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波哥大之行与我的思想转变

任何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都迫使我澄清对半个多世纪前所作决定的疑虑。我指的是细微的细节，因为本质的东西永远不会被遗忘。这就是1948年，即六十年前，我所做之事的情况。 我记得，就如同昨天一样，当时我决定加入远征军，将多米尼加人民从特鲁希略的暴政中解放出来。那个时期最重大的每一件事，也依然留在我的脑海里；数十段对我而言难以忘怀的插曲，我在不同时刻已陆续将其讲述出来。其中许多都已见诸文字。 当我决定前往哥伦比亚，旨在推动创建拉丁美洲学生联合会时，如今我无法绝对肯定地说，其目标中明确包含阻挠由美国发起的美洲国家组织（OEA）的成立，这一早熟的远见，我当时尚未确信自己已经达到。 一位像阿图罗·阿帕佩这样杰出的、擅长细节的历史学家，他在33年后采访了我，复述了我的回答，其中我断言，那是我1948年哥伦比亚之行的意图的一部分。 赫尔曼·桑切斯在其《埃马纽埃尔的透明》一书中，引用了阿帕佩采访中的原文段落：“那时，面对1948年美国为巩固其在拉丁美洲的统治体系而发起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在美洲国家组织会议召开的同时，在同一地点，召开一次拉丁美洲学生的会议，秉持这些反帝国主义原则，捍卫我已提出的观点。” 在阿帕佩采访的最近一次古巴阿布里尔出版社的编辑版本中，该段落原封未动。有人提醒我，在《与菲德尔的一百小时》一书中，我本人曾对这些指引我行为的意图表示怀疑。显然，当我使用“面对美洲国家组织会议”这一表述时，措辞并不清晰。 为消除疑虑，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试图重建当时推动我的目标，以及一个仅仅两年半前才在教会学校完成十二年学业者的政治思想发展达到了何种程度。那是一个叛逆者，其精力投入于体育锻炼、探险、攀登山峰，并在有限的时间内，仅凭荣誉感，尽可能深入地钻研相关科目。 在学生时代，我相当了解每日新闻中关于战斗的报道：从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当时我尚未满10岁——直到1945年8月——当时我即将满19岁——原子弹被投放在广岛和长崎，正如我曾多次讲述的那样。 从很早的年纪起，我就饱受所处社会中的不公与偏见。 当我动身前往哥伦比亚时，思想已相当激进，但21岁时还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已投身于反对特鲁希略式暴政及其他类似暴政的斗争，为波多黎各独立、巴拿马运河归还、马尔维纳斯群岛归还阿根廷共和国、加勒比地区殖民主义的终结，以及英国、法国和荷兰在我国半球所占领的岛屿和领土的独立而斗争。 在那个年代，玻利瓦尔的祖国委内瑞拉，发生了一场由民主行动党领导的革命。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受左翼激进思想启发，装作一个革命领袖。他于1945年10月至1948年2月领导国家。随后继任的是杰出作家罗慕洛·加列戈斯，他在1945年军事运动后举行的首次选举中当选总统。那年我访问加拉加斯时曾与他见面。 在巴拿马，学生刚刚因要求归还运河而遭到残酷镇压；其中一人被子弹击中脊椎，双腿无法移动。 在哥伦比亚，大学里因盖塔尼斯的民众动员而沸腾。 与这三个国家的学生的接触富有成效：他们赞同大会的宗旨，并支持创建拉丁美洲学生联合会。在阿根廷，庇隆主义者也支持我们。 哥伦比亚的大学生将我引荐给盖塔尼斯。我因此有幸结识他并与他交谈。他是自由党中下层阶层和哥伦比亚进步力量无可争议的领袖。他承诺为我们的大会揭幕。这对我们而言是巨大的鼓舞。 在那个兄弟国家，拉丁美洲各国政府代表正在举行会议。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将军代表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出席，后者背弃了二战中曾牺牲数百万战士的盟友苏联，向两座日本平民城市投下了原子弹。 美国在波哥大会议上的主要方案，就是创建美洲国家组织，它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苦涩的果实。 我扪心自问，当时我的思想发展是否已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会提出阻挠这一超国家机构成立的勇敢设想。无论如何，我反对那里的暴政、美国对波多黎各和巴拿马的占领，但当时我对帝国主义统治体系尚无清晰的认识。 令我震惊的是，在哥伦比亚报刊上读到关于奥斯皮纳·佩雷斯保守党政府在乡村进行大屠杀的新闻。当时人们正常报道数十名农民在那些日子里被杀的消息。古巴很久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了。 事情如此司空见惯，以至于在举行官方仪式的剧院里——马歇尔及与会各国代表都在场——我犯了一个错误，从最高层抛出了包含我们纲领的传单。这使我遭到逮捕，两小时后便获释。那里实行的似乎是一种完美的民主制度。 认识盖塔尼斯及其演讲，如《和平祈祷文》，以及他那令人印象深刻、雄辩有据、根基扎实的为科尔特斯中尉的辩护——我因会场内没有座位而在外面聆听——都是始料未及的。而我本人，当时法学专业仅读了两年。 我们与盖塔尼斯及其他大学代表的第二次会议，定于4月9日下午2点举行。我和一位陪同我的古巴朋友在靠近我们所住小旅馆和盖塔尼斯办公室的一条大道上徘徊，等待会面时间，此时一个狂热分子或疯子——无疑是受人指使的——向这位哥伦比亚领导人开枪；袭击者被民众当场撕碎。 从那一刻起，我在哥伦比亚所经历的、难以想象的体验开始了。我成为了那个勇敢人民的一名志愿战士。我支持盖塔尼斯及其进步运动，正如哥伦比亚公民支持我们的起义军为独立而战。 革命胜利多年后，1981年，阿图罗·阿佩来到古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他安排了与我的会面，会面在安东尼奥·努涅斯·希门内斯家中凌晨开始。阿佩带着录音机，就1948年4月波哥大发生的事件对我进行了数小时的盘问。努涅斯·希门内斯用另一台录音机进行录制。 我对那些无法忘却的事件记忆犹新；而这位历史学家则了解哥伦比亚方面所发生的一切，许多我自然不知晓的细节，这帮助我理解了我所经历的每一件事的意义。没有他，我或许永远不会了解这些。然而，他仍有一项任务未完成：将所有录音内容转录成文字；另一份录音则在革命宫进行了转录。我记得我审阅了其中一份。在这项工作中，对话比演讲更难处理，因为声音常常重叠。我发现有被删减的词语和被更改的句子。我费心进行了审阅和修正。采访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并非许多人能想象这项工作的样子。 我认为，革命胜利前后历史事件的混合，在我脑海中可能造成了某种困惑。这是我的想法，面对疑虑，最诚实的做法就是加以说明。 如果我在访问哥伦比亚前的三年里，政治思想已日趋激进，那么从1948年4月9日至1953年7月26日——即我们袭击蒙卡达兵营之时——这短短的时期里，我的转变是巨大的。我在思想上已真正成为一名激进的左翼分子，这赋予了我投身革命行动所需的恒心、坚韧，以及某种狡黠。 随后是马埃斯特腊山脉的斗争，持续了25个月，在1956年12月5日我们82人的小分队几乎被歼灭后，我们以仅有的18件武器取得了首次胜利。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档案中记录着，在1958年夏季敌人发动最后一次攻势后，我们遣返的数百名俘虏。那年12月，甚至没有时间召集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来移交俘虏。投降部队的士兵承诺不再交战，便交出武器并保持无武装的集中状态，而军官则保留其军衔和法定佩带的短武器，等待战争结束。 如今那些往事已远去，没有人能想象像阿图罗·阿佩这样的工作的价值，他撰写了一部关于哥伦比亚革命斗争某一阶段的优秀著作，我打算以理论层面并严格尊重的态度，就这一阶段撰写一系列反思，以审视我们半球和世界当前所处的环境。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对真正革命者而言永恒的教训：真诚与谦卑的价值。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 2008年7月17日 晚8时21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