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忆马尔克斯：半个世纪的友谊与诺贝尔奖演说

昨天星期二，我积压了一堆关于日本八国工业集团会议的新闻材料。我把这些材料留到以后再看，只要不变成冷饭就行。我决定休息一下。我更愿意同加博和他的妻子梅赛德斯·巴尔查聚一聚，他们从11号起就来古巴探亲。我多么渴望同他们叙谈，重温近50载的真诚友谊！ 我们的新闻社，是切建议创办的，刚刚诞生，它雇佣了一位谦逊的哥伦比亚籍记者，名叫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无论是拉美新闻社还是加博，谁也没料到这中间会冒出个诺贝尔奖；也许他心里有数，凭借着那位在哥伦比亚一个小镇邮局当电报员的儿子所拥有的“惊人”想象力，那个小镇迷失在美国一家香蕉种植园的广阔庄园之间。他像往常一样，与一大群兄弟姐妹同甘共苦，尽管如此，他的父亲——一位靠电报键盘谋得这份特权的哥伦比亚人——还是设法送他去上学。 我的经历则恰恰相反。邮局及其电报键盘，以及比兰的公立学校，是那个村庄里仅有的不属于我父亲的设施；所有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和服务都属于唐·安赫尔，正因如此，我才能上学。我从未有幸去过加博的出生地阿拉卡塔卡，不过我倒有幸在比兰与他一起庆祝我的70岁生日，是我邀请他去的。 同样也是机缘巧合，1948年，当我们在哥伦比亚倡议组织一次拉丁美洲学生大会时，这个国家的首都正召开美洲国家会议，按照美国的方针，在那里成立美洲国家组织。 我荣幸地被哥伦比亚大学生们介绍给了盖坦。他支持我们，并交给我们一些宣传册，内容是所谓的《和平祷告》，即他在“沉默大游行”时发表的演讲。那是一场规模宏大、令人震撼的游行队伍，在波哥大举行，抗议哥伦比亚寡头集团对农民的大屠杀。加博参加了那次游行。 古巴现任驻委内瑞拉大使赫尔曼·桑切斯在他的《埃马纽埃尔的透明》一书中，逐字转录了加博对那段经历的叙述。 说到这里，纯属偶然。 我们的友谊是多年来培养的成果，在这段岁月里，我们进行了数百次谈话，每次都让我感到愉快。每逢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赛德斯来古巴——每年不止一次——同他们交谈就成了一剂良方，用以对抗我这个古巴革命领导人虽无意识却始终承受的巨大压力。 在哥伦比亚，正值第四届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期间，东道主组织了一次乘车游览卡塔赫纳城墙内的区域，那里宛如一座哈瓦那老城，是一处受保护的历史遗迹。我的古巴安全保卫人员曾提醒我，不要参加这次安排好的游览。我认为这种担忧未免过分，因为他们由于信息分割过严，不了解具体细节。我始终尊重他们的职业操守，并配合他们的工作。 我打电话给就在附近的加博，开玩笑地对他说：“快上车跟我们坐在一起，免得他们开枪！”他照办了。我又用同样的口吻对留在出发点的梅赛德斯说：“你就要成为最年轻的寡妇了。”她至今难忘！马车载着沉重的负担，一瘸一拐地出发了。马蹄在石板路上打滑。 后来我得知，那里发生的情况与智利圣地亚哥那次如出一辙：在一次电视采访中，一台藏有自动武器的摄像机对准了我，而那个雇佣兵却没敢开枪。在卡塔赫纳，城墙内某处埋伏着配备望远镜式瞄准器的步枪和自动武器，那些本该扣动扳机的人再次颤抖了。借口是加博的头颅挡住了视线。 昨天，在我们交谈时，我回忆起往事，并向他和梅赛德斯——这位数据奥运冠军——问起许多在古巴境内外我们共同经历的事情。拉美新电影基金会，由古巴创建并由加西亚·马尔克斯领导，设在古老的圣巴巴拉庄园——该庄园在上世纪前三分之一的历史中既有正面也有负面因素——以及该基金会下属的拉美新电影学校，位于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附近，这些都成为我们相聚时的话题。 比里，他那曾经乌黑浓密的长发，如今已白如雪，还有许多其他古巴和外国人物，都在我们的回忆中一一闪过。 在我眼中，加博因其组织学校时那种一丝不苟、不遗漏任何细节的能力而赢得了我的尊重和钦佩。我原以为，出于偏见，他是一位满脑子奇思妙想的知识分子；我竟不知道他的头脑里蕴含着多少现实主义。 我们提到了数十件在古巴境内外我们共同经历的事件。几十年里发生的事情真是数不胜数！ 两个小时的谈话，如我们所料，远远不够。会议于上午11点35分开始。我邀请他们共进午餐，这近两年来我从未对任何访客做过，因为我从未有过此念。我意识到自己真的在休假，便这样告诉了他们。我即兴发挥。问题迎刃而解。他们吃自己的午餐，而我则严格遵守自己的饮食规定，丝毫未加变通，不是为了延长寿命，而是为了增加每小时的产出。 他们刚到时，就交给我一份用鲜艳漂亮彩纸包装的小而令人愉悦的礼物。里面装着几本比明信片稍大但略短的小册子。每本约有40至60页，字体虽小却清晰易读。这些是最近60年来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表的演说。“给你当读物。”梅赛德斯递给我时说道。 下午五点两人即将离开前，我又向他们索要了更多关于这份礼物的信息。“自从近两年来我生病以来，这是我度过的最愉快的时光。”我毫不犹豫地对他们说。这正是我的感受。 “还会有机会的。”加博回答道。 但我的好奇心仍未消散。过了一会儿，散步时，我让一位同志把礼物拿来。鉴于世界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如此巨变，我不禁自问：那些生活在这个动荡而不确定时代之前的杰出作家们，会作何感想？ 这本小册子中精选的五位诺贝尔奖得主，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的同胞也能读到他们的演说，按时间顺序排列，他们是： 威廉·福克纳（1949年） 巴勃罗·聂鲁达（1971年）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2003年） 多丽丝·莱辛（2007年） 加博并不喜欢发表演说。他花了数月时间搜集资料——我记得——为他在领奖时不得不讲的那些话而焦虑不安。就连获奖后宴会上那篇简短的致辞也让他备受煎熬。如果这真是他的职业，加博无疑会因心力交瘁而死。 不应忘记，诺贝尔奖是在一个150多年未遭受战火蹂躏、由君主立宪制统治、并由一个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的首都颁发的，而像奥洛夫·帕尔梅这样一位因同情世界贫困国家而遭暗杀的高尚人物，正是在那里遇害的。加博肩负的使命并不轻松。 瑞典机构并非亲共，却将诺贝尔奖授予了富有灵感且叛逆的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授予了共产主义者巴勃罗·聂鲁达，他在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光辉岁月领奖，当时法西斯主义正企图夺取智利；又授予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天才、享有盛誉的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无需多言加博的所思所想。只需直接引述他1982年12月10日接受诺贝尔奖时演说的最后几段文字，那是一篇散文瑰宝。当时古巴正以尊严和英雄气概抵抗美国的封锁。 “像今天这样的日子，我的老师威廉·福克纳曾在此说道：‘我拒绝承认人类会终结。’他断言。” “如果我没有充分意识到，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他32年前拒绝承认的那场巨大灾难如今已仅仅成为一种科学上的可能性，那么我若坐在这个曾属于他的位置上，便不会感到问心无愧。面对这一令人敬畏的现实——它贯穿整个人类历史，曾一度被视为乌托邦——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寓言创作者，深信自己有权相信，创造另一种乌托邦尚未为时过晚。 “一种崭新的、摧枯拉朽的生命乌托邦，在那里，任何人都不再能替他人决定甚至死亡的方式，在那里，爱情真正成为可能，幸福得以实现，而那些注定要忍受百年孤独的家族，终于在地球上获得第二次机会，永不再孤独。”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 2008年7月9日 19时26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