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役将领敦促奥巴马解除对古巴封锁

无人知晓美国有多少人给奥巴马写信，又提出了多少个不同的问题。显然，他不可能阅读每一封信并处理每一个问题，因为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的时间根本不够用。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计算机、电子设备和手机的支持下，顾问们会对所有来信作出回复。信的内容将被记录在案，且事先就备有基于这位新总统竞选和当选期间多次声明所拟定的答复。 尽管如此，这些信件确实产生影响，并对美国政治具有分量，因为此人并非其前任那种腐败、无知又爱撒谎的政治家——那位前任曾憎恶新政的社会进步成果。 正因如此，我留意到4月14日华盛顿发来的一则电讯，由德新社（DPA）签发： “一批美国退役高级将领敦促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支持并签署’一项旨在取消所有美国人赴古巴禁令的法案，理由是针对该岛的封锁并未服务于华盛顿的政治与安全目标。 ‘封锁已引发一场针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外交运动，’这12位退役高级将领在今日于华盛顿公布的一封信中警告道。其中包括比尔·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禁毒沙皇’巴里·麦卡弗里以及科林·鲍威尔的前参谋长劳伦斯·B·威尔克森。 ‘作为职业军人，我们深知，当一国能够赢得其他国家对其事业的支持时，美国的利益才能得到更好保障，’这些军人在周一致奥巴马的信中坚持写道。就在同一天，这位美国总统宣布取消对古巴裔美国人的旅行和汇款限制，但并未如进步派人士所要求的那样，面向全国所有公民开放。 这些将领认为，民主党人比尔·德拉洪特向众议院提出的《赴古巴旅行自由法案》‘是迈向解除封锁的重要第一步’。 他们补充说，这是一种‘更有可能推动古巴变革’的政策，同时也有助于改变华盛顿的国际形象。 ‘全世界领导人都在呼吁实现真正的政治变革，这种变革植根于您竞选期间所激发的希望，’军人们表示。 ‘古巴是最现成的例证，足以彰显这一变革；此举亦将成为深深铭刻于全球伙伴与对手脑海中的战略举措，’他们进一步写道。” 这则新闻出现在315页电讯中，看似微不足道。然而，它触及了问题的核心，促使我在不到24小时内围绕即将于48小时后开幕的美洲峰会，写下四段反思。 在美国，战争由政客挑起，却必须由军人去打。 肯尼迪，这位年轻且缺乏经验者，下令实施封锁并策划了由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组织的猪湾入侵——后者对战争的了解比前者更少。这场意外的失败促使他作出一系列新的、错误的决策，最终酿成10月危机；不过，他最终却从中脱险，却因濒临核战争边缘而深受创伤，此事法国记者让·丹尼尔曾向我讲述。“他是个思考机器，”这位记者赞叹道，对总统印象极为深刻。 此后，他又对绿色贝雷帽部队产生热情，将其派往越南——当时美国正支持恢复法国殖民帝国的统治。另一位政客林登·约翰逊则将那场战争推向极致。在这场不光彩的冒险中，超过5万名士兵丧生，美国耗费不少于5000亿美元（当时黄金价值已下跌20倍），数百万越南人遇难，并激起全世界对这个第三世界穷国的空前团结。义务兵役制不得不被职业军人所取代，使民众远离军事训练，从而削弱了国家凝聚力。 第三位政客乔治·W·布什，在其父庇护下，发动了那场种族灭绝式的伊拉克战争，加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其更加严重且深远。其经济成本高达数万亿美元，这笔公共债务将压在下一代美国人肩上，而世界正动荡不安、危机四伏。 那些声称封锁损害美国安全利益的人，难道没有道理吗？ 写信的军人们并未诉诸武力，而是主张思想交锋——这与政客们一贯的做法截然相反。 总体而言，美国军人捍卫着本国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享有特权且薪酬优厚，但他们极力避免挪用公款，因为那将导致其声望扫地，彻底丧失执行军事任务的权威。 他们并不认为古巴构成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尽管美方一直试图向美国公众如此渲染。正是美国政府将关塔那摩基地变成了反革命分子或移民的避难所。更甚者，他们将其改造为酷刑中心，使其成为人类权利遭最野蛮否决的象征而臭名昭著。 军人们也清楚了解，我国乃打击毒品贩运的典范，且从未允许从我国领土对美国人民发动任何恐怖活动。 正如国会黑党团所证实的那样，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乃是前所未有的无耻之举。 如同感谢参议员卢格、德拉洪特、黑党团及其他有影响力的国会成员一样，我们也向致信奥巴马的诸位军人致谢。 我们不惧对话；我们无需虚构敌人；我们不畏思想交锋；我们坚信自己的信念，并凭此信念捍卫祖国，且将继续捍卫下去。 凭借科技的惊人进步，战争已成为最复杂的科学之一。 这一点美国军人深有体会。他们明白，战争已非昔日那种“令行禁止”的模式。今日之对手或许永远不会面对面相见；他们可能相隔数千里；最致命的武器由程序操控；人类几乎不参与其中。一切皆为预先计算好的决策，毫无情感可言。 我结识过其中几位已退役的军人，他们致力于军事科学与战争研究。 他们对这个始终奋起抵抗强邻的小国，既无仇恨，亦无反感。 当今美国存在一个“全球安全研究所”，我国与之保持着学术联系与交流。15年前，尚为“国防信息中心”（CID）。该中心于1993年6月底首次访古。自那时起至2004年11月19日，共九次访问古巴。 直至1999年，代表团成员大多为退役军人。 1999年10月的访问开始改变代表团构成，军人比例逐渐减少。自第五次起，所有代表团均由享有盛誉的研究员布鲁斯·布莱尔主持。他是安全政策专家，专攻核力量指挥与控制，亦为耶鲁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著有大量相关书籍及数百篇论文。 借此渠道，我结识了多位曾在美军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军人。我们观点未必一致，但他们始终彬彬有礼。我们就他们作为军人曾亲历的历史事件展开了广泛交流。 2006年，访问仍在继续，但我已在圣克拉拉遭遇事故，随后身患重病。 在致奥巴马的十二位退役将领中，有一人参与了上述会议。 我得知，在最近一次会晤中，他们坦率表示，军人无意对古巴动武；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已发生变化，政府因伊拉克战争失败而日渐虚弱。 对于与美方会晤的古巴同志而言，情况已十分明朗：美方军人感到被糟糕领导所拖累，对当前事态深感羞愧，尽管无人能对美国总统的冒险政策作出任何担保——该政策一直延续至其本届任期最后一天。此次会晤发生于2007年3月初，距今已14个月。 布鲁斯·布莱尔对这一棘手问题的了解，定远胜于我。他那勇敢而坦率的作风，始终令我印象深刻。 我不愿让这些信息尘封于档案之中，待到无人关心之时才重见天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 2009年4月15日 21时16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