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和今天（革命的危机）

古契科夫和米留可夫在退出临时政府之前提出了三项要求：1）恢复纪律，2）宣布进攻，3）遏制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军队正在瓦解，秩序荡然无存，恢复纪律，遏制和平宣传，否则我们就辞职，——古契科夫在著名的玛丽亚宫会议（4月20日）上向执行委员会“汇报”道。我们与盟国有关联，他们要求我们在维护战线统一的利益上给予支持，号召军队进攻，遏制战争反对者，否则我们就走，——米留可夫在同一次会议上“汇报”道。这是在“权力危机”的日子里。执行委员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人假装不会做出让步。后来，米留可夫发表了一份关于其“照会”的“解释性”文件，执行委员会的演说家们借此机会宣布“革命民主”取得了“胜利”，于是——“风波平息了”。 但“胜利”是虚假的。几天后，又宣布出现了“危机”，古契科夫和米留可夫“不得不”离开，执行委员会与部长们开始了无休止的会议，——“危机”随着执行委员会代表进入临时政府而“解决”了。天真的观众松了一口气。终于“战胜”了古契科夫——米留可夫！终于将迎来和平，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平！结束兄弟相残的屠杀！结果如何？还没来得及总结所谓“民主”的“胜利”，还没来得及“埋葬”那些退休的部长，新的部长们，那些“社会主义”部长们，就开始用让古契科夫——米留可夫感到安慰的语言说话了！真是“死人抓住了活人”！请你们自己判断。就在农民大会上的第一次讲话中，新任战争部长克伦斯基先生就宣称，他打算在军队中恢复“铁的纪律”。这是什么纪律？克伦斯基签署的《士兵权利宣言》明确说明了这一点，其中在“战斗环境”下，指挥官被赋予“对不服从命令的下属使用武力……的权利”（见《宣言》第14条）。古契科夫梦想但不敢实施的东西，克伦斯基在自由、平等、公正等响亮口号的掩护下，一举“实施”了。那么，这种纪律是为了什么？ 在这方面，捷列利部长比其他部长更早地告诉了我们。“我们致力于结束战争，”他对邮政局员工说，“但不是通过单独媾和，而是通过与我们的盟友共同战胜自由之敌”（见《晚间交易所报》，5月8日）。如果抛开那些与地方无关的自由言论，如果将这种官僚式的模糊语言翻译成通俗语言，那就只有一件事：为了和平的利益，必须与英国和法国联盟击败德国，为此，又必须发动进攻。为了战线统一的利益，为了共同击败德国而准备进攻，——这就是需要“铁的纪律”的原因。米留可夫如此胆怯但坚持不懈地追求的东西，捷列利部长宣布为自己的纲领。这还是在“解决”危机后的最初几天。但后来，“社会主义”部长们变得更加大胆和明确。5月12日，克伦斯基向军官、士兵和水手下达了“命令”：“……你们将向前进，去你们的领袖和政府带领你们去的地方……你们将……被职责的纪律束缚……按照人民的意愿，你们必须清除祖国和世界上的暴徒和侵略者。我号召你们完成这一壮举”（见《言语报》，5月14日）。克伦斯基的命令在实质上与沙皇政府那些著名的帝国主义命令（如“我们必须战斗到胜利的最后时刻，我们必须将大胆的敌人赶出我们的祖国边界，我们必须将世界从德国军国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等等）没有什么不同。由于谈论进攻比实施进攻容易，由于某些团，例如第七军（四个团）认为不可能服从“出击”的命令，——临时政府与克伦斯基一起从言语转向了“行动”，命令立即解散“有罪”的团，并威胁罪犯“流放至苦役场并剥夺所有公民权利”（见《晚间新闻》，6月1日）。由于显然这一切仍然不够，克伦斯基又发布了一个专门针对兄弟团结的新“命令”，威胁“罪犯”将受到“审判以按法律最严格的规定惩罚”，即同样的苦役（见《新生活报》，6月1日）。简而言之：立即进攻，不惜一切代价进攻，否则——我们将使用苦役和枪决，——这就是克伦斯基“命令”的含义。而就在沙皇与英法资产阶级签订的条约仍然有效的时候，就在根据这些条约明确地“我们”被要求积极支持英国和法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希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掠夺政策的时候！那么，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平，新临时政府承诺采取一切“果断措施”争取和平的义务，——在“权力危机”日子里做出的所有这些承诺都到哪里去了？哦，我们的部长们没有忘记和平，没有忘记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平，他们大声地讲，讲和写，写和讲。而且不仅仅是我们的部长。作为对临时政府就战争目标发表意见的提议的回应，英国和法国政府几天前还声称，他们也反对兼并，但……只要这不与兼并阿尔萨斯-洛林、美索不达米亚等相矛盾。而临时政府作为对这种声明的回应，在5月31日的照会中声明，在“坚定不移地忠于共同的联盟事业”的同时，它提议召开“盟国代表会议”以重新审查战争目标协议，该会议“可以在最近时期，当有利条件形成时举行”（见《工人报》第72号）。由于目前尚无人知道何时“有利条件”会形成，由于所谓的“最近时期”无论如何都不会很快到来，因此实际上，为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平进行的“果断斗争”被搁置在漫长的抽屉里，退化为关于和平的空洞和虚假的争论。然而，进攻显然不能推迟一分钟，它正在用一切“果断措施”进行准备，甚至包括威胁苦役和枪决…… 怀疑是不可能的。战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的。在实际上准备进攻的情况下，关于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平的谈话只是掩盖了战争的掠夺性质。临时政府明确走上了积极帝国主义的道路。昨天似乎不可能的事情，今天由于“社会主义者”进入临时政府而成为可能。他们用社会主义的短语掩盖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本质，巩固和扩大了正在上升的反革命的地位。“社会主义”部长们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成功地用于其反革命目的——这就是现在的局势。获胜的不是天真的“革命民主派”，而是帝国主义的旧操盘手，古契科夫和米留可夫。但外交政策上的向右看齐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国内政策上的同样转向，因为在世界战争条件下，外交政策是其他一切政策的基础，是国家生活的中心。确实，临时政府越来越明确地走上“果断斗争”反对革命的道路。不久前，它开始对阻碍彼得格勒县农民、奔萨省、沃罗涅日省等地农民实施简单民主原则的克伦施塔得水兵发动进攻。然后几天前，斯科别列夫和捷列利因将罗伯特·格里姆驱逐出俄罗斯而“成名”（赫罗斯特拉特式的成名！），虽然没有经过审判和程序，只是像宪兵一样，但让俄罗斯帝国主义者们感到高兴。但最能反映临时政府国内政策新路线的是佩列维尔泽夫部长（也是“社会主义”者！）。他要求不多不少，就是“紧急引入关于危害国家安宁犯罪的法律”。根据该法律（第129条）……“在公开呼吁或在出版或公开展示的印刷品、信件或图像中呼吁：1）犯重罪，2）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实施暴力行为，3）不服从或抵抗法律或强制性法令或当局的合法命令的人——将被判处不超过三年的矫正所监禁”，而“在战争期间……将被判处立即苦役”（见《言语报》，6月4日）。这就是这位所谓的“社会主义”部长的苦役立法创作。显然，临时政府正不可避免地滚向反革命的怀抱。这也从反革命的旧操盘手米留可夫已经预尝新胜利果实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如果临时政府，”他说，“在漫长的拖延之后，明白权力手中除了说服之外还有其他手段，即它已经开始使用的那些手段，如果它走上这条路，那么俄罗斯革命的成果（别开玩笑！）将得到巩固”……“我们的临时政府逮捕了科利什科并赶走了格里姆。而列宁、托洛茨基和他们的同志在自由地游荡……我们希望有一天列宁和他的同志们也被送去那里……”（见《言语报》，6月4日）。这就是俄罗斯资产阶级老狐狸米留可夫先生的“愿望”。临时政府是否会执行米留可夫的这些和类似的“愿望”，它总体上对后者的声音非常敏感，这些“愿望”现在是否可行，——我们将在最近的将来看到。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临时政府的国内政策完全服从于其积极帝国主义政策的要求。结论只有一个。我们革命的发展进入了危机阶段。革命的新阶段，闯入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并从下至上地革命化它们，动员了旧世界和新世界的所有力量。战争及其相关的破坏将阶级矛盾激化到极限。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摇摆的政策，显然已经站不住脚。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向前，反对资产阶级，争取权力转移到劳动者手中，争取结束战争和破坏，争取组织生产和分配；要么向后，回到资产阶级，回到进攻和拖延战争，反对消除破坏的果断措施，回到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回到公开的反革命政策。临时政府明确走上了公开反革命的道路。革命者的责任是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士兵真理报》第42号，1917年6月13日。署名：K. 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