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彼得·潘行动：美中情局对古巴的道德侵略

昨天我收看了《圆桌》节目。该节目分析了包括“彼得·潘行动”在内的多个议题，这是针对我国实施的最令人厌恶的道德侵略行为之一。监护权问题极为敏感。这是一次卑劣而令人作呕的打击。在我多年后读到的一部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小说中，提到了这一诽谤，它曾被用来对付1917年的十月革命。 此次针对古巴的行动策划者是沃尔什神父，一位听命于迈阿密主教的美籍天主教神父。 该行动始于1960年。众所周知，我国革命并未对任何人员离境设置障碍。这本应是自由人民自愿的行动。帝国主义者的回应，在诸多严重侵略行径中，便是“彼得·潘”。 当塔拉德里德评论此事时，提到了一位经济学教授的名字：安赫尔·费尔南德斯·巴雷拉。我忆起自己在贝伦学院读高中最后一年时，一位世俗教师曾为我们讲授一门课程——政治经济学。这当然并非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课程，后者是18年后被用来将我们逐出美洲国家组织的意识形态借口。那不过是关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简单而相当基础的内容。我们这些在当地就读的白人学生，还能是什么呢？这位每周授课两三次的老师总是准时出席，从未缺课。 我在《圆桌》节目中听到的话令我震惊。难道会是那位老师吗？我自问。我打电话向塔拉德里德索要信息。我与他一同核实了此事，因为他知道他曾是贝伦学院的教师。路易斯·巴埃斯也证实，我于1959年在哈瓦那某处遇见过这位老师，并曾批评过他的态度，但我不记得这个细节了。 几天前，沃尔什因其“彼得·潘行动”的“功绩”被追授勋章。他多年前曾宣称，自己接到了启动该行动的电话，并与中央情报局进行了协调。 5月底，费尔南德斯·巴雷拉之子阿尔瓦罗·F·费尔南德斯在数字杂志《进步周刊》上披露：“……他去世前几年在迈阿密，将我们召集到母亲、妹妹玛丽亚及其丈夫和我面前，告诉我们他曾是起草那部虚假法律的人员之一，该法律引发了‘废除监护权’的歇斯底里。因此，我毫无疑问地确信，彼得·潘行动是中央情报局在猪湾入侵之前策划并构想的一场阴险的不道德骗局。” 一名中央情报局特工将那份虚假法律草案从迈阿密带至哈瓦那。安赫尔·费尔南德斯·巴雷拉本人曾向《对照》杂志透露，他于1959年至1968年间为中央情报局工作。 卷入这场悲剧的每一名儿童——共计一万四千人——都走上了各自痛苦的道路。他们主要来自社会中产阶层。他们并非地主或大资产阶级子女，没有任何理由将他们卷入这场悲剧。当时存在一个美国大使馆，负责签发入境美国的许可。彼得·潘行动中儿童的签证以包裹形式寄出，随后在古巴填入孩子们的名字。没有任何儿童需要被拯救。多年来，革命已协助约一百万人离境，其中绝大多数前往美国——这个最富有的国家，它刺激着智力掠夺，并攫取受过教育的人才和劳动力。 美国绝不敢对任何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采取此类行径。这场鬼祟的阴谋究竟能对谁有利？ 芝加哥德保罗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玛丽亚·德洛斯安赫莱斯·托雷斯本人也曾是“彼得·潘”儿童之一，尽管她并非革命者，仍要求中央情报局解密近1500份关于“彼得·潘行动”的文件。中央情报局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解密。此事如此龌龊，以至于他们不愿将其公之于众。 尽管遭到拒绝，托雷斯教授仍申请并成功获得林登·B·约翰逊总统图书馆的许可，得以查阅一份美国政府文件。该文件拒绝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关于由联合国支付那些被送往美国的儿童的家长交通费用的提案。该材料已于15年前在美国媒体上公布。 “彼得·潘”是一场厚颜无耻的宣传伎俩，连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本人都会自叹不如。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 2009年6月11日 下午4点4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