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友弗雷·贝托：革命、信仰与思想的对话

在这些相当忙碌的日子里，我收到了弗雷·贝托提醒我的一则短讯，他曾请我为一部即将出版且已完稿的书撰写几句话。 我认为，关于他可以写出许多友善之言，但我们不能就这样让一些要点从我们眼前溜走。 首先，我必须说，我是在35年前多一点的时间里认识他的，当时我于1980年7月19日访问了马那瓜，正值桑地诺革命一周年纪念日。街道上回荡着歌颂这位反对索摩查独裁统治的英雄与缔造者的歌声：“卡洛斯·丰塞卡，战胜死亡的塔亚坎，红黑国旗的新娘，整个尼加拉瓜都在向你呼喊：‘永在！’”这首歌被尼加拉瓜人清晰而悦耳的嗓音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唱着。 一场由埃登·帕斯托拉将军检阅的军事游行，他无疑喜欢军事仪式，昂首挺胸地走在那支生机勃勃的民兵队伍最前面，从丹尼尔·奥尔特加及其他革命运动领导人面前经过。罗萨里奥·穆里略也在那里，她陪伴丹尼尔踏上了那次大胆的旅程，来到了马塔加尔帕市——诗人鲁文·达里奥的故乡——正值革命斗争如火如荼之际。 在那次纪念活动中，我有幸结识了弗雷·贝托，他为这场位于中美洲腹地、追随英雄般的自由人之帅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足迹的革命而欣喜若狂，桑地诺遭美国干涉主义者暗杀。 从那时起，我便看出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知识广博、信念坚定的人。 他年轻时便受宗教信仰感召，走上了一条革命之路，曾两次身陷囹圄。第一次是在他尚未满二十岁的时候；第二次则是在1969年至1973年间。 他生活在贫民窟中，与最贫困的人们同甘共苦。他致力于民众的觉醒与动员，与人民的接触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1992年，在我国“特殊时期”这段艰难岁月里，他与巴西其他朋友共同组织了“飞往古巴的团结航班”。 他以自己的见解和经验，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古之行做了准备，并以受邀嘉宾身份参加了此次会晤。对于最近来访我国的教皇方济各，我们早已了解他对和平的友好态度以及他为各国人民福祉所进行的坚定斗争。我曾将弗雷·贝托所著的《菲德尔与宗教》一书赠予他，而贝托本人也曾向我谈及这位新任天主教会领袖的进步主义思想与理念。 弗雷·贝托身上体现出高度的忠诚与友谊。他曾激烈地捍卫古巴和革命，尽管他并未放弃对我们某些观点的分歧或不同意见，而我们则以革命者与真正朋友的身份，对这些分歧进行了建设性的分析与讨论，这一点在他出版的《菲德尔与宗教》一书中两人之间的对话中可见一斑。 他将古巴五英雄的事业视为己任，并在各种国际讲坛上为之奔走呼号。 他是一个朴实的人，说话语调舒缓，身为修士，其谦逊与朴素更显崇高，他认同我国革命真正的价值观，并声称这些价值观也正是他所信奉的宗教的价值观：正义、平等、对穷人和受歧视者的承诺。 但请不要以为我们之间没有过激烈争论。贝托坚持某些科学理论，并对此深信不疑，这些理论基于“大爆炸”学说。他是最早向我提及这一奇特现象的人之一。我曾在圣地亚哥德古巴的德洛雷斯学校读五年级，该校由耶稣会士管理，他们学识渊博、要求严格。他们曾向我解释过围绕太阳运行的行星，以及每颗行星与我们所在的浩瀚银河系中彼此之间的距离。 当时，源自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经济正在发展。非洲、中东大部分地区、南亚与东南亚、大洋洲、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加勒比和马尔维纳斯群岛等地，地图上均标有各盎格鲁-撒克逊欧洲国家所占据的典型色彩；以及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它们不同程度地处于发达阶段，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迈向消费社会。 对于通晓科学问题的贝托而言，物质演化伴随着高比例的辐射，其中一些可见，另一些则不可见。在数千亿年后的后果，已有超过500个——五百个——太空观测中心的无数科学家，尚不敢妄加预测。 我不知道弗雷·贝托如今还记得那次交流的哪些内容。请记住，只有我脑海中保留着那次会面的记忆，当时他在一连数小时里随心所欲地向我提问，地点就在我的办公室。有趣的是，我不时地会瞥见一张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照片，旁边立着一根巨大的鱼叉——比《老人与海》的作者身形高两倍——这是他送给我的礼物。 我为自己无知而感到羞愧，这使我无法对该主题进行深入分析。他问我为何学法律。我想，是因为缺乏职业指导才导致我这个错误。由于习惯于讨论一切，许多人便说我会当律师；当人们问我打算学什么专业时，我总是机械地回答：“律师。”我注册了法律专业，但在学习一门令所有一年级学生都畏惧的课程——政治经济学时，我发现了真相。一位要求严苛、与任何人都合不来的教授，有时会亲自对学生进行口试。我当时正忙于作为一年级学生候选人负责人处理其他学生事务，便将政治经济学这门课推迟到第二学年。这门课的教材是油印的一千页模糊不清的文字，因为没有教科书。我反复阅读了这本复杂的材料，然后参加了口试。经过漫长的考试，教授给了我“优”的成绩，这让我大吃一惊。 这正是我感兴趣的领域：政治；如何应对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失业、饥饿和社会不公。因此，我又修读了社会学专业。秉承这一理念，从三年级开始，我专心致志地学习了三十多门与这些主题相关的课程。这似乎是我作为革命政治工具所要追求的目标，这一想法在我脑海中日益成熟。 在完成对波多黎各独立领袖佩德罗·阿尔比苏·坎波斯所领导政党的政治支持承诺，以及多米尼加人民反对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的斗争（在那里我获得了武装斗争的最初经验）之后，我投身于学习。1959年，我访问了哈佛大学，在那里用英语购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尽管我已有一本西班牙文版。请想象一下，用英语研读马克思是何等困难，即便对以西班牙语阅读而言，这也是一位难以理解的作者。 正是这种政治热情，至今仍在我心中燃烧。 我必须指出，若不声明以下观点，我无法结束这些文字：在我看来，我们人类正处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仿佛人类无法认识到，我们的物种正面临自诞生以来最严重的错误。我们诞生于不到一百万年前，或许更短的时间里，当时多种人类类型，包括智人、尼安德特人，或许还有其他种类，可能已经具备了思考能力，尽管至今尚未获得确凿证据。另一方面，关于所谓“文明”的消息，仅有大约四千五百年的历史。这是我自中学毕业前能读到传说中荷马所著的史诗以来一直相信的。然而，弗雷·贝托本人却向我解释说，杰里科城的历史已超过一万年。他对这座城市的研究了如指掌，甚至能如亲临其境般描述房屋的色彩与建筑风格。 在过去一百年里，两个强大的国家——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出发，探寻自由与社会正义，唯一可行的道路：社会革命！随着时间推移，两国都积聚了足以对抗建立在压迫与掠夺之上的强大帝国的力量。只有真正冒险且不负责任的精神，才会导致美国与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开战，无论20世纪最后十年在苏联这个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什么。 俄罗斯与中国之间，革命曾使两国紧密相连，如今正发展着卓越的关系。 今天，贝托将在哈瓦那大学大礼堂被授予哲学荣誉博士学位。当弗雷·贝托再次回到古巴时，他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以便与他那位无知的朋友展开讨论。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 2015年10月12日 下午1点1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