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论彼尔德伯格与文化操控

在两天前，即8月15日的《反思》中，我曾评论古巴记者兰迪·阿隆索的一篇文章。他主持国家电视台的《圆桌》节目，内容涉及在巴塞罗那的“多尔切”酒店举行的一场关于他所谓的“世界政府”的会议。……“诚实的专栏作家们，与他一样，正追踪着从这场奇特会议中泄露出的消息。一个比他们消息灵通得多的人，多年来一直在追踪这些事件。” 我指的是作家丹尼尔·埃斯图林；如果该会议的任何参与者能够否认自己在场，或否认其书中所描述的事件，那么我面前就有20行共475页的文字，等待我去审阅这位作者所讲述的奇妙故事。 在这篇《反思》中，我所能容纳的最多内容，是精选出一些段落，以让读者对这本名为《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秘密》的奇书有个大致了解。此书篇幅过长，我将分为两部分刊载，以免过于冗长。在书中，埃斯图林对那些大人物进行了猛烈抨击： 亨利·基辛格、乔治·奥斯本、高盛集团的高管、罗伯特·佐利克、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帕斯卡尔·拉米、让-克洛德·特里谢、安娜·帕特里夏·博廷、可口可乐公司、法国电信、西班牙电话公司、苏伊士集团、西门子、壳牌、英国石油公司等公司的总裁，以及类似的政治和金融巨头。 埃斯图林从根源讲起： “唐纳德·福在《摇滚乐的撒旦根源》中告诉我们：‘连续两个周日，史无前例，在埃德·沙利文节目中，超过七千五百万美国人目睹了披头士乐队摇头晃脑、扭动身躯，进行一种很快被数百个未来摇滚乐队模仿的仪式。’” “让美国人‘喜欢’披头士乐队的，正是沃尔特·李普曼。披头士乐队是音乐史上被模仿和改编最多的乐队，他们被呈现给美国听众，以便被人们发现。” “进入西奥多·阿多诺。”这是其中一个初始章节的标题。 “负责制定摇滚乐社会理论的责任，落在了德国社会学家、音乐学家和作曲家西奥多·阿多诺身上，他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学派的主要哲学家之一……’阿多诺于1939年被派往美国，主持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这是塔维斯托克与法兰克福学派联合进行的一项旨在控制大众的计划，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并由大卫·洛克菲勒的一个亲信哈德利·坎特里尔创立……” “事实上，纳粹曾大量利用广播宣传作为洗脑工具，并将其转化为法西斯国家的一个综合要素。塔维斯托克网络观察并研究了这一现象，并在其自身实验中广泛运用。该项目的目标，正如阿多诺在其《音乐社会学》导论中所解释的，是‘将一种“音乐”文化编程为大众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 “‘广播电台变成了全天二十四小时循环播放四十首最热门金曲的机器。’” “披头士乐队于1964年2月抵达美国，当时民权运动正处于高潮。国家正深陷于一场深重的民族创伤之中，并从约翰·F·肯尼迪总统遭残酷暗杀的冲击中恢复过来……在首都街头，由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民权运动组织了一场超过五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活动。” “1964年至1966年间，所谓的‘英国入侵’爆发了一大批英国摇滚歌手和乐队，他们在美国走红，并对美国文化进行了围攻。……到1964年底，事实证明这场‘英国入侵’经过了精心策划与协调。” “‘这些新成立的乐队及其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新型（塔维斯托克行话）的突出代表’，没过多久，新的风格（服装、发型和语言使用）就将数百万美国青年卷入了这场新的崇拜之中。美国青年经历了一场彻底的革命，甚至自己都浑然不觉……他们以错误的方式应对这场危机的表现，就是各种毒品，先是海洛因，随后是麦角酸二乙酰胺（LSD），一种能改变意识状态的强力毒品。……在伦敦军情六处总部和弗吉尼亚州兰利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基地，可以肯定，英国情报机构及其美国分支——战略情报局，直接参与了一项旨在控制人类行为的秘密研究。中央情报局当时启动MK-Ultra计划时的局长艾伦·杜勒斯，在瑞士伯尔尼担任战略情报局负责人期间，曾是桑多斯公司早期研究阶段的核心人物。” “……在美国和欧洲，大型户外摇滚音乐会被用来遏制民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 “彼尔德伯格-塔维斯托克发起的攻势，将整整一代人引上了通往LSD和大麻的黄色砖路……” “进入奥尔德斯·赫胥黎。” “英国鸦片战争的大祭司是奥尔德斯·赫胥黎，他是托马斯·H·赫胥黎的孙子。托马斯·赫胥黎是罗德斯圆桌小组的创始人，也是一位著名且雄辩的生物学家，曾帮助查尔斯·达尔文发展进化论。” “在牛津受过教育的汤因比……曾作为英国代表参加1919年的巴黎和平会议。……” “‘他在牛津的导师是H·G·威尔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也是水瓶座密谋的精神之父。奥尔德斯·赫胥黎是太阳之子教派的入门者之一，这是一个狄奥尼索斯式的邪教，英国圆桌精英的子女们都参与其中。’他最著名的小说《美丽新世界》，是一份（受多个世界性委员会委托）草稿，为在单一政府下实现的真正未来社会主义世界，或者用他的费边社导师H·G·威尔斯的话说，也是其一部流行小说书名的灵感来源，即《世界新秩序》的草稿……” “在《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聚焦于科学方法，旨在使所有非精英人口处于近乎永久的顺从状态，并热爱他们的枷锁。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工具是改变大脑功能的疫苗，以及国家强制民众服用的药物。在威尔斯看来，这并非阴谋，而更像是‘一个世界大脑作为心灵警察在运作’。” “1937年，赫胥黎移居加州，凭借其在洛杉矶的一个联系人雅各布·蔡特林，为米高梅、华纳兄弟和迪士尼担任编剧。……‘巴格西·西格尔，兰斯基黑帮组织西海岸的头目，与华纳兄弟和米高梅有着密切联系。’” “事实上，娱乐产业——制作、发行、营销和广告——都掌控在一个黑帮手中，这个黑帮源于有组织犯罪与华尔街高级骗子的结合，而他们最终又受制于无所不能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娱乐产业的设计方式，与彼尔德伯格及其追随者的任何其他‘业务线’别无二致。” “赫胥黎的工作” “1954年，赫胥黎出版了一项关于使用麦斯卡林扩展意识的开创性研究《知觉之门》，这是迷幻毒品文化的第一个宣言。” “1958年，他将自己为《新闻日报》撰写的一系列文章汇编成册，以《重访美丽新世界》为题出版，书中描述了一个社会，其中‘统治者的首要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其被统治者制造麻烦’。” “他预测民主将改变其本质：那些古老而奇特的传统——选举、议会、最高法院——将继续存在，但其底层将是暴力的极权主义。……与此同时，执政的寡头集团及其训练有素的精英士兵、警察、思想制造者和心灵操控者，将随心所欲地、平静地统治世界。事实上，赫胥黎的这一描述完全符合当前形势。” “1960年9月，赫胥黎被任命为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卡内基百年纪念客座教授。他只待了一个学期，便被解雇了。‘在那个城市期间，赫胥黎在哈佛建立了一个圈子……’。” “这个哈佛圈子或研讨会的公开主题是宗教及其在现代世界中的意义。……迈克尔·米尼奇诺在1974年《鼓动者》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声称：‘赫胥黎在哈佛期间，与桑多斯公司的负责人建立了联系，后者又受中央情报局委托，为MK-Ultra计划——中央情报局官方的化学战实验——生产大量LSD和赛洛西宾（另一种合成迷幻药）’，该计划以人类作为豚鼠，进行常常致命的实验，其中许多涉及LSD的使用。……此外，与彼尔德伯格有关联的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也在1960年代，在塔维斯托克一名堕落的法西斯分子约翰·里斯的监督下，在MK-Ultra计划框架内进行实验，以当地孤儿院儿童为对象，对他们进行折磨，然后给予不同剂量的LSD。……根据中央情报局最近根据《信息自由法》解密的文件（艾伦·杜勒斯（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购买了超过一亿剂LSD，‘其中许多在1960年代末流入美国街头’，米尼奇诺在上述文章中写道。）” “‘数千名大学生充当了豚鼠。他们[学生们]很快就开始自己合成‘LSD’。’” “‘……绝大多数反战示威者之所以加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是因为越南局势引发的强烈愤慨。但一旦陷入塔维斯托克心理战专家营造的氛围，并被灌输享乐主义和保卫国家是对‘不道德’战争的合法替代方案这一信息后，他们的价值观和创造力潜能便消散在大麻的烟雾中’，作者在上述专著中写道。” “创造反文化” “针对美国青年的这场公开的、尽管未宣战的‘文化战’，真正始于1967年，彼尔德伯格为实现其目标，开始组织户外音乐会。通过这一秘密武器，他们成功吸引了超过四百万年轻人参加所谓的‘音乐节’。这些年轻人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大规模毒品实验的受害者。致幻毒品……由披头士乐队所倡导……在这些音乐会上被自由分发。不久之后，超过五千万当时年龄在10至25岁之间的参与者，作为新毒品文化或后来被称为‘新时代’的使者和传播者，回到了家中。” “有史以来最大的音乐会，‘伍德斯托克音乐艺术节’，被《时代》杂志称为‘水瓶座音乐节’，并誉为‘历史上最盛大的演出’。伍德斯托克成为整整一代人文化词汇的一部分。” “‘在伍德斯托克——记者唐纳德·福写道——近五十万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在一个农场里被下药并洗脑。受害者们与世隔绝，被污秽包围，充满了致幻毒品，并被连续三天保持清醒状态，这一切都得到了联邦政府和高级官员的完全默许。音乐会的安保工作由一个训练有素、大规模分发LSD的嬉皮公社提供。再次，英国军事情报网络将开启一切，中央情报局通过其前局长威廉·凯西以及他与军情六处塞夫顿·德尔默的联系提供协助，而布鲁斯·洛克哈特作为军情六处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联络人，则是其控制者。’” “又过了十年，反文化才融入美国人的词汇。但当时，一场旨在颠覆美国价值观的秘密而宏大的计划，其种子已经播下。性、毒品与摇滚乐、全国性的大型示威活动、辍学的吸毒者、尼克松总统和越南战争，正在撕裂美国社会的纤维。旧与新激烈碰撞，而没有人意识到，这场冲突是世界上最聪明、最邪恶的一些人设计的秘密社会计划的一部分……” “水瓶座密谋” “1980年春天，林登·拉鲁什在《毒品公司》一书中写道：一本名为《水瓶座密谋》的书一夜成名（售出超过一百万册，被翻译成十种语言），成为反文化的宣言。……《水瓶座密谋》声称，参与反文化的美国一千五百万民众团结起来的时候到了，他们将引发美国的根本性变革。事实上，这本书是第一本面向大众、推广团队合作概念的出版物，这一概念被视为最崇高的美德，并由管理‘大师’们迅速推动。” “作者玛丽琳·弗格森声称：‘当我草拟一本关于新兴社会替代方案的、尚未命名的书时，我思考了这场运动的独特形式、其非传统的领导方式、追随者们耐心的专注度、其不可思议的成功……’” “1961年，在一次演讲中，奥尔德斯·赫胥黎将这种警察国家状态描述为‘最终革命’：一场‘不流血的专制’，人们‘热爱他们的枷锁’。”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三边委员会创始人、彼尔德伯格及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在其引人入胜的著作《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技术时代的作用》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该书由哥伦比亚大学共产主义研究所赞助，维京出版社于1970年出版。” “他们没有使用暴力镇压，而是设计了一套复杂的行动方案，为世界新秩序打造一个‘和平公民’。……他们还支持‘情商’等新概念，即爱自己并恰当与他人相处的能力。……将这位‘工业公民’转变为‘和平公民’的第三条途径，是一场大规模的营销活动，旨在为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人提供巨大的社会认可，正如我在第一本书《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真实历史》中所解释的那样。” 根据哈蒙的说法： “‘一旦被软化，[美国]就已准备好引入毒品（特别是可卡因、快克和海洛因），并开启一个将与禁酒令时期相匹敌、巨额财富开始积累的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1月，对外关系委员会向新当选的罗纳德·里根提交的、长达三千页‘建议’中的大量内容，取材于威利斯·哈蒙的报告《不断变化的人类形象》。” “1980年12月8日，满月之夜，约翰·列侬被一名叫马克·查普曼的男子枪杀。我们很可能永远无法知道，马克·查普曼是否是一个被人工诱导的精神错乱者，一个像‘满洲候选人’那样的杀手，由塔维斯托克、中央情报局和军情六处派来，以制服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列侬。” “第二章 “完美的洗脑机器：MTV” “进入MTV，音乐电视” “MTV是一个面向青少年和年轻人的流行摇滚音乐和音乐视频市场频道，由罗伯特·皮特曼创立并执导，于1981年8月1日开播。如今，它已成为维亚康姆集团（即CBS公司，其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萨姆纳·雷德斯通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其媒体集团也属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一部分。为了在不被社会察觉欺骗的情况下吸引年轻人，有必要‘建立一个反体制，宣扬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反的价值观’。这正是MTV所做的。‘但要使这种努力成功，’L·沃尔夫说，‘必须中和或至少削弱父母和学校的积极影响。’” “‘MTV的模型，是前纳粹理查德·瓦格纳提供的歌剧表演，那种将观众带入一种狂喜状态的方式，后来被纳粹有意识地用于创建他们自己的象征性庆典，如纽伦堡集会。’创造MTV的洗脑专家们非常清楚其效果。在关于该频道的一本书《摇滚时钟》中，E·安·卡普兰声称，MTV‘比任何其他电视节目都更具催眠效果，因为它由一系列短文本组成，使我们始终处于一种持续的情绪激动和期待状态……我们被困在一种不断增长的希望中，期待下一个视频最终能让我们满意。被立即满足的承诺所诱惑，我们无限地消费这些短文本。’” “在音乐视频大约四分钟的时长内（塔维斯托克的科学家确定，四分钟是一个无意识受试者能接受节目中所含信息的最大时长），‘一种以‘对位’形式呈现的现实被植入意识，取代了认知现实……’” “‘如果人们思考这个过程，’沃尔特·李普曼写道，‘也许[它]就会结束’，但他总结道：‘大量文盲、心智薄弱者、深度神经质者、营养不良者和沮丧个体的存在，其数量远超我们通常的认知。因此，[该过程]被提供给那些心智如同孩子或野蛮人、生活一团糟的人，他们选择具有巨大吸引力的简单内容……’。……在《公众舆论凝结》中，爱德华·伯内斯声称：‘普通公民是世界上最有效的审查官。他自己的大脑是将他与事实隔离开的最大障碍。’” “遭受洗脑的观众只是幻想自己仍保有选择权，就像一个瘾君子相信自己控制着毒瘾，而不是毒瘾控制他一样。‘MTV，’安·卡普兰说，‘是凭借对心理操控方法日益增长的了解而设计的。’……自电视出现以来，每日平均观看时间一直在稳步增长，到1970年代中期，它已成为仅次于睡眠和工作的日常活动，每天近六个小时。此后，随着录像机、视频游戏机的出现，这一数字大幅增长。学龄儿童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几乎和睡觉一样多。” “‘在弗洛伊德洗脑术的术语中，’埃默里表示，‘音乐视频的观众处于一种与睡眠非常相似的诱导状态。重复出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和图像有助于或诱导其进入这种状态，而摇滚乐有节奏、有震动的节拍，对听觉也有类似效果。’我们不仅身处电视时代，更是一个被电视塑造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不安、不满、挫折的时代，没有方向，或同时指向多个方向，这在电视无处不在的环境中是合乎逻辑的。” “彼尔德伯格那些阴险的帮派和说客，这些对有组织习惯进行有意识、智能操控的隐秘圈子，是更深层操纵运动的最新表现，旨在建立一个不受任何约束、只对自身负责的世界政府。” “……那些主要热门歌曲被心甘情愿地卖给士气低落的人群，以支持一小撮不负责任的人的狂热原教旨主义，他们寻求绝对权力，不惜以现代人的尊严为代价，而现代人的尊严已被彼尔德伯格-对外关系委员会-塔维斯托克及其科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新科学（新时代、神秘主义等）专家、人类学家和决心重建新罗马帝国的法西斯分子组成的操纵和洗脑机器联合权力所贬低、侮辱和蔑视。” “首先开始的是爱德华·伯内斯和沃尔特·李普曼。随后是盖洛普和扬克洛维奇。接着是里斯的阿多诺、奥尔德斯·赫胥黎和H·G·威尔斯、埃默里和特里斯特，然后是毒品文化和水瓶座密谋，一个所谓的‘人文主义’理想，支持旧文化，点缀着一点人类自由，而非其真实面目：一种将人贬低为纯粹农场动物的聪明方式，剥夺了人类意识的独特性，这种意识无需翻译，就能在各地被瞬间理解。” “新时代将是另一个黑暗时代。它将意味着一半以上人口的过早死亡，以及人类最伟大成就的被蓄意遗忘。这就是世界新秩序所鼓吹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它决心统治世界，即使踏过我们的尸体。……为什么值得捍卫我们的文明？为什么一个基于自由的政权优于今天压迫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暴政？对一些人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对许多人来说并非如此。” “第三章 “彼尔德伯格如何以及为何组织科索沃战争” “这次轮到了巴尔干地区。‘总体规划’是在1996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于加拿大距多伦多约20公里的一个豪华小城金市举行会议时构思的。……彼尔德伯格成员在科索沃和巴尔干地区的战争，有着具体的原因：毒品、石油、矿产财富，以及推进‘全球政府’事业。” “在美国和德国开始支持南斯拉夫分裂势力时，共产主义已在苏联解体，而南斯拉夫联邦拒绝被纳入西方轨道。屡获殊荣的澳大利亚战事调查记者约翰·皮尔格在《新政治家》杂志上撰文写道：‘米洛舍维奇是个野兽；他也是一位银行家，曾一度被视为西方的盟友，准备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欧盟的要求实施‘经济改革’；不幸的是，他拒绝放弃主权。帝国不会期待别的。’据专门研究中东和巴尔干事务的记者尼尔·克拉克的文章所述，‘当时，超过70万家南斯拉夫企业仍属社会所有制，其中大多数仍由管理层和工人混合委员会控制，私人资本仅占5%。’” “世界工人党活动家、国际和平运动记者萨拉·弗隆德斯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信贷条件要求所有公共产业解体。这正是高加索和里海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以及西伯利亚钻石矿的情况。谁拥有或拥有主导利益……谁就会赢得科索沃正在进行的武装斗争。北约在地面的主导地位将使美国公司在获取这些资源方面处于最有利的位置。’” “彼尔德伯格成员最初打算通过追捕他们窝藏的战犯，将他们送上新的国际法庭来‘激怒’塞尔维亚人。骄傲且经验丰富的塞尔维亚人巧妙地避开了这一挑衅，说服级别较低的嫌疑人自愿投降。然而，这还不够。为了激怒塞尔维亚人，由美国控制的海牙法庭诉诸非法绑架，以煽动战争。”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1999年至2001年）、彼尔德伯格和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六次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在最终协议中插入了关于科索沃的条款。科索沃与波斯尼亚有何关联？毫无关联。但霍尔布鲁克的意图是将波斯尼亚作为彼尔德伯格未来在巴尔干地区扩张的试验场。” “寻找借口：威廉·沃克登场” “正如约翰·拉夫兰在其文章《政变技术》中所解释的，这是威廉·沃克，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前驻萨尔瓦多大使，其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建立了死亡小队’。1985年，沃克是负责中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是里根政府试图推翻尼加拉瓜政府行动中的关键人物。中情局1981年初任命的、1986年11月25日被解职的奥利弗·诺思中校，是里根政府中通过向伊朗出售武器所得利润秘密援助反政府武装的核心官员。” “根据司法记录，沃克负责在萨尔瓦多伊洛潘戈空军基地建立一项虚假的人道主义行动，该基地秘密用于向攻击尼加拉瓜的雇佣军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可卡因、弹药和补给。” “沃克曾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为和平观察员，他大张旗鼓地向全球媒体宣称，塞尔维亚警方是‘他所见过最骇人’的屠杀的罪魁祸首。塞尔维亚人此前一直巧妙地避开北约和彼尔德伯格的挑衅，此时却中招了。这场所谓的‘屠杀’为干预提供了借口。1月30日，北约理事会授权轰炸。彼尔德伯格命令其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使用武力，迫使在法国进行‘和平’谈判的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族代表就科索沃‘自治’框架进行谈判’。” “《华盛顿邮报》8月4日的一篇文章援引‘一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的话，他表示，只有一件事可能引发政策转变：‘我认为，如果达到某些无法容忍的暴行水平，那很可能成为一个触发因素’。’” “作为有用的历史参考，有必要记住，塞尔维亚人曾是种族清洗最恶劣行为的受害者，例如1995年在美国支持下，在克罗地亚‘风暴行动’中，超过20万塞尔维亚人被驱逐出克拉伊纳地区，或在北约轰炸结束后，超过10万塞尔维亚人被科索沃解放军驱逐出科索沃。无需多言，作为世界新秩序司法机制的海牙法庭，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将实施这些暴行的人绳之以法。” “‘他们一定知道，否则，除了利润丰厚的鸦片贸易，那里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会诱使王室维持在那片遥远地区的军队呢？在如此遥远的国度维持武装部队代价高昂。陛下一定曾问过，那些军事单位为何驻扎在那里？’约翰·科尔曼博士在《阴谋家等级：三百人委员会的故事》中问道。” “在标题下： “美国参与麻醉品交易的历史” “与多年来历史书籍告诉我们的不同，可憎的毒品交易并非仅限于犯罪阶层，除非我们所说的犯罪阶层，是指美国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家族，即所谓的东部自由派建制派，其成员通过一个被称为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平行政府体系，从寡头集团层面领导着这个国家……” “科索沃与海洛因” “记者罗杰·博伊斯和埃斯克·赖特在1999年3月24日《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中声称：‘阿尔巴尼亚——在向科索沃人转移资金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正处于欧洲毒品交易的中心。……’” “阿尔巴尼亚已成为欧洲的犯罪之都。该国最有势力的团体是有组织犯罪集团，他们利用阿尔巴尼亚种植、加工和储存大量销往西欧的非法毒品……” “明天继续。”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 2010年8月17日 下午6点2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