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赛人千年迫害与当代欧洲种族主义

尽管在2010年9月1日之前和之后都有关于该主题的文章，但当天，墨西哥《日报》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题为《吉普赛人的大屠杀：昨日与今日》，它回顾了一段真正戏剧性的历史。在所提供的信息中，我既未增删一个字，也挑选了其中反映真正令人动容事实的原文段落，而西方世界，尤其是其庞大的媒体机器，对此却只字未提。 “1496年：人文主义思想鼎盛时期。德国的罗姆人（吉普赛人）被宣布为基督教国家的叛徒、土耳其人的受雇间谍、瘟疫的携带者、巫师、盗贼和绑架儿童者。 “1710年：启蒙与理性时代。一项法令命令未经审判即绞死布拉格的成年吉普赛人。青年和妇女则遭受残害。在波希米亚，他们被割去左耳；在摩拉维亚，则被割去右耳。 “1899年：现代化与进步的顶峰。巴伐利亚警方成立了吉普赛事务特别部门。1929年，该部门升格为国家中央部门，并迁至慕尼黑。1937年，迁至柏林。四年后，五十万吉普赛人在中欧和东欧的集中营中丧生。” “在埃娃·贾斯丁（德国卫生部种族研究部门负责人罗伯特·里特博士的助手）的博士论文中，她断言吉普赛人的血液对德意志民族的纯洁性极具危害性。一位名叫波尔奇博士的人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将吉普赛人强制劳动并进行大规模绝育，因为他们威胁到了德国农民的纯正血统。” “吉普赛人被定性为惯犯，开始遭到大规模逮捕，并从1938年起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毛特豪森、古森、道特梅尔根、纳茨维勒和弗洛森堡集中营的特殊囚室中。” “海因里希·希姆莱（盖世太保，即党卫军首领）在其拥有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中，设立了一个专门用于牺牲吉普赛妇女的空间，她们在那里被进行医学实验。120名吉普赛女童遭到绝育。在杜塞尔多夫-利伦费尔德医院，与非吉普赛人结婚的吉普赛妇女也被绝育。” “另有数千吉普赛人从比利时、荷兰和法国被驱逐至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其回忆录中，奥斯维辛指挥官鲁道夫·赫斯记述，被驱逐的吉普赛人中包括近百岁老人、孕妇以及大量儿童。” “在波兰的罗兹吉普赛人区……五千名吉普赛人无一生还。” “在南斯拉夫，吉普赛人和犹太人同样在亚伊采森林遭到处决。农民们至今仍记得被带往刑场的吉普赛儿童的哭喊声。” “在灭绝营中，唯有吉普赛人对音乐的热爱有时能带来一丝慰藉。在奥斯维辛，他们饥肠辘辘、满身虱子，仍聚在一起演奏，并鼓励孩子们跳舞。但吉普赛游击队员在尼斯维兹地区参与波兰抵抗运动的传奇勇气同样闻名遐迩。” “音乐成为维系他们团结、助其生存的因素，正如宗教之于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 《日报》自八月末起连续发表文章，重温了吉普赛人在欧洲几乎被遗忘的遭遇。他们因纳粹主义而受难，却在1945至1946年纽伦堡审判后遭人遗忘。 康拉德·阿登纳领导的德国政府宣称，1943年以前对吉普赛人的灭绝属于国家合法政策；当年受难者未获任何赔偿。纳粹迫害吉普赛人的专家罗伯特·里特获释；39年后的1982年，当大多数受害者均已离世，才承认其享有赔偿权。 据估计，1200万至1400万吉普赛人中，超过75%生活在东欧和中欧。仅在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吉普赛人才被赋予与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少数民族同等的权利。 这家墨西哥媒体用“尤为恶毒”一词来形容萨科齐政府——一位匈牙利裔犹太人——下令将大批吉普赛人驱逐至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行为。这正是该报所用的原文措辞，并非我的不敬之言。 在罗马尼亚，吉普赛人数量估计达两百万。 该国总统特拉扬·伯塞斯库，作为美国的盟友和北约的显赫成员，竟将一名女记者称为“肮脏的吉普赛女人”。由此可见，此人何等温文尔雅，言辞何等礼貌。 Univision.com网站对法国反对驱逐吉普赛人的示威活动及“仇外心理”进行了报道。法新社报道说：“在法国及欧盟多国法国大使馆外，约有130场示威活动计划举行，得到数十个人权组织、工会及左翼和绿党派的支持。”这篇长篇报道提及了文化界知名人士如简·伯金和导演阿涅斯·雅维的参与，并指出前者“曾与反纳粹占领法国（1940-1944）的抵抗运动老战士斯特凡·赫斯一同，会见了移民部长埃里克·贝松的顾问。” “‘这是一场聋子间的对话，但对话本身是件好事，因为它能让他们看到，广大民众对这种令人作呕的政策感到义愤填膺，’无国界教育网络发言人表示……” 来自欧洲的其他新闻称：“欧洲议会昨日将法国及尼古拉·萨科齐置于公众谴责之下，因其遣返数千名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吉普赛人的行为。在一场紧张激烈的辩论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及其委员会因表面上的怯懦、未谴责巴黎此举为非法且违反共同体法而遭到‘荒谬可耻’的指责。”《国家报》里卡多·马丁内斯·德·里图埃托的一篇文章如是报道。 《日报》在另一篇文章中公布了这一惊人的社会数据：吉普赛人群体的新生儿死亡率是欧洲平均水平的九倍，预期寿命仅略超50岁。 此前，8月29日，该报曾报道：“尽管批评声不断——无论是欧盟机构、天主教会、联合国，还是广泛的移民权利组织——萨科齐仍坚持驱逐数百名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公民（同时也是欧洲公民），其借口便是这些公民所谓的‘犯罪’属性。” “难以置信的是，在2010年，”《日报》总结道，“在欧洲经历了种族主义与不容异己的惨痛历史之后，竟仍能通过将某一族裔定性为社会问题来对整个民族进行刑事定罪。” “对法国警方今日、意大利昨日以及欧洲整体所采取的行动的漠视，甚至纵容，令最乐观的分析家也哑口无言。” 突然间，在撰写这篇反思时，我忆起法国乃世界第三核大国，而萨科齐也随身携带着一个能发射其三百余枚核弹中任何一枚的密码箱。难道对伊朗发动攻击在道德与伦理上具有任何正当性吗？伊朗因被指控意图制造此类武器而遭到谴责。此种政策的理智与逻辑何在？ 假设萨科齐突然精神失常，这似乎正有发生的迹象。那么，联合国安理会对萨科齐及其密码箱将作何处置？ 如果法国极右翼势力决定强迫萨科齐推行一项与欧洲共同体法规相悖的种族主义政策，又将发生什么？ 联合国安理会能回答这两个问题吗？ 真相的缺失与谎言的盛行，是我们这个危险的核时代最大的悲剧。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 2010年9月12日 下午6时57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