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滩战役：帝国主义的第一场失败

1961年4月16日一年多以前，在经过严格分析和交换意见之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摧毁古巴革命。 这一阴险计划的基本工具是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帝国的政治文献用一个平淡无奇、近乎慈悲的术语“禁运”来指称它。 在时任助理国务卿莱斯特·马洛里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列出了这一阴险计划的具体目标：“大多数古巴人支持卡斯特罗——文件写道——……不存在有效的政治反对派……使政府失去内部支持的唯一可能途径，就是通过经济不满和贫困来引发失望和沮丧……必须迅速实施一切可能手段来削弱经济生活……拒绝向古巴提供资金和物资，以降低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目的是引发饥饿、绝望和推翻政府。” 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被称为“针对卡斯特罗政权的隐蔽行动计划”。 任何观察者，无论是否同意这些因缺乏基本道德而令人作呕的方法，都会承认这涉及征服一个民族的观念。在这个案例中，是地球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与一个具有不同起源、文化和历史的小国之间的对抗。 艾森豪威尔并非天生的罪犯。他看起来，也许就是，一个按照其所处社会标准教养良好、行为端正的人。他于1890年出生于得克萨斯州丹尼森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受过宗教教育，生活纪律严明，1911年进入西点军校，1915年毕业。他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只被分配了行政任务。 他于1941年首次担任部队指挥官，当时美国尚未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乔治·马歇尔指派他指挥在北非登陆的部队时，他已是五星上将，却缺乏实战经验。 罗斯福作为最富裕、军事手段最强大的国家的总统，承担起任命1944年6月（即战争结束前十四个月）在欧洲登陆的盟军最高军事指挥官的任务；他将此任务指派给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因为马歇尔——他最权威的上司——担任陆军参谋长。 五星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在诺曼底登陆前向部队讲话 他并非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在北非和诺曼底登陆中犯过判断错误，在诺曼底登陆中，他在盟军中有像蒙哥马利这样的严肃对手，也有像隆美尔这样的敌人；但他是一位严肃而严谨的军人。 在对五星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1953年1月至1961年1月任美国总统——进行上述必要介绍后，我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如此严肃的人，甚至敢于揭露军工复合体的恶劣行径，怎么会走向如此犯罪和虚伪的态度，以至于将美国政府引向对我国人民近一个世纪以来所追求的独立与正义的攻击？ 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国内外富人特权的凌驾，以牺牲人民最基本权利为代价。这个强大强国从未关心过我国穷人的饥饿、无知、失业、无地、无教育、无医疗以及最基本权利。 在试图驯服我国人民的残酷行径中，美国政府将把其国家的士兵拖入一场它不可能获胜的斗争中。 在历史事务中，有许多不可预料的因素，偶然性也起着不小的作用。我基于我所掌握的信息，以及那些日子里的亲身经历得出结论，那时诞生了“吉隆是美洲帝国主义的第一场失败”这一说法。从那段经历中我得出了许多结论。也许其他人也会感兴趣。 我们国家没有国民军队。当历史学家所称的第三次独立战争结束时——西班牙殖民军队已被击败、精疲力竭，只能勉强控制大城市——数千英里之外那个破产的殖民地，无法维持一支几乎相当于美国在越南战争结束时的军队规模，那场战争是对这个法国前殖民地实施的种族灭绝。 正是在这一时刻，美国决定干预我国。它用一项联合声明欺骗了自己的人民、古巴人民和世界，声明承认古巴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应当是自由和独立的。它在巴黎与战败的、怀恨在心的西班牙殖民政府签署协议，并通过贿赂和欺骗解除了解放军武装。随后，对我国强加了《普拉特修正案》，将港口交予其海军使用，并赋予其所谓的独立，但这一独立受制于一项宪法条款，该条款赋予美国政府干预古巴的权利。 我们勇敢的人民为争取独立而战，其斗争之激烈不亚于本半球任何其他民族，正如西蒙·玻利瓦尔所言，这个国家注定要以自由之名给美洲人民带来苦难。 古巴有一支由美国训练、武装和提供顾问的军队。我不会说我们这一代人比前人更有功绩，他们的领导人和战士在英雄斗争中是无与伦比的。我们这一代的特权是机会，更多是偶然而非功绩，去证明马蒂的理念：“一个从洞穴深处发出的正义原则，比一支军队更强大。” 基于正确的思想，在克服了艰苦考验之后，仅凭七支步枪，我们毫不犹豫地在马埃斯特腊山继续斗争，此前我们那支82人的分队因缺乏经验和其他不利因素，在抵达山麓前遭到袭击。仅用25个月，我们英雄的人民击败了那支由美国装备、提供战斗经验、通讯、训练中心和顾问的军队，这支军队半个多世纪来一直维持着我国和拉丁美洲的全面统治。 运用正确的战斗方法、尊重民众的原则和对敌的战争政策——救治伤员、在整个战争中无一例外地尊重俘虏生命——我们给了美国人创建的军事机器以毁灭性打击，并最终缴获了他们用来对付我国人民的十万件武器和战争装备。 1959年1月8日菲德尔进入哈瓦那 但还必须在思想战场上击败他们所拥有的巨大武器库，以及他们几乎垄断的信息媒体，这些媒体用甜腻的谎言淹没了整个国家。 没有工作的工人、没有土地的农民、受剥削的工人、文盲公民、没有医院的病人、没有书本或学校的儿童、无数在尊严和权利上受到伤害的公民，其数量远远超过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少数富人、特权阶层。 教育、科学、文化、艺术、体育，以及涉及人类发展的各种职业，在我国都缺乏支持，我国经济依赖于甘蔗单一作物和受美国跨国银行与企业支配的其他经济活动，北方强大的邻国借此强加其“民主”和“人权”。 我必须指出，像“拉科莱尼塔”这样的演出——几天前它在卡尔·马克思剧院上演——是由一位在1976年10月6日从巴巴多斯起飞的飞机上被美国政府恐怖分子杀害的人的儿子创建的，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无论是先驱者们这场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活动，还是他们当天闭幕的大会，如果没有革命给予我国儿童、青少年和青年的教育，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1961年4月16日，当宣布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时，自1959年1月1日胜利以来已过去两年零三个月。我们这支小小的、胜利的起义军在解放斗争中，仅拥有从暴政那里缴获的武器，其中绝大多数由美国提供。武装人民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不给美国侵略提供借口，就像他们在危地马拉所做的那样，我们试图从传统上向许多国家出口武器的欧洲国家，用现金购买步枪和其他武器。 我们购买了数万支7.62毫米口径的FAL半自动步枪，配备20发弹匣和相应的弹药，包括这些武器的反坦克和反人员手榴弹，它们被装在普通商船上运输，就像任何国家所做的那样。 但是，那些“非共产主义”的武器采购，因其质量对我们而言堪称优秀，后来发生了什么？ 第一艘船正常抵达古巴，带来了数万支FAL步枪。 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也没有发动反古宣传的借口。 然而，这种局面并未持续多久。第二艘船抵达首都一个重要码头，港口工人和起义战士正在卸货——当时还没有集装箱。我当时在土地改革研究所大楼的四楼或五楼，那里现在是革命武装部，位于革命广场附近；当我不外出在城市或全国各地时，那里是我的办公室。旧的总统府已被改为博物馆，新总统府尚未完工。那是1960年3月4日。一声巨响使整栋建筑颤动；我本能地望向港口，知道法国船只“拉库布雷”号正在那里卸货；一团浓烟从那个直线距离不远的地点升起。我立刻明白了发生了什么。 我想象着受害者，迅速下楼，带着一小队警卫跳上车，穿过狭窄的街道和拥挤的车流，驶向港口。当我接近时，听到了同一地点传来第二次爆炸。可以想象这次新爆炸给我们带来的焦虑。我想到那些正在帮助第一次爆炸受害者的工人和士兵可能遭受的伤害。我好不容易让车靠近码头，在那里看到了那些人戏剧性而英勇的表现。 大约100人死亡；伤者众多，急需救治。 “拉库布雷”号船遭破坏 次日，我们从大学出发，将死者沿23大道运送到同一墓地，一年零11天后，我们将在这里以革命方式安葬那些被挂着古巴标志的美国飞机轰炸的受害者。 3月5日，在工人和战士——这些卑鄙地被杀害者——的葬礼上，我第一次、也是完全自发地喊出了“祖国或死亡！”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这是一种深刻的信念。 许多调查尚待进行，但那一刻我已不再怀疑这场大屠杀的意图。这艘商船从欧洲港口起航时就已被破坏，破坏者是专家。 我给予了必要的调查应有的关注。我需要了解那些装着手榴弹的箱子——爆炸就发生在其中——是否可能因类似掉落或其他意外而爆炸。为排除这种可能性——专家们事先研究了手榴弹的安全机制后已将其排除——我下令将船上一些装有手榴弹的箱子从一千米高空投下；我观察了测试结果，没有一枚手榴弹爆炸。调查了这艘船的所有航程，很明显，是专家实施了破坏，这是美国政府批准计划的一部分。 我们得到了关于帝国主义可以期待什么的一课。我们毫不犹豫地转向苏联人，我们与他们没有原则性分歧。 我们获得了购买这些武器的相应贷款。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始向我们提供武器至今，已有超过一千艘船将武器和弹药运抵古巴，没有发生过一次爆炸。 我们的船只数十年来运送了古巴国际主义部队使用的大部分武器，也没有发生过一次爆炸。 菲德尔与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切及其他革命领导人 在“拉库布雷”号受害者葬礼上 1961年4月16日，我在前一天清晨叛徒轰炸的受害者葬礼上发表的演讲，是面向起义军同志、国民革命民兵和古巴人民的。我复述其中的原文段落和思想，没有它们就不可能了解那场战斗的重要性和激烈程度： “这是我们第二次聚集在这个角落。第一次是‘拉库布雷’号爆炸事件，那次事件夺走了近百名工人和士兵的生命。” “革命政府自成立之初，革命的敌人所做的第一个努力，就是阻止我国人民武装自己。” “……在外交手段失败后，他们转向破坏……以阻止这些武器落入我们手中……” “那次残酷的打击夺走了许多工人和士兵的生命，……我们有理由认为，破坏事件的罪魁祸首正是那些希望我们得不到这些武器的人……” “……我们所有人，我国人民，都深信，策划这一野蛮和犯罪行径的，是美国政府秘密特工的手。” “……对于这个国家的许多人，甚至国外的人来说，很难相信美国政府会如此卑劣；很难相信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会实施如此手段……那时我们还没有获得这两年来逐渐积累的惨痛经验；那时我们还不真正了解我们的敌人；……那时我们还不了解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什么；那时我们还没有机会一天天地验证其对我国人民和革命的罪恶活动。” “……当时我国已遭受一系列海盗飞机入侵，有时散布传单，有时焚烧甘蔗，有时试图向我们的糖厂投掷炸弹。” “……由于投弹的炸弹爆炸，海盗飞机及其机组人员自己炸毁了，……那次，美国政府无法像以往那样否认这些飞机来自其本土；……面对缴获的完整文件……它无法否认事实，……于是它决定向我们找借口并作出解释。” “然而，飞行并未停止……有一次，这种入侵给我方造成了大量伤亡。然而，这些事件中没有一件具有军事攻击的性质……” “从未有过一次行动具备纯粹的军事行动的所有特征。” “……几周前，一艘海盗船只闯入圣地亚哥港，炮击那里的炼油厂，同时其炮火造成驻守港口的士兵和海军人员伤亡。” “……这种性质的船只行动，若没有美国人在加勒比某个地点提供船只和补给，是不可能实施的。” “……这个大陆确实经历过外国军队登陆。在墨西哥，……在尼加拉瓜，……在海地，……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所有这些民族都有机会见识过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干预。” “……但这个大陆的民族从未有机会见识过美国政府情报部门的这种系统性行动……这个大陆的民族从未有过与中央情报局斗争的经历……后者不惜一切代价，执行其政府的指令，……系统性地摧毁一个民族劳动的成果，系统性地摧毁经济资源、商业设施、工业，更糟糕的是：工人、农民和我国勤劳诚实公民的宝贵生命。” “但是，尽管如此，上述所有事件中，没有一件像昨天那样，构成典型的军事攻击。那不是海盗飞机的飞行，也不是海盗船只的入侵：那是昨天清晨，在同一时刻，对全国三个不同城市的同步攻击；那是一场完全按照军事规则进行的行动。” “清晨同一时刻，对哈瓦那、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和圣地亚哥三地的同步攻击……由B-26轰炸机实施，投掷高爆炸弹，发射火箭，并在全国三个不同地点进行机枪扫射。这是一场具备军事行动所有特征和规则的行动。” “此外，这是一次偷袭；这次攻击类似于野蛮的纳粹和法西斯政府惯用的攻击方式。……希特勒匪徒对欧洲各民族的武装袭击总是这种类型：不宣而战、无警告、狡猾、背信弃义、偷袭。波兰、比利时、挪威、法国、荷兰、丹麦、南斯拉夫和其他欧洲国家就是这样被突然入侵的。” 菲德尔在演讲中 我提醒他们，1941年12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美国珍珠港基地做了什么： “……我们并非要进行比较——我说——因为当日本人与美国人交战时，那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两个剥削者政府之间的斗争，两个殖民主义政府之间的斗争，两个试图统治世界相当一部分市场、原料和经济的政府之间的斗争。” “我们与美国的不同在于，美国是一个剥削其他民族的国家，一个攫取了世界大量自然资源的国家，它使全世界数以亿计的劳动者为其百万富翁阶层服务。” “我们，通过我们的革命，不仅正在消除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剥削，而且正在消除人对人的剥削！” “美国在政治上今天构成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剥削体系，以及人对人的剥削体系。” “因此，日本与美国的斗争是类似体系之间的斗争；美国与古巴的斗争是不同原则之间的斗争，即缺乏一切人类原则者与高举捍卫人类原则旗帜者之间的斗争。” “然而，这些事实多么有助于理解！这些事实多么有助于揭示世界现实！这些事实多么有助于教育我们的人民！这些教训是沉重的，这些教训是痛苦的，这些教训是血腥的，但人民如何从这些事实中学习！我们的人民如何学习！我们的人民如何受教育、如何成长！” “……因此，我们成为世界上在最短时间内学得最多的民族之一。” “当我国只能接收到美国新闻时，要了解世界发生了什么该多么困难！他们向我们灌输了多少欺骗，使我们成为多少谎言的受害者！如果还有人对此有怀疑，如果这个国家还有善良的人——我不是指那些卑鄙的走狗，而是指能够诚实思考的男女，即使他们不与我们想法一致——如果还有人怀疑，如果还有人相信美国政策中还保留一丝荣誉，如果还有人相信美国政策中还保留一丝道德，如果还有人相信美国政策中还保留一丝羞耻、正直或正义……” “如果这个国家还有善良的人，他们有幸看到整个民族变成英雄和勇敢、正直的人的民族；如果这个国家还有人，其功绩、英勇和牺牲的积累与日俱增，如果还有人仍然心存怀疑；如果那些不与我们想法一致的人认为他们高举或捍卫着正直的旗帜，认为他们高举或捍卫着正义的旗帜，并因此成为亲美派和美国政府的捍卫者；如果这个国家还有善良的人持有这些怀疑，那么这些事实应该足以……让他们不再有任何怀疑。” “昨天，众所周知，轰炸机分成三组，清晨六点整从国外进入我国领土，攻击了我国三个地点；在每个地点，人们都英勇地抵抗，在每个地点，保卫者的英勇之血流淌；在每个地点，都有成千上万、甚至数百名目击者见证了那里发生的一切。此外，这是一个预期中的事件；这是每天都在等待的事件；这是焚烧甘蔗林、数百次侵犯我国领空、海盗飞机入侵、海盗船只凌晨炮击我国炼油厂等一系列事件的必然结果；这是美国政府与中美洲傀儡政府勾结策划的侵略计划的必然结果；这是美国在危地马拉建立的空军基地的必然结果，因为美国报纸和新闻机构甚至自己都已报道并厌倦了报道他们组织的雇佣军、准备好的机场、美国政府提供的飞机、美国教官、设在危地马拉领土上的空军基地。” “他们以为世界会知道对古巴的攻击吗？他们以为世界会知道发生的事情吗？他们以为或设想过有可能扑灭昨天在我国领土上投下的炸弹和火箭的罪恶回声吗？这会有人想到吗？有人能试图欺骗全世界，试图向全世界隐瞒真相，试图欺诈全世界吗？好吧，昨天他们不仅攻击了我们的土地，进行了一场精心策划、众所周知的背信弃义和犯罪攻击，使用美国飞机、美国炸弹、美国武器、由美国中央情报局雇佣的雇佣军；不仅做了这些，不仅破坏了国家财产，不仅夺走了许多年轻人的生命，其中许多人甚至尚未满20岁，而且，而且，美国政府昨天还试图以所能想象到的最厚颜无耻、最无耻的方式欺诈全世界！” “……他们向世界说的，也许已使数亿人相信的，昨天成千上万报纸所刊登的，成千上万广播电台或电视台所播报的，关于古巴发生的事情，世界或很大一部分世界，相当大一部分世界，是通过美国新闻机构得知的。” “‘迈阿密，4月15日。合众国际社。从菲德尔·卡斯特罗空军逃离的古巴飞行员，今天驾驶二世轰炸机降落在佛罗里达，此前他们轰炸了古巴军事设施，以报复他们中间一个懦夫的背叛。一架古巴空军的B-26轰炸机降落在迈阿密国际机场，被防空火力和机枪扫射打得千疮百孔，仅一个引擎还能运转。另一架降落在基韦斯特海军航空站；第三架轰炸机降落在另一个外国……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另一架飞机、另一架飞机在靠近海龟岛的海面上坠毁。无论如何，美国海军正在调查此案。要求不透露姓名的飞行员身着作战服下机，立即在美国申请庇护。’” “……‘迈阿密移民局局长爱德华·阿伦斯表示，申请正在审议中。那位留着胡子、降落在迈阿密的飞行员向移民官员表示，他和另外三名古巴空军飞行员几个月来一直计划逃离卡斯特罗的古巴。他补充说，由于加洛的背叛，他和另外两名飞行员决定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轰炸和扫射空军基地，给卡斯特罗一个教训。他说，他从自己的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基地起飞，其他飞行员则攻击了其他基地。这位飞行员表示愿意与记者交谈，但当摄影师试图拍照时，他低下头戴上了墨镜。’ “‘他解释道——请听听这个巨大的谎言和荒谬之言——他和另外几名飞行员在古巴留下了家人，担心卡斯特罗会对他们的亲属进行报复。’也就是说，他们声称偷了飞机，开了小差，却不透露名字，以免人们知道那些偷飞机、开小差的人叫什么。他们说自己是空军飞行员。” “美联社电讯： “‘迈阿密，4月15日。美联社——他们告诉世界的——迈阿密，4月15日。美联社。三名古巴轰炸机飞行员，担心在逃离菲德尔·卡斯特罗政府的计划中被背叛，今天逃往美国，此前他们扫射并轰炸了圣地亚哥和哈瓦那的机场。 “‘其中一架双引擎二战时期的轰炸机降落在迈阿密国际机场，一名中尉驾驶这架飞机。他讲述了他和其他三名B-26飞行员——古巴空军仅存的12名——几个月来如何计划逃离古巴。 “‘另一架飞机载着两人降落在基韦斯特海军航空站。飞行员姓名被保密。移民当局将古巴人拘留并没收了飞机。’” “‘……看看他们达到了何等厚颜无耻的程度，……帝国主义官员和领导人何等无耻；……他们甚至编造了一个连猫都不会相信的离奇故事，我想连玛丽·拉莫斯的小母猫也不会信。飞行员说——听听他们向公众披露的、为使新闻完整而添加的细节，为使骗局圆满而添加的所有细节，听听他们编造的故事——： “‘我是12名B-26飞行员之一，在迪亚斯·兰斯（古巴空军前司令）逃离及随后的清洗之后，我仍留在卡斯特罗空军。我和另外三名飞行员几个月来一直在计划逃离卡斯特罗的古巴。前天我得知，三人之一，阿尔瓦罗·加洛中尉——甚至给了个名字，他们随便编了个名字，一个古巴空军飞行员的名字；他们多么厚颜无耻、放肆！——前天我得知，三人之一，阿尔瓦罗·加洛中尉，他是B-26飞行员，编号FAR-915——碰巧这位飞行员就在圣地亚哥，他被派驻在那里——一直在与拉米罗·瓦尔德斯（G-2负责人）的特工交谈。我警告了另外两人，我们决定阿尔瓦罗·加洛，他一直表现得有点像个懦夫，可能背叛了我们。于是我们决定立即采取行动。昨天清晨，我被分配从我的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基地执行例行巡逻任务，飞越比那尔德里奥地区和青年岛附近。我在自由田基地通知了我的朋友，他们同意我们应该行动。其中一人应飞往圣地亚哥；另一人借口要检查他的高度表；他们计划从自由田基地于早上6点起飞——自由田基地没有B-26飞机，只有有故障的飞机。我于6点05分起飞；由于阿尔瓦罗·加洛的背叛，我们决定给他个教训，所以我飞回圣安东尼奥，他的飞机停在那里，对他的飞机和附近三架飞机进行了两轮扫射。撤离时我被轻武器击中，于是采取了规避行动。我的同志们已先行出发，攻击我们商定应攻击的机场。后来，由于燃油不足，我不得不降落迈阿密，因为我无法到达我们约定的目的地。他们可能在撤离前还扫射了其他机场，比如巴拉科亚海滩，菲德尔在那里停放他的直升机。’ “也就是说，这就是他们告诉世界的。不仅是合众国际社和美联社向世界传播‘古巴飞机’‘偷了飞机并轰炸了’的消息，而且还向全世界分发了这个离奇的故事，全世界成千上万不同的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昨天读到并听到了什么？欧洲、拉丁美洲许多地方、世界许多地方说了什么？” “……他们不仅断言了这种事，而且还编造了一个完整的、有细节和名字的故事，说明他们是如何策划一切的。好莱坞从未如此过分。” “‘墨西哥城，4月15日。美联社。古巴空军叛逃飞行员对古巴基地的轰炸在这里受到大多数报纸的欢迎，报纸与流亡古巴团体联合起来，称这次轰炸是反对共产主义解放运动的开始。政府保持沉默，而左翼学生和共产主义者团体支持古巴大使何塞·安东尼奥·普尔托恩多的声明，即空袭是帝国主义者的卑劣和绝望攻击。流亡古巴人中活动频繁。一位古巴消息人士评论说，古巴流亡新政府将在第一次入侵浪潮之后不久登陆古巴，建立临时政府，预计将迅速得到许多反卡斯特罗拉丁美洲国家的承认。’” “两家通讯社都发布了以下消息： “‘米罗·卡多纳博士发表的声明——这是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的消息——：今天早晨，古巴空军的一些军官为古巴自由发起了英勇的行动。在飞向自由之前，这些真正的革命者试图摧毁尽可能多的卡斯特罗军用飞机。革命委员会自豪地宣布，其计划已成功实施，委员会已与他们取得联系并鼓励了这些勇敢的飞行员。他们的行动是又一个例子，表明各社会阶层的爱国者可能在卡斯特罗无情的暴政下被拖入绝望。卡斯特罗及其支持者正试图说服世界——请听好——卡斯特罗及其支持者正试图说服世界，古巴受到来自国外的入侵威胁，而这次为自由而进行的打击，像以前的许多次一样，是由居住在古巴的古巴人发动的，他们决定反抗暴政和压迫，要么战斗至死。出于安全原因，不会提供更多细节。’” “米罗·卡多纳正是美国政府支持的临时政府首脑，他与一架行李已备好的飞机一起，随时准备在吉隆海滩一旦建立滩头阵地就着陆。” “……还没完；现在我们要彻底揭露那个在联合国扮演骗子的帝国主义分子，那个装作杰出、自由、左翼人士等等的阿德莱·史蒂文森……骗局继续，也就是说继续对世界进行欺诈：合众国际社和美联社已经传播了那个离奇故事，成千上万的报纸也刊登了，那些主要报纸都欢迎这些飞行员叛逃的消息。” “谎言的累积还不够。” “‘美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驳回了罗阿的声明，并重申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我重复一遍——美国武装力量都不会干预古巴。史蒂文森向委员会展示了合众国际社的照片，显示两架飞机今天降落在佛罗里达，此前它们参与了攻击古巴三个城市的行动。’ “‘它们尾部有卡斯特罗空军的标志——他指着其中一架说——有星星和古巴首字母；它们清晰可见。我很乐意展示这张照片。史蒂文森补充说，这两架飞机由古巴空军军官驾驶，由从卡斯特罗政权叛逃的人员操作。没有美国人员参与今天的事件，飞机也不是美国的——他强调——它们是卡斯特罗自己的飞机，从自己的机场起飞的。’ “‘古巴部长说，‘今晨的空袭无疑是大规模入侵企图的序幕，该企图由华盛顿组织、资助和提供装备。古巴政府罗阿庄严地在这个委员会和世界公众舆论面前，指控美国政府企图使用武力来解决其与成员国的分歧。’” “这里我们有了一个机会，很少有民族能如此全面、彻底地了解帝国主义是什么；……了解其金融、宣传、政治、雇佣军、秘密机构、官员等整个机器如何运作，它们如何如此平静、如此不可思议地欺诈世界。” “也就是说，他们组织攻击、准备攻击、训练雇佣军、提供飞机、提供炸弹、准备机场，全世界都知道，攻击发生了，然后他们平静地向世界宣称——一个知道会因这种对民族权利和和平如此怪异、如此卑劣的侵犯而愤慨的世界！……这些卑鄙的帝国主义者，在给半个多世纪的家庭带来丧亲之痛、在杀害了一小撮年轻人之后——因为我们安葬的这些人不是百万富翁寄生虫，不是被外国黄金收买的雇佣军，不是小偷，是我们人民亲爱的子女！他们是工人子女、普通家庭的孩子，不偷不抢，不剥削任何人，不靠别人的汗水或劳动生活，他们比百万富翁更有生存权！比寄生虫更有生存权！……因为他们不靠他人劳动生活，像美国百万富翁那样；不靠外国黄金生活，像那些被帝国主义收买的雇佣军走狗；不靠恶习、不靠偷盗生活；他们有权得到对其生命的尊重，而任何卑鄙的帝国主义百万富翁都无权派遣飞机、炸弹、火箭来摧毁我们祖国这些年轻、宝贵的生命！” “……任何同意这种罪行、同意这种野蛮行径、卑鄙地出售自己并支持这些罪犯活动、在街上、在学校、在任何地方阴谋反对祖国的人，都应得到革命给予的相应对待！” “帝国主义策划罪行、组织罪行、武装罪犯、训练罪犯、支付报酬，罪犯来了，杀害了七名工人子女，然后若无其事地降落在美国，尽管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声称他们是古巴飞行员，编造了一个离奇的、小说般的故事，向全世界散布，刊登在每一份报纸、每一个广播电台和电视台……” “还有哪个正直的古巴人会不明白？还有哪个正直的古巴人会怀疑？……让他们去那里亲自核实，看看他们说的话有没有一句是真的；让他们去核实反动派、帝国主义者和骗子牧师如何欺骗和欺诈世界，如何欺骗和欺诈各民族，现在是各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及其世界上所有骗子的剥削、欺诈和奴役的时候了，无论代价多大！” “……我认为美国总统即使有一丝羞耻心，如果美国总统有一丝羞耻心，古巴革命政府向全世界提出挑战……要求他在联合国出示他所说的从我国领土起飞的飞行员和飞机！” “……古巴将在联合国要求出示他们所说的从空军叛逃的飞行员和飞机！” “……为什么他们不拿出来？当然，美国总统有权不被称作骗子。……美国总统希望没人有权叫他骗子吗？那就把那两名飞行员带到联合国来！” “……如果美国总统不把这些飞行员带到联合国，以证明……他们在这里并从这里叛逃，那么不仅是古巴革命政府，全世界都有权称他为骗子！” “……美国帝国主义政府将不得不承认飞机是他们的，炸弹是他们的，子弹是他们的，雇佣军是由他们组织、训练和支付的，基地在危地马拉，他们从那里出发攻击我国领土，那些未被击落的飞机则飞到美国海岸寻求庇护。” “……美国政府如何能维持这个谎言？” “……我们不是驿马快信的时代，我们是无线电的时代，一个国家的真相可以传得很远。” “……帝国主义者不能原谅我们的，是我们在这里；不能原谅我们的，是我们的尊严、正直、勇气、坚定的意识形态、牺牲精神和革命精神。” “……他们不能原谅我们的，……是我们进行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用那些步枪捍卫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用昨天我国防空炮手将攻击者飞机打成筛子的勇气，捍卫这场社会主义革命！” “……这场革命不是由雇佣军捍卫的；这场革命是由人民的男女捍卫的。” “……武器在雇佣军手里吗？武器在百万富翁手里吗？因为雇佣军和百万富翁是一回事。武器在富家子弟手里吗？武器在监工手里吗？谁拥有武器？那些举起武器的手是什么手？……是富人的手吗？是剥削者的手吗？那些举起武器的手是什么手？难道不是工人的手？难道不是农民的手？难道不是因劳动而粗糙的手？难道不是创造的手？难道不是人民卑微的手？人民的多数是谁？是百万富翁还是工人？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是特权者还是卑微者？……” “同志们，工人和农民们，这是卑微者的社会主义和民主革命，由卑微者、为了卑微者、属于卑微者。为了这场卑微者的革命，为了卑微者、为了卑微者，我们愿意献出生命。 “工人和农民们，祖国卑微的男女们，你们发誓要用最后一滴血捍卫这场由卑微者、为了卑微者、属于卑微者的革命吗？ “同志们，祖国工人和农民们，昨天的攻击是雇佣军侵略的序幕，昨天的攻击夺走了七条英雄的生命，其目的是摧毁我们地面的飞机，但他们失败了，只摧毁了三架飞机，大部分敌机被击伤或击落。在这里，在倒下的同志墓碑前；在这里，在这些英雄的年轻人——工人子女、普通家庭子女——遗体旁，让我们重申我们的决心：像他们一样用胸膛迎向子弹，像他们一样献出生命，当雇佣军再来时，我们所有人，为我们的革命自豪，为捍卫这场由卑微者、为了卑微者、属于卑微者的革命自豪，面对任何敌人，都将毫不犹豫地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那篇演讲的结尾，无疑是一篇充满革命性问答的热烈号召。最后，我高呼工人、农民、卑微者、社会主义革命、祖国烈士万岁，并以“祖国或死亡！”结束，自一年多前在“拉库布雷”号爆炸事件中安葬烈士以来，这句话已成为习惯。 没人知道的是，当我演讲已近尾声、即将结束时，一名警卫同志走近我，告诉我敌人正在哈瓦那以西卡瓦尼亚斯湾附近登陆。 在黎明前摧毁我们小型空军的攻击之后，登陆是完全合乎逻辑、意料之中的。于是，我做了以前在演讲结束时从未做过的事。在惯常的“祖国或死亡！”之后，我继续简短地讲话。实际上，我开始向战士们下达指令。 在最后的掌声之后，我原话说道：“战斗去……让我们唱国歌，同志们。”（在场者齐唱国歌） “同志们，所有单位应前往各自营部所在地，鉴于为保持国家处于戒备状态而下达的动员令，鉴于最近几周所有事件和昨天卑劣攻击、雇佣军侵略所预示的迫在眉睫的形势。让我们前往民兵之家，整编营队，准备迎击敌人，带着国歌、带着爱国歌曲的诗句、带着‘战斗去’的呐喊，带着‘为祖国而死就是永生’、‘戴着镣铐活着就是生活在耻辱和屈辱中’的信念。” “同志们，前往各自的营部，在那里等待命令。” 仪式结束后，我前往“一号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代号——了解情况。 没有发生登陆，这是美国海军实施的一次演习。局势得到审查，并下达了指令。 之后，我在午夜左右离开。确信敌人即将行动，我决定争取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罗克萨娜·罗德里格斯，几天前去世，她是时任扎帕塔沼泽开发计划主任亚伯拉罕·马基克斯的妻子，她作证说，她打电话给塞莉亚，报告说安特洛·费尔南德斯中尉——哈耶格兰德军事单位指挥官——已通知她，在拉尔加海滩发生了登陆，并且在该地点可以听到猛烈的机枪和炮火声。 在塞莉亚传给“一号点”的便条中，她确认已与澳大利亚糖厂通话，并证实正在攻击吉隆海滩和拉尔加海滩。 指挥所的笔记标明时间为1961年4月17日03时29分。 回顾我在“大众大学”电视节目中的原话，即胜利三天后，我提到了03时15分，即我收到消息的时间。塞莉亚确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浪费一分钟。 从那一刻起，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事件。关于这些，我撰写了一份概要，从中可以探究详细、客观的历史，任何有时间、健康和足够精力的人都可以重建这段历史。 重要的是本质，本质绝不能改变。细节对最严谨的历史学家具有特殊意义。在这方面，我的兴趣在于希望我国青年能够接触到那些决定性年代的事件，了解他们的先辈为何为革命和今天青年所拥有的巨大文化遗产而冒生命之险，而他们有责任继续捍卫它。 “祖国就是人类！” 正如我在“大众大学”节目中解释的那样：“……我接到通知，并通知其他同志，在吉隆海滩和拉尔加海滩正在进行战斗，敌人已在那里登陆……” “我们派人核实、确认。在这种事情上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因为后来会传来关于某处有船只、另一处也有船只的消息……事实是，最终，在战斗中第一批伤员到达时，我们确信一支入侵部队正在用火箭筒、无后坐力炮、50毫米机枪和舰炮猛烈炮击。他们正在攻击扎帕塔沼泽的吉隆海滩和拉尔加海滩。毫无疑问，登陆确实正在那个地点发生，而且登陆部队得到了重武器的强力支持。” “吉隆海滩和拉尔加海滩的微波通讯不断传回攻击结果……直到攻击本身导致通讯中断……从凌晨3点到4点，我们再也没有拉尔加海滩和吉隆海滩的消息。” “扎塔帕半岛具有以下特征：这片位于海岸边的坚实陆地……岩石和丛林覆盖的坚实陆地……但在这片坚实陆地以北，是一片绝对无法通行的沼泽地带。” “以前没有任何通讯……一条窄轨铁路是那个地区农民唯一的通讯方式。” “在入侵发生时，扎帕塔沼泽地区有两百名教师在进行扫盲教育。” “这是扫盲运动试点地区之一。所有这些城镇——哈耶格兰德、科瓦东加、澳大利亚——……都无法从海上到达，完全是沼泽地。现在那里所有人都有了海滩。每逢周日，成千上万的人前往拉尔加海滩和吉隆海滩，尽管它们尚未完全建成。” “那里……有三百名沼泽地农民的子女在哈瓦那学习陶瓷、皮革加工、机械、木工。” “扎帕塔沼泽已成为最繁忙、最受欢迎的地点之一。” 1976年7月，我对瑞典电视导演盖塔诺·帕加诺说： “他们在一个可以坚持一段时间的地方登陆，因为那是一个极难收复的地点，因为通往那里的道路必须穿越数公里无法通行的沼泽，这使其变成了某种温泉关。” 拉尔加海滩——雇佣军企图占领它——位于澳大利亚糖厂以北29公里处。从拉尔加海滩到吉隆海滩，沿一条紧邻大海的公路，距离39公里，澳大利亚到吉隆海滩的总距离为68公里。吉隆海滩以北11公里处是卡约拉莫纳，它并非被海水环绕；而是一片被沼泽包围的坚实土地。吉隆海滩以南14公里是圣布拉斯；30公里是科瓦东加；东北方向36公里是奥尔基塔；44公里是亚瓜拉马斯。 在马埃斯特腊山，我没有安全警卫，也不需要。我与部队同行，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时，都有协助我处理各种事务的人员陪同。武器、医疗、补给和运输负责人各自执行任务，直至战争结束。塞莉亚负责我所在小分队的后勤，以及第1纵队战士的后勤。 暴政垮台时，我率领第1纵队的一支力量以及坦克、炮兵和两千名精锐部队——在反攻和起义军攻势中已被击败——向首都进发，这些部队中，我们救治了战斗中受伤的士兵，并无一例外地俘虏了他们。我带着他们，因为首都的局势尚未完全明朗。卡米洛和切接到指令，迅速沿中央公路推进，分别占领哥伦比亚兵营和卡瓦尼亚堡垒。那时，我第一次有了一支由劳尔从第二东方阵线弗兰克·派斯选出的战士组成的警卫队。 他们非常出色，陪伴了我两年多。之后，他们被派往革命的其他重要岗位。 安全事务交由内政部负责，由同志拉米罗·瓦尔德斯及其顾问领导。拉米罗是蒙卡达、格拉玛号和切一起参加过入侵的老兵。我从未对选出的任何人提出异议。他们通常是来自农民和工人家庭的年轻人，有着众所周知的左翼思想。 众所周知，我国因美国人的影响而存在思想混乱，美国人更多地依靠谎言和无知而非武力进行统治。 新警卫队员接受快速训练课程，通常勇敢果断，但毫无实战经验。 这并不太令我担忧。我主要关心每个人的个人品质。例如，他们要擅长使用武器和驾驶汽车。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学。 我要讲讲他们其中一人所说的话，这记录在他的书面证词中，关于4月17日凌晨登陆消息传来时发生的事情： “我正在走廊楼梯口站岗，记得接近凌晨时，楼内开始出现异常骚动。突然指挥官起身，开始不断打电话给各位军事首长。通话时，他不停地踱步，说：‘他们已经登陆了，就在我预料的地方。但没关系：我们要把他们碾碎！’……‘出发！’我心想：这下可糟了，美国人登陆了，这家伙疯了！我们迅速赶往‘一号点’。” 那天比文尼多真的吓坏了。 在“一号点”，4月17日凌晨，指挥官塞尔希奥·德尔巴列·希门尼斯（起义军司令、革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弗拉维奥·布拉沃·帕尔多上尉、哈瓦那防区各位司令：菲利韦尔托·奥利韦拉·莫亚司令、埃米利奥·阿拉贡内斯·纳瓦罗上尉、奥斯马尼·谢恩富戈斯·戈里亚兰上尉、罗赫略·阿塞韦多·冈萨雷斯上尉、劳尔·库尔贝洛·莫拉莱斯上尉（后来被任命为革命空军司令）、西德罗克·拉莫斯·帕拉西奥斯上尉等人已齐聚一堂。我正与各位首长通话。 我必须指出，在吉隆战役期间，优秀速记员在“一号点”轮班，以惊人的准确性记录了我与各指挥点的每一次通话，以及中央指挥所与作战区域各位首长的通话。我在这里转录了许多这些通话，它们以最少的解释标记了战役的进程，这些解释仅在我认为必要时才添加。如有不清楚之处，我会补充；很多时候我删除了粗话，仅在我认为有助于传达我们当时炽热情感时才转录。 来自“一号点”的笔记和命令： “03:30。指挥官塞尔希奥·德尔巴列（起义军司令、革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通知马坦萨斯民兵骨干学校，所有人员，包括卡车，都应准备投入作战。 “03:35。菲德尔指挥命令奥斯马尼·谢恩富戈斯·戈里亚兰（起义军上尉）将其防区所有营队用卡车准备好，随时待命。 “03:36。确认拉尔加海滩登陆。驻扎在澳大利亚糖厂的339民兵营立即向拉尔加海滩推进。马坦萨斯民兵营立即向霍韦利亚诺斯推进。” 谢恩富戈斯的339营本应部署在吉隆和拉尔加海滩，这是我本人在敌方登陆前足够早的时候亲自下达的指令。在多年前的一份证词中，1986年3月17日，即24年后，扎帕塔半岛开发计划主任亚伯拉罕·马基克斯证实：“登陆前一周，指挥官曾到过吉隆地区。他视察了海滨、机场、旅游设施，陪同的有指挥官吉列尔莫·加西亚和其他军官。他说，如果他要实施登陆，会选择这个地区，因为有两个出口通道和其他条件。他指示在机场设置四挺机枪，在吉隆的水塔上设置一挺50毫米机枪。他调拨了一千支捷克M-52步枪给民兵。他指示指挥官胡安·阿尔梅达将谢恩富戈斯的339营调往该地区。这些指示未能落实，因为几天后入侵就发生了。” 阿尔梅达派出了这个营。由于某种误解，该营有一个排部署在拉尔加海滩。如果该营已部署在吉隆和拉尔加海滩，而不是在68公里和29公里外的澳大利亚糖厂，对正在驶向这些地点的入侵者来说，后果将截然不同。 我在凌晨03时36分下达指令，要求该营连夜移动以支持在拉尔加海滩抵抗的战士，这是本应采取的行动。在白天下达这一指令是不合适的，因为那时敌方空降兵已被投放。大约早上6点30分，即3小时后，敌人投放了空降兵，以占领通往沼泽的通道。合乎逻辑的是，敌方B-26飞机——其中有许多曾向我们在马埃斯特腊山的阵地投掷炸弹的巴蒂斯塔飞行员——为降落在帕尔皮特的空降兵提供了空中支援，而我们的防空部队本应参与反击，但此时无法抵达该地点。 这是理解后续事件的一个重要观察。 “03:55。通知革命空军总司令，准备好两架海怒式飞机和一架B-26，满载弹药。胡利奥。（弗拉维奥·布拉沃·帕尔多上尉） “04:06。菲德尔命令空军总司令准备好飞机，组织两个编队：两架海怒式和一架B-26。 “04:45。菲德尔命令席尔瓦（路易斯·阿尔方索·席尔瓦·塔布拉达起义军上尉、战斗机飞行员）从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基地执行任务。两架海怒式和两架B-26；一架喷气式飞机（美国制造的T-33喷气式教练机）应准备好起飞保卫基地。席尔瓦率其他飞机携带火箭和弹丸，攻击拉尔加海滩和佩尔迪斯角的海滩头……05:20起飞，首先攻击船只，然后返回哈瓦那报告。喷气式飞机准备好保卫基地，还有防空部队……佩尔迪斯角（紧邻吉隆）也有，但现在更关注拉尔加海滩。” 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空军基地距拉尔加海滩149公里600米，距吉隆海滩176公里800米；只需几分钟。 “04:48。调动另一个营到马坦萨斯，占领从哈瓦那和马坦萨斯出发的所有桥梁，并在库基内保留四个营作为预备队。 “05:10。菲德尔指挥致电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确认是否已通知有三架B-26准备好。准备好B-26和喷气式飞机，携带火箭和炸弹，以便其他飞机返回后立即使用。必须有一架始终警戒基地，如果与飞机有通讯，同时向我们报告。25分钟后即可抵达目标上空。 “06:30。菲德尔关注革命空军，了解准备攻击的飞机情况，要求空军总司令亲自驾驶一架海怒式和一架喷气式飞机攻击拉尔加海滩，后方一架B-26。先前起飞的飞机返回后立即报告，并立即准备和起飞。立即执行这些命令。 “06:33。通知圣安东尼奥基地，通知我们的飞机飞越澳大利亚前必须报告，因为有开火命令。 “06:34。革命空军库尔贝洛向菲德尔报告：青年岛监狱上空有敌机飞行。我方飞机已向拉尔加海滩的船只开火。攻击船只和海滩，一架海怒式和一架B-26飞往拉尔加海滩。莱瓦同志担任编队队长。去，卸下弹药，返回。” “06:35。菲德尔命令：向帕塞斯阿瓜达部署两个反坦克炮连。从马坦萨斯出发的部队继续向帕塞斯阿瓜达推进。再部署两个反坦克炮连到马坦萨斯。” “06:40。菲德尔命令喷气式飞机准备好，有飞机正朝那里飞来。同时准备防空部队，喷气式飞机准备好，另一架飞机保卫基地。海怒式飞机飞往目标，喷气式飞机在空中或跑道上待命，准备攻击，防空炮火与飞机协同作战，击退侵略。” “06:46。另一编队飞往那里。（吉隆海滩） “06:46。青年岛：四架敌机攻击青年岛，我方正在开火。” “07:20。席尔瓦向菲德尔报告：你做了什么？你突破了吗？那艘船没打中吗？你们没攻击那艘船吗？海怒式飞机对那艘船做了什么？击沉它了吗？在吉隆上空做了什么？一艘登陆艇，你没击沉它。看到他们游泳了。再回去，狠狠打击，是的，是的。你们对它做了什么？再回吉隆海滩，击沉那艘船，击沉它，向吉隆的人开火，他们去了拉尔加海滩。你们回吉隆海滩，击沉那里所有的船。” “07:25。德尔巴列指挥官请求库尔贝洛：菲德尔问海怒式飞机是否返回了。嘿，告诉我，是的，是的，是的，告诉我，很好，注意那些飞机，其他人攻击吉隆，我们不能让那些船逃走，很好，很好。” “08:08。向佩平·阿尔瓦雷斯·布拉沃。（何塞·阿尔瓦雷斯·布拉沃，防空炮兵司令）你还剩多少炮连？仓库里还有吗？动员六个炮连，留一个警戒，我们要坚守。你负责指挥这些炮连。不，你必须调动它们以支持炮兵和坦克。关键是炮兵和坦克。很好，祖国或死亡！” “08:13。谁在讲话？打电话给阿尔梅达或安赫利托。（安赫尔·马丁内斯，前西班牙共和国军上校，阿尔梅达司令在中央军的军事顾问）安赫利托？应派一些部队经胡拉瓜前往霍韦利亚诺斯。推进到霍韦利亚诺斯，沿海岸线前进。很好！他们？从哪里？但他们能从哪里推进？他们推进了吗？好吧，出去打击那些孤立的空降兵，他们注定要灭亡；霍尔基塔的空降兵注定要灭亡！用你们民兵的力量对付他们。” 这是我收到关于敌方空降兵投放的第一条消息。 “阿尔梅达？派一些部队经霍韦利亚诺斯推进，以沿海岸作战。菲利韦尔托（起义军司令菲利韦尔托·奥利韦拉·莫亚）将沿吉隆方向推进，你派出的由托马谢维奇（起义军司令劳尔·梅嫩德斯·托马谢维奇，中央军总参谋长）指挥的营队。那么，这支部队应从胡拉瓜向吉隆推进。派一个连推进，不要让敌人逃脱。” “08:20。致德尔巴列（亲自）。命令佩德罗·米雷特至少调动12门122毫米大炮，由大学学生人员操作，向澳大利亚糖厂方向推进，沿海岸线部署。 “必须准备防空。跑道上两架海怒式飞机，以对抗B-26。为明天做好准备。这些飞机今天下午到达，要快，它们必须为我们今天的部队提供掩护。今天我们要击沉船只，明天我们要击落飞机。” “08:21。切致电菲德尔（从比那尔德里奥）：怎么样？什么类型的迫击炮，切？什么迫击炮？我们正在巴拉科亚训练那支部队，你想让我们派过去吗？好吧，我会和这些人谈谈，让他们派过去，我会和乌尼韦尔索谈谈，让他从比那尔德里奥派些人过去。好的。我要派往哪里？好吧，这得从那边弄。……我派往阿尔特米萨……最好的，但现在弄运输工具不容易，因为他们正忙着炮兵连。好吧。真正的战斗已经开始了。我们会胜利！” “08:22。致乌尼韦尔索·桑切斯，比那尔德里奥的反坦克炮兵部队，以及托兰斯（马里奥·托兰斯·里卡多起义军上尉）向切派遣120毫米迫击炮。” “08:23。致乌尼韦尔索·桑切斯。切有六个炮连，但没有操作人员。我建议你从比那尔德里奥训练最好的人员中派些过去……大炮已经在那里了。他们已经很了解情况了，至少，即使不太了解，也知道一些。” “08:26。致库尔贝洛——革命空军。……我们要击落飞机，但今天我们要击沉船只！击沉船只！击沉船只，该死，你必须击沉很多船只！见鬼去吧，用炮火轰击他们！”我以这个节奏从03:30起持续下达指令。 “08:42。致奥斯马尼。（亲自）。基科（恩里克·冈萨雷斯起义军上尉）应运送坦克备件和弹药。” “08:45。致奥斯马尼。（亲自）。库尔贝洛的命令是摧毁船只，摧毁船只！” “08:46。致奥斯马尼。我们来数一下。一、菲利韦尔托，二、霍韦利亚诺斯，共三个，一个在马坦萨斯，四个。哈瓦那还剩多少？（奥斯马尼报告还剩三十四个营）我再派四个：一个到哈耶格兰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明天早上要用它来包围。但这没关系，让他们午夜十二点到达哈耶格兰德，四个轻型营；两个轻型，两个重型。是的，因为我们要拿下一切。” “08:47。致阿拉贡内斯。（亲自）。胖子：早上6点这里就干净了。我非常了解那里；早上6点就干净了。我们今晚要进去；全力以赴！” “08:48。致劳尔·卡斯特罗（在东方）。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你与这场热闹无关，但要保持警惕。怎么？到目前为止，敌人从南部登陆。我不能给你细节，我不该透露细节，但你们要保持警惕，注意山区和所有地方，但我想他们把兵力集中在这里，你知道的。很好，祝你好运！回头见。” “08:53。德尔巴列指挥官请求与库尔贝洛指挥官通话，德尔巴列说我们的任务是集中攻击拉尔加海滩和卡约（吉隆）海滩的船只。” “08:58。致库尔贝洛。革命空军。告诉我。怎么样？是的。怎么了？是的。飞行员呢？他在哪里？是的。敌方船只呢？是的。没有击沉任何一艘吗？很好。要保持士气。击落他们一架飞机了吗？好的，海怒式，我们现在还剩多少？告诉我。好的，继续战斗。喷气式飞机呢，已经去了吗？这里，什么？喷气式飞机呢？他们被扫射了吗？船只没有撤退吗？必须继续开火，用一切手段！是的，要为我们被击落的同志报仇！同志，要为他报仇！用喷气式飞机去击落他们的B-26！好的，他们会有弹药的。回头见，同志。” 勇敢的起义军上尉、战斗机飞行员路易斯·阿尔方索·席尔瓦·塔布拉达，我于凌晨4点45分与他通话，已被击落。 09:09时，我成功与科瓦东加糖厂取得联系。 “致科瓦东加糖厂。‘告诉我，是的。听着，同志，（贡萨洛·罗德里格斯·曼蒂利亚，切莱）请告诉那位同志，不能从那里撤退。告诉我。好的，告诉我一件事：帕塞斯阿瓜达有部队吗？没关系，那是我们的飞机在轰炸。我们的飞机正在不断轰炸敌人。好了，听着：不要撤退，同志，增援已经在路上了，但他们推进需要时间。他们应该已经过了帕塞斯阿瓜达。打电话给帕塞斯阿瓜达，我会打电话让他们派增援过去。勇敢地抵抗，同志们！很好！祖国或死亡！’。” “09:13。致德尔巴列。（亲自）。（有人报告交通部塞德诺已下令停止所有交通）告诉他不要，除非必要，否则不要执行那个命令。” “09:20。革命空军向德尔巴列指挥官报告，两架敌方B-26正在追击我方一架喷气式飞机。另一架喷气式飞机已起飞支援。” “09:25。致库尔贝洛。圣安东尼奥革命空军。嘿，库尔贝洛，看看能否调一架喷气式飞机，保护我方部队沿澳大利亚糖厂至索皮亚亚尔的公路。是的，你能调一架喷气式飞机吗？好的，它降落后，给他下命令，并通知他起飞保护我方部队，至少半小时；在澳大利亚糖厂和索皮亚亚尔之间，有一架B-26在捣乱，保护我方推进，看看25分钟内能否到达那里。我会与费尔南德斯联系。它一返回，就看看能否提供支援。不，在澳大利亚和索皮亚亚尔之间。好的。” “09:28。致费尔南德斯——澳大利亚。喷气式飞机将在30至40分钟内到达，保护那条公路……” “09:30。致德尔巴列（亲自）。命令所有巡逻艇今晚集结，前往需要的地方。（德尔巴列问是否需要留一些在这里）不，不需要。” “09:31。致库尔贝洛革命空军。库尔贝洛：你能提供那种支援吗？朝那个方向？会保护我们吗？是的。保护澳大利亚和索皮亚亚尔之间。好的，我会通知那里。20分钟内能到达吗？很好。还有那两架追击海怒式飞机的！很好！” 关于空中支援，我在09:40和09:42又回到这个问题。 “09:50。（德尔巴列报告卡雷拉斯飞行员击沉一艘船，另一艘受损，正在下沉，并击落一架B-26，其一侧机翼着火后撤退。他已返回加油并继续攻击那艘半沉的船。）询问马坦萨斯坦克是否已通过那里。应部署在马坦萨斯的防空炮连应伴随坦克直到霍韦利亚诺斯。” “10:00。致库尔贝洛。革命空军。库尔贝洛：费尔南德斯没有向我报告。你必须向飞行员清楚地说明，是澳大利亚糖厂到拉尔加海滩的公路，即澳大利亚糖厂到拉尔加海滩的公路，喷气式飞机需要在那里提供空中保护，但不必飞到拉尔加海滩，只需到帕尔皮特。当一架返回时，另一架起飞，你必须清楚地说明：为该地区提供空中支援。是的，大致上，为推进的部队提供保护。澳大利亚到拉尔加海滩，到卡约拉莫纳吗？什么？是的。好的，在公路上保持持续支援，这很重要，并持续攻击船只。始终保持警惕，因为他们明天会试图在那里发动攻击。在公路上保持尽可能长时间的支援。我会通知你。好的，很好。” “13:02。菲德尔·卡斯特罗致东方劳尔·卡斯特罗指挥官： “嘿，米罗·卡多纳坚持说东方有登陆。是的，嘿，没关系。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大量使用反坦克炮，以防他们带来一些坦克。所有反坦克炮就位，迅速抵达。我们不知道；俘虏第一个人后我会通知你。一名空降兵已死亡，但别着急，别担心。听着，劳尔：机场要大量防空部队……我们再问一次，但到达时必须到位。还有一件事：如果明天那边形成什么情况，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可以派空军过去。空军表现完美（……）我不能确定，但不用担心。是的，因为他们非常坚持，但他们在这里投放了空降兵，并全力试图控制这里。我认为主要攻势集中在扎帕塔。不能确定，但他们投入了大量空降兵；我认为他们所有的空降兵都用上了。保持高度警惕。劳尔：大量坦克和防空部队。用防空部队支援人员。之后会派空军过去，但要有大量防空部队。我会查一下那400人什么时候出发、从哪里出发。去哪里？我不知道，但我会查一下。大量防空部队，保护人员，因为他们有飞机。好的。” 在“一号点”，我在前往作战区域前发布了50多条命令和措施。 何塞·拉蒙·费尔南德斯的证词：“大约是4月17日凌晨02时40分。我没有任何关于入侵的消息，即雇佣军登陆，是他本人告诉我正在扎帕塔沼泽地区发生登陆。” “他命令我立即动身前往马坦萨斯，并率领民兵骨干学校——我也兼任该校校长——去抗击入侵。” “‘开上车，全速前进。’ “我出发稍晚了些，因为我在寻找该地区的地图——我只和指挥官去过一次沼泽地，以前从未去过那里，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除了有一天从埃斯坎布赖伊回来时——地图仓库锁着。……大约半小时后指挥官又打电话来：‘你还在那里吗？还没出发吗？’好吧，我不记得我们是否撞开了门，拿到了地图，立即出发前往马坦萨斯。他打电话时还指示我不要通知马坦萨斯学校集合，他会负责下达动员命令。果然，当我到达时，学校已经集结完毕。” “我一进入那个设施——现在是中央军司令部所在地——就有人在哨所告诉我：‘指挥官在找你。’我去了那里，再次与他通话，他再次指示我前往哈耶格兰德。他问我走哪条路。我对道路不太熟悉，在地图上查看后，知道可以从哪里进入哈耶格兰德。” “……我出发，打算从科隆进入，最终是从佩里科-阿格拉蒙特进入。到达霍韦利亚诺斯时，在公路上，起义军上尉何塞·A·博罗特·加西亚和另外两三个同志在那里。他们示意我停车，几乎奇迹般地停了下来。然后我对他们说：‘拜托，请不要打断我，我车里满载，很着急’……然后他们说：‘不，不，是指挥官在找你。’霍韦利亚诺斯的军营就在那里，镇入口处。我去了那里，上楼，再次与指挥官取得联系。他指示我去澳大利亚糖厂行政楼——那里有一部电话，拿起就能与‘一号点’通话——直接过去，一到就与他联系。我于早上七点多到达哈耶格兰德。” “……从马坦萨斯沿中央公路出发，那是当时最好的道路，花了两个多小时。” “……大约早上08:00，糖厂管理员在那里。我走过去问： “——这里的电话在哪里？ “果然，我拿起电话，再次与指挥官通话，他指示我不要离开电话，并弄清情况，向我通报所发生的一切。” “这是我在澳大利亚糖厂接到指挥官的第一次电话，之后，一整天里，我记不清还接了多少次，太多了。” “人们开始聚集……那里聚集了一百多甚至两百人，请求给他们武器去战斗。” “收到登陆消息后，339营指挥官、起义军上尉拉蒙·科尔德罗，当时在澳大利亚糖厂附近的部队，派遣其第一连和第二连的部队在帕尔皮特和拉尔加海滩之间迎击敌人，在不利条件下与之交战：敌人装备更好、组织更严密、训练有素得多，且处于有利的防御位置。在这场与侵略者的激烈交锋中，许多民兵牺牲，该营这部分部队几乎被冲散。不久，天亮前，339营其余部队也在营长直接指挥下推进，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作战。” “他告诉我，用我的人拿下帕尔皮特。我看着地图说：‘指挥官，我在地图上找不到任何帕尔皮特。’由此引发了一场长时间争论：‘我找不到，这里没有帕尔皮特。’‘好吧，找帕尔皮特，它应该在附近。’ “然后，地图是错的，写着‘帕里特’——这是五十年代军事版地图——而不是帕尔皮特，我继续在地图上寻找。我说：‘看，这里有个地方叫帕里特，在某个点和某个点之间’，他回答：‘就是那个，不是帕里特，是帕尔皮特，拿下帕尔皮特。’ “菲德尔再次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营正在抵达。这是来自科隆地区的219-223营，由罗伯托·贝尼特斯·洛雷斯上尉指挥。” “这是由尚未完全组建或组织良好的营队人员组成的，但那些人表现出高昂的士气，尽管他们从未进行过射击训练，每人只携带一支M-52步枪和二十发子弹。我给他们下达了占领帕尔皮特小村的任务。” 这里费尔南德斯的回忆可能有些混淆；他于1988年4月17日，即事件27年后讲述了这段故事。在我当天发出的上百条速记员记录的通话和命令中，没有一条提到那个科隆地区的营。我当天命令调动的第一支部队，是由哈罗德·费雷尔率领的第1纵队军官组成的部队，共600人，配备FAL步枪，并配属一个坦克连及其指挥官洛佩斯·库巴，那晚他们攻击了拉尔加海滩。我亲自在帕尔皮特向这支部队下达了指令。 马坦萨斯民兵骨干学校，由何塞·拉蒙·费尔南德斯领导，被派去抗击入侵，恰恰是因为它是训练最精良的部队之一，且靠近敌人选择的登陆点。 费尔南德斯的证词继续： “那里一次敌方空袭造成六人死亡，并迫使他们后退。（指从科隆来的营）我命令他们再次前进，确保公路，特别是涵洞。” “之后，来自雷斯联盟的227营，由起义军上尉奥兰多·佩雷斯·迪亚兹指挥，出现在澳大利亚。我委派他拿下帕尔皮特，民兵学校部队比他先到达，因为是步行推进，而学校部队乘坐车辆。” 这是另一支由勇敢战士组成的部队，像科隆部队一样，他们向澳大利亚糖厂推进，未经我和中央指挥所知晓。这是我国人民爱国精神的有力证明。除马坦萨斯民兵骨干学校外，所有步兵、坦克、防空和地面炮兵部队都从哈瓦那派出，因为作为首都，它拥有最精锐、最有经验的部队来对抗一支由美国训练和武装、得到海空力量支持的突击旅。我认为这些数据很重要，因为它们有助于理解这场历史性战役的 circumstances。 费尔南德斯继续讲述： “大约早上09:00，民兵骨干学校营到达。我不让他们下车。我爬上一辆卡车的车顶，在那里，他们靠近了，我对他们讲话。我告诉他们拿下帕尔皮特，然后派一个连拿下索皮亚亚尔，位于帕尔皮特以东约6至7公里，这将封锁那里存在的机场跑道，并确保该地点。” “当传来他们已拿下帕尔皮特的消息时，我打电话给指挥官，他问我： “——你拿下帕尔皮特了吗？你的人在帕尔皮特吗？你确定？ “——确定，指挥官。 “——我们赢了！”费尔南德斯回忆道，我喊道。尽管我的通话速记记录中没有这一结论，但这一结论并非不可能，因为沼泽彼岸的滩头阵地，距澳大利亚糖厂25公里，已掌握在我们手中。我曾说过一次“我们赢了战争”，当时格拉玛号幸存者寥寥无几，我看到了1200米高的卡拉斯峰令人震撼的林木覆盖的山峰，我们正在寻找的作战舞台。但在吉隆，现实是，那天那个时候，一切尚待完成。 费尔南德斯总结道： “因此，一个月后，菲德尔在民兵学校毕业典礼演讲中，提到该校牺牲的战士时说道：‘……这个单位，其成员没有成为民兵骨干，却成为了祖国永恒的英雄。’” 劳尔·库尔贝洛·莫拉莱斯的证词： “我认为我的情况与其他许多同志相似。尽管我对航空一无所知，却承担了这一职责。在关键时刻，菲德尔出于其本能和战争直觉，希望在圣安东尼奥有人能理解他下达的命令。我很幸运，我是西恩富戈斯人。革命胜利前，我曾骑马去过亚瓜拉马斯，熟悉整个地区直至吉隆。这是一个巨大的幸运，因为如果登陆发生在马里埃尔或本田湾，这些我都不熟悉的地区，我在指挥军事行动时会遇到困难。菲德尔对登陆地区的道路和整个区域了如指掌，因为革命修建了道路、堤坝，他将那里的一切都记在心里，每次他给我指出一个地点，我都能回应，当他指示我在他指出的任何地点进行空中行动时，我都能执行。” “菲德尔多次致电圣安东尼奥指挥所。我驻扎在指挥塔，在那里接收指挥官的指示。” “劳尔·格拉·贝梅霍指挥官，马罗，是空军司令，他是司令，我是上尉。” “我记得我对马罗说：‘我不了解这里的地形条件，我不知道武器在哪里，也不了解战机备战操作，所以你负责地面事务，我去指挥塔，在上面与飞行员们一起接收总司令的指令。’ “马罗以毫无保留的热情、勇气和决心，在后方人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马罗与我关系很好。” “有一个因素是决定性的，这展示了总司令的军事艺术。” “我的想法是攻击地面部队。菲德尔回答我：‘不，要攻击船只。攻击船只！’ “当时我不理解，后来在军事学习中才明白。在对抗海上登陆的战斗中，首先要使正在实施登陆的海上力量失效。这就像他从未在伟大军事学院学习过一样，凭借菲德尔特有的直觉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在马埃斯特腊山的战争与船只或这类行动无关。也许他在阅读一战、二战、罗马伟大战役和其他军事理论家的著作时，获得了这些历史知识。” “他再次强调：‘要击沉船只。’就在那时我对他说：‘看，指挥官，碰巧卡雷拉斯在我身边。如果您愿意，我让他接电话。’ “他回答：‘让他接！’于是他要求卡雷拉斯：‘击沉那些船只！攻击船只，卡雷拉斯！’正是在那一刻。不久后卡雷拉斯驾驶飞机起飞，随后我们得知他首先向‘休斯顿’号发射火箭，然后是‘里奥埃斯孔迪多’号。” 这是劳尔·库尔贝洛的真诚话语。 鉴于这位飞行员所完成壮举叙述的英雄主义和优美，我必须在这篇反思中收录恩里克·卡雷拉斯·罗拉斯将军1979年向古巴文学出版社讲述的内容，以及保存我们为数不多的战斗机的重要性。 恩里克·卡雷拉斯·罗拉斯将军的证词： “总司令经常来我们圣安东尼奥空军基地。他与技术人员和飞行员交谈。 “在这些谈话中，他说：‘看，你们飞的这些破飞机，必须分散停放，不要挤在一起，这样如果遭受空袭，敌人只能摧毁报废的飞机。把它们彼此分开，以迷惑敌人，保护我们的战机。我确信他们会攻击我们。在他们到来之前就行动。’果然如此。” “当我在飞机上值班时，有人通知我总司令想与我通话。 “‘卡雷拉斯，吉隆海滩正在实施登陆。起飞，天亮前抵达那里。击沉运送部队的船只，别让他们逃掉。’ “早上5点接到起飞命令。当被告知是登陆时，我以为是指某艘游艇或更大的船只正在海岸上放下人员。我万万没想到，在巴伊亚德科奇诺斯和吉隆海滩上空等待我的会是那样的景象。起飞时我们只有三架可用：两架海怒式和一架装备不良的B-26。我率先升空，担任编队队长。布尔萨克（古斯塔沃·布尔萨克·米拉尔）和席尔瓦（路易斯·席尔瓦·塔布拉达）紧随其后，他们给拉加斯（雅克·拉加斯，智利飞行员）开了个玩笑。20分钟后，我们飞抵目标上空。从6000英尺高空向下第一眼看到的景象，让我以为在做梦，或者眼前正在播放二战纪录片或电影。我想我看到的就像是一次小规模的诺曼底登陆。在吉隆海滩附近海岸，至少有七八艘大型船只和无数登陆艇、登陆驳船正在忙碌。我看到一艘巨大的运输船驶入巴伊亚德科奇诺斯，后面跟着一艘护卫舰，这是仅次于驱逐舰的重要海军舰艇。 “我几秒钟内自由决断。我选择了第一个目标：驶向拉尔加海滩的船只。我通过无线电用暗号向同伴下达指令，率先发起攻击。从5000至7000英尺高空俯冲而下，我们的目标是‘休斯顿’号，一艘8000吨的自由轮型运输船，满载部队和军事物资。在1500英尺高度，我瞄准了目标，发射了四枚火箭。内心有些异样感觉。我感觉自己仿佛被一层薄雾笼罩。我只有有限的空中射击训练经验，从未经历过战争。 “我们已经暴露在敌人面前，随之而来的防空火力如同疯狂。数十个炮位——机枪和火炮——向空中倾泻着弹雨。看到被曳光弹照亮的空间和炮弹爆炸的景象，真是令人震撼。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演练的是神风敢死队式的行动，就像日本自杀飞行员一样。 “我启动了火箭发射装置，注视着火箭的轨迹。我承认，看到它们命中‘休斯顿’号的船尾，我感到惊讶。那艘船开始冒烟，我看到其船员紧急转向，试图将船搁浅。布尔萨克和席尔瓦也向‘休斯顿’号发射了火箭，同样直接命中。护卫舰意识到这艘船已无法挽救，因为它正在进水，开始 zigzag 并掉头驶向巴伊亚德科奇诺斯口，与吉隆海滩前的舰队会合。 “我对目标又进行了两轮扫射，打光了所有机枪弹药。然后返回基地。 “当从驾驶舱下来时，大家都很兴奋。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切对我来说似乎很简单——按按钮，看着一艘船的结构像纸一样碎裂——我想把发生的一切告诉所有人。库尔贝洛在作战室叫我，我作了报告。后来他们告诉我，一开始他们几乎听不懂我说的话，因为我开始把方向搞混，解释得一团糟。直到我稍微平静下来，才能整理出一份像样的报告。 “总司令卡斯特罗已经很高兴。我们为他献上了第一艘船。 “我不知道他们花了多长时间重新准备我的飞机。加油、装弹。机械师和军械人员飞快地行动。他们用正常时间的三分之一完成了工作，我估计，然后我再次升空，这次携带了八枚五英寸火箭。我飞往吉隆海滩。从高空我看到‘休斯顿’号在拉尔加海滩附近搁浅，像一条垂死的大鱼。在吉隆海滩前方，我看到一艘比‘休斯顿’号更大的船。那是‘里奥埃斯孔迪多’号，后来我得知，这是为雇佣军运送最多人员和装备的船只之一。船上载有那些恶棍一旦登陆就打算向古巴人民广播的发射台。此外，还有卡车、飞机备件——他们的计划是在吉隆海滩的跑道建立一个空军基地，并从那里用他们的飞机作战——飞机燃料和大量储备。‘里奥埃斯孔迪多’号位于海岸以南约三英里处。 “我的海怒式火箭如冒烟的闪电般射向这艘巨轮。命中！它们击中了船的正中央。我讲述这件事的时间比‘里奥埃斯孔迪多’号爆炸、被火焰吞没的时间还要长。 “当我还在欣赏这对我来说尚且新奇的景象时，注意到一架B-26正朝我飞来。我以为是席尔瓦的飞机，但立刻意识到我们当时没有B-26在飞行。欺骗几乎完美，因为我在那架飞机上唯一注意到的不同之处是机翼上的蓝色条纹。除此之外，它有着与我们飞机完全相同的颜色、古巴国旗和革命空军标志。我转弯，利用‘愤怒者’（海怒式）比轰炸机更快的速度，成功占据其尾部位置。这是一个完美的‘十二点钟’位置。（飞行员用这种术语来描述空中对手的位置） “尽管我占据有利位置，B-26还是先用尾部机枪向我开火。我用50毫米机枪进行了长点射，击中了其一个发动机。我看到它高度下降，冒着烟，朝下方航行的军舰飞去，似乎在寻求保护。最终它坠海，靠近一艘船。 “我不知道是B-26的射击还是船上防空炮火的击中，但我意识到我的发动机被击中了。海怒式出了故障。尽管如此，我对船只进行了多次扫射，直到弹药耗尽。然后飞回基地。着陆时，飞机反应不正常。机械师刚一靠近，就给了我解释。两枚炮弹击中了我的一个气缸，这是相当严重的故障。 “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驾驶那些飞机中的任何一种，都比与敌人进行枪战更危险。 “非常遗憾，我不得不被迫休息。维修需要时间，那天我无法再飞行了。 “但我非常高兴：战果是两艘大型船只和一架敌机。 “我认为菲德尔·卡斯特罗会感到满意。卡雷拉斯没有让他失望。” 飞行员一天之内就使‘休斯顿’号上的一个完整雇佣军营失去战斗力，使其无法参战，并在‘里奥埃斯孔迪多’号上造成大量伤亡；整个舰队都在逃窜。我估计我们拥有的敌方作战飞机数量只有其一半。 劳尔·库尔贝洛解释道： “卡雷拉斯攻击了船只。首先使‘休斯顿’号受损并搁浅，返回基地后再次攻击巴伊亚德科奇诺斯，击沉‘里奥埃斯孔迪多’号。这是最重要的一艘，因为它携带了燃料和大量储备弹药，这对雇佣军的目标至关重要。 “我认为这是关键时刻，随后又出现了其他决定72小时战局的时刻，因为一艘船被击沉，另一艘带着一个完整营被摧毁，正在登陆过程中的驳船也被摧毁，还有其他船只，如‘大西洋’号，看到船被击沉、另一艘失效后，便离开了海岸，因为它们当时距离海岸约三英里。” 哈罗德·费雷尔·马丁内斯的证词： “当机场遭到攻击时，大约凌晨02:00，总司令在科希马尔给我打电话，问了我一些关于我手下人员、武器和运输工具的情况；他说我们做好出发准备，因为很可能要投入战斗。但没有提供细节。 “4月17日，塞莉亚在科希马尔通知我登陆吉隆的消息，总司令命令我早上准备好出发，指示我在马坦萨斯等待。 “我曾出去寻找运输工具。 “总司令1990年曾召集一批起义军军官，问我们谁愿意前往弗里奥矿完成一项任务。在场的有起义军军官莱奥波尔多·辛特拉·弗里亚、波洛、索托马约尔兄弟、帕尔多兄弟、加斯帕尔·卡梅霍上尉、乌戈·德尔里奥和其他同志。 “目的是培养能够指挥数千起义军士兵的同志，对他们进行训练，并十一遍攀登图尔基诺峰，以准备新的纵队，抵御任何外部侵略。 “由此诞生了这个他亲自命名为‘何塞·马蒂’的纵队。我个人负责提供首批从苏联运来的运输工具和武器，以及每个士兵应执行的任务。组建了两个纵队：由波洛指挥的炮兵纵队和由我指挥的步兵纵队。我去了‘格拉玛’基地接受训练，几天后前往马瓜营地，然后转移到科希马尔。” “共有四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机枪连和隶属于INRA的火焰喷射器分队，共约600人。我还没有营的编制，而是纵队编制，不到一个营。” “我们曾在卡萨布兰卡挖壕固守，后来被部署在科希马尔，这是我的常驻地。” “入侵发生时，他让我们做好出发准备，在马坦萨斯等待。当天下午，我们在霍韦利亚诺斯军营接到命令，在那里到达。” “总司令1959年曾召集一批起义军军官，问我们谁愿意前往弗里奥矿完成一项任务。在场的有起义军军官莱奥波尔多·辛特拉·弗里亚、波洛、索托马约尔兄弟、帕尔多兄弟、加斯帕尔·卡梅霍上尉、乌戈·德尔里奥和其他同志。 “目的是培养能够指挥数千起义军士兵的同志，对他们进行训练，并十一遍攀登图尔基诺峰，以准备新的纵队，抵御任何外部侵略。 “由此诞生了这个他亲自命名为‘何塞·马蒂’的纵队。我个人负责提供首批从苏联运来的运输工具和武器，以及每个士兵应执行的任务。组建了两个纵队：由波洛指挥的炮兵纵队和由我指挥的步兵纵队。我去了‘格拉玛’基地接受训练，几天后前往马瓜营地，然后转移到科希马尔。” “入侵发生时，他让我们做好出发准备，在马坦萨斯等待。当天下午，我们在霍韦利亚诺斯军营接到命令，在那里到达。” “他给我们下达了前往特索罗湖，然后与坦克一起、在炮兵支援下攻击雇佣军占据的从帕尔皮特到拉尔加海滩公路阵地的任务。” “总司令向我们详细说明了沼泽地区的特点，那里只有一条公路可通行，两侧是沼泽和植被，难以进入。他提醒我们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将是历史性的，因为必须将敌人从其阵地驱逐出去。” “第1纵队由约600人组成，并隶属INRA的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两个连。” “当我接收菲德尔的命令时，我命令一名军官将纵队沿中央公路分散，但出现了混乱，部分炮兵继续向科隆前进。我试图通知他们返回，但别无选择，只好向指挥官报告所发生的事情；他说他会负责找到其余人员并将其派往作战区域。” 早在当天下午，我就身处作战区域，并向费尔南德斯上尉发出手写命令： “费尔南德斯： “我决定解决炮兵问题。其余坦克将在黎明抵达澳大利亚。我们将在白天决定合适的调动时机。 “奥古斯托将留守澳大利亚。我稍后必须前往哈瓦那。我将与你们保持密切联系。请随时向我通报作战进展。 “前进！ “（菲）菲德尔·卡斯特罗 “澳大利亚，1961年4月17日 “下午7点 “附：我尚未收到你关于敌人火力减弱的纸条消息。” 何塞·R·费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的证词： “菲德尔在那里，一直待到晚上，甚至很晚，因为直到晚上他才前往帕尔皮特。防空炮兵到达，炮兵装备和坦克也到达了。菲德尔继续调动这些部队的战略，这些部队从空中很容易识别，且防空防御薄弱，如炮兵和坦克，它们被调动至霍韦利亚诺斯，在霍韦利亚诺斯集中，然后在夜间向作战区域转移。但后来有些单位在白天调动，尽管一般战略是夜间调动。事实上，天黑后，菲德尔授权我们转移到帕尔皮特，组织对拉尔加海滩的进攻，并得到了防空炮兵的保护。我们调动了五辆坦克、四个122毫米榴弹炮连、两或三个85毫米炮连和一个120毫米迫击炮连。” 警卫比文尼多·佩雷斯·萨拉萨尔（奇乔）的证词： “他在澳大利亚待了一段时间，然后让奥古斯托·马丁内斯担任作战指挥。（第二指挥官是军医司令奥斯卡·费尔南德斯·梅尔，卫生部队司令。）我们立即驱车前往沼泽地，我去找圣地亚哥·卡斯特罗，但他不见了，他睡在车旁的草地上。我从未见过战争，更不用说打仗了，我当时有点激动，而圣地亚哥·卡斯特罗却很平静，好像没有战争一样。当我找到圣地亚哥·卡斯特罗时，奥古斯托·马丁内斯出来说：‘你不能走，你得留在这里陪我，因为我被任命为指挥官了。’我问：‘嘿，你和指挥官谈过这事吗？’他说：‘是的，是的，你得留在这里陪我。’因为他独自一人，他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同伴作为支持。 “我留了下来，但担心指挥官正在作战区域。我正计划无论如何都要从奥古斯托手下溜走。不是因为奥古斯托，我非常尊重他，但问题是我是菲德尔的警卫，不是奥古斯托的。这时需要向菲德尔发送一条消息，报告本田湾又发生了登陆。奥古斯托正在寻找领航员，天色已晚，以便将消息送过去。我对奥古斯托说：‘我就是领航员，我熟悉那条公路，白天黑夜都认识，因为指挥官经常在那一带活动。我闭着眼睛都能认出那条公路。’他不想让我去，直到他意识到我是最合适的人选。 “我和圣地亚哥·卡斯特罗前往博卡，一路上到处都是车辆，天色已黑，我们关着灯前行，到达那里简直是一场悲剧。我们到达指挥官与同志们开会的地方，他正在解释战略、推进计划，我把消息交给他。 “那时他把所有文件、所有地图都交给弗拉维奥，命令我们掉头返回哈瓦那，但他决定继续前进，于是我们进入了帕尔皮特。他在那里查看了情况，然后返回澳大利亚糖厂，再从那里返回哈瓦那。” 警卫圣地亚哥·卡斯特罗·梅萨的证词： “我负责看车，躺在车旁的草地上睡着了，就在他们出发的时候，奇乔没找到我。我们已经四夜没合眼了。 “4月17日那晚，我们进入了特索罗湖口，然后继续前往帕尔皮特。通往吉隆的公路正在修建，几乎全是碎石路，虽然铺了沥青，但由于地处沼泽，路面已经下沉。公路右半边被坦克、炮兵和步兵车辆占据。只剩下半边路面，我们不得不摸黑行进，有起义军和民兵同志在路上为我们提供照明。 “当我们接近博卡时，一架敌机出现在远处，那里顿时变成了焰火晚会，成千上万道曳光弹从各个阵地射出。指挥官在博卡接上加利西亚·费尔南德斯，继续前往帕尔皮特最前线，但当我们发现我方炮兵正在我们身后开火时，指挥官决定返回。” 在返回哈瓦那之前，我给费尔南德斯发了条消息： “费尔南德斯： “我正在解决炮兵装备问题。其余坦克将在黎明抵达澳大利亚。白天我们会决定合适的调动时机。 “奥古斯托将留守澳大利亚。我稍后必须前往哈瓦那。我将与你们保持密切联系。请随时向我通报作战进展。 “前进！ “（菲）菲德尔·卡斯特罗 “澳大利亚，1961年4月18日 “凌晨3点 “附：我尚未收到你关于敌人火力减弱的纸条消息。” 关于那天凌晨返回哈瓦那的情况，我曾向历史学家昆廷·皮诺·马查多讲述过，他将其记录在书中：“‘我对那个地方了如指掌——通过侦察、对自然的热爱、游击精神……我知道哪里能通行卡车、坦克——我知道左边有一条路，在拉尔加海滩以西两公里处岔开。我在等待坦克，准备在凌晨两三点左右，从那些空无一人的道路发动夜袭，从拉尔加海滩后方包抄他们……我正在组织这次攻击……就在那时——大概凌晨一点或一点半，我无法确定——有人报告说哈瓦那以西发生了攻击。哈瓦那以西发生了攻击？确定吗？消息是一名骑摩托车的信使送来的。那里没有无线电通讯。于是我去核实；他们说：已确认。他们说：已与敌人接触。我想：真奇怪，真奇怪，因为一切迹象都表明这是主攻方向；也许他们在迈阿密保留了一支预备队，并已将其派往哈瓦那以西，经比那尔德里奥、本田湾……我们想：主战场将在哈瓦那。于是我离开了那里。我委托指挥所的那位——不是费尔南德斯……——执行我正在组织的这次攻击任务，前往哈瓦那，黎明时分抵达…… “‘当我到达……我车上没有通讯……路程很长，超过三个小时……黎明时分抵达哈瓦那后，证实并未发生登陆。于是我委托的那位同志不熟悉该地区，未能执行坦克从拉尔加海滩后方包抄的攻击任务，敌人撤退并得以在吉隆集中。如果当时执行了这次行动，我们本可以将敌人分割开来……我估计，入侵本可在三十小时内被消灭。 “‘多年后得知，这场混乱是由中情局的一次佯动造成的，他们使用了非常先进和精密的电子设备，能够模拟战斗。通过各种运输工具，包括橡皮筏，将设备运到海岸，利用相反的灯光效果和相应的特征声音，制造出真实战斗的假象；4月16日夜间，已观察到哈瓦那以西有船只活动。 “‘这次佯动的成功在于，由于一个偶然事件，延长了战斗时间，因为当时唯一熟悉该地区的军官，恰好是古巴武装部队总司令。因此，哈瓦那的防御保留了90%的兵力，完好无损，随时可以投入战斗，无需从沼泽地调兵。’” 从澳大利亚，通过奥古斯托·马丁内斯·桑切斯，费尔南德斯上尉报告说，向拉尔加海滩的攻势已被阻止，并有不确定数量的伤亡。我通过同一渠道回复： “4:40 凌晨 “致奥古斯托，转费尔南德斯： “菲德尔收到你的消息，并指示我传达以下指令： “1. 部署所有防空部队，以保护我方人员。 “2. 坦克继续攻击，并重新部署火炮（122毫米榴弹炮）。 “3. 不得遗漏任何防空炮连。 “4. 他建议你派遣一支部队，无论是180营还是144营，向索皮亚亚尔推进，到达罗萨里奥海滩，切断公路。从而将敌人分割成两部分。 “5. 如有必要，可派遣从霍韦利亚诺斯抵达的十辆坦克。 “6. 这十辆坦克可分成两组：一组沿公路，一组沿布埃纳文图拉。 “7. 如需在白天调动坦克，可派遣强大的防空部队提供保护。 “8. 最后，菲德尔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拉尔加海滩。” 何塞·R·费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的证词： “……菲德尔的想法是分割敌人。用111营将位于圣布拉斯以北的部队与吉隆的部队隔开，用144营将拉尔加海滩的部队与吉隆的部队隔开，从而将敌人分成三组，彼此孤立，以便更快地歼灭。 “我确信，如果我们成功做到这一点，吉隆在18日就会陷落。不幸的是，111营和144营都未能执行，这令菲德尔非常不满。我派出的那个营的向导消失了。” “事实上，行动进展不顺利，驻守拉尔加海滩的敌人逃跑了，并与主力会合，从而加强了吉隆的防御和顽强抵抗。” （未完待续）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 2011年4月14日 晚10点31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