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序言：忆切·格瓦拉、古巴医疗援助与反帝斗争

《菲德尔、玻利维亚和其他一些事情》一书，是我在2008年5月22日最后一次访问古巴时，由玻利维亚总统埃沃作为礼物送给我的。 从他和陪同此次访问的古巴驻玻利维亚大使拉斐尔·道萨那里，我得知作者们希望在切·格瓦拉诞辰80周年——即两周后的6月14日——推出新版。我一看到那些照片、新闻剪辑、章节目录以及若干原文段落，就对埃沃和道萨说，请允许我在书中加一篇序言，向编辑们致谢。“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因为您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们回答道。 第二天，我一气呵成读完了这本书。我明白，这正是我自己的话语，原文照录。我很想知道1993年自己说了些什么，因为当时所谈及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连我自己也不记得当时是如何回答那些问题的——那些问题既严肃又巧妙，有些还相当高明——它们促使我倾吐出内心深处的诸多理念，即便冒着不被理解的风险。那次旅行极其艰难。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去世已有26年。 最近，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那尊宏伟的青铜雕像正被运往他出生的城市罗萨里奥。我久久地回忆、沉思着自我们相识起，直至他前往玻利维亚的尼亚卡瓦苏期间与他交谈的种种往事。这样的画面从未出现在我们脑海中，我们两人都谁也没有理由想到他会英年早逝。 今天，我履行着回忆当年在那个国家访问时所发表言论的职责。当时我向他们解释说，我国已拥有四万名医生，并阐述了激励我们行动的理念。我不打算在此重复这些内容——书中已包含许多，而且我不可能比当时更自然、更流畅地表达出来。 十一年后，医生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而1999年6月创建的拉丁美洲医学院已招收了超过一万名来自本地区的学生。我们早已在数千名卫生专业人员的帮助下，与第三世界国家开展合作，正如1979年在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于古巴举行）之后我们在联合国所承诺的那样。 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东南部，海水涌入新奥尔良最贫困的街区。哈瓦那距离这座城市比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波士顿以及美国其他许多城市更近。本着救灾合作不应受意识形态分歧影响的原则，我们主动提出提供援助以拯救生命，并立即通知了美国政府。 我仅在此重述古巴在当年9月4日会见亨利·里夫斯医疗队时，不得不于数日后作出解释的内容： “绝望的人群，包括穷人、儿童、母亲、妇女、老年人，迫切需要医疗救助。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富有，拥有多少科学家和多么先进的技术，此刻所需要的，都是训练有素的年轻专业人员，他们能在异常情况下通过空中或任何其他途径，被派往人类正处于死亡危险中的具体地点或建筑。 “对于古巴而言，由于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州近在咫尺，具备向美国人民提供援助的有利条件。此刻，世界可以向美国捐赠数十亿美元，却无法挽救新奥尔良及其他关键地点那些正处于致命危险中的任何一条生命。 “古巴或许无力拯救遇险的航天器或核潜艇船员，但对于卡特里娜飓风受害者——他们正面临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胁——古巴可以给予他们意义重大且关乎生命的援助。古巴从一开始就这么做了：2005年8月30日星期二，风雨刚停，下午12点45分。古巴对此毫不后悔，尽管在向美国人民提供援助的漫长国家名单中，甚至没有提及古巴的名字。我们一直低调行事，不事张扬。 “……我深知，我们有像你们这样的男女战士；三天后，我再次重申这一承诺：首批100名医生将携带装满救命物资的背包，在12小时内抵达休斯顿。10小时后，再增派500人；不到36小时，再增派500人，总计1100人，哪怕只能挽救一条正在急剧流逝的生命也好。 “也许一些不了解我国人民荣誉感和团结精神的人会认为这是虚张声势或荒谬的夸大。我们的国家从未玩弄如此严肃的问题，也从未从事过可耻的民粹主义或谎言……就在三天前，我们还在这个大厅为袭击兄弟国家的飓风遇难者默哀一分钟……而且不是1100人，而是1586名医生，其中包括300名后备人员，因为不断传来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我们已经表示，如果需要，还可以派遣数千名医生……仅24小时，全国各地的响应者便齐聚首都，执行我们承诺的任务。我们以绝对的准时和精确兑现了诺言。 “你们无愧于崇高的医学职业。你们以迅速而毫不犹豫的响应，准备在新的艰难条件下履行职责，正在书写人民团结互助的历史篇章，并为饱受苦难、面临威胁的人类——我们都属于这个物种——指明一条和平之路…… “全体人员的平均年龄为32岁——绝大多数人在革命胜利时尚未出生，甚至有少数人在革命胜利15年后仍未出生——这完全是艰难岁月的产物；平均专业经验不少于10年……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当时身在新奥尔良，他承认：‘医生和护士们正在做出色的工作，但医疗救助的分配仍存在严重问题，每天仍有数十人死亡。’ “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正面临数十年来全国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灾难。 “该报还援引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大学医疗中心糖尿病与代谢科主任马歇尔·博尔登博士的话：‘我们有机会目睹多年未见的疾病：霍乱、伤寒、破伤风、疟疾。我们已有50年未见过如此恶劣的条件。人们挤在一起，在粪便中穿行……’ “我们的医生背包里恰恰包含了应对脱水、高血压、糖尿病、全身各处感染——肺、骨、皮肤、耳、泌尿系统、生殖系统、消化系统……以及缓解疼痛、退烧、治疗支气管哮喘及其他类似问题所需的药品，仅用了约四十种在紧急情况下经过验证有效的产品。 “古巴在这一问题上拥有道义发言权，并提出上述建议。古巴拥有全世界最高的人均医生数量，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在卫生领域与其他人民开展过如此广泛的合作…… “亨利·里夫斯医疗队已经成立。无论你们在世界何处履行使命，无论是在祖国还是他乡，你们都将永远带着勇敢、体面地响应团结兄弟美国人民——尤其是其最贫困的子女——这一号召的光荣。 “前进吧，慷慨的健康与生命卫士，痛苦与死亡的征服者！”——我当时这样总结道。 那是将近四年前我说的话。亨利·里夫斯医疗队无论在哪里履行使命，都以实际行动证明这些话语无愧于心。 正如历史有时仿佛每一块拼图都专为证明某种人类信念而手工打造，几天前，我收到了一份欧洲发表的文章副本，作者是最近访问我国的纳米比亚渔业部长。将此文纳入这篇序言，是我表达对其话语赞赏的一种方式；为节省篇幅，我将仅引用其中几个核心段落。 “我是古巴革命的产物。纳米比亚人民永远感激古巴这个拥有坚定原则、对纳米比亚怀有真诚友谊的团结国家。古巴人为纳米比亚的自由与独立洒下了自己的鲜血。 “1977年，我离开纳米比亚前往安哥拉。在卡辛加第一次见到古巴国际主义者。当时我对古巴及其人民知之甚少。 “作为先锋队员，我们在流亡中由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领导人教育我们，为何古巴国际主义者会在安哥拉。作为孩子，这让我们深思。 “古巴人自愿来到一个需要他们的国家。他们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拯救我们的生命，维护安哥拉的和平。对我们这些来自被殖民的纳米比亚的人来说，这极大地鼓舞了我们。 “当我们在奇比亚时，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入侵安哥拉，无情地袭击卡辛加，杀害了许多手无寸铁的纳米比亚人。我们深切感激古巴国际主义部队前来救援时的关怀与英勇。 “1978年，我与其他SWAPO先锋队员一起来到古巴。我们既兴奋又好奇。此前从未见过古巴孩子，与他们见面令我们激动不已。 “我们从安哥拉首都罗安达飞往哈瓦那。一些人去了青年岛……一所专门为纳米比亚儿童设立、让他们接受教育的学校。在那里，我们与来自尼加拉瓜、南非、莫桑比克、安哥拉、刚果、佛得角和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学生混在一起。无论大小国家，从未有哪个国家像古巴这样，为不同国家的青年提供教育，并切实考虑他们的实际需求。 “同志赫尔穆特·安古拉是SWAPO在古巴的负责人兼代表。他负责指导我们应该学什么、在哪里学。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和宇航员，但他决定让我学习食品化学。 “1981年完成食品化学学业后，我被评为学校最优秀毕业生。1981年返回安哥拉。1984年，SWAPO派我到英国学习科学。抵达英国后，我发现大学里许多学生对古巴缺乏了解。我与其他拉美国家学生组建了一个小组，以纠正这种状况。我专攻生物化学，特别侧重海洋渔业，并获得了理学学士学位及该领域的博士学位。 “我今天在社会上的地位，归功于纳米比亚人民——他们英勇战斗、不惜牺牲生命以解放国家。但我的一切也归功于古巴革命。自1997年起至今，我一直担任纳米比亚渔业与海洋资源部长。没有古巴的帮助，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新非洲人》杂志（在欧洲出版、关注非洲事务）2008年4月第472期指出，在1970和1980年代，古巴派遣了35万名爱国者——包括平民和医生——支持非洲解放斗争，特别是在安哥拉、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古巴的努力最终加速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消亡。当古巴横跨大西洋派出这支力量时，纳尔逊·曼德拉仍在狱中。 那么，我为玻利维亚老朋友们撰写这些文字的目的之一是什么呢？揭露帝国主义卑鄙而虚伪的手段。 敌人极其邪恶。它利用那些从未萌生基本道德者的本能、野心和虚荣心。 在我国，它犯下种种罪行：组织帮派，大规模输入武器和爆炸物，用雇佣军入侵我国领土，这些雇佣军由航空母舰、战舰和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美国步兵运载船护送至我国海岸；用涂有古巴标志、伪装成空军叛乱的轰炸机袭击我国空军基地。数百名年轻革命者英勇抗击海陆并进的雇佣军，牺牲或负伤。被俘的入侵者全部被俘，但无一人被杀，无一人受酷刑。 此后，我们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肮脏手段的长期斗争，包括经济封锁、持续的直接侵略威胁、企图暗杀领导人、细菌战，以及两大超级大国之间几乎爆发的热核战争的极高风险。然而，古巴坚持下来了，并在半个世纪的斗争后仍在坚持。 我们并不自诩社会主义建设的典范，但在捍卫建设社会主义的权利方面，我们是典范。 具体而微的虚伪事例： 一名恐怖分子被捕，爆炸物被查获，相关证据已收集齐全，他被判处若干年监禁。他声称自己无法活动。中央情报局策划了这次行动。他们为他撰写诗句，出版诗集，并将其包装成一位身患残疾、缺乏医疗救助的诗人。此人演技之高超，甚至连监狱官员都被蒙蔽。他们利用媒体资源误导国际舆论，西方“民主”国家的特使中，没有一个不请求释放这位残疾诗人的。然而医生们早已确认他身体毫无问题。 当面对他每天在无人监视处进行剧烈锻炼的录像证据，且某个重要欧洲国家的引渡申请即将获批时，他立刻像弹簧一样跳了起来，24小时后便登上飞机，与最后一位欧洲特使一同走向民主与富足的天堂。他将在一个负责人权的国际机构中获得帝国主义官员的职位。这是古巴必须向资产阶级政府付出的代价，以便在残酷的美国封锁下，它们仍能与我国保持经济往来。 古巴人有幸出生在一个因革命而率先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全民识文断字。没有一个残疾儿童——包括聋哑、视力障碍和失明儿童——得不到关怀；教育与卫生服务相结合，保护并激励他们，尽管他们出生时便面临重重困难。 倘若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具备叙事和表达才能，他不必为出版书籍或寻找市场发愁；帝国主义情报机构只需他编造任何戏剧性内容，指责革命即可。他将获得金钱与声誉，其作品将被随意颁奖和宣传。这对知识分子而言实为莫大侮辱。 古巴培养运动员，人均金牌数居世界首位，并为实现公民健康而普及体育运动；富裕国家则千方百计以金钱诱惑这些运动员，从而将印度裔、混血或黑人——与其所谓优越种族毫不相干——的归化球员纳入本国队伍。 苏联解体时，一家康复中心主任认为我们无法坚持下去，便企图成为该机构的所有者，如同该国一些同行所为。她被发现并遭解雇。她编造理由，称此举系因反对在研究中使用人类干细胞。她从未对此说过一个字。她那在专业记录上并不出色的医生儿子，正与她在该中心共事。她违反了禁止与患者或其陪护人员发生性关系的伦理规范。道德败坏的她，最终前往那位女士的祖国，成为重要官员不可或缺的理疗师。这正是帝国主义对古巴实施敲诈的绝佳材料！ 她被拒绝出境申请。绝不能向敲诈屈服：这是我们的决定。 切·格瓦拉为革命思想留下了一条战略原则：他在联合国发言时，眉头紧锁，右手小指指向世界，说道：“帝国主义连一丁点儿都不能给！” 他即将带领一小群古巴国际主义者前往前比属刚果，那里卢蒙巴被帝国主义在联合国部队眼皮底下杀害，一个腐败的傀儡接替了他的职位。他对世界现实的想法将在此接受考验。 1967年10月18日，革命广场举行了大规模集会，向在战斗中负伤、数日前被致命一枪杀害的切·格瓦拉致敬。我面对被消息深深打动的人民，表达了若干核心思想，我希望在此原文照录： “……1955年7月或8月，我们认识了切。正如他在叙述中所写，在一个夜晚，他成为了‘格兰玛号’远征的未来成员。但那时我既没有船，也没有武器，更没有部队。就这样，切与劳尔一起，成为‘格兰玛号’名单上的前两名成员。 “……他是最亲近、最受爱戴、最令人喜爱的战友之一，毫无疑问，也是我们革命战友中最非凡的一位。 “切是那种让人一见倾心的人——因其朴实、性格、自然、团结、个性与独特性…… “……他内心深处充满对帝国主义深刻的仇恨与蔑视……他曾在危地马拉亲眼目睹帝国主义通过雇佣军士兵进行的罪恶干涉，摧毁了该国革命。 “……或许，认为人在历史中具有相对价值、认为事业不会因人的倒下而失败、认为历史不可阻挡的进程不会因领袖的倒下而停滞或停止这一观念，深刻影响了他的行为。 “……可以说，他是那种难以企及、几乎无法超越的人。 “……当我们想到切时，并非在思考他的军事才能。不！战争只是革命者的工具，重要的是革命、革命事业、革命思想、革命目标、革命情感、革命美德！ ““切是一个思想深邃、富有远见、学识渊博的人。他集思想家与行动家于一身。 “切具备可定义为革命者最完整表达的美德：至高无上的诚实、绝对的真诚，在其行为中找不到一丝污点。 “他是不知疲倦的劳动者，在为我们祖国服务的岁月里，从未休息过一天。 “……他是所有问题的研究者，不知疲倦的读者。他对人类知识的渴求几乎无法满足，他从睡眠中夺走的时间都用于学习。法定的休息日，他用于志愿劳动。他是这项工作的启发者与最大推动者…… “……帝国主义敌人的弱点在于：以为消灭了肉体，也就消灭了他的思想、他的理念、他的美德、他的榜样。 “我们绝对坚信，大陆的革命事业将从打击中恢复，不会被这次打击所击败。 “……我发自内心地说，那个行为毫无瑕疵、态度毫无污点、行动无可指摘的典范，就是切！若要表达我们希望子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必须以革命的热忱高呼：我们要让他们成为切！ ““在这个时代，从未有人像他那样将国际主义精神提升至最高境界！ “在他的思想与心灵中，旗帜、偏见、沙文主义、自私均已消失，他甘愿为任何民族的命运洒下慷慨的热血…… “……他的鲜血为被剥削与被压迫者、卑微与贫困者而流，在玻利维亚洒下。这鲜血为美洲所有民族而流！ “……因此，我们必须乐观地展望未来。” 在我发表这些话语的那个难忘夜晚之后，先锋队组织采纳了这一思想精髓，并提出口号：“先锋队员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我们将成为切！” 起义军诞生于“格兰玛号”带来的队伍的灰烬之中，并通过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武器赢得了战争。切是这一非凡历程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在马埃斯特腊山脉，由“何塞·马蒂”第一纵队（得到其他纵队小分队增援，总兵力不超过300人）发起的反击战，彻底粉碎了亲美军事政权对古巴据点的最后一次进攻——该政权出动了万名精锐部队。 正是在那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初战中，眼见敌军炸弹落在农民家园，我预见到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将成为我真正的命运。 我想起了多斯里奥斯的殉难者、我们的民族英雄何塞·马蒂，也想起了切。近日，我读到NOTIMEX驻地记者5月26日发来的一封电报，其中引用了一位古巴年轻女性的话——她曾申请许可，去领取帝国主义为煽动其舆论而设立的众多奖项之一： “……如果古巴当局拒绝我出境领奖是一种惩罚，那也一点都不戏剧性。 “那天我在家里和家人朋友一起庆祝，他们象征性地给我颁发了我自己制作的文凭…… “我买一张五到七美元的网吧充值卡，来发送我的文章…… “我不是反对派，我没有政治纲领，甚至没有政治色彩，这是我这一代人和当今世界的特点：人们不再以左或右来定义自己，这些概念已经过时。 “我从未属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加入过共产主义青年团，也从未试图加入共产党；我曾是先锋队员，因为直到16岁所有人都必须是先锋队员…… “我的博客评论记录令人毛骨悚然，连我自己都害怕…… “我没有社会保障，老了也没有养老金，但这让我保持了经济独立。我教外国人西班牙语，带游客游览我的城市，德语说得很好。这就是我的谋生方式。” 问题不在于这类言论本身——帝国主义大众传媒会立即大肆宣扬——而在于其被奉为口号；更糟糕的是，竟有古巴青年如此思考，且被派遣为帝国主义进行颠覆活动，而昔日殖民宗主国西班牙的媒体则以新殖民主义方式予以嘉奖。 在古巴国内及海外作出最大牺牲的，是共产党员。对他人而言仅为选项的事情，对他们而言则是责任。人民在推选人民政权代表候选人时，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马蒂在列宁之前就创建了政党，以进行革命。这就是我们未被并入美国的原因。这也是古巴及其文化根基得以存续的原因。 帝国主义播下的混乱与欺骗的另一个例证，是一位知名巴西艺术家在发表上述电报同一天所作的声明： “若论对权利、自由及尊重人等议题的看法，我百分百站在美国而非古巴一边。” 一家欧洲通讯社报道：“这位音乐家解释了为何在其里约热内卢现场演出曲目中加入一首未发表的歌曲《关塔那摩湾》，此举紧随关塔那摩监狱虐待被控恐怖分子的人权丑闻之后。” “若我是亲古巴、反美的左翼人士，我对关塔那摩监狱所发生的一切不会感到丝毫失望。”这位艺术家表示。 简言之，这位巴西艺术家就帝国主义在其占领的古巴领土上建立的那个海军基地所犯罪行，向帝国主义道歉。 六月才刚刚开始。不确定性仍在蔓延，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我恳请玻利维亚读者们，以十五年前我与你们交谈时所展现的耐心与幽默感来阅读此文。请继续推进教育与卫生计划。永远与我们合作。 若无此书新版，这篇长篇序言便失去了意义。 谢谢。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