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忆皮奇里洛：多米尼加战友的革命生涯

我答应尽快回复《每日报》的这位记者。 她在昨天我提到的那封信中写道： 指挥官： 我的名字是戴莉·桑切斯·莱穆斯，2006年毕业于新闻系，从那时起就在古巴电视台新闻系统工作。 我以一篇关于劳尔·戈麦斯·加西亚的新闻报道的论文结束了学业。我记得在2005年底和2006年初，我曾三次写信给他，请求他提供更多关于《那些人自己》和《控告者》这两份地下报刊的线索，以及他可能记得的某些细节，或戈麦斯·加西亚曾给予的任何特别评论。 那一次未能如愿，我收到了三封信的回复，信中要求我联系国务委员会历史事务办公室。我非常清楚您的工作负担和责任，因此当时我就明白，我的论文将不得不没有您的见证而完成。我想告诉您，它完成了。我给它起的标题是《劳尔·戈麦斯·加西亚，蒙卡达的新闻工作者》，试图证明这位年轻人除了诗人之外，还是一名穿制服的新闻工作者。 完成论文后，我非常敬爱的一位朋友——至今依然敬爱——新闻工作者的导师，吉列尔莫·卡布雷拉·阿尔瓦雷斯，对我说：“我有那么多东西要写，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同时把它们都做完。我要送你一个故事。”然后，不知出于什么灵感，他打开了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把一个黄色信封交给我，里面是一份爱情小说的初步线索。就这样，我认识了皮奇里洛，那位乘着“格拉玛号”来的多米尼加人，那位您从卡约孔菲特斯起就认识的人。 撰写这个故事对我而言，除了是一件极其特别的事，也是对祖国历史、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历史以及对吉列尔莫的一次未竟的致敬。现在，我仿佛也乘上了“格拉玛号”，与你们一同航行到这片水域，并与卡马尼亚诺并肩作战。如今，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我更加亲近了。我还有很多需要研究和阅读的内容，但我努力将这项研究与我的工作结合起来。 拉蒙·埃米利奥·梅希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即皮奇里洛，之所以登上“格拉玛号”，是因为您知道他精通航海，勇敢无畏，并且渴望同特鲁希略和巴蒂斯塔这样的独裁者作斗争。科利亚多在2006年底我采访他时，以一种浪漫而富有启示的方式定义了皮奇里洛：“皮奇里洛让大海也翻腾起来。”但毫无疑问，您是最了解他的人，了解他的性格和那些特点……这些特点对于写作以及让他人了解他都至关重要。 遗憾的是，我所了解的关于皮奇里洛的信息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但极其稀少，这要求任何为他立传的人必须付出特别的努力，以收集有关这位在我生命中极短暂时期所认识的人物的相关材料。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们不得不为自己的平凡存在作出交代。 我不知道皮奇里洛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一名多米尼加人，于1947年加入了旨在推翻特鲁希略的远征军。 当我从安蒂拉西北海岸出发，前往遥远的卡约孔菲特斯——位于努埃维塔斯西北方向，靠近英国领地的卡约洛博德拉斯巴哈马斯——仅几英里之遥时，乘坐的是一艘小型巡逻艇，艇上指挥者是一位身材矮小、饱经日晒的水手。他的名字叫皮奇里洛。经过漫长的航行，我们抵达了卡约。 后来，我在七月前往努埃维塔斯港几天，与家人取得联系并告知他们我的生活情况时，又见到了他。 我返回了卡约。在这些往返途中，我与皮奇里洛结下了友谊；他比我年长好几岁，而我当时还未满21岁，只是那次聚集了一千多人的远征军中一名普通的应征士兵。 皮奇里洛继续往返于卡约与努埃维塔斯之间，为远征军提供补给。 当我们袭击特鲁希略的、正从迈阿密驶向圣多明各并途经卡约孔菲特斯附近海域的双桅纵帆船“安赫利卡号”时，我与他进行了相当深入的交谈。我记得，正是皮奇里洛在相当远的距离上识别出了这艘船，并向驻扎在卡约的部队指挥官发出了警报。 在那座古巴小岛上空，反特鲁希略远征军拥有的T-33战斗机低空飞掠，执行着展示与鼓舞的任务，时不时地出现在视野中。除此之外，我再无所知。 我们在那里待了几个月，直到奥尔菲拉事件震撼了整个远征军，此时大家启程奔赴目的地的愿望比留在那片荒芜小岛上的意愿更为强烈。 其独特指挥层——在那些伪革命分子和腐败的古巴领导人的庇护下——的第一个行动，便是向东移动，以威胁国民军司令部。 在位于凯巴里恩北部的卡约圣玛丽亚，发生了大规模的逃亡。在登陆舰“奥罗拉号”上，载着桑迪诺营以及其他远征军部队。我当时是中尉，兼一个先锋连的副连长，该连乘坐在船头，配备了一挺用作防空机枪的轻机枪。 提及此事，仅因一件事：我的朋友皮奇里洛是“奥罗拉号”的副船长，船上载有罗德里格斯——那位前多米尼加参议员、远征军指挥官；马德梅——那位古巴公民、团长，他因曾是吉巴拉（古巴北部）远征军的反马查多领导人而享有历史声望；以及其他重要指挥官。 马斯弗雷雷对“幽灵号”（另一艘技术条件好得多的登陆舰）指挥权的背叛，决定了我后来的起义，因为我无法接受交出这艘船。海军的命令也就此落空。 古巴军队司令格诺韦沃·佩雷斯·达梅拉已以数百万美元的价格出卖给了特鲁希略。 我对皮奇里洛的巨大感激源于他接管了船只以支持我，并与我协同行动，为欺骗古巴海军那艘舰首炮已就绪、并在古巴最东端命令我们退往安蒂拉港（位于尼佩湾，那里远征军其余人员已被俘）的护卫舰，作出了巨大而勇敢的努力。我的目标是保全“奥罗拉号”所载的大部分武器。 这一切便是围绕的核心。 关于那天下午发生的其他事情，我不再重复，那与我当天所经历的一切息息相关。 十年后，当“格拉玛号”从墨西哥起航时，皮奇里洛已加入我们，并以他全部的勇敢与无畏，担任该船的副指挥。但愿他能成为船长，但这一任务却交给了那位被认为熟悉我国海岸与港口的一位古巴海军指挥官。 对于“格拉玛号”登陆后，当我们的分队几乎被彻底歼灭时，皮奇里洛是如何保住性命的，我确实一无所知。 近日我才得知，皮奇里洛是“格拉玛号”19名成功逃脱的远征军成员之一，未被折磨、杀害或投入监狱。 了解他更多事迹的任务，将落在那些研究这位多米尼加战士生平的人身上。我只知道，他以指挥官军衔，在卡马尼亚诺的指挥下，与第82空降师的士兵作战——该师连同超过四万名海军陆战队员，已在基斯基亚登陆。1966年8月12日，在华金·巴拉格尔总统任内，他遭多米尼加共和国情报机构枪击——这些机构当时处于美国政府的掌控之下。数小时后，他于8月13日去世，那天我正好满40岁。他的死在圣多明各城引发了抗议浪潮，他的葬礼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巴拉格尔软弱政府的示威活动。 没有人会比我更感激一部关于拉蒙·埃米利奥·梅希亚斯·德尔·卡斯蒂略的传记，无论它多么简朴。像他、希门尼斯·莫亚以及其他英雄战士这样的人，值得多米尼加人和古巴人铭记。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 2009年3月6日 下午1点56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