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塞·马蒂与古巴革命的历史传承

撇开今天困扰人类物种的问题不谈，我们的祖国享有幸成为这个半球诞生的最非凡思想家之一的摇篮：何塞·马蒂。 明天，5月19日，将迎来他光荣逝世115周年。 若不考虑到与他共同书写其生命戏剧的那些人物也同样非凡——如安东尼奥·马塞罗，这位巴拉瓜抗议的永恒象征，体现了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以及马西莫·戈麦斯，这位来自多米尼加的国际主义者，曾是两次独立战争中古巴战士的导师——便无法估量他伟大之深广。古巴革命历经半个多世纪，抵御了有史以来最强大帝国的冲击，正是这些先驱者教诲的成果。 尽管马蒂日记中的四页内容一直缺失，未能纳入史学家可查阅的资料，但那本精心书写的日记其余部分及他那些日子里的其他文献所记载的内容，已足以让我们了解事件发生的细节。如同希腊悲剧一般，那是两位巨人之间的分歧。 他在战斗中牺牲前夕，致信挚友曼努埃尔·梅尔卡多：“……我每天都处于为祖国和为我的职责——我理解这一职责，并有决心去履行——而献出生命的危险之中，即通过古巴的独立，及时阻止美国向安的列斯群岛扩张，并以这种更强大的力量压向我们美洲的土地。我迄今所做及今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标。此事必须默默进行，间接进行，因为有些事情若要达成，就必须隐秘进行；若将其真实面目公之于众，将会招致难以逾越的障碍，从而无法实现目标。” 当马蒂写下这些掷地有声的文字时，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已撰写了《共产党宣言》，即马蒂逝世前47年；达尔文则在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仅举这两部著作而言，依我之见，它们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最为深远。 马克思是一位如此非凡无私的人物，以至于他最重要的科学著作《资本论》若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着手整理并编纂作者毕生奉献的那些材料，或许永远无法问世。恩格斯不仅承担了这项任务，还撰写了一部题为《自然辩证法》的著作，其中已提及太阳能量耗尽之时。 当时，人类尚不知如何释放爱因斯坦在其著名公式中所述的物质中所蕴含的能量，也不具备每秒可执行数十亿次运算的计算机，而这些计算机又能采集并传递每秒发生在数十对染色体（父母双方各贡献一半）的数十亿次反应，这一遗传与繁殖现象，是在革命胜利后，为寻求在我方气候条件下生产动物食品的最佳特性时，我才有所认知的。该现象遵循自身遗传规律，并延伸至植物领域。 凭借那些较富裕公民通常就读的私立学校所提供的残缺教育——这些学校素被视为最佳教育机构——我们却沦为文盲，只不过比那些目不识丁或就读于公立学校者略高一个层次而已。 另一方面，世界上首个试图实践马克思思想的国家是俄罗斯，它却是欧洲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国家。 列宁，第三国际的缔造者，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组织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更忠于马克思的思想。尽管该国辽阔疆域中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半封建状态，但其工人阶级却极为活跃且极具斗争精神。 列宁在1915年之后所著的书籍中，始终不懈地批判沙文主义。在其1917年4月撰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该文写于他作为该党布尔什维克派领袖、在孟什维克派面前夺取政权前数月——他同样证明了，自己是首个认识到被殖民国家（如中国及其他在世界上各地区具有重要地位的国家）所应扮演角色的人。 列宁所展现的勇气与果敢，还体现在他接受德国军队出于战术便利为其提供的装甲列车，以便从瑞士前往彼得格勒近郊。此举立即招致党内外的孟什维克派敌人指责其为德国间谍。若未乘坐这列著名列车，战争结束时他仍远在中立国瑞士，从而错失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某种程度上，纯属偶然，两位西班牙裔人士凭借其个人品质，在美西战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一位是驻守埃尔维索堡垒的西班牙军队指挥官，该堡垒从埃尔卡内伊高地扼守通往圣地亚哥的通道，这位军官战斗至身负致命重伤，令当时由中校西奥多·罗斯福率领的著名“莽骑兵”——这支美国硬汉骑兵因仓促登陆而不得不弃马作战——遭受三百余人伤亡；另一位是那位奉行西班牙政府愚蠢命令、率领海军陆战队（一支精锐部队）驶出圣地亚哥湾的舰队司令。他以唯一可能的方式率舰队出航：各舰依次鱼贯驶出，面对强大的美国舰队——其战列舰排成战线，以重炮轰击西班牙舰队，而后者速度与装甲均远逊于前者。不出所料，西班牙舰船、战斗人员及海军陆战队悉数沉入巴特利特海沟深渊。仅有一艘抵达深渊边缘数米处。这支力量的幸存者被美国舰队俘获。 马丁内斯·坎波斯的行为傲慢而充满报复性。因1871年未能成功平定该岛而心怀怨恨，他支持了西班牙政府那卑劣且怀恨在心的政策。瓦莱里亚诺·韦勒接替其指挥古巴；后者与派遣“缅因号”战舰为干预古巴寻找借口者合作，下令实施集中营政策，给古巴人民造成巨大苦难，并成为美国实施首次经济封锁的借口，导致食物极度匮乏，无数人因此丧生。 就这样，巴黎谈判得以实现。西班牙在哥伦布于1492年10月中旬宣称“这是人类肉眼所见最美丽土地”之后，以西班牙国王名义占领古巴逾400年之久，最终放弃了对该国全部主权与财产权。 关于决定圣地亚哥命运的那场战役，西班牙版本最为人熟知。若分析军官与士兵的人数及军衔，无疑可从中看到英雄气概。他们在极其不利的局势下捍卫这座城市，无愧于西班牙人的斗争传统——1808年，西班牙人曾抵御拿破仑麾下勇猛士兵；1936年，又曾抗击纳粹法西斯的进攻。 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又添一重耻辱，竟以荒谬借口于1906年将此项荣誉授予西奥多·罗斯福。此人曾于1901年及1905年两度当选美国总统。他在圣地亚哥战役中率领“莽骑兵”的真实参与程度至今尚不明确，其后续宣传中亦不乏传奇色彩。 我仅能见证这座英雄城市于1959年1月1日如何落入起义军部队之手。 彼时，马蒂的思想终在祖国大地上得以实现！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 2010年5月18日 下午6时及12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