印象是，此行积极有益，有必要且适宜继续深化此类交流。 “我已与阿里尔就你访古一事交换意见。我完全理解近期高强度的工作与政治斗争氛围使你无法按我们此前提及的大致日期考虑此事。诚然，我们此前并未充分预见这些变数。就我而言，在归国前夕那个深夜，于你家中共进晚餐时，因时间紧迫、分秒必争，我心中稍感宽慰的是，不久我们便可在古巴重逢，届时将有机会进行深入交谈。然而，我仍希望你能在五月前考虑成行。提及此月，是因为最迟自五月中旬起，我必须启程前往阿尔及利亚、几内亚、保加利亚、其他国家及苏联，此行已刻不容缓，且将耗时甚久。 “非常感谢你向我通报的局势印象。这里，每个人对智利进程日益熟悉、关注并情感投入，我们密切关注来自贵国的消息。如今我们更能理解古巴革命初期所激起的热情与激情。可以说，我们正在亲历自身进程的反向体验。 “从你的信中，我能感受到你面对困难时卓越的精神状态、镇定与勇气。这在革命进程中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智利异常复杂艰难的条件下。我此行归来后，对智利人民道德、文化、人性的卓越品质及其显著的爱国与革命热忱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一智利与美洲历史的关键时刻，你荣幸地肩负起领导重任，这既是你一生斗争的结晶，正如你在体育场所说，也是对革命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奉献。 “没有任何障碍不可战胜。有人曾说，革命要‘大胆、更大胆、再大胆’地前进。我深信这句格言蕴含着深刻的真理。” 1972年9月6日，我再次致信阿连德总统： “我已让比阿特丽斯向你转达有关各项事务的信息。她离开后，鉴于上周陆续传来的消息，我们决定派遣奥斯马尼同志前往，再次确认我们愿以任何方式提供合作的立场，同时你可通过他向我们传达你对局势的评估及对拟议中访古及其他国家行程的看法。奥斯马尼此行的借口是检查古巴大使馆，但不会有任何公开报道。我们希望他在那里的停留非常短暂且低调。 “你通过比阿特丽斯提出的各项要点正在落实中…… “尽管我们理解智利进程当前的困难，但有信心你们将找到克服之道。 “你完全可以信赖我们的合作。接受我们全体同志的兄弟般革命敬礼。” 1973年6月30日，我们向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及人民团结各党派发出正式邀请，纪念蒙卡达兵营袭击二十周年。 在另一封单独信件中，我写道： “萨尔瓦多： “上述是纪念二十周年的正式、官方邀请。最理想的是你能于该日期前来古巴。你可想见，这对古巴人民而言将是何等的喜悦、满足与荣光。然而，我深知这主要取决于你的工作安排与当地局势。因此，此事完全由你斟酌决定。 “我们仍沉浸在29日伟大革命胜利及你个人在此次事件中卓越表现的冲击之中。自然，诸多困难与障碍仍将存在，但我坚信，此次首次成功考验将极大鼓舞士气，巩固人民信心。国际社会对此事件高度关注，并视其为重大胜利。 “如你29日般行事，智利革命必将战胜任何严峻考验。 “我重申，古巴人民与你同在，你可永远信赖我们忠实的老朋友。” 1973年7月29日，我发出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萨尔瓦多： “以商讨不结盟国家会议相关事务为名，卡洛斯与皮涅罗将启程赴彼方。其真正目的是向你了解局势，并一如既往地提供我们面对阻碍与威胁进程的困难时合作之诚意。鉴于他们在此尚有诸多紧迫事务待办，我们虽牺牲其本职工作，仍决定派他们成行。此行将极为短暂。 “我看到你们目前正面临与基督教民主党对话的棘手问题，同时又遭遇你海军副官遭残忍杀害及卡车业主新罢工等严重事件。由此可想见当前高度紧张的局势，以及你争取时间、积蓄力量以备斗争爆发、并尽可能寻求一条既能推进革命进程又避免内战、同时保全你对可能发生事件之历史责任的途径。这些目标值得称道。然而，倘若对方——其真实意图我们在此难以评估——执意推行一种背信弃义、不负责任的政策，提出人民团结与革命无法接受的代价（此可能性相当之大），那么请一刻也不要忘记智利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及其在艰难时刻给予你的坚定支持。当革命危在旦夕之际，只要你一声召唤，他们便能使政变者瘫痪、动摇犹豫者、强加其条件，并最终决定智利的命运。敌人必须知道，他们已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行动。他们的力量与战斗精神，即使在不利条件下，也能在首都为你扭转局势。 “你以坚定与荣誉捍卫进程直至生命的决心——我们深知你必将践行此诺——将把所有能战斗的力量及所有智利值得尊敬的男女团结在你身边。在这祖国历史性的时刻，你的勇气、镇定、无畏，尤其是你坚定、果断、英雄般的领导，是局势的关键。 “请告知卡洛斯与曼努埃尔，我们古巴忠实朋友能在哪些方面提供协助。 “我再次向你传达我们人民的热爱与无限信任。” 此信写于政变前一个半月。使者为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与曼努埃尔·皮涅罗。 皮诺切特曾与卡洛斯·拉斐尔会面。他向卡洛斯表现出与卡洛斯·普拉茨将军相似的忠诚与坚定。普拉茨将军在人民团结执政期间曾担任陆军总司令，是一位有尊严的军人，寡头集团与帝国主义使其陷入全面危机，迫使其辞职，随后在1973年法西斯政变后，于阿根廷遭智利国家情报局特工杀害。 自我在访问智利期间收到皮诺切特赠送的那些地缘政治书籍，并观察其风格、言论及其作为陆军总司令在右翼挑衅迫使阿连德总统宣布圣地亚哥戒严时所采用的方法后，我便对他心存疑虑。我忆及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警示。 许多驻地陆军高级军官及其总参谋部人员，每到我抵达之处都希望与我交谈，并对我国解放战争及1962年十月危机经验表现出显著兴趣。会谈常持续数小时，直至深夜——那是我唯一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我之所以同意，是为了帮助阿连德，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并非武装力量之敌的理念。皮诺切特作为军事首领亦不例外。阿连德认为这些会谈有益。 1973年9月11日，他为捍卫总统府拉莫内达宫而英勇牺牲。他如雄狮般战斗至最后一息。 在那里抵抗法西斯进攻的革命者讲述了关于最后时刻的种种非凡细节。由于他们从宫内不同位置作战，各版本并不完全一致。此外，他最亲密的几位合作者在那场激烈而不对等的战斗中牺牲，或于战后遭杀害。 证词差异在于：一些人声称他最后开枪自尽，以免被俘；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死于敌方火力。总统府在坦克与飞机攻击下燃烧，敌人原以为这场政变不过是例行公事、毫无抵抗。这两种尽忠的方式并无矛盾。在我们的独立战争中，曾有不止一位杰出战士在防御无望时选择自尽，以免落入敌手。 关于我们曾愿为阿连德付出何种努力，仍有许多可述，部分人已撰文提及。本文并非为此而作。 今日恰逢其百年诞辰。其典范永存。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 2008年6月26日 下午6时34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