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忆革命历程与团结理念

他自发地决定第二次访问古巴，担任巴西总统，尽管我的健康并不能保证我们能见面。 之前，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几乎每年都来这个岛上。我在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一周年纪念日时，在塞尔希奥·拉米雷斯（当时该国副总统）的家中认识了他。顺便提一下，后者以某种方式欺骗了我。当我读到他的小说《神罚》——一部出色的叙事作品——时，我竟以为那是在尼加拉瓜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其中充满了前西班牙殖民地常见的种种法律纠葛；有一天他自己告诉我，那纯属虚构。 我还在那里遇见了弗雷·贝托，他如今虽是批评者，但并非卢拉的敌人，以及左翼桑地诺主义者、如今丹尼尔的反对者——埃内斯托·卡德纳尔神父。这两位作家都来自解放神学，这是一种进步思潮，我们始终视之为革命者与穷人团结一致迈出的重要一步，超越其哲学与信仰，契合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具体的斗争条件。 然而，我必须承认，与其他尼加拉瓜领导人不同，我在埃内斯托·卡德纳尔神父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如同中世纪僧侣般的殉道与苦行形象。他是一个真正的纯洁典范。我将那些不那么始终如一的人搁置一旁——他们中有些人曾是革命者，甚至在美洲中部及其他地区曾是极左翼分子，后来却因贪图安逸与金钱，携带着武器与行李投奔了帝国阵营。 上述所言与卢拉有何关联？关系重大。他从未是左翼极端分子，也并非从哲学立场出发而成为革命者，而是源于一个出身极为卑微、怀有基督教信仰的工人，他辛勤劳作，为他人创造剩余价值。卡尔·马克思在工人身上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如此宣告，并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加以论证与证明；他乐于且嘲讽地揭示出用以指控共产党人的谎言是何等虚伪。如果马克思的观念在当时是正确的——当时一切似乎都取决于阶级斗争以及生产力、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而这些又支撑着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重要商品的创造——那么如今出现了一些全新的因素，既证明了他的正确，又与其崇高目标相冲突。 一些新的需求出现了，这些需求可能使一个没有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社会目标化为泡影。在这些新需求中，人类生存的需求赫然在目。马克思时代尚无气候变化的观念。恩格斯和他都十分清楚，总有一天太阳会因耗尽全部能量而熄灭。《共产党宣言》问世后不久，又一批人开始深入探索支配宇宙的化学、物理与生物定律，而这些在当时尚属未知。这些知识掌握在谁手中？尽管这些知识仍在不断进步，甚至超越自身，并在某些部分上否定、矛盾其原有理论，但这些新知识并未掌握在当今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穷苦人民手中，而是掌握在一群富有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手中，它们与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帝国结盟，这一帝国建立在全球化经济之上，受制于马克思曾深入剖析并彻底揭示的资本主义自身规律。 如今，人类仍在承受这些现实，这是事件辩证法本身所致，我们必须正视这些危险。 古巴革命进程表现如何？过去几周，我国媒体已就这一阶段的诸多事件撰写了大量文章。每逢具有整十或整五周年纪念的历史日期，人们都会在相应日子举行纪念活动。这是公正的，但我们必须避免在众多媒体依据各自观点所描述的事件洪流中，尽管我们拥有出色的分析家，却仍无法从我国革命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中看清这些事件。 对我而言，团结意味着共同投入战斗、共担风险、共享牺牲、共赴目标，并经由讨论与分析达成共识、理念、概念与战略。团结意味着共同反对那些与革命战士毫无干系的兼并主义者、卖国贼与腐败分子。我始终指的是围绕独立理念、反对当时正将美洲各国人民置于其统治之下的帝国而形成的团结。几天前，我再次读到这一理念，当时《格拉玛报》在选举前夕刊登了它，《青年报》则翻印了我亲笔书写的关于该理念的文字。 革命前那句陈旧的团结口号与此概念毫无关系，因为如今我国已不存在寻求政权的政治组织。我们必须避免在浩如烟海的战术性意见中，使战略性路线被稀释，并幻想出并不存在的局面。 在美国干预下的国家，在其为摆脱最后一块西班牙殖民地、与姐妹岛波多黎各——“一鸟双翼”——争取独立的孤独斗争中，民族情感极为深沉。 真正的甘蔗生产者，即刚刚获得解放的奴隶与农民——他们中许多人是解放军战士，却沦为无地或仅靠打短工维生的赤贫者，被抛入由美国公司或继承、购买、掠夺土地而形成的巨大庄园里砍伐甘蔗，这正是孕育革命思想的肥沃土壤。 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与巴利尼奥（巴利尼奥曾见过马蒂，并与他共同创建了将引领古巴独立的政党）共同创立了共产党。他高举旗帜，吸收了十月革命迸发出的热情，并将自己这位被革命思想征服的年轻知识分子的鲜血献给了这一事业。十八年后，耶稣·梅嫩德斯的共产主义鲜血与梅利亚的鲜血汇合。 我们这些在私立学校读书的少年与青年，甚至从未听说过梅利亚的名字。我们的阶级或社会背景优于其余民众，这注定了我们作为人类，将成为社会中自私且剥削他人的那一部分。 我有幸通过思想投身革命，逃离了生活为我安排的乏味命运。我在其他场合曾解释过原因。现在，仅在我所写内容的语境下回忆此事。 对巴蒂斯塔的镇压与罪行的仇恨如此深重，以至于无人留意我在圣地亚哥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所表达的思想。在审讯中，甚至一本在苏联印刷的列宁著作——它来自我在哈瓦那卡洛斯三世人民社会党书店享有的购书额度——也被从战斗人员的物品中搜出。“不读列宁的人就是文盲，”在口头审讯的最初几轮中，当他们将此书作为指控证据摆出来时，我厉声说道。当时，我与其他幸存囚犯仍一同受审。 若不考虑到这一点，便无法充分理解我所言之意。1953年7月26日袭击蒙卡达兵营时，我们已为此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组织筹备，除我们自身外未依赖任何人。当时苏联正奉行斯大林的政策，而他数月前刚刚猝逝。他是一位正直而献身的战士，后来却犯了严重错误，导致其立场变得极其保守与谨慎。倘若当时我们的革命取得成功，苏联不会像后来那样——在摆脱了那些阴暗曲折的手段后，因对我们国家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满怀热情——为古巴做出那么多贡献。尽管我当时对赫鲁晓夫基于众所周知的事实提出了正当批评，但我对此有着深刻认识。 苏联拥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参战国最强大的军队，只是它已被清洗并解除了武装。其领导人低估了希特勒的威胁及其战争理论。一位重要且享有盛誉的苏联情报特工从日本首都直接通知他，德军将于1941年6月22日发动进攻。这一突袭令苏联措手不及，全国未进入战备状态。许多军官正在休假。即便没有那些被替换下来的经验丰富的指挥官，若苏联能及时预警并部署部队，纳粹从一开始就会遭遇强大武装力量，也就无法在地面摧毁大部分战斗机。比清洗更糟糕的是突袭。当敌军坦克出现在后方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纷纷投降，而苏联士兵却拒绝屈服。在最危急的时刻，气温降至零度以下，西伯利亚爱国者们启动了斯大林早有预见地迁往苏联腹地的武器工厂的机床。 据我1963年4月访问这个伟大国家时苏联领导人亲自告知，俄罗斯革命战士们——他们在反对外国干预的斗争中历经锤炼，当时外国军队被派去镇压布尔什维克革命，随后又对其实行封锁与孤立——已与德国军官建立联系并交换经验。德国军官有着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却因《凡尔赛条约》而倍受屈辱，该条约终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苏联情报机关（即党卫军）对绝大多数忠于革命的人士大搞阴谋诡计。斯大林出于一种病态的猜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前夕清洗了五名元帅中的三名、十五名集团军司令中的十三名、九名海军上将中的八名、五十七名集团军军级将领中的五十名、一百八十六名师级将领中的一百五十四名、百分之百的集团军政委以及二十八名集团军政委中的二十五名。 这些严重错误使苏联蒙受了巨大损失，造成两千多万人死亡；有人甚至称达两千七百万。 1943年，纳粹在著名的库尔斯克突出部发动了迟来的最后一次春季攻势，动用了九十万士兵、两千七百辆坦克和两千架飞机。苏联人熟谙敌方心理，以一百二十万兵力、三千三百辆坦克、两千四百架飞机和两万门火炮在此陷阱中严阵以待。在朱可夫和斯大林本人的指挥下，他们粉碎了希特勒的最后一次攻势。 1945年，苏联士兵势不可挡地推进至柏林，攻占了德国总理府穹顶，并在那里升起了浸染着无数烈士鲜血的红旗。 我注视着卢拉的红色领带，问他：“这条是查韦斯送的吗？”他笑了，回答说：“回头我给他寄几件衬衫，因为他抱怨自己的衬衫领子太硬，我会在巴伊亚替他挑些送给他。” 他请我给他几张我拍的照片。 当他说到对我的健康状况深感担忧时，我回答说，我一直在思考与写作。此生从未如此勤于思考。我告诉他，在结束对阿根廷科尔多瓦的访问后——在那里我参加了包括他在内众多领导人出席的会议——我返回国内，随后又参加了两次纪念7·26起义的活动。我当时正在审读拉莫内特的书，已回答了所有问题。我并未太当回事，以为这会像弗雷·贝托和托马斯·博尔赫的访谈那样很快完成。 后来，我却为这位法国作家的书所困，该书即将出版，而我的部分回答未经审阅便已收录其中。那段日子，我几乎彻夜未眠。 7月26日深夜至27日凌晨，我病情危重，以为自己将走到生命尽头。当医生们奋力抢救我的生命时，国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遵照我的要求朗读文本，而我对需要修改之处进行口述。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 2008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