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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谈古巴纪念事件与疫情抵抗

文章 菲德尔·卡斯特罗 · 2009-10-30 · 3368字
本文记述古巴纪念卡米洛·西恩富戈斯逝世50周年、联合国大会谴责美国封锁决议以及甲型H1N1流感疫情应对三件大事。作者强调古巴在封锁下的医疗成就、国际合作精神与公共卫生体系,并指出美国封锁对疫情防控的负面影响。
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美国封锁甲型H1N1流感古巴革命公共卫生体系
近日,我国发生了重大事件。 10月28日,上午7时30分,纪念卡米洛·西恩富戈斯逝世50周年。这件悲惨的事件发生在一个暴风雨的黄昏,当时他正乘坐一架小型飞机从卡马圭飞往首都,沿古巴北部飞行。 在亚瓜哈亚,他于1958年12月底对暴政进行了最后一次胜利的战斗。在那里落成了一座陵墓,安葬着在拉斯维亚斯前线北方作战期间以及1959年1月1日之后牺牲的烈士们的遗骸,也将安葬他麾下纵队中那些仍健在、曾在国内中部加入该纵队的人员的遗骸。有人称他为亚瓜哈亚英雄,这一称号流传至今。他更是一位英雄:安东尼奥·马塞奥入侵纵队的英雄。这位果敢的指挥官,率领其轻装纵队向前推进,目的地是比那尔德里奥,如果不是从马埃斯特腊山传来指示让他停下来,并在国内中部与切并肩作战、听从他指挥的话,他本可抵达那里的山区。在那项任务中,让他去冒险并不必要,那是对历史形势的错误解读。1月2日,他与切一同开始了向首都的历史性进军。对此,我们能探讨和反思的内容何其多啊! 根据党和政府的决定,自这个50周年纪念日起,他那钢铁般的身影与英雄游击队员的身影一起,照亮了革命广场的背景,在我们的民族英雄何塞·马蒂雕像前站岗守卫。 同样在10月28日上午9时,巧合的是,关于古巴提出的反对美国对我国经济、金融和商业封锁决议的辩论开始了。来自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们发表了感人至深的讲话,表达了他们对这个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同我们岛屿邻国那个无情且种族灭绝的帝国作斗争的、不屈不挠且富有团结精神的国家的赞赏。许多国家将古巴的抵抗视为对其自身主权权利的斗争。 我国人民自革命最初几年起所从事的默默无闻且富有团结精神的事业,以及面对美国残酷封锁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抵抗,并未被世界192个主权国家中压倒性的多数所遗忘。 我们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那无可辩驳的论点,如同重锤般回响在纽约市中心、紧邻华尔街的那座大厅里。 多年来,在历次辩论中,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首次参与了这个棘手且令人难堪议题的讨论。 就连北约的欧洲盟友以及发达、消费成瘾且富有的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也感到有必要表达他们对封锁古巴的不满。我方外交部长对美国代表那番辩解且哭哭啼啼的发言所作的回应,是坚定而有力的。 当大会主席开始表决时,在192个国家中,只有三个代表团投票反对古巴的决议草案:美国;其在巴勒斯坦大屠杀中的盟友以色列;以及帕劳岛。一位拥有以色列国籍的美国律师代表帕劳——这个位于太平洋、面积450平方公里、曾由美国人管理近50年的领土——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美国。两个国家弃权,187个国家谴责了封锁。 然而,这些事件,纯属巧合,并非当天对古巴人而言仅有的两件大事。下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结束了对我国的访问,她由泛美卫生组织主任米尔塔·罗斯陪同。她们代表着承担这一至关重要的责任的两个最重要的国际机构。上周二,27日,我有幸与她们会面。 鉴于甲型H1N1流感疫情对各国人民——尤其是那些饱受剥削和掠夺之苦的第三世界国家——具有重大意义,我请求在她们紧凑的日程中安排一次会面。 尽管我国公共卫生部及其向公民通报情况的计划已付出努力并深感担忧,但我仍认为有必要深入探讨这一疫情。 公共卫生事业是使古巴革命成为必要的事业之一。我无意列举所取得的进步——这些进步使我们成为世界上人均医生最多的国家——这为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尽管我国是一个被强大帝国封锁和攻击了半个世纪的国家。我们的祖国不仅遭受了无情的人才外流,而且成为美国政府生物战攻击的目标,美国政府不仅使用病毒和细菌对付动植物,还直接用于对付本国人民。登革热影响了30多万人,而2型登革热病毒是在古巴和整个半球尚未出现任何国家流行时被引入的。 为求简洁,省略许多其他数据,仅就本次反思的目的而言,有必要记住:登革热通过蚊子传播,但甲型H1N1流感则通过呼吸道更直接、更容易地传播。 我国人民必须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场流感疫情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当时全球人口刚刚超过15亿。人类拥有的科学和技术资源远比今天匮乏。 这一现实不应使我们产生盲目自信。当这类疫情出现时,需要具备能够预防或对抗它们的资源,正如黄热病、脊髓灰质炎、破伤风以及其他疾病那样,多年来已有疫苗保护儿童和广大民众免受多种严重疾病的侵害。 如今,还有其他类型的疫苗,特别是那些保护民众免受流感病毒侵害的疫苗,适用于因暂时性或永久性原因而属于高风险人群的病例。 我国公民应清楚,针对某些病毒的疫苗更难研制,因为这些病毒会发生基因变异,例如与甲型H1N1流感及其他病毒相关的变异。 最发达和富裕的国家拥有相当精密且昂贵的实验室。古巴本身,尽管处于欠发达状态并遭受美国封锁,却也创建了一些用于生产疫苗和药品的实验室。 在国际上,由于上述流感的传播能力及其对某些更易感人群的影响,产生了合乎逻辑的恐惧。除了与我国医生国际合作相关的问题——这为古巴带来了巨大的道德威望和声望——我本希望与世卫组织总干事探讨甲型H1N1流感疫情。她再次向我强调,疫苗的困难在于,欧洲、美国和加拿大能够生产这些疫苗的实验室所获得的疫苗数量远低于需求;发达国家的需求量很大,而其他国家首批可用的疫苗要到年底才能上市,而且价格将大幅上涨。她已将我国列入优先考虑的国家之一,因为我国具有国际合作能力,并能通过医院网络立即为优先人群接种疫苗。 陈博士知道,无论古巴医生身处何地,他们都将配合迅速开展疫苗接种工作。 这些消息对我们人民而言显然是积极的。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某些具体情况。 首批疫苗需要数周时间,或许两三个月才能到位。 对世卫组织而言,最大的担忧是疫情病毒的突变能力迅速超越疫苗效果,从而需要重新寻找另一种有效疫苗。在我看来,这凸显了我国现有完善医疗服务网络的重要性,以及民众普遍受教育水平高、能系统配合相关措施的重要性。 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缺乏适当的医疗服务,近5000万人无法获得医疗救助,这使得潜在受害者人数大幅增加。该国已宣布卫生紧急状态。两天前,我听到一则消息,甲型H1N1流感在11月至3月间可能导致美国90万人死亡,因为寒冷季节有利于疫情蔓延。但愿这些估计是错误的,损害能小一些。以至少为古巴人口27倍的人口计算,这相当于我国3000多人死亡,以及全球数亿人死亡,尽管科学已取得进步。 甲型H1N1流感的初始症状于今年第一季度在墨西哥出现,几乎同时也在美国和加拿大出现。随后传至西班牙,那是欧洲最早爆发疫情的国家之一。 当现任美国总统放宽对古巴裔美国人前往古巴的限制时,该国许多州疫情已广泛传播。因此,产生旅游或因其他原因前往我国人数最多的四个国家,恰恰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首批病毒携带者是来自国外的旅客。我国感染人数相对较少,数月内没有出现一例死亡。但随着病毒蔓延至所有省份,尤其是那些与美国居民有亲属联系较多的省份,有必要为“佩德罗·库里”热带医学研究所购置新的分析设备,并在同时抗击登革热的情况下加倍努力。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情况:一方面,美国允许最多数量的病毒携带者旅行;另一方面,却禁止购买用于抗击疫情的设备和药品。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美国政府的本意,但这正是施加于我国人民的荒谬且可耻的封锁所造成的现实。 借助来自其他来源的设备,我们能够准确掌握受该疫情影响的总人数以及与该病毒存在关联的死亡人数。 幸运的是,除了我国完善的医疗服务和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外,国际市场上还有一种有效的抗病毒药物,特别是当它应用于那些具有明显可能病毒携带者症状的人员以及直接照顾他们的人员时。 我们拥有这种抗病毒药物,并且还拥有继续生产同等数量所需的基本原料,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获得必要的剂量。 尽管许多国家因缺乏医疗服务网络和医务人员而未能向国际机构提供有关疫情的准确信息,但我们深知我国政府决心以完全精确的方式向这些机构通报与疫情相关的病例数和死亡人数,如同我们一直以来通报古巴公共卫生数据那样。 我国幸运地拥有广泛的卫生服务网络;为受影响人员提供即时照护是切实可行的,并且拥有数量充足、质量优良的医生,其中许多人曾出色且难忘地履行过国际主义使命。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 2009年10月30日 下午2时52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