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特鲁希略与美国对拉美的干预

七天前，我谈到了历史上的一位伟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全世界在他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之际，怀着深切的敬意和情感缅怀他。然而，没有人，哪怕只是稍感激动或记起1891年10月24日——比我们这位令人敬佩的智利兄长早十八年——那位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暴君拉斐尔·莱奥尼达斯·特鲁希略诞生的日子。 这两个国家，一个在加勒比，另一个在南美洲的尽头，都遭受了何塞·马蒂预见并力图避免的危险所带来的后果。马蒂在他那封著名的致那位曾与胡亚雷斯并肩作战的墨西哥友人的遗书中，传达了一个我永不会厌倦重复的思想：“我每天都在冒着生命危险……为了及时以古巴的独立阻止美国在安的列斯群岛的扩张，并让这股力量进一步压向我们的美洲土地。我至今所做的一切，以及未来将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标。” 我们胜利的革命，同时拥有阿连德的友谊和特鲁希略的仇恨。后者是一个由美国在加勒比孕育的粗鄙的皮诺切特。这位暴君是美国在海地共有的岛屿上进行的军事干预的产物，而该岛曾是西班牙的第一块殖民地。 美国海军陆战队干预了那个姊妹共和国，以确保其国家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当然，并不存在《普拉特修正案》来用一层薄薄的合法外衣掩盖这一行动。 1918年，美国人从包括这位冒险家和野心勃勃的克里奥尔人在内的众多人员中招募新兵，他是一位小商人的儿子。美国人训练了他，并在他27岁时将其编入国民军。1921年，他在占领国创建的军事学院完成了培训课程，随后被任命为某驻军指挥官，并因对干预部队的服务而被提升为上尉军衔，尽管他并未具备晋升所必需的少尉军衔。 1924年美国占领结束后，特鲁希略已作为美国的工具被培养好，准备占据军界要职。他利用这些职位发动了典型的政变，并通过典型的“民主选举”，于1930年登上了共和国总统的宝座。他执政之初，正值重创美国经济的“大萧条”年代。 古巴，这个最依赖且受商业协议束缚的国家，承受了这场危机最严重的后果。再加上海军基地和那个屈辱而多余的修正案，该修正案赋予了美国干预我国事务的宪法权利，将我们光辉的历史撕得粉碎。 在邻国，由于直接经济依赖较少，特鲁希略——一个狡猾而充满野心的人——随心所欲地支配着多米尼加中产阶级和寡头阶层的财产。主要的糖业种植园和其他许多工业部门都成了他个人的私有财产。这种对私人占有的崇拜，并不触犯帝国的资本主义观念。“上帝与特鲁希略”，霓虹灯牌在各地高喊。许多城市、大道、公路和建筑都以他或他亲近亲属的名字命名。在他就任总统的同一年，一场飓风猛烈袭击了该国首都圣多明各。灾后重建，他将该城以自己的名字重新命名，并正式称为特鲁希略城。世界上从未见过如此狂热的个人崇拜。 1937年，他在边境地区对构成其农业和建筑劳动力储备的海地工人实施了大屠杀。 他是美国的可靠盟友。他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并于1948年参与了美洲国家组织的成立。1952年12月15日，他前往华盛顿，身兼美洲国家组织特命全权大使的要职。他在该国停留了三个月零半。1954年7月2日，他乘一艘跨大西洋轮船前往西班牙，船只将他运送到维戈。佛朗哥——这位已是帝国盟友的人——在马德里北站亲自率领全体外交使团迎接他。 我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渊源始于我的大学时代。我曾荣幸地被任命为“支持多米尼加民主委员会”主席。这似乎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职位，但鉴于我叛逆的性格，我认真对待了它。出乎意料地，恰逢其时。多米尼加流亡者们在古巴推动了一支远征军。当我还未完成大学二年级学业时，便报名加入了那支队伍。当时我21岁。 我曾多次讲述过当时发生的事情。在卡耶孔菲特斯那次失败的远征之后，我并不属于被押往哥伦比亚军营的一千多名囚犯之列，那次监禁引发了胡安·博什的绝食抗议。他们是被古巴军队总司令佩雷斯·达梅拉将军关押的，他从特鲁希略那里收受了金钱，以拦截那支远征军。远征军在即将抵达风帆海峡时被拦截。 一艘古巴海军护卫舰，用其舰首炮对准我们领头的船只，命令我们掉头并停靠在安蒂利亚港。在尼佩湾入口处，我和另外三名远征队员跳入海中。我们一共四个武装人员。 我在卡耶孔菲特斯认识了多米尼加杰出的领袖胡安·博什，我们在那里接受训练，并与他进行了多次交谈。他虽不是远征军的指挥官，却是多米尼加人中最具声望的人物，却被运动中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和古巴头目所忽视，那些人拥有重要的、且报酬丰厚的官方影响力。当时我何曾想到，今天竟会写下这些！ 十一年后，当我们在马埃斯特腊山的斗争即将胜利结束时，特鲁希略向巴蒂斯塔提供了武器和弹药的信贷，这些物资于1958年中期通过空运抵达。他还提出，将用飞机运送三千名多米尼加士兵，随后再运送同等规模的部队，从东部登陆。 1959年1月1日，巴蒂斯塔的独裁政权被起义军的有力打击和革命总罢工所推翻。镇压机器在整个岛屿上彻底崩溃。巴蒂斯塔逃往多米尼加共和国。与他一同逃亡的，还有该政权中其他一些阴险人物，包括臭名昭著的打手卢特加尔多·马丁·佩雷斯、他25岁的儿子罗伯托·马丁·佩雷斯·罗德里格斯，以及被击败的军队中的一批主要军事指挥官。 特鲁希略热情地接待了巴蒂斯塔，将他安置在官方贵宾招待所，后来又送他入住一家豪华酒店。他对古巴革命的榜样深感忧虑，并凭借巴蒂斯塔旧军队的高级将领以及可能得到的数万名组成陆海空三军和警察的支持，构想出组织反革命并得到加勒比军团支持的计划，该军团将拥有两万五千名多米尼加士兵。 美国政府知晓这些计划，便派遣一名中情局官员前往圣多明各，与特鲁希略会面，评估反古计划。1959年2月中旬，该官员与多米尼加军事情报局长约翰·阿贝斯·加西亚会面。他建议派遣特工，在革命阵营内部招募不满分子。他并未告知美国政府已拥有威廉·亚历山大·摩根·鲁德思，这位美国公民兼中情局特工，已被渗透进埃斯坎布拉伊第二战线，并被提升为指挥官，成为该战线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这些构成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的事件，其发展过程被记录在古巴情报与安全部门高级官员的著作、参与事件的起义军部队指挥官的证词、自传、当时的官方声明以及国内外记者的记述中，在这篇“反思”中无法一一提及。 此外，还有一本正在编辑中的书，作者是一位同志，他17岁加入民兵，因品行端正、思维敏捷，被选入总理兼总司令的卫队，在那里学习了速记，后来记录谈话内容，并收集了数百名事件参与者的证词。这是革命历史中一个远未结束的篇章。 可想而知，敌方计划的任何消息都会不断传达给主要革命领导人。我们构想出对美、巴、特反革命联盟予以重击的计划。 当从佛罗里达海运来的用于初期袭击的武器和头目、密谋者已被严密控制时，我们在埃斯坎布拉伊山区和特立尼达（该地拥有一条跑道）模拟了一场成功的反革命。我们封锁了这座友好小城的市镇，并加强了革命政治工作。 特鲁希略为之振奋。一支伪装成农民的起义军连队在跑道上高呼：“特鲁希略万岁！打倒菲德尔！”所有这些情报都被汇报给多米尼加共和国总部。总部已空投了大量装备。一切进展顺利。 8月13日，一架飞机载着特鲁希略的特使抵达：路易斯·德尔波索·希门尼斯，其父曾是巴蒂斯塔政权下首都的市长，是该政权的重要人物。他在地图上标明了多米尼加空军应轰炸的位置，并询问第一阶段需要多少军团士兵。 与他同来的还有另一位重要使者罗伯托·马丁·佩雷斯·罗德里格斯，如前所述，他于1月1日与其父随巴蒂斯塔一同逃往多米尼加共和国。几名已决定留下的雇佣军头目也随行而来。飞机必须返回。驾驶它的正是曾运送巴蒂斯塔逃亡的同一批古巴机组人员。 我当时就在跑道附近，与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及其他起义军指挥官在一起。负责卸运送达的武器和通讯设备的古巴军事人员头目，认为应逮捕机组成员。在执行逮捕时，一名副驾驶察觉到，便开枪射击，随后爆发了枪战。特鲁希略的特使及雇佣军头目均被逮捕。有人伤亡。 当晚，我探望了双方伤员。计划已无法继续推进。在此之前，特鲁希略与埃斯坎布拉伊反革命之间的所有通讯都通过短波进行。特鲁希略官方电台发布的胜利战报，与吉隆滩和迈阿密广播电台在吉隆滩事件期间播报的如出一辙。我们从未使用古巴公共电台传播虚假官方消息。 即便在飞机被截获、路易斯·德尔波索·希门尼斯和罗伯托·马丁·佩雷斯·罗德里格斯被捕后，本可继续这场游戏，只需假装返航飞机出现机械故障，但那样做的代价将是欺骗和迷惑民众，他们已因从特鲁希略城公开传播的、关于埃斯坎布拉伊所谓反革命胜利的消息而感到不安。 1959年8月13日，我正值33岁生日，正处于生命与身心能力的巅峰。 这是一场重要的革命胜利，但同时也是未来时代的一个信号，是拉斐尔·莱奥尼达斯·特鲁希略在我命名日送上的可悲礼物。二十个月后，我们将面对吉隆滩、埃斯坎布拉伊的暴力与流血，以及在全国各地城市和乡村的冲突。那是一场由美国领导的反革命。 在那个国家，罗伯托·马丁·佩雷斯·罗德里格斯和路易斯·德尔波索·希门尼斯作为服务于敌对势力的雇佣军，本应被枪决。革命法庭判处他们监禁，并未伤及他们一根毫发。马丁·佩雷斯的最终命运如何？他合法移民至美国。如今，他是支持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的古巴裔美国恐怖主义黑帮的旗手。 一位享有盛誉的加拿大记者兼研究员让-盖伊·阿莱，描述了罗伯托·马丁·佩雷斯·罗德里格斯的恐怖主义履历： “……事实上，年少时，‘马乔’马丁·佩雷斯（人们常这样称呼他）便加入了巴蒂斯塔的警察，并在该血腥政权最后几个月里，因对囚犯的残酷虐待而获得了军士长军衔，以表彰其特殊功绩。 “父子二人离巴蒂斯塔如此之近，以至于1959年1月1日，他们没有逃往迈阿密，而是跟随独裁者逃往其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藏身地。 “……1987年5月29日获释……1989年，他加入了由罗纳德·里根政府时期中情局创建的古巴裔美国全国基金会（FNCA）。 “他很快便领导了该组织下属的准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为恐怖主义组织阿尔法66及其他针对古巴活动的极端主义小团体提供资金。 “……马丁·佩雷斯·罗德里格斯参与组织了一系列针对古巴总统的未遂暗杀行动，这些行动发生在不同的伊比利亚美洲峰会上。 “1994年，菲德尔参加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德印第亚斯举行的第四届伊比利亚美洲峰会期间……他购买了一支50口径的巴雷特步枪和爆炸物，这些物品从迈阿密空运至哥伦比亚…… “……他策划了针对1995年第五届伊比利亚美洲峰会的阴谋，与希门尼斯·埃斯科韦多和欧赫尼奥·利亚马萨斯合作。同年，他又重新策划了针对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德印第亚斯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峰会的同样计划。 “1997年，在委内瑞拉玛格丽塔岛举行的第七届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上，波萨达在马丁·佩雷斯·罗德里格斯及其他FNCA领导人的直接支持下，策划了另一场阴谋……” “……他是基金会于8月11日发表的、支持对古巴恐怖主义宣言的签署人……罗伯托·马丁·佩雷斯、费利西阿诺·福约和奥拉西奥·加西亚，是波萨达在1997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公开指出的其恐怖主义活动的‘资助者’。 “……他在迈阿密为博什和波萨达的画展担任监护人，这两人是1976年炸毁古巴民航客机事件的两个主谋，那次事件导致73人丧生。 “……1998年，这位‘政治犯’的伟大捍卫者犯下了他最肮脏的勾当之一：他与迈阿密黑帮的其他头目一起……将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极易腐败的埃克托尔·佩斯克拉，带去逮捕了五名渗透进恐怖主义组织内部的古巴人。 “……众所周知，他与谋杀智利领导人奥兰多·莱特列尔的凶手吉列尔莫·诺沃·桑波尔有着不可动摇的友谊……” “……共和党候选人必须知道，他这位73岁的受保护者曾是第一个宣称，在他梦想中战胜古巴革命的那一天，将有一辆推土机从圣安东尼奥角一直开到迈西角，以清除岛上目前的人口，这些人因以各种形式与革命产生关联而有罪。 “……另一次，当被问及在针对古巴领导人的袭击中误杀无辜的危险时，他宣称，即使‘教皇死了’他也毫不在乎。” 历史真相提醒我们，约翰·麦凯恩的父亲曾指挥1965年的两栖突击、入侵和占领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对抗由弗朗西斯科·卡马尼亚诺领导的民族主义力量。我非常了解这位该国另一位伟大英雄，他始终信任古巴。 我将这篇具有历史色彩的反思献给我们亲爱的记者们，以纪念古巴记者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与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如同家人。我多么希望能学习他们职业的技艺啊！ 古巴全国记者联合会（UPEC）慷慨地出版了一本名为《菲德尔·记者》的书，将于明天下午发行。他们给我寄了一本，其中收录了50多年前发表在地下或合法报刊上的多篇文章，由吉列尔莫·卡布雷拉·阿尔瓦雷斯作序，由安娜·努涅斯·马钦选编、撰写导言和注释。 从我与吉列尔莫·卡布雷拉最初接触起，我便称他为“天才”。这是我从那位非凡人物身上得到的印象，不幸的是，他于去年去世。此前，他曾在我们的圣克拉拉市心血管中心——由革命创建的一流机构——接受过心脏手术。 我重读了发表在《警报》、《波希米亚》、《大街》上的一些文章，那些岁月再次浮现眼前。 出于传递思想的需要，我撰写了那些文章。我这样做完全是出于革命本能。我始终遵循一个原则：文字必须朴实；概念必须为大众所理解。如今我有了更多经验，但力量却减弱了，写作也更加困难。有了革命，我国人民的水平已大大提高；任务也更加艰巨。 从革命的角度看，分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意见的诚实性。矛盾中将产生真理。或许在另一场合，值得努力就这一问题提出一些观察。 昨天发生了一件重要事件，这将在未来几天成为主要话题：英格丽德·贝当古及一批被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扣押的人员获释。今年1月10日，我国驻委内瑞拉大使格尔曼·桑切斯，应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政府的要求，参与了向国际红十字会移交克拉拉·罗哈斯的工作。她曾是英格丽德·贝当古竞选哥伦比亚副总统时的竞选搭档，于2002年2月23日被绑架。2001年9月10日被绑架的众议员孔苏埃洛·冈萨雷斯也与她一同获释。 这为哥伦比亚开启了和平的新篇章，古巴已支持这一进程超过20年，认为这是最有利于我国美洲人民团结与解放的途径。在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我在此不试图分析这一问题——当前复杂而特殊的形势下，这一进程与古巴、尼加拉瓜及其他国家在20世纪50、60、70年代的进程大不相同。 3月1日凌晨，使用美国技术对厄瓜多尔境内一处营地进行轰炸，该营地当时有哥伦比亚游击队员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访客；随后占领领土，对伤员补射致命一枪，并劫走尸体，作为美国政府恐怖主义计划的一部分，此举令全世界愤慨。 3月7日，里奥集团会议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举行，会上对此事予以强烈谴责，而美国政府却对此表示赞赏。 曼努埃尔·马鲁兰达，这位农民出身的共产主义者、近半个世纪前创建的这支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当时仍在世。他于当月26日去世。 英格丽德·贝当古虚弱且病重，其他被关押者健康状况也极为恶劣，他们很难再坚持下去。 出于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们为英格丽德·贝当古、三名美国公民及其他被关押者获释的消息感到高兴。平民本不应被绑架，军人也不应被关押在丛林那样的恶劣条件下。这些做法客观上十分残酷。任何革命目的都无法为其辩护。届时，有必要深入分析主观因素。 在古巴，我们通过立即无条件释放战俘赢得了革命战争。我们将每次战斗中俘虏的士兵和军官移交给国际红十字会，只收缴他们的武器。没有一个士兵会在面临死亡或残酷待遇时放下武器。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帝国主义正试图利用哥伦比亚发生的事件，来掩盖和为其对其它民族的种族灭绝暴行辩护，转移国际社会对其在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干预计划的注意力，并转移对第四舰队存在的关注，该舰队旨在支持其政治路线，彻底摧毁其它国家的独立，并攫取美国以南各国的所有自然资源。 这些事例应为我们所有记者提供借鉴。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正航行于惊涛骇浪之中，大众传播媒介掌握在那些以巨大经济、技术和军事资源威胁人类生存的人手中。这才是古巴记者面临的挑战！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 2008年7月3日 下午4时26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