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和答复

107 问题和答复（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说）同志们！我来回答你们书面提出的问题。我将按照你们问题单上的排列次序来回答问题。你们知道，这些问题一共有十个。我们从第一个问题谈起。一如果苏联在未来的十年到十五年内得不到西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支持，那末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和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结合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包括了你们书面提出的其余一切问题。所以我的回答将是一般性的，因而远不是详尽的。否则在回答其余问题时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认为，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回答。这些决议指出，对待农民的正确政策就是巩固结合的基本保证。◇131◇ 什么是对待农民的正确政策呢？只有经济、行政政治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保证巩固结合的若干措施才能组成这种政策。我们先从经济方面谈起。首先，必须消灭农村中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其次，必须实行正确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政策，以保证工业和农业的迅速增长， 108斯大林全集第七卷并且消灭“剪刀差”。此外，必须缩减农业税的总额，并且逐渐使农业税由全国总预算的轨道转到地方预算的轨道上。必须使千百万农民群众合作化，首先是使他们参加农业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因为合作化是把农民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建设总体系的手段。必须最大限度地供给农村拖拉机，因为这是使农业进行技术革命的手段，也是在农村中创立文化技术基地的方法。最后，必须实行电气化计划，因为这是使农村接近城市和消灭城乡对立的手段。这就是党在经济方面保证城市和农村的结合所应当遵循的途径。我希望你们注意农业税由国家预算的轨道转到地方预算的轨道的问题。这也许会使你们感到奇怪。但是农业税现在具有并且将来也一直具有地方税的性质，这是事实。例如，大家知道，以前，大约两年以前，农业税是我们国家预算中的一项主要的或者几乎是主要的收入。而现在呢？现在它在国家预算中只占很少一部分了。国家预算现在是二十五亿卢布，而农业税在今年将要提供的和能够提供的至多不过二亿五千万到二亿六千万卢布，比去年的总数要少一亿卢布。可见，这已经不是那么多了。国家预算愈增多，农业税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比重就愈缩小。其次，在这二亿六千万农业税中◇132◇有一亿卢布正在转入地方预算。这占全部农业税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在现有的一切税收中，农业税最接近地方条件，最适于用做地方需要。不用怀疑，整个地方预算将日益增加。但是同样毫无疑问，地方预算的增加，首先是依靠那些要求最大限度地适合地方条件的农业税。国家收入的重心已经转到并且将要整个转到他种收入，即国营企业收入和间接税等等方面去，这是更可以肯定的。正因为如此，农业税由全国总预算的轨道转到地方预算的轨道，将来会成为可能的，从巩固结合的观点来看是完全适当的。现在来谈谈在行政政治方面保证结合的措施。为了精简国家机关并且使它们在精神上健全起来，为了驱逐国家问题和答复109 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腐化分子，为了使国家机关彻底接近千百万群众，就应当在城市和农村确立苏维埃民主制并且活跃苏维埃，——这就是党在行政政治建设方面巩固结合所应当遵循的途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目的本身。专政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手段和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就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向无国家的社会的过渡。但是为了实现这种过渡，就必须按照能够真正保证专政的社会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方针和方法，来准备改造国家机关。活跃苏维埃的口号，在城市和农村中确立苏维埃民主制的口号，吸收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优秀分子直接管理国家的口号，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改善国家机关，认真地改造它，把官僚主义分子和腐化分子从国家机关中驱逐出◇133◇去，使国家机关成为同广大群众休戚相关的机关， ——要做到这一切，如果没有群众本身对国家机关的经常和积极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吸收工人和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到管理机关中来，不建立国家机关同劳动群众最“下层”的直接联系，要得到群众积极的和不断的帮助也是不可能的。苏维埃国家机关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有什么区别呢？区别首先在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是站在群众之上的，因此它和人民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壁垒，按它的本质来说，是和人民群众背道而驰的。而苏维埃国家机关却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因为如果它想把自己保持为苏维埃国家机关，它就不能而且不应当站在群众之上，因为如果它真正想团结千百万劳动群众，它就不能同这些群众背道而驰。这就是苏维埃国家机关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原则性的区别之一。列宁在他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这本小册子中曾经说过：二十四万布尔什维克党员，无疑是能够管理国家来为穷人谋福利而反对富人的，因为他们决不会比过去管理国家来为富人谋福利而反对穷人的十三万地主差。有些共产党员根据这一点就认为，国家机关只要有几十万党员就够了，认为这就足以管理巨大的国家了。因 110斯大林全集第七卷此，他们有时并不反对把党和国家看做一个东西。同志们，这是不正确的。这是曲解列宁的思想。列宁说到二十四万布尔什维克党员时，决不是想说苏维埃国家机关的人数和总的规模就以此为限，或者可以以此为限。恰恰相反，列宁除了把党员列为国家机关的人员外，还把在当时即在十月革命以前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的一百万人也包括在内，他说，我们◇134◇有方法一下子使我们的国家机关扩大十倍，就是说，用吸收劳动者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的方法，至少能使国家机关达到一千万人。列宁说：“这二十四万人现在至少已经拥有一百万成年人的选票，因为正是党员数目同党所拥有的选票数目的这种比例关系，已经由欧洲的经验和俄国的经验，譬如说，至少已经由彼得堡杜马的八月选举确定了。因此我们的‘国家机关’已经有了一百万人，他们在思想上忠实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为了在每月二十日领取一大笔钱。此外，我们还有一下子就可以把我们的国家机关扩大十倍的‘绝妙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过并且也不可能有的。这个绝妙的方法就是吸收劳动者、吸收贫农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八十七页）但是“吸收劳动者、吸收贫农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这件事情是怎样进行的呢？这件事情是通过在苏维埃、经济机关、工厂委员会、文化机关、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各种合作组织以及其他等等的周围所组成的那些群众发起的组织、各种委员会、各种会议和代表大会来进行的。我们的同志有时没有注意到，在我们基层党组织、苏维埃机关、文化机关、工会组织、教育机关、共青团组织、军队组织、妇女部和其他一切组织的周围，有大批的拥有千百万非党工农群众的自发组织、委员会和会议在活动着，它们在自己日常的细小烦琐的和无声无臭的工作中建立着苏维埃的基础和生活，创造着苏维埃国家力量的泉源。没有问题和答复111 这些环绕着我们苏维埃机关和党机关的拥有千百万◇135◇群众的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发展，以及对巨大国家的领导和管理都是决不可能的。苏维埃国家机关不仅仅是由苏维埃组成的。苏维埃国家机关，就这个词的深刻意义来说，是由苏维埃加上拥有千百万群众的各种各样非党的和党的组织组成的，这些组织把苏维埃同最“下层”结合起来，使国家机关同千百万群众打成一片，并且在逐步消除着国家机关同人民之间的任何类似壁垒的东西。因此，我们应当竭力使我们的国家机关“扩大十倍”，使它成为同千百万劳动群众休戚相关的机关，把官僚主义的残余从国家机关中铲除出去，使国家机关同群众打成一片，从而准备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活跃苏维埃和确立苏维埃民主制的口号的意义和作用。这就是在党的行政政治工作方面巩固结合所必需的基本措施。至于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保证结合的措施，那就不用多说了，因为这些措施都很明显，大家都知道，不用再解释了。我只想指出最近时期这方面工作的基本路线。这个基本路线就是要为在全国即在全苏联实行初等普遍义务教育准备必要的条件。同志们，这是极重大的改革。实行这种改革，将不仅是文化战线上的极伟大的胜利，而且也会是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的极伟大的胜利。这种改革必定成为国家巨大发展的基础。但是，实行这种改革要花费几亿卢布。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要实行这种改革，需要一支差不多有五十万名男女教师的大军。不管怎样，如果我们真想使国家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我们就必须保证在最近时期实行这种改革。同志们，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不用◇136◇怀疑的。这就是对你们第一个问题的答复。现在我们来谈第二个问题。 112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二如果资本主义的稳定长久保持下去，那么这种稳定会产生哪些使我们党蜕化的危险呢？一般说来，我们这里有没有这些危险呢？这些可能的甚至是现实的危险无疑是存在的。我们这里存在的危险是同稳定无关的。稳定仅仅使这些危险更加明显。这些危险中主要的我认为有三种：（甲）我国的建设事业失去社会主义前途的危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取消主义；（乙）失去国际革命前途的危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主义；（丙）降低党的领导的危险，以及由此可能使党变成国家机关的附属品。我们先从第一种危险谈起。这种危险的特点是：不相信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不相信工农联盟；不相信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不相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会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胜利。◇137◇ 这是取消主义和蜕化的道路，因为它会取消十月革命的基础和目的，会使无产阶级国家蜕化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这种“思想”的来源和它在党内产生的基础，是资产阶级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我国国民经济内部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展开殊死斗争的条件下对党的影响的加强。资本主义分子不仅在经济方面进行斗争。他们还竭力把斗争转到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方面，企图把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怀疑我们建设工作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思想传染给党内最不稳定的队伍，而且不能说，他们的这种努力是绝问题和答复113 无成效的。一些受到传染的“共产党员”说：“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哪里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生产力的状况不允许我们提出这种空想的目的，只要能马马虎虎支持下去就行，我们哪能建成社会主义呢，反正就是建设吧，将来自见分晓……” 另外一些人说：“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使命，实现了十月革命，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国际革命，因为西方无产阶级不预先取得胜利，我们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严格地说，革命者在俄国已经无事可做了”……大家知道，在一九二三年，在德国革命爆发的前夕，我国的一部分青年学生准备抛掉书本到德国去，他们说：“革命者在俄国已经无事可做，应当抛掉书本到德国去干革命。” 可见，这两类“共产党员”，无论第一类或者第二类都是站在否认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立场上，站在取消主义的立场上。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第一类用“科学的”“生产力论”来掩饰自己 ◇138◇的取消主义（无怪乎前几天米留可夫赞扬他们，在“最近新闻报”〔33〕上称他们为“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二类则用左的和 “非常革命的”关于世界革命的词句来掩饰自己的取消主义。事实上，就假定说，革命者在俄国无事可做；假定说，社会主义没有在其他国家获得胜利以前，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不能想象和不可能的；假定说，社会主义在先进国家的胜利还要延迟十年到二十年，那在这些条件下，能不能设想我们经济中那些在资本主义包围我国的情况下活动着的资本主义成分，会同意停止同我们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作殊死的斗争，并且会袖手等待世界革命的胜利呢？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能了解这种假定是多么荒谬了。既然这种假定不能成立，那末我们这些“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非常革命的革命家”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显然他们只有一件事情可干，就是开开空车，听从自发势力的支配，并且逐渐蜕化成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114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把我们的国家看做无产阶级革命的基地，我们拥有像列宁所说的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条件，——那末我们就能够而且应当建设这样的社会，来完全战胜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或者是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国家是革命的基地，我们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我们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末当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的胜利延缓的时候，就应当容许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占上风，容许苏维埃政权瓦解，容许党蜕化。或者是前者，或者是后者。所以，不相信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会导致取消主义和蜕化。◇139◇ 所以，特别在现在，特别在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情况下，同取消主义的危险作斗争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现在我们来谈第二种危险。这种危险的特点是：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相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我们国家如果没有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支持就不能抵挡住世界帝国主义；不了解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不可能是最后的胜利，因为只要革命还没有在若干国家里获得胜利，它就不可能保证不遭受武装干涉；不了解国际主义的基本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做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做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问题和答复115 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支持德国的解放运动吗？值得冒险吗？同意协约国的凡尔赛条约，通过赔款获得一些利益岂不是更好吗？ ……同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保持友好吗？值得这样做吗？同某些大国恢复“势力范围”岂不是更好吗？如此等等。◇140◇ 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如果说，第一种危险即取消主义危险的根源，是资产阶级在对内政策方面，即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方面对党的影响的加强，那末这第二种危险即民族主义危险的根源，应当认为是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即在资产阶级国家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斗争方面对党的影响的加强。不用怀疑，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国家的压力是很大的，我们的外交工作人员不是随时都能抵挡得住这种压力的，产生各种纠纷的危险往往引诱人们走上阻力最小的道路，走上民族主义的道路。从另一方面来看，很明显，只有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运动旗手的作用，而对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义的道路，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所以，失去国际革命的前途，就会产生民族主义和蜕化的危险。所以，同对外政策方面的民族主义危险作斗争是党的当前任务。最后谈谈第三种危险。这种危险的特点是：不相信党的内部力量；不相信党的领导；国家机关力图削弱党的领导，摆脱党的领导；不了解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危险是从三方面来的。◇141◇ 第一、需要领导的各个阶级已经发生变化。现在的工人和农民已 116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经不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工人和农民。在以前，工人阶级是丧失阶级性的，是散漫的，而农民则是充满恐惧的，他们唯恐国内战争一旦失败，地主又要回来，而且党在这个时期是按照军事方式进行领导的唯一集中的力量。现在我们这里是另一种情况。战争已经没有了，因而使劳动群众集合在党的周围的军事危险也就没有了。无产阶级无论在文化方面或者在物质方面都已经复原并且提高了。农民也同样地提高和发展了。这两个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正在增长并且会继续增长。现在按照军事方式进行领导已经不行了。第一、在领导中必须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第二、对工人和农民的要求和需要必须有特殊的敏感。第三、必需善于把由于工人和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增长而涌现出来的这两个阶级当中的优秀人物吸收到党内来。但是大家知道，这些条件和品质不是立刻就能得到的。因此在向党提出的要求和目前党所具备的可能性之间产生了不相适应的情况。因此也就产生了削弱党的领导的危险和失去党的领导的危险。第二、在最近时期，即经济发展时期，国家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各个机关已经大大发展和巩固了，托拉斯、辛迪加、贸易机关、信贷机关、行政政治机关、文化教育机关以及各种合作社等，都吸收了几十万新的人员，主要是非党人员，因而大大发展和扩大了。这些机关不仅自己的成员增多了，而且它们的力量和比重也增大了。而它们的作用愈增大，它们对党的压力就愈显著，它们就愈顽强地力图削弱党的领导，它们对党的反抗就愈猛烈。因此，在这些机关内部必须根据能够保证党在新环境中的领导这一点来重新配置力量和配备领导人员。但是大家知道，要一下子做到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因◇142◇此就产生了国家机关脱离党的危险。第三、工作本身复杂化和多样化了。我指的是现在的建设工作。无论是农村的或是城市的许多工作部门和分部门都复杂化和发展了。因此，领导就更为具体了。从前通常都讲“一般的”领导。现在“一问题和答复117 般的”领导就是句空话，因为这句空话里并不包含什么领导内容。现在需要的是具体的和实际的领导。过去一个时期培养了一种自以为知识广博、准备解答一切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工作人员。现在这种旧型的自以为知识广博的工作人员，应当让位给竭力要成为某一工作部门行家的新型工作人员了。要真正地实行领导，就应当懂得业务，就应当认真地、耐心地和顽强地钻研业务。不懂得农业，不懂得合作社，不熟悉价格政策，不研究同农村有直接关系的法律，就不能在农村中进行领导。不懂得工业，不研究工人的生活，不倾听工人的要求和需要，不懂得合作社、工会和俱乐部工作，就不能在城市中进行领导。但是能不能一下子就做到这一切呢？很遗憾，不能。要把党的领导水平提到应有的高度，首先需要提高党的工作人员的水平。现在应当把工作人员的质量放在第一位。但是要一下子提高党的工作人员的质量，并不那么容易。遗憾的是，那种不去熟悉业务而急于求成发号施令的旧习惯，依然存在于党的组织中。正因为如此，所谓党的领导有时就退化成一堆可笑的谁也不需要的命令，退化成不触及任何人和任何事物的空洞的和口头上的“领导”。这就是削弱和降低党的领导的最严重危险之一。失去党的领导的危险所以会引起党的瓦解和蜕化的理由，一般说来就是如此。◇143◇ 所以，同这种危险作坚决的斗争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这就是对你们第二个问题的答复。现在我们来谈第三个问题。三怎样同富农进行斗争而又不挑起阶级斗争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含糊，所以是提得不正确的。这里指的是哪一 118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种阶级斗争呢？如果指的是农村中一般的阶级斗争，那末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不仅仅是反对富农的。而无产阶级和全体农民之间的矛盾，——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虽然这种阶级斗争具有很特殊的形式）吗？无产阶级和农民现在是我们社会中的两个基本阶级，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存在着矛盾，固然，这种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并且终究是可以克服的，但这毕竟是引起这两个阶级之间斗争的矛盾，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我认为，如果指的是城乡之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则我国的阶级斗争有三条主要的战线：（甲）整个无产阶级（以国家为代表）同农民之间在规定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最高价格，在使税收工作正常化等等方面的斗争战线；（乙）整个无产阶级（以国家为代表）同富农之间在消灭农产品的投机价格，在把税收负担的主◇144◇要重心转到富农身上等等方面的斗争战线；（丙）贫农，首先是雇农同富农之间的斗争战线。你们可以看出，这几条战线无论在它们的比重上，或者在它们那里所发生的斗争的性质上，都不可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对待这几条战线上的几种阶级斗争的态度，也应当是有区别的、不一样的。让我们再进一步考察一下。第一条战线。无产阶级（以国家为代表）考虑到我国工业薄弱和不可能为我国工业获得借款，规定了许多主要措施，这些措施可以使我国工业免受外国工业竞争的侵袭，并且能够为了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而加快工业的发展。这些措施就是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关于农业税、关于国家收购农产品的形式、关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贯彻计划原则的措施。这一切都是以工业的主要部门、运输业和信贷业的国有化为基础的。你们知道，这些措施已经收到了应有的效果，就是说既制止了工业品价格的急剧下降，又制止了农产品价问题和答复119 格的急剧上涨。从另一方面来说，很明显，因为全体农民要购买工业品，要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农产品，所以他们总想用尽量低的价格获得工业品，用尽量高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农产品。同时农民还希望完全没有农业税，或者至少把农业税降到最低限度。这就是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发生斗争的基础。国家能不能不采取上述各项主要措施呢？不，不能。因为在目前不采取这些措施就会使我国工◇145◇业遭到破坏，使无产阶级趋于毁灭，使我国变成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殖民地，使我们的整个革命遭到失败。全体农民是不是愿意取消我们国家的这些主要措施呢？不，不愿意。因为在目前取消这些措施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胜利，而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是为了一小撮富人即一小撮资本家发财致富而使大多数农民贫困的发展道路。谁敢断言，农民愿意自己贫困，愿意把我国变成殖民地，根本不愿意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获得胜利呢？这就是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间结成联盟的基础。这是不是说，我们的工业机关依靠垄断制就可以抬高工业品价格，来损害基本农民群众的利益，损害工业本身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政策首先会损害工业本身，使我国工业不可能从昨天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娇弱植物变成明天应有的坚固强大的工业。由此就产生了降低工业品价格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你们知道，这个运动获得了十分巨大的成就。此外，这是不是说，我们的收购机关依靠垄断制，就可以随意降低农产品的价格，而使农民破产，损害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政策首先会危害工业，因为，第一、它会使对工人的农产品供应发生困难，第二、它会完全瓦解和扰乱我们工业的国内市场。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所谓“剪刀差”的运动。你们知道， 120斯大林全集第七卷这个运动已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最后，这是不是说，我们的地方机关或者中央机关，依靠农业税的法律和利用自己征税的权力，◇146◇就可以把这种法律看做某种绝对的东西，就可以在自己实际工作中捣毁那些力量单薄的纳税者的谷仓，拆掉他们的屋顶，像在唐波夫省某些地区发生过的那样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政策会破坏农民对无产阶级、对国家的一切信任。由此就产生了党在最近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减少农业税，使这种税收多少具有地方性，整顿我国的整个税收工作，消除那种由于征税而在某些地方表现出来的粗暴行为。你们知道，这些措施已经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因此，第一、在根本问题上，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都愿意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获得胜利。由此就产生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第二、在当前问题上，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利益是有矛盾的。由此就产生了这个联盟内部的斗争，这个斗争，按其比重来说，是被利益的一致性掩盖着的，这种斗争在将来工人和农民不再是阶级的时候，即当他们都变成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劳动者的时候，是必然会消失的。第三、我们拥有解决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的手段和方法，我们是在维护和巩固工农联盟的范围内根据两个同盟者的利益来解决这些矛盾的。我们不仅拥有这些方法和手段，而且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和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复杂情况下，已经卓有成效地使用了这些方法和手段。由此能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在这条战线上挑起阶级斗争呢？不，不能。恰恰相反！由此只能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竭力设法减弱这条战线上的斗争，用协商和互相让步的方法来调节这一斗争，并且无论如何不要把它导向尖锐化的形式，导向冲突。我们现在正这样做。因为我们有这样做的◇147◇一切可能性。因为在这里利益的一致性比利益的矛盾更有力和更深刻。问题和答复121 可见，挑起阶级斗争的口号是完全不适合这条战线上的斗争情况的。第二条战线。这里的出场人物是无产阶级（以苏维埃国家为代表）和富农。这里的阶级斗争也具有独特的形式，正像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情况中阶级斗争具有独特的形式一样。国家希望使农业税具有极为明显的所得税性质，把这种税收的主要负担转到富农肩上。而富农对这一点却“千方百计地”竭力摆脱，他们利用自己在农村中的一切力量和一切影响来把税收的负担转到中农和贫农的肩上去。国家在制止生活费用上涨和竭力保持工资稳定的同时，竭力采取经济性的措施，规定出完全符合农民经济利益的最高的公平的农产品价格。而富农却去收买贫农和中农的农产品，收集了大批存粮，把它们囤积在自己的谷仓里，而不拿到市场上去，以便人为地抬高农产品的价格，把农产品价格抬高到投机价格，然后才把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去榨取投机的暴利。你们也许知道，今年在我国某些省份，富农已经把粮价抬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因此，这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就具有独特的和比较隐蔽的形式。可能有人认为，挑起阶级斗争的口号是完全适用于这条战线上的斗争情况的。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里我们同样不愿意挑起阶级斗争。因为在这里我们完全能够并且应当避免挑起斗争，避免同斗争有关的各种纠纷。◇148◇ 我们能够并且应当活跃苏维埃，在苏维埃内部争取中农和组织贫农，以便减轻基本农民群众的纳税负担，而将税收的主要负担真正转到富农的肩上。你们知道，在这方面是采取了一些措施的，这些措施已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我们能够并且应当使国家掌握足够的粮食储备，为了对粮食市场施加压力，必要时加以干涉，为了保持劳动群众所能接受的价格，从而粉碎富农的投机阴谋，这种粮食储备是必要的。你们知道，我们今 122斯大林全集第七卷年在这方面已经用去几千万普特的粮食了。你们应当知道，我们这样做了以后，已经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们不仅在列宁格勒、莫斯科、顿巴斯、依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等地区保持住了低廉的粮价，而且还迫使许多地区的富农投降，强迫他们把过去的存粮按不高的价格抛到市场上去。当然，在这里问题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富农自己会挑起阶级斗争的，他们企图使阶级斗争达到沸点，企图使这种斗争采取匪徒骚扰或暴动的形式，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那时挑起斗争的口号就已经不是我们的口号，而是富农的口号，也就是反革命的口号了。此外，毫无疑问，到那时，富农一定会亲身体验到这一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口号的一切不利之处了。可见，在这第二条战线上挑起斗争的口号，并不是我们的口号。第三条战线。这里的出场人物是两种力量：一方面是贫农，而首先是雇农；另一方面是富农。这里，国家在形式上是站在旁边的。可见，这一条战线并不像前两条战线那样广阔。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十分明显的和公开的，而前两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却是被掩盖的和比较隐◇149◇蔽的。这里的问题是富农—企业主直接剥削雇佣工人或半雇佣工人。因此党在这里不能采取缓和斗争、减弱斗争的政策。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是组织贫农进行反富农的斗争并且领导这一斗争。这是不是说，我们因此就要挑起阶级斗争了呢？不，不是这个意思。挑起斗争不仅意味着组织和领导斗争。它同时意味着人为地激起和故意煽动阶级斗争。现在，当我们有无产阶级专政，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在我们这里行动完全自由的时候，是不是需要这种人为的办法呢？当然不需要。因此，挑起阶级斗争的口号也是不适合于这第三条战线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此。问题和答复123 可见，关于农村中阶级斗争的问题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简单。现在我们来谈第四个问题。四工农政府是实际存在着，还是一个鼓动的口号？我认为这样提问题是有些荒谬的。工农政府是实际存在着，还是一个鼓动的口号，这种提法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仅仅为了达到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称做“鼓动” 的某种狡猾手腕的目的，党可以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这就 ◇150◇是说，党可以提出一些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科学根据的口号。这是不是确实的呢？当然不确实。这样的党只能存在一个短时期，然后就会像肥皂泡一样消失掉。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党就不会是执行科学政策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漂浮在政治事变表面上的泡沫。我们的政府，按它的性质、纲领和策略来说，是工人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政府。对这一点不应当有任何误解和怀疑。我们的政府不可能同时有两个纲领：一个是无产阶级的纲领，另一个是别的什么纲领。它的纲领和它的实际工作都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政府无疑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政府。这是不是说，我们的政府就不同时是工农政府了呢？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政府虽然按它的纲领和工作来说，是无产阶级的政府，但同时又是工农政府。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国的条件下，基本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同无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因为由于这个缘故，农民的利益就在无产阶级的纲领中，即苏维埃政府的纲领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124斯大林全集第七卷因为苏维埃政府所依靠的是工农联盟，是在工农这两个阶级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上建立起来的联盟。最后，因为在政府机关的成员中，在苏维埃的成员中，除了工人以外，还有在工人领导下和工人◇151◇一起反对共同敌人、一起建设新生活的农民。所以“工农政府”的口号就不是一个空洞的“鼓动”口号，而是在共产主义纲领中具有科学根据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第四个问题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来谈第五个问题。五某些同志把我们对农民的政策解释成对农民扩大民主和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这种解释是否正确呢？事实上我们在农村是不是在扩大民主呢？是的，是在扩大。这是不是对农民的让步呢？当然是的。这种让步是不是很大，是不是限于我国宪法范围以内？我认为这里的让步并不很大，它丝毫没有改变我们的宪法。既然如此，我们改变的究竟是什么，让步到底表现在哪里呢？◇152◇ 我们改变的是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农村工作方法。我们改变的是农村中阻碍结合工作和妨碍党把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那些已经建立的秩序。到现在为止，情况是这样的：在许多地区都是由一小群人在管理农村，这些人同县和省的联系多于同农村居民的联系。这种情况就使得农村的管理者多半朝上看，朝县里看，而很少朝下看，朝农村居民问题和答复125 看，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对农村负责，不是对选民负责，而是对县和省负责，他们显然不懂得“上层”和“下层”在这里是一根链条，如果链条在下面裂开了，那末整根链条就必然散开。结果，一方面是管理者的无人监督、独断独行和任意横行，另一方面是农村中的不满和抱怨。现在正在坚决而彻底地消除农村中的这种秩序。到现在为止，情况是这样的：在许多地区农村苏维埃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而是一小群害怕丧失权力的管理者用许多诡计和压力来私拉“代表”的一种空洞的公文往返的手续。结果，就会有使苏维埃从一个同群众休戚相关的机关变成一个同群众背道而驰的机关的危险，而工人对农民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一基础和堡垒，则有悬在半空中的危险。你们知道，党因此不得不设法改选了苏维埃，而改选证明：许多地区的旧的选举方法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应当消灭这种有害的腐朽透顶的旧方法。现在正在消灭农村中的这种选举方法。这就是让步的基础，在农村中扩大民主的基础。这种让步不仅是农民需要的，也是无产阶级需要的，因为这种让步加强了无产阶级，提高了无产◇153◇阶级在农村中的威信，巩固了农民对无产阶级的信任。大家知道，让步和妥协的主要目的，归根到底就是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目前这些让步的界限怎样呢？这些让步的界限已经由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和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34〕作了规定。你们知道，这些界限并不很宽，而且只限于我刚才讲过的那些范围。但这还不是说这些界限永久不能改变。恰恰相反，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随着无产阶级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巩固，随着西方和东方革命运动的发展，随着苏维埃国家国际地位的加强，这些界限无疑是会扩大的。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曾经说过，必须“随着剥削者反抗的停止，把苏维埃宪法推广到全体居民”（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一三○页）。可见，这里 126斯大林全集第七卷所说的把宪法推广到全体居民，其中也包括资产阶级。这是在一九一八年三月说的话。从那时起到列宁逝世有五年多的时间。可是，列宁在这段时期内一次也没提到实行这个原理是适当的。为什么呢？因为扩大界限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但是，在苏维埃国家国内和国际的地位完全巩固以后，这种时候总会到来的，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虽然预见到将来要进一步扩大民主，但是我们认为目前在民主方面的让步必须限制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和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范围内。这些让步会不会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呢？不，不会改变。◇154◇ 这些让步会不会改变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即会不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呢？绝对不会，一点也不会。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被削弱，它只是由于活跃苏维埃和吸收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参加工作而日益巩固了。由于扩大民主，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不仅保持着，而且还获得新的力量，在无产阶级周围造成信任的气氛。要知道，如果就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来说，这就是专政中主要的东西。有些同志断定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只限于暴力的概念，这是不正确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暴力，而且是对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实行领导，是建设比资本主义经济类型更高的、具有比资本主义经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对资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二）无产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三）对整个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除去专政的这三方面中的哪一方面，都不免有曲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的危险。只有把所有这三方面综合起来，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党在苏维埃民主方面的新方针，会不会引起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问题和答复127 某种恶化呢？不，不会引起的。恰恰相反！新方针只会改善工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如果指的是专政体系中的暴力因素，而红军是暴力的表现，那末几乎用不着证明，在农村中确立苏维埃民主制只会改善红军的状况，把红军团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因为我们的军队主要是农民。如果指的是专政体系中◇155◇的领导因素，那几乎用不着怀疑，活跃苏维埃的口号只会使无产阶级便于实行这种领导，加强农民对工人阶级的信任。如果指的是专政体系中的建设因素，那也几乎用不着证明，党的新方针只会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因为它的实施是为了巩固结合，而没有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结论只有一个：在目前情况下，对农民的让步只会加强无产阶级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它丝毫不会改变我国政权的性质。第五个问题就是如此。现在来谈第六个问题。六由于资本主义的稳定，我们党是不是已经对共产国际中的右倾实行让步？如果是这样，这真是必需的策略手段吗？显然，这里指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指的是联合什麦拉里同志和萨波托斯基同志的集团去反对该党的右派分子这件事。我认为我们党对共产国际中的右倾并没有实行任何让步。恰恰相反，整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35〕是在孤立共产国际中的右派分子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读一读共产国际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决议，读一读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决议，你们就不难了解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派分子◇156◇是共产国际所反对的主要目标。正因为如此，决不能说我们党已经对共产国际中的右倾实行让步。 128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严格地说，什麦拉里同志和萨波托斯基同志并不是右派。他们并不赞同右派的政纲，即勃留恩派的政纲。确切些说，他们是动摇于列宁主义者和右派之间，带有动摇到右派方面去的倾向。他们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的表现的特点，就是他们一方面受到我们批评的压力，另一方面受到右派所造成的分裂前途的威胁，他们在这一次动摇到我们这方面来了，动摇到列宁主义者方面来了，他们誓与列宁主义者结成反对右派的联盟了。他们这样做是好的。但是，同志们是否认为在动摇分子已经动摇到列宁主义者方面来的时候，在他们已经向列宁主义者让步而反对右派的时候，我们不应当欢迎他们呢？如果我们中间竟有人不能了解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起码道理，那是令人奇怪的，并且是可悲的。难道实践不是已经证明共产国际在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问题上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吗？难道什麦拉里同志和萨波托斯基同志没有同列宁主义者站在一个队伍里继续进行反对右派的斗争吗？难道捷克斯洛伐克党内的勃留恩派不是已经孤立了吗？也许有人问：这种情况会不会长久呢？我当然不知道会不会长久，我不做预言。无论如何，很明显，只要什麦拉里派同右派作斗争，就要同什麦拉里派联合起来，而一旦什麦拉里派改变了现在的立场，那末同他们的联合就必然会失去效力。但是现在的问题完全不在这里。现在的问题在于：目前的反对右派的联合加强了列宁主义者，使他们有领导动摇分子的新的可能性。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在这◇157◇里，而不在于什麦拉里同志和萨波托斯基同志还会发生什么动摇。有人以为列宁主义者对每个左派空谈家和神经衰弱者都一定会支持，以为列宁主义者在任何场合下都是共产主义者中间固定不变的左派。同志们，这是不对的。我们同工人阶级的非共产主义政党比较起来是左派。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像已经死去的帕尔乌斯曾一度要求的那样，一定要“比一切人都左些”，而他当时因为这一点是受到过列宁的严厉斥责的。在共产主义者中间，我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问题和答复129 我们就是列宁主义者。列宁在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时，即在既反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又反对右倾时，他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无怪乎列宁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为题写了一本出色的小册子。我认为，如果同志们及时地注意到这后一种情况，就不会向我提出这第六个问题了。第六个问题就是如此。现在来谈第七个问题。七由于农村党组织的薄弱，在农村中有没有因采取新方针而在思想上形成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呢？有，这种危险是有的。未必用得着怀疑，在活跃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苏维埃选举，就意味着地方◇158◇上有选举鼓动的自由。不用说，反苏维埃分子为了乘隙再次破坏苏维埃政权，是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的。因此在农村中就有加剧和形成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库班、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等地改选前后的种种事实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许多地区的农村组织的薄弱加剧了这种危险。同样毫无疑问，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的癖性也促使这一危险加剧起来。这种危险因何产生，它的根源何在呢？它的根源至少有两个。第一、反苏维埃分子觉察到最近在农村中发生了某种有利于富农的变动，觉察到许多地区的中农转到富农方面去了。这一点在改选以前本来就可以猜测到。在改选以后，这种猜测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这就是农村中在思想上形成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的第一个根源，也就是主要的根源。 130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二、在许多地区，有人把我们对农民的让步看做我们软弱的标志。这一点在改选以前是可疑的。在改选以后就不容怀疑了。因此农村中的白卫分子发出了“继续施加压力！”的叫嚣。这就是农村中加剧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的第二个根源，虽然不是那样重要的根源。首先，共产党员应当了解到：在农村中，目前时期是为争取中农而斗争的时期，把中农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是党在农村中最重要的任务，不完成这个任务，反苏维埃鼓动形成的危险就会加剧起来，而党的新方针就只会对于白卫分子有利。其次，共产党员应当了解到：目前只有依据党在苏维埃、合作社、信贷、农业税、地方预算以及其他◇159◇方面的新政策才能把中农争取过来，使用行政压力只会损害工作，把事情弄糟，应当通过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来说服中农，使他们相信我们政策的正确性，只有用实例，用示范的方法才能“争取”他们。此外，共产党员应当了解到：实行新方针不是为了活跃反苏维埃分子，而是为了活跃苏维埃和吸引基本农民群众，新方针不是取消同反苏维埃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而是预定要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如果反苏维埃分子说：“继续施加压力”，如果他们把对农民的让步看做我们软弱的标志，并且利用这些让步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那末我们就一定要向他们指出，苏维埃政权是牢不可破的，并且提醒他们说，监狱早就在等待他们了。我认为，我们的这些任务如果能够被领会并且付诸实现，那末农村中在思想上形成和加剧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就一定会彻底铲除。第七个问题就是如此。现在来谈第八个问题。八问题和答复131 由于非党分子影响的加强，在苏维埃里有没有形成非党派别组织的危险呢？可以说，在一定条件下才有这种危险。如果比较有组织的非党分子的影响是在共产党员的影响还没有进入的地方增长起来，那就没有什么危险。例如，城市中的工会和农村中的近乎苏维埃的非党◇160◇ 组织的情况就是这样。只是当非党的组织开始想以自己来代替党的时候，这种危险才开始产生。这种危险是从哪里来的呢？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看不到或者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危险。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在党的周围，在工人阶级中间，我们有大批非党工人积极分子，他们对党充满信任，并且把党同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连结在一起。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危险在农民中间特别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党在农民中间很薄弱，党还没有大批的能够把党同数千万农民连结在一起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然而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农民中间那样迫切需要非党积极分子。结论只有一个：要消除非党农民群众脱离党和疏远党的危险，就必须在党的周围培养大批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但是要一下子或者在几个月内就培养出这种积极分子是不可能的。只有逐渐在工作过程中，在活跃苏维埃的过程中，在发展合作社组织的过程中，才能从农民群众中间培养出和选拔出这种积极分子。为了做到这一点，应当改变共产党员对待非党员的态度。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使共产党员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非党员。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使共产党员学会以兄弟般的信任的态度来对待非党员。如果非党员所得到的是不信任，那末要求他们的信任是不可能的。列宁说过，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相互信任”的关系。列宁的这句话是不能忘记的。造成党员和非党员间相互信任的◇161◇环境——这是为了给党培养出大批非党农民积极分子准备条件首先必须做到的。 132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但是这种相互信任怎样建立起来呢？当然不是一下子也不是通过命令就能建立起来的。如列宁所说的，这种相互信任只有通过党员和非党员的“相互检查”，通过日常实际工作过程中的相互检查才能建立起来。在第一次清党时期，曾经通过非党员检查党员，这使党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党的周围造成了非常信任的气氛。关于这一点，列宁在当时就已经说过，应当把第一次清党时在党员同非党员相互检查方面的教训推广到一切工作部门中去。我认为，现在应该记起列宁的这个意见并且采取措施来实现这个意见了。因此，党员和非党员在日常实际工作过程中所进行的相互批评和相互检查，是造成他们相互信任的气氛的手段，——如果党要想消除千百万非党分子同党疏远的危险，如果党要想在自己的农村组织的周围培养出大批非党农民积极分子，这就是它所应当遵循的道路。第八个问题就是如此。现在来谈第九个问题。九没有外国的援助，我们能不能真正更新和大大扩大大工业的固定资本呢？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理解。◇162◇ 或者这里指的是苏维埃国家从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方面立即得到贷款援助，以此作为发展苏维埃工业必不可少的条件，那末，就可以作出一种符合于这一问题提法的回答。或者指的是苏维埃国家在将来西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从他们那里得到援助，以此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必不可少的条件，那末，就得作出另一种回答。为了使谁也不受委屈，我尽量对这个问题的两种可能的解释都作回答。问题和答复133 我们先从第一种解释谈起。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外来的贷款是否有可能发展苏维埃的大工业呢？是的，有可能。这件事情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同时还必须经历严重的考验，但是，尽管有这一切困难，我们没有外来的贷款还是能够实行我国的工业化的。到现在为止，在历史上强大工业国的形成和发展有过三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侵占和掠夺殖民地的道路。例如英国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英国在世界各洲夺取了殖民地，它在两个世纪当中为加强本国工业而从殖民地榨取“追加资本”，最后变成“世界工场”。你们知道，我们是不能走这条发展道路的，因为对殖民地的侵占和掠夺是同苏维埃制度的性质不相容的。第二条道路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实行军事破坏和索取赔款的道路。例如德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德国在普法战争时期击败了法国，从法国榨取了五十亿的赔款，然后把这笔款项投入自己的工业。你们知道，这条发展道路也是同苏维埃制度的性质不相容的，因为它在实质上同第一条道路毫无◇163◇区别。第三条道路是资本主义落后的国家在奴役性的条件下把经营权租让给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并且在奴役性的条件下向这些国家借款的道路。例如沙皇俄国的情况就是这样，沙皇俄国在奴役性的条件下把经营权租让出去，在奴役性的条件下取得西方强国的借款，因而就受到半殖民地生活的束缚，虽然它后来终于能够爬上独立发展工业的道路，当然这免不了要靠几次比较“成功的”战争，也免不了要靠对邻国的掠夺。几乎无须证明，苏维埃国家也不能走这条道路，因为我们同各国帝国主义者血战三年，并不是为了在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的第二天又心甘情愿地去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在这几条发展道路中，如果以为每一条道路在实际生活中都必定 134斯大林全集第七卷是单纯地和其他道路截然分开地实现的，那就不对了。事实上，在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这几条道路往往是互相交错、互为补充的，并且有过交织在一起的范例。例如美国的发展历史就是这种几条道路交织在一起的例子。这种情况说明，各种不同的发展道路，虽然它们彼此有所区别，但是具有某些使它们相互接近，使它们能够交织在一起的共同特征：第一、它们都导致资本主义工业国的形成；第二、它们都是以采取某种方法从外面流入“追加资本”为前提的，这是建立这些国家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如果根据这一点就把它们搅在一起，混为一谈，不了解这三条发展道路毕竟是建立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三种不同方法，不了解这几条道路中的每一条道路都在这些国家的面貌上打上了特殊的烙印，那就更加不对了。既然苏维埃国家不能走旧的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而要在不受奴役的条件下流入新的资本又不可◇164◇能，那末苏维埃国家究竟还有什么道路可走呢？剩下来的只有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别的国家完全没有经历过的道路，不靠外来的贷款而发展大工业的道路，不一定要流入外国的资本来使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这是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所指出的道路。列宁说：“我们应当努力建成的国家，是要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厉行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尽量节约……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用厉行节约的办法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列宁继续说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问题和答复135 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见“列宁全集”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五四页至第四五五页）这就是我们国家为了发展自己的大工业和使自己发展成为强大的无产阶级工业国而已经走上的和应当通过的道路。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条道路是资产阶级国家所没有经历过的。但是，这决不是说，这条道路对无产阶级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对资产阶级国家是不可能的或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165◇对无产阶级国家却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具有资产阶级国家所没有的，也许是不可能有的优越性。国有化的土地、国有化的工业、国有化的运输业和信贷业、垄断化的对外贸易、由国家调整的国内贸易，——这一切都是能够用来发展我国工业的 “追加资本”的新泉源，这些新泉源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中都不曾有过。你们知道，无产阶级政权已经利用这些以及和这些相类似的新泉源在发展我们的工业了。你们知道，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一些相当重要的成就。正因为如此，对资产阶级国家是不可能的发展道路，对无产阶级国家却是完全可能的，尽管要遇到种种困难和考验。此外，应当指出，目前这种缺少非奴役性外资流入的情况，不可能是什么永恒不变的。你们知道，已经有一些外资开始流入我国了。几乎没有理由怀疑，这种流入将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巩固而日益增多。关于问题的第一种解释就是如此。现在来谈问题的第二种解释。没有欧洲主要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预先胜利，没有欧洲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技术方面和设备方面的直接援助，在我国有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 136斯大林全集第七卷在谈这个问题以前，——顺便说一下，这个问题我在这次讲话的开头就已经作了回答——我想消除一种同这个问题有关的非常普遍的误解。这种误解就是：某些同志爱把“更新和扩大大工业的◇166◇固定资本”的问题同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混为一谈。能不能同意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呢？不，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按范围来说，第一个问题要比第二个问题狭窄些。因为第一个问题，即关于扩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只包括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即工业，而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则包括整个国民经济，既包括工业，也包括农业。因为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组织整个国民经济的问题，是使工业同农业正确结合的问题，而关于扩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严格说来，甚至不涉及这个问题。就假定工业的固定资本已经更新和扩大，但是，这还完全不是说，这样就已经解决了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工业和农业工作人员的生产消费组合。如果在这个组合中，工业与供给原料、食物并且消耗工业品的农业不协调，如果工业与农业因此不能组成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的整体，那就根本不会有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问题，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中的基本问题。正因为如此，决不能把更新和扩大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同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混为一谈。那末，没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预先胜利，没有西方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技术方面和设备方面的直接援助，在我国有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有，有可能。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并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已经在建设社会主义，我◇167◇们在发展国有化的工业并且把它同农业结合起来，我们在农村中发展合作社并且把农民经济纳入苏维埃发展的整个体系中，我们在活跃苏维埃并且使国家机关和千百万问题和答复137 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我们在建设新的文化和建立新的社会生活。毫无疑问，在这条道路上是困难重重的，我们还必须经受许多考验。毫无疑问，如果有西方的社会主义胜利的及时援助，事情就根本好办了。但是，第一、西方的社会主义胜利的“来临”并不象我们希望的那样快，第二、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并且大家知道，我们已经在克服它们了。这一切我已经在自己讲话的开头谈过了。在此以前，我在给莫斯科积极分子所做的报告①中也谈过这一点。而再早一些，在我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的“序言”中也谈过这一点。我曾经说过，否认我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是使党蜕化的取消主义。现在未必值得再来重复从前一再讲过的话了。因此我介绍你们去读读列宁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你们可以找到关于这一问题的足够数量的材料和原理。我只想简单地谈谈这个问题的历史和这个问题在目前对党的意义。如果不把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年间的争论计算在内，那末关于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在一九一五年帝国主义大战时期初次在党内提出的。大家知道，当时列宁第一次提出了关于◇168◇ “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论点（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页）。这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大家知道，当时托洛茨基曾经反驳列宁的这个论点，他说：“……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见“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页）。在一九二一年，即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以后，当建设问题已提到日程上的时候，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又重新在党内提出来了。这个时期，某些同志认为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离开社会主义的 —————————— ①见本卷第七十五页至第一一二页[指旧版页次]。——编者注 138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任务，是离开社会主义的建设。大家知道，当时列宁在他的“论粮食税”〔36〕小册子中断定说，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使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的必要条件，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条件，是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九二一年四月里的事情。好像是为了回答这一点，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在他的“一九○五年”一书的序言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完全对立的论点，他说：“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此后经过了一年（在一九二二年），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所作的声明同托洛茨基在“和平纲领”的跋中所作的声明又互相对立起来了，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而托洛茨基说：“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169◇ 最后，又经过了一年，列宁在他逝世前不久，在“论合作制” （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文中又重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在我们苏联具有“为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问题的简短历史就是如此。从这个历史的考证中已经可以看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我们党的实践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列宁不认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实践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他就不会再三重复这个问题了。后来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的尖锐化，特别是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只是加强和加深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的意义。从党的实践观点看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哪里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涉及我国建设的前途问题，涉及这个建设的任务和目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建设，就不能真正建设。不知问题和答复139 道前进的方向，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关于前途的问题，是惯于有自己明确而肯定的目标的我们党的最重要问题。究竟我们是为了社会主义、期待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进行建设，还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施肥、“等待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而碰运气地盲目地进行建设，——这就是现在的基本问题之一。如果不对这个很明确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就不能真正地工作和建设。成百成千个党的工作人员、工会工作者、合作社工作者、经济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军事工作人员和共青团员来找我们，询问我们，询问我们党：我们把事业向哪一方面引◇170◇导，我们为什么建设？不幸的是有些领导者不善于或者不愿意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而肯定的回答，他们支吾搪塞，把人们推东推西，使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淹没在知识分子的怀疑主义中。列宁主义的伟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不认为建设是碰运气，是盲目的，它不认为建设是没有前途的，它对我们工作的前途问题作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它说，我们具有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条件，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性问题就是如此。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不仅取决于我们。这也取决于我们国外的敌人和朋友的强弱。如果让我们建设，如果我们能延长“喘息”时期，如果不发生严重的武装干涉，如果武装干涉不能得逞，如果国际革命运动的力量和实力同我们自己国家的力量和实力都强大得足以使重大的武装干涉企图不能实现，我们就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相反地，如果武装干涉得逞而我们被击败，我们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第九个问题就是如此。现在来谈最后一个问题。 140斯大林全集第七卷十请指出我们党的和苏维埃的建设由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和世界革命的延缓而面临的最大的困难，◇171◇特别是在党和工人阶级的相互关系、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方面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这些困难，如果就其中主要的来说，我认为有五个。资本主义稳定的作用，在于它稍微加剧了这些困难。第一个困难。这是同外国武装干涉的危险有关的困难。这并不是说，我们面临着武装干涉的直接危险，帝国主义者已经做好准备并且完全能够立即对我国进行武装干涉。要做到这一点，帝国主义起码应当像大战以前那样强大，但是大家知道，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目前摩洛哥的战争〔37〕和对中国的武装干涉〔38〕，这些未来的战争和武装干涉的演习，显著地表明了帝国主义的脊背开始发软了。可见，这里不是指直接的武装干涉，而是指只要资本主义的包围还存在，一般地就会有武装干涉的危险，而只要武装干涉的危险还存在，我们就不得不为巩固国防而每年花费数亿卢布来供养陆军和海军。每年在陆军和海军上花费数亿卢布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相应地缩减了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经费。不用说，要是没有武装干涉的危险，我们就可以把这笔款项，至少是把其中大部分用在加强工业，改进农业，实行初等普遍义务教育的改革等等方面。由此就产生了同武装干涉的危险有关的建设工作方面的困难。同其他一切困难不同，这个困难的特点在于，克服这个困难不仅取决于我们，这个困难只有靠我国和所有其他各国革命运动的共同努力才能消除。第二个困难。这是同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有关的困难。我在分析农村阶级斗争问题时已◇172◇经谈过这些矛盾了。重复已经谈问题和答复141 过的话是毫无必要的。这些矛盾发生在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政策方面，发生在农业税和对农村的管理等等方面。这里的危险在于工农结合工作的混乱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这一思想的破坏。由此就产生了同这一危险有关的困难。同前一个困难不同，这个困难的特点在于，它是可以用我们的内部力量来克服的。农村中的新方针就是克服这一困难所必需的方法。第三个困难。这是同我们联盟内部的民族矛盾、同“中央地区” 和“边疆地区”之间的矛盾有关的困难。这些矛盾是由于“中央地区”和“边疆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条件不同，是由于后者落后于前者而发展起来的。这方面的政治上的矛盾可以认为是已经消除了，但是文化上的，特别是经济上的矛盾还刚刚形成和固定起来，因此还需要把它们消除。这里的危险是双重的：一种危险是联盟中央机关表现出大国主义的傲慢和官僚式的专横，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对各民族共和国的要求表现出必要的敏感，另一种危险是各共和国和各地区对 “中央地区”的民族不信任和民族闭关自守。同这些危险作斗争，特别是同第一种危险作斗争，就是克服民族问题方面的困难的方法。这个困难的特点在于，它也像第二个困难一样，是可以用联盟的内部力量来克服的。第四个困难。这是同国家机关脱离党的危险、同削弱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的危险有关的困难。我在分析党的蜕化危险的问题时已经谈过这种危险了。重复已经谈过的话未必是必要的。这种危险是由于国家机关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官僚主义分子而滋长起来的。这种危险随着国家机关的发展及其◇173◇比重的增大而加剧和严重起来了。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地精简国家机关，陆续把官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腐化分子从国家机关中驱逐出去，把党的领导力量分配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枢纽点上去，从而保证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这个困难的特点在于，它也像第三个困难一样，是可以用我们本 142斯大林全集第七卷身的力量来克服的。第五个困难。这就是部分党组织和工会脱离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脱离这些群众的需要和要求的危险。这种危险所以产生和发展起来，是因为在许多党机关和工会组织，其中包括各支部和各工厂委员会里，存在着官僚主义分子的恶势力。这种危险最近因“面向农村”的口号而加剧起来了，这个口号把我们组织的注意力从城市转向农村，从无产阶级转向农民，而许多同志不懂得在面向农村的同时，决不能背向无产阶级，不懂得“面向农村”的口号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实现，不懂得对工人阶级的要求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只能加深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脱离工人群众的危险。这种危险的特征是什么呢？第一、我们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对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失去敏感和不够关心；第二、不了解工人的自尊心和他们的统治阶级感觉已经提高了，他们是不能领受和容忍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态度的；第三、不懂得用考虑不周的命令去麻烦工人是不行的，现在的重心不是在这些“措施”上，而是在争取整个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上；第四、不懂得如果不在工人中◇174◇进行准备活动，如果不举行广泛性的生产会议，就不能实行稍微广泛些的涉及工人群众的措施（例如，在纺织区改行看管三台织布机制）。这一切使许多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脱离广大工人阶级群众，使企业中发生冲突。大家知道，不久以前在纺织区爆发的冲突，揭露出我们许多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是存在着这一切毛病的。这就是我们建设道路上第五个困难的特点。要克服这些困难，首先必须把我们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从这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的手中解放出来，着手改善工厂委员会的成分，一定要使生产会议活跃起来，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的生产单位的支部方面去，并且给这些支部配备优秀的党的工作人员。问题和答复143 更多地注意和考虑工人阶级的要求和需要，尽量减少我们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实际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更多地关心和同情工人阶级的阶级自尊心，——这就是现在的任务。第十个问题就是如此。载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真理报”第一三九、第一四一、第一四二和第一四五各号◇175◇ 农业的集体化和机械化从马拉耙犁到拖拉机丰收的喜悦一九二五年时的苏联农业【二农业的集体化和机械化】农业的集体化和机械化从马拉耙犁到拖拉机丰收的喜悦一九二五年时的苏联农业 145 给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庆祝本科和专科第二届毕业典礼）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在培养党的领导群众的指挥人员方面是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在成立以来的几年内，已经献给党许多支积极工作者的队伍，这些积极工作者正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现在大学又要将一支由二百十四人组成的、其中大部分是工人的大学生队伍输送给党，把他们送到工作岗位上去。为了使这支队伍将要从事的工作在党所面临的复杂的建设任务下收到成效，就必须使这支队伍了解我们环境中在目前具有决定意义的某些新情况。这是些什么情况呢？第一、我国的基本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最近已经起了重大的变化，他们无论在政治方面或经济方面都更加积极了，因此就要求党用新的态度对待他们。我们这里再也没有丧失阶级性的工人阶级了，现在这是完全定形的和健壮的无产者阶级，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提高了，因此就要求党◇176◇实行更灵活更慎重的领导。关于农民也可以这样说。这已经不是旧的农民，不是那些受尽旧日残酷迫害的折磨，唯恐失去以前属于地主的土地，或者受余粮收集制的限制而颓然不振的农民了。这是新的农民，他们在文化上提高了，他们已经忘掉了地主和余粮收集制，他们要求获得廉价的商品和高价出售粮食，并且已经会充分利用党的关于活跃苏维埃的口号了。要以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对待现在的农民，这就是现在对党的要求。重新把农民争取到无 146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产阶级方面来，这就是现在党的任务。第二、在许多地区，中农同富农联合起来了。这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的主要事实。从工农联盟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对农民的领导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要完全恢复基本农民群众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信任。没有这种信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没有这种领导，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在恢复基本农民群众对工人阶级的完全信任方面进行工作，这就是党和党的工作人员的任务。第三、最近我们党的工作人员由于“面向农村”的口号而渐渐把工人忘记了，他们忽略了在面向农村的同时，我们不能背向城市，首先不能背向无产阶级。这同样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的新事实。应当记住，近来工人阶级的自信心和自尊心特别增长和加强了。这就是我国统治阶级的主人翁感的增长。同志们，这是我们整个工作中最巨大的成就，因为工人阶级已经感到自己不仅是劳动阶级，而且是领导阶级，它是能够创造奇迹的。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哪一个共产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注意到无产阶级的这种主人翁感，他就是一点也不了解新环境，严格地说，他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就一◇177◇定会失败。因此，我们在讲到“面向农村”的口号时应当同时记住：工人阶级是负有实现这个口号的使命的基本阶级，只有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真正的领导力量，这个口号才能实现。因此，党的当前任务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地方工作人员终究会懂得：绝对必须用最关心和最慎重的态度来对待工人阶级在物质上和文化上的一切需要。你们这支毕业生队伍的任务，就是要在当地的工作中注意到这一切情况。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项任务。让我祝你们在将要从事的工作中得到完全的胜利。给斯维尔德洛夫大学147 致共产主义敬礼约·斯大林载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真理报”第一三二号◇178◇ 148 再论民族问题（关于谢米奇的文章）现在，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经过争论以后，谢米奇在文章中表示完全赞同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立场，这一点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如果根据这一点就认为俄共（布）代表团和谢米奇之间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争论以前或争论期间不曾有过意见分歧，那是不正确的。看来，谢米奇正是想这样来看民族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的，他力图把这些意见分歧归结为误会。但是很可惜，他大错特错了。他在文章中硬说，同他的论战是由“许多误会”促成的，而这些误会是由于他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的“一次没有被全部翻译过来的”演说所引起的。换句话说，这里的过错是在翻译员，不知为什么这个翻译员没有把谢米奇的演说全部翻译过来。为了维护真理，我不得不声明，谢米奇的这种断言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如果谢米奇能够从他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现在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馆里）中引用一些话来证实他的这种说法，那当然要好些。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并没有这样做。因此，我不得不代替谢米奇来完成这个不大愉快的但是完全必要的手续。◇179◇ 甚至现在，当谢米奇表示完全赞同俄共（布）代表团的立场的时候，他的立场仍然有不少不明确的地方，因此就更有这样做的必要。我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所做的演说（见“布尔什维克”杂志〔39〕第七期）①中曾经谈到三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一）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问题；（二）关于在当前历史时代民族运动的社会 —————————— ①见本卷第五十九页至第六十四页[指旧版页次]。——编者注斯大林全集第七卷149 内容问题；（三）关于国际因素在民族问题中的作用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曾经肯定地说，谢米奇“没有完全理解布尔什维克对民族问题的提法的实质”，他把民族问题和革命总问题分开，因此走上了把民族问题归结为立宪问题的道路。这样说对不对呢？请你们读一读谢米奇在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中的一段话，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能不能把民族问题归结为立宪问题呢？首先从理论上来谈这个问题。比如说，在某一个国家里有甲、乙、丙三个民族。这三个民族都表示它们愿意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在这种情况下，问题究竟在哪里呢？当然是在这个国家的内部关系的调整上。就是说，这是立宪方面的问题。在这种理论前提下，民族问题就归结为立宪问题……如果在这种理论前提下我们把民族问题◇180◇归结为立宪问题，那就必须说， ——我经常强调这一点，——直到分离的民族自决权是解决立宪问题的条件。我只是在这种看法下提出立宪问题的。” 我认为没有必要进一步解释谢米奇演说中的这一段话。很明显，谁把民族问题看成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谁就不会把民族问题归结为立宪问题。反过来说，只有把民族问题和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分开的人，才会把民族问题归结为立宪问题。在谢米奇的演说中有这样一种说法：没有革命斗争就不能争得民族自决权。谢米奇说：“很明显，只有通过革命斗争才能争得这种权利。用议会斗争的方法是不能争得这种权利的，只有通过群众性的革命行动才能取得这种权利。”但什么是“革命斗争”和“革命行动” 呢？能不能把“革命斗争”和“革命行动”同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以及争取革命胜利（解决民族问题的条件）等量齐观呢？当然不能。把革命的胜利说成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条件，这是一回事；把“革命行动”和“革命斗争”当做解决民族问题的条件，这完全是另一回 150再论民族问题事。必须指出，改良的道路即立宪的道路完全不排斥“革命行动”和 “革命斗争”。在确定某个政党是革命的政党还是改良主义的政党的时候，起决定作用的不应当认为是“革命行动”本身，而应当认为是党采取和利用“革命行动”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和政治任务。大家知道，在一九○六年第一届杜马解散以后，俄国的孟什维克曾经提议组织“总罢工”，甚至提议组织“武装起义”。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仍然是孟什维克。他们当时提议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摧毁沙皇制度和组织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是为了对沙皇政府“施加压力”，以期实◇181◇行改良，扩大“宪法”的范围，召集“改善了的”杜马。在保留统治阶级政权的情况下，为了改良旧制度而采取 “革命行动”，这是一回事，这是立宪的道路。为了摧毁旧制度，为了推翻统治阶级而采取“革命行动”，这是另一回事，这是革命的道路，这是取得革命彻底胜利的道路。这里是有根本的差别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谢米奇在把民族问题归结为立宪问题的时候所说的关于“革命斗争”的那些话并没有推翻而只是证实了我的说法，即谢米奇“没有完全理解布尔什维克对民族问题的提法的实质”，因为他没有了解到，不应当孤立地看民族问题，而应当把民族问题和革命胜利问题密切联系起来看，把它看成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我坚持这一点，决不是说我对谢米奇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有什么新的看法。丝毫没有。曼努伊里斯基同志早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40〕上就已经谈到谢米奇的这个错误，他说： “谢米奇在他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民族问题’这本小册子中以及在南斯拉夫共产党机关报‘拉德尼克’上发表的几篇文章中，都提出把修改宪法的斗争作为共产党的实践口号，就是说，他实际上把整个民族自决问题仅仅归结为立宪问题。”（见第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五九六页至第五九七页）季诺维也夫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也谈到过这个错误，他说：斯大林全集第七卷151 “在谢米奇的前途中显然缺少一样小东西——革命”，民族问题是“革命的问题，而不是立◇182◇宪的问题”（见“真理报”第八十三号）。俄共（布）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对谢米奇的错误所提出的这一切意见决不可能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无风是不起浪的。关于谢米奇的第一个错误即基本错误就是如此。他的其余的错误都是从这个基本错误中直接产生出来的。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在我的演说（见“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七期）中曾经肯定地说，谢米奇“不愿意把民族问题看成实质上是农民问题”①。这样说对不对呢？请你们读一读谢米奇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中的一段话，请你们自己判断吧：谢米奇问道：“南斯拉夫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是什么呢？”他接着就答道：“这个社会内容就是塞尔维亚资本同克罗地亚资本和斯洛文尼亚资本之间的竞争。”（见谢米奇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斯洛文尼亚资产阶级和克罗地亚资产阶级同塞尔维亚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在这里不能不起一定的作用，这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把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说成是各个不同民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183◇ 竞争的人，不会把民族问题看成实质上是农民问题，这同样是毫无疑义的。现在，当民族问题已经从地方的和国内的问题变成世界的问题，变成殖民地和从属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的时候，民族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现在民族问题的实质是：殖民地和从属民族的人民群众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这些殖民地和这些民族的财政剥 —————————— ①见本卷第六十一页[指旧版页次]。——编者注 152再论民族问题削、政治奴役和文化奴役。在民族问题的这种提法下，各个不同民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能有什么意义呢？无疑是没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在某种场合连重大的意义都没有。十分明显，这里的问题主要不在于某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在竞争中打败或者可能打败另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而在于统治民族中的帝国主义集团剥削和压迫殖民地和从属民族的基本群众首先是农民群众；帝国主义集团压迫和剥削他们，就促使他们加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者。如果把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归结为各个不同民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就不能把民族问题看成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反过来说，如果把民族问题看成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就不能把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说成是各个不同民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在这两个公式之间是无论如何不能划等号的。谢米奇引证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末所写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本小册子中的一句话。那里说道：“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斗争是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显然，他想用这句话来暗示他给目前历史条件下的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所下的定义是正确的。但是，斯大林的小册子是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前写的，当时民族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还不是一个具有全世界意义的问题，当时马克◇184◇思主义者提出的关于自决权的基本要求不是被看做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被看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从那时候起，国际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战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太可笑了。早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列宁在他的“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41〕一文中就说过：民族问题中自决权这个要点已不再是整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已经成为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更不用说列宁以及俄国共产主义的其他代表后来论述民族问题的著作了。既然如此，那末在现在，当我们由于新的历史环境斯大林全集第七卷153 而进入了新的时代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时候，谢米奇引证斯大林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所写的小册子中的一些话能有什么意义呢？只能有这样的意义：谢米奇离开空间和时间，离开当前的历史环境来引证别人的话，因而违反了辩证法最基本的要求，他没有考虑到在某一个历史环境下是正确的东西在另一个历史环境下可能是不正确的。我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所做的演说中说过，俄国布尔什维克对民族问题的提法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十月革命以前的阶段和十月革命阶段。前一阶段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问题被看做整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后一阶段进行的已经是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问题已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区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恐怕谢米奇还没有理解民族问题提法的两个阶段之间的这种区别的用意和意义。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谢米奇企图不把民族运动看成实质上是农民问题，而把它看成各个不同民◇185◇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问题， “是由于他过低估计了民族运动的内部威力，不了解民族运动的深刻的人民性和深刻的革命性”（见“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七期）①。谢米奇的第二个错误就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季诺维也夫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中也谈到过谢米奇的这个错误，他说：“谢米奇说，南斯拉夫的农民运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因此它是不革命的。他的这个论断是不正确的。”（见“真理报”第八十三号）这是不是巧合呢？当然不是！还是那句话：无风是不起浪的。最后，关于第三个问题，我曾经肯定地说，谢米奇“企图脱离国际形势和欧洲可能的前途来谈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②。 —————————— ①②见本卷第六十一页[指旧版页次]。——编者注 154再论民族问题这样说对不对呢？是对的。因为谢米奇在他的演说中甚至没有间接暗示过下面这一点：在现今条件下国际形势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最重要的因素，对南斯拉夫来说尤其如此。南斯拉夫国家本身是由于两个主要的帝◇186◇国主义联盟的格斗而形成的，南斯拉夫无法跳出它周围的帝国主义国家间目前所进行的激烈的角斗，——这些事实谢米奇都没有看到。谢米奇说他完全考虑到可能使自决权问题成为迫切实践问题的国际形势的某些变化，这种说法在现在，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应当认为已经不够了。现在的问题完全不在于在遥远的和可能设想的未来国际形势起某些变化的情况下承认民族自决权问题的迫切性，因为现在连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在必要时也可以承认这种前途。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不要把因战争和暴力而形成的现在南斯拉夫的国界问题变成解决民族问题的出发点和法律根据。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民族自决问题即根本改变南斯拉夫的国界问题是民族纲领的附加物，这种附加物将在遥远的未来隐隐约约地出现，或者这个问题是民族纲领的基础。很明显，自决权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既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民族纲领的附加物，又是这一纲领的基础。恐怕谢米奇还要继续把自决权看成民族纲领的未来附加物。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谢米奇把民族问题和一般国际形势问题分开了，因此他的关于自决权的问题即关于改变南斯拉夫的国界问题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是一个学院式的问题。谢米奇的第三个错误就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曼努伊里斯基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也谈到了谢米奇的这个错误，他说：“谢米奇对民族问题的整个提法的基本前提，是认为无产阶级应当在由多次战争和种种暴◇187◇行所形成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疆界内夺取这个国家。”①（见 —————————— ①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七卷155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五九七页）能不能认为这是巧合呢？当然不能！再说一遍：无风是不起浪的。载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一、十二两期合刊署名：约·斯大林◇188◇ 156 关于东方革命运动（和日本“日日新闻”记者布施先生的谈话）布施先生的问题和约·维·斯大林的答复第一个问题：日本人民是东方各国人民中最先进的人民，他们最关心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就。日本人民愿意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在这个把东方被奴役的民族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的事业中成为苏联的同盟者。但是，日本同时又是资本主义国家，它有时不得不和西方列强站在一条战线上来反对这个运动。（例如由于英日同盟，日本曾经在英国镇压印度的起义者时帮助过英国；又如在最近发生的上海事件中，日本同英国、美国、法国一起反对中国的工人。）在你看来，要摆脱日本人民的民族意向与日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这种困难局面，能有什么出路呢？答：日本人民是东方各国人民中最先进的人民，他们关心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就，这是事实。如果日本人民和苏联各族人民结成同盟，这在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事业中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这样的同盟将标志着庞大的殖民帝国灭亡的开始，标志着世界帝国主义灭亡的开始。这种同盟◇189◇将是不可战胜的。但是，日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驱使日本人民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使日本人民不是成为解放东方民族的工具，而是成为奴役东方民族的工具，这也是事实。你问：怎样才能从日本人民的利益与日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中摆脱出来？斯大林全集第七卷157 出路只有一条：按照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来改变日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俄国曾经有一个时候是东方民族的恶魔，是一切解放运动的宪兵。俄国由解放运动的宪兵变成这个运动的朋友和旗手的原因是什么呢？仅仅是因为俄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有了改变。第二个问题：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各东方部族，由于沙皇统治的专制制度而落后了许多世纪，他们只是在革命以后才获得独立发展工业、农业、文化等等的权利。在你看来，苏联这些东方部族大约需要多少年才能达到与苏联其他部族相同的文化水平？答：你问：苏联各东方民族大约需要多少年才能达到与苏联其他民族相同的文化水平？这很难说。这些民族的文化发展速度要取决于许多内部的和外部的条件。我应当说，一般说来，预测的发展速度向来是不精确的，特别是讲到年数。这些民族的文化发展的基本有利条件，就是像沙皇制度、俄国帝国主义、中央地区对边疆地区的剥削制度之类的主要发展障碍都已经扫除了。这种情况大大推动了苏联各东方民族的文化发展。但是这个基本的有利条件将被利用到什么程度，这就要取决于各东方民族本身，并且首先取决于各东方民族在苏维埃革命完成时所处的那个文化发展阶段。◇190◇ 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苏联各东方民族在目前的发展条件下所具有的迅速而全面发展民族文化的可能性，要比他们在最“自由的”和最“文明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能有的可能性大得多。第三个问题：你说，东方被奴役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同西方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结合，将保证世界革命的胜利。而我们日本人民有个口号——“亚洲是亚洲人的”。你是不是认为我们的意向和你们对待东方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策略之间具有共同性？ 158关于东方革命运动答：你问：“亚洲是亚洲人的”这个口号和布尔什维克对待东方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策略之间有没有共同性？既然“亚洲是亚洲人的”这个口号是号召同西方帝国主义作革命斗争，那末在这一点上（仅仅是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有共同性的。但是“亚洲是亚洲人的”这个口号不仅包括问题的这一方面。它还包含着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完全不相容的两个组成部分。第一、这个口号避开东方帝国主义的问题，似乎认为东方帝国主义要比西方帝国主义好些，因而可以不同东方帝国主义作斗争。第二、这个口号使亚洲工人产生不信任欧洲工人的感情，使前者疏远后者，割断两者之间的国际联系，从而破坏解放运动的基础。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不仅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而且是反对包括东方帝国主义在内的一切帝国主义。这个策略不是要削弱亚洲工人和欧美各国工人的国际联系，而是要扩大和加强这种联系。◇191◇ 因此，在“亚洲是亚洲人的”这个口号和布尔什维克在东方的策略之间除了共同性以外，还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第四个问题：一九二○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我谈话时，对我提出的“共产主义胜利的可能性在哪里比较大，在西方还是在东方” 这一问题回答说：“真正的共产主义暂时只能在西方取得胜利。但是要知道，西方是靠东方活命的；欧洲资本主义列强主要靠东方殖民地发财致富，但是他们同时也在武装自己的殖民地，并且教给它们如何进行斗争，这样，西方就亲自在东方为自己挖掘了坟墓。”你是不是认为，在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和其他东方国家中日益频繁地发生的事件，是西方列强葬身于他们亲自在东方挖掘的坟墓里的时候就要到来的一种预兆？答：你问：我是不是认为，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和其他东方国家中革命运动的加强，是西方列强葬身于他们亲自在东方挖掘的坟墓里的时候就要到来的一种预兆？斯大林全集第七卷159 是的，我是这样认为的。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受到两方面——既从后方又从前线——攻击的帝国主义，必然会承认自己是注定要灭亡的。载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 “真理报”第一五○号◇192◇ 160 给叶尔马柯夫斯基同志的信叶尔马柯夫斯基同志！答复迟了，非常抱歉。我休假了两个月，昨天回到莫斯科，今天才有机会读到你的信。但是，答复迟总比不答复好。恩格斯对“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这个问题所作的否定答复，完全反映了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前的时代，当时还没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平衡和跃进式发展的条件，因而也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条件（大家知道，这种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是从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以及同这个规律有关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的原理，只是在帝国主义时期才被列宁提了出来，而且也只有在那时才可能被列宁提出来。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前的时代就已经形成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尽管恩格斯很有天才，他也不可能看出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写“共产主义原理”〔42〕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的、只是后来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才出现的东西。从另一方面来说，列宁这◇193◇个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可能不看出在恩格斯逝世以后，在帝国主义时期已经出现的东西。列宁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别，是把他们分隔开来的两个历史时期的差别。根本谈不上“托洛茨基的理论和恩格斯的学说是相同的”。恩格斯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在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有理由对第十九个问题（见他的“共斯大林全集第七卷161 产主义原理”）给予否定答复的。相反地，托洛茨基却没有任何理由在二十世纪重复恩格斯的那个已经过了时的旧的答复，并且在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的新的帝国主义时代机械地应用它。恩格斯根据对他当时所处的垄断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分析做出了自己的答复。托洛茨基却没有分析现时代，而是撇开了现时代，他忘记了他不是生活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而是生活在二十世纪，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他狡猾地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伊万·伊万诺维奇的鼻子按在二十世纪初的伊万·尼基弗罗维奇的下巴上，显然，他以为可以用这种办法来蒙哄历史。我不认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可以作为理由来说明“托洛茨基的理论和恩格斯的学说是相同的”。致共产主义敬礼约·斯大林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五日第一次刊印◇194◇ 162 和宣传鼓动部会议的参加者的谈话（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日）问：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以后的时间内，资本主义的稳定发生了什么变化？答：在我们党内经常谈到两种稳定：资本主义的稳定和苏维埃制度的稳定。资本主义的稳定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日益增长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危机的某种暂时的缓和，而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发展必然会引起下一次新的资本主义危机。不管这方面发生什么变化，新的危机总是避免不了的。至于苏维埃制度的稳定，那末这种稳定正在加速发展，正在团结我国的社会主义力量和铲除资本主义成分的根子。毫无疑问，我国社会主义成分完全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了。问：西方工会的左倾运动的日益发展，不会引起无产阶级的某个部分离开共产党吗？答：不，一定不会引起的。恰恰相反，工会的左倾一定会加强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社会改良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的力量，不仅在于甚至并不在于他们控制着社会民主党，而主要在于他们依靠着工会。只要夺走他们的这个支柱，他们就会悬在半空中。工会的左倾意味着很大一部分按职◇195◇业组织起来的工人开始离开旧的改良主义的领袖，而在寻找新的左派领袖。共产党的错误就在于它们不了解这个有益的过程，它们不但不向社会民主党中的左倾的工人伸出手去，帮助他们跳出泥潭，反而骂他们是叛徒，使得他们离开了自己。应当看到，西方工会的情况和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的工会是在党出现以斯大林全集第七卷163 后，在党已经巩固并且已经在工人中间取得很高的威信以后产生的。我们的工会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党的帮助下，由党的力量培植和组织起来的。这就是我们党在工人中间的威信大大超过工会的威信的一个原因。我们在西方看到的则完全是另一种情景。那里工会的出现要比工人阶级的政党早得多。在那里还没有党的时候，工会就已经领导工人罢工，组织工人和帮助工人在同资本家作斗争中捍卫自己的利益了。而且，那里的党是从工会当中分离出来的。这就是西方的工会在群众中所享有的威信要比党高得多的一个原因。不管那里的工会和工会的领袖好还是不好，有一点毕竟是很明显的：工人都把工会当做他们反对资本家的堡垒。所有这些特点，在揭露工会的改良主义领袖时都必须估计到。恶言谩骂改良主义的领袖，在这里于事无补。相反地，恶言谩骂只会在工人中间造成一种印象，以为这里的问题不是清除不中用的领袖，而是破坏工会。问：德国共产党在清除“极左派”以后的情况怎样？答：毫无疑问，清除“极左派”，使德国共产党的情况有了好转。 “极左派”是工人阶级的异己分子。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43〕同德国的工人阶级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清除“极左派”，使得共产党 ◇196◇的新领袖从工人中间涌现出来了。这对德国的工人运动有很大好处。问：苏联是不是由于和德国缔结了公约而拟定了新的方针？答：没有。我们的方针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我们指靠的是苏联以致苏联在国内外的成就。其他任何方针我们都不需要。不管缔结了什么公约，都丝毫不能改变这一点。问：我们党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工作的基本方法是什么？答：是消灭党的工作中的战时共产主义残余而改用说服的方法。对待我国的剥削分子，我们有经过考验的老方法，即强迫的方法。至于对待我国的劳动人民，对待工人和农民等等，我们就应当采用说服 164和宣传鼓动部会议的参加者的谈话的方法。问题不在于党的指示和指令是正确的。这当然很好，但是这还不够。现在的问题在于使广大的劳动群众相信这些指令和指示的正确性。问题在于使群众根据亲身的经验相信党的指令和指示的正确性。这就要求党进行巨大而复杂的、灵活而耐心的工作。而这是在目前劳动群众积极性高涨的条件下唯一正确的工作方法。问：由于党的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宣传鼓动部应当注意哪些问题？答：第一、应当注意我国的工业化问题，第二、应当注意农民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应当着重指出，工业化是维护我国经济独立的基本方法，没有工业化，我们的国家就有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的危险。关于第二个问题，应当围绕着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结合问题展开工作，因为没有这种结合，就不可能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197◇ 问：由于党的发展和调整这种发展的必要性，产生了哪些问题？答：最近党在数量上的发展是迅速的。这当然很好，因为党的迅速发展意味着工人阶级对我们党的信任的增长。但是这里也有严重的缺点。这些缺点就是党的迅速发展使党的队伍的觉悟水平有某些下降，使党的质量有一定的降低。而质量对我们来说，其意义即使不大于数量，也应当不小于数量。要消灭这些缺点，必须使我们的某些同志不再过分迷恋党在数量上的发展，必须制止那种让大批人涌进党来的现象，并且在今后接收新党员入党时必须遵守严格选择的原则。这是第一。第二、必须在新党员中间组织紧张的政治学习，把他们的政治觉悟提高到必要的水平。问：现在怎样才能使我们同非党农民群众的联系更有保证：是吸收农民入党还是在党的周围培养非党积极分子？答：我们既需要前者也需要后者。如果在农村中没有一定数量的、组织在党内的农民，就很难在我们党的周围培养广大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如果没有广大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就更难在农村中建立坚强斯大林全集第七卷165 的党组织，因为党组织通常是靠那些积极分子建立起来的。培养广大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毕竟是更重要的任务。从党同群众的联系来看，为什么党会强大有力呢？因为它在自己的周围有广大的同情党的非党积极分子。如果党在自己的周围没有这些广大的同情党的积极分子，它就不能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进行斗争。如果没有这些积极分子的帮助，党就不能实现对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领导。这是基本◇198◇的领导规律之一。你们是否记得在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时，几天之内就有二十万新党员即工人阶级的优秀子弟入党这件史实呢？这二十万人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从广大的同情我们党的非党工人积极分子的队伍中来的。因此，非党积极分子是供给党生存和发展的滋养料的基地。这不仅对工人阶级来说是正确的。这对劳动农民来说也是正确的。问：租让制在扩大工业方面预料会有什么实际的效果？答：列宁早就说过，租让制在我们这里并没有实现成。我们现在有可能根据所掌握的新材料来证实列宁的这个说法。我们现在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租让制在我国是没有前途的。事实上，租让工业在我国整个工业生产体系中的比重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这种比重有变为零的趋势。第一次刊印◇199◇ 166 论共青团的任务（答“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提出的问题）一苏联目前所处的国际形势和它的内部状况使共青团应该担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问题提得太一般化了，因此答复也只能是一般性的。苏联目前所处的国际形势和它的内部状况使共青团应该担负的主要任务是：共青团要在言论上和行动上支持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革命运动，支持苏联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无产阶级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说，共青团只有在自己的全部工作中遵照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指示，才能完成自己的这个总任务。二由于取消主义（丧失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民族主义（丧失国际革命的前途）和缩小党的领导等等的危险的存在，即由于“问题和答复”小册子中所指出的那些危险的存在，摆在共青团面前的任 ◇200◇务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共青团在这方面的任务就是要用列宁主义的精神教育我们的工农青年。而用列宁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是什么意思呢？第一、这就是说，使青年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和必要的。第二、这就是说，使青年确信我们的工人国家是国际无产阶级斯大林全集第七卷167 的产儿，确信它是发展世界各国革命的基地，确信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第三、这就是说，教育青年信任俄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在共青团内培养出一些正是在这些方面能够对青年进行教育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共青团员在一切建设部门中，即在工业、农业、合作社、苏维埃、文化教育机关等等部门中进行着工作。必须使每个共青团员积极分子都把自己在各个建设部门中的日常工作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结合起来。必须使他们善于根据实现这一前途的精神和方向来进行自己的日常工作。共青团员在各种不同民族的工人和农民中间进行着工作。共青团本身好像是一个独特的国际。同时，在这里起作用的不仅是共青团的民族成分，而且是共青团直接靠近全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队俄共（布）这一事实。国际主义是贯穿在共青团工作中的基本思想。共青团的力量就在这里。共青团的威力就在这里。必须使共青团永远充满着国际主义的精神。必须使共青团员认识到我国无产阶级斗争的成败是同国际革命运动的成败相关联的，必须使共青团员学会把我国的革命不是看做目的本身，而是看做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手段和助力。◇201◇ 共青团在形式上是一个非党组织。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组织。这就是说，共青团在形式上是工人和农民的非党组织，但它同时又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任务就是要保证青年对我们党的信任，保证我们党在共青团中的领导。共青团员应当记住，保证党的领导是共青团全部工作中最主要的和最重要的一点。共青团员应当记住，没有这种领导，共青团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务，即用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工农青年的任务。 168论共青团的任务三现在应当怎样提出发展共青团的问题：应当在基本上继续贯彻吸收全部工人青年、雇农青年、贫农青年以及中农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入团的方针，还是应当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加强和教育已经入团的青年群众上呢？不能说是这样还是那样。必须在这两方面都进行工作。必须尽可能把全部工人青年以及贫农和中农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共青团里来。但同时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通过共青团积极分子教育新团员上。加强无产阶级核心是共青团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就能保证共青团走正确的道路。但是共青团不仅仅是工人青年的组织。共青团是工农青年的组织。因此，在加强无产阶级核心的同时，应当进行吸收农民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入团的工作，应当进行保证共青团内的无产阶级核心同农民青年结成巩固联盟的工作。不这样，共青团内的无产阶级核心就不可能领导农民青年。◇202◇ 四俄国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某些省委员会援引妇女代表会议做例子，着手组织有固定成员的非党农民青年代表会议。这种会议的作用就是在共青团的领导下团结农民青年积极分子，主要是中农青年积极分子。这种立场是不是正确，这里是不是包含着使这种代表会议蜕化成一种可能同我们的青年团对立的非党农民青年团的危险呢？在我看来，这种立场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原因如下：第一、这里包含着某种害怕中农的心理，包含着使中农青年和我们疏远的意斯大林全集第七卷169 向，包含着避开中农青年的企图。这种意向是不是正确呢？当然是不正确的。我们不应当使中农青年和我们疏远，而应当使他们接近我们，接近共青团。只有这样，才能培养中农青年对工人的信任，对共青团的无产阶级核心的信任，对我们党的信任。第二、毫无疑问，在目前一切农民集团都活跃起来的条件下，共青团内特殊的中农青年代表会议必然会变成特殊的中农青年团。同时，这个特殊的青年团不可避免地必然会把自己同现在的青年团及其领导者俄共（布）对立起来，会把共青团中的农民青年吸引到自己方面去，使共青团有分裂为两个青年团即工人青年团和农民青年团的危险。我们能不能不估计到这种危险呢？当然不能不估计到这种危险。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特别是在目前我国发展的条件下，我们是不是需要这种分裂呢？当◇203◇然不需要。恰恰相反，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使共青团内的农民青年和无产阶级核心疏远，而是使他们接近这个核心，不是使他们发生纠纷，而是使他们结成巩固的联盟。第三、决不能用女工和农妇代表会议的存在做藉口，来为成立中农青年代表会议辩护。决不能把有自己的特殊组织即共青团的工农青年同没有自己的特殊组织的女工和农妇相提并论，就如同不能把农民中的中农青年同作为工人阶级的一个部分的女工混为一谈一样。中农青年代表会议的存在会给青年团造成危险，而女工和农妇代表会议的存在则不会使任何人受到任何危险的威胁，因为目前女工和农妇并没有自己的类似青年团的特殊的固定组织。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共青团内成立特别的中农青年代表会议是多余的。共青团第六次代表大会〔44〕只建议在农村共青团的周围建立像自学小组、农业研究小组等等辅助组织，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170论共青团的任务五在我们的条件下，共青团积极分子有没有可能把实际工作同钻研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结合起来？共青团组织和各个共青团员在这方面应当做些什么呢？第一、我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这种提法稍微发表一点意见。这样提问题，会使人以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而列宁主义又是一回事；以为一个人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可以是列宁主义者。 ◇204◇但是这种概念决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列宁主义并不是列宁的学说减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列宁主义包括马克思所提供的全部学说，加上列宁给马克思主义宝库加进去的和必然从马克思所提供的全部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农民问题、民族问题、党、关于改良主义的社会根源问题、关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倾向问题等等）中产生出来的新东西。因此，最好在提问题时说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基本上是一个东西），而不说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第二、毫无疑问，如果共青团积极分子不把实际工作同他们的理论学习（“研究列宁主义”）结合起来，共青团内就不可能有任何多少带些自觉性的共产主义工作。列宁主义是全世界工人革命运动经验的概括。这个经验是一盏指路明灯，它照耀着实际工作者的日常工作的道路，给他们指出方向。如果实际工作者甚至没有最低限度地掌握住这个经验，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就不会有信心，就不会认识到这个工作的正确性。如果实际工作者不研究列宁主义，不努力掌握列宁主义，不愿意把自己的实际工作同必要的理论学习结合起来，他们的遭遇就会是这样：摸索着工作，在黑暗中工作。因此，研究列宁主义和学习列宁主义，就是使现在的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能够用无产阶级专斯大林全集第七卷171 政和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千百万共青团员的真正的列宁主义积极分子的最必要的条件。但是，在目前共青团积极分子负担过重的条件下，是不是有可能把理论和实践这样结合起来呢？是的，是有可能的。不用说，这是件困难的事情。但是，既然这件事情是如此需要，既然没有这◇205◇个条件就不能在共青团内培养真正的列宁主义积极分子，那末这件事情就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不能和那些逃避困难、只找轻松工作做的懦夫一样。困难之所以存在，正是为了要去同它们作斗争和克服它们。如果布尔什维克没有学会克服困难，他们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就一定灭亡了。如果共青团害怕困难，它就不成其为共青团了。共青团积极分子担负着伟大的任务。因此，他们必须拿出自己的力量来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耐心地和顽强地学习列宁主义，——这就是共青团积极分子应该走的道路，如果他们真想用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教育千百万青年群众的话。载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共青团真理报”第一三三号署名：约·斯大林◇206◇ 172 在米·瓦·伏龙芝葬礼上的演说（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同志们！我不能讲很长时间的话，我的心情不允许我这样做。我只想说，我们失去了伏龙芝同志这样一个最纯正、最真诚和最无畏的当代革命家。党失去了伏龙芝同志这样一个最忠实和最有纪律性的领导者。苏维埃政权失去了伏龙芝同志这样一个最勇敢和最明智的我们国家的建设者。军队失去了伏龙芝同志这样一个最亲爱和最可敬的领导者和缔造者。这就是党为失去伏龙芝同志而感到如此悲痛的原因。同志们！今年对我们来说是可诅咒的。它从我们中间夺去了许多领导同志。但是这还不够，它还要使我们再遭到一次损失。老的同志这样容易这样简单地走进坟墓，也许这正是必然的。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年轻同志站起来接替老一辈却不是这样容易，也决不是这样简单。我们相信，我们希望，党和工人阶级一定会采取一切措施加速培养新干部来接替老一辈。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托我表达全党为失去伏龙芝同志而感到的悲痛。◇207◇ 愿我的简短的演说能够表达这种悲痛，悲痛是无限的，它是不需要用长篇的演说来表达的。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五日 “真理报”第二五三号◇208◇ 173 十月革命、列宁和我们的发展前途我认为在八年前的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和十月革命八年后的目前时期之间虽然有极大的差别，但还是有一个共同点的。这个共同点就是：这两个时期都反映了我国革命发展中的转折点。那时，在一九一七年，问题在于把资产阶级政权转变为无产阶级政权。现在，在一九二五年，问题在于把目前的还不能完全称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即转变为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的那种经济。在十月革命时期，即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在列宁的领导下通过关于组织武装起义的决议的时候，情况是怎样的呢？第一、欧洲的两个联盟之间进行着战争，社会主义革命的因素在整个欧洲日益增长，存在着和德国单独媾和以扼杀俄国革命的威胁。这是外部的情况。第二、我们党争取苏维埃中的大多数，全国各地农民起义，前线革命运动高涨，克伦斯基的资产阶级政府陷于孤立，存在着发生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威胁。这是内部的情况。这主要是一条政治斗争战线。◇209◇ 这个转折点当时是以工人和农民起义的胜利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而结束的。现在，在摧毁资产阶级政权八年以后，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第一、世界上存在着两个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在殖民地和附属国（中国、摩洛哥、叙利亚等等）的革命运动显著增长的情况下暂时达到稳定；社会主义阵营苏联由于自己的经济发展而日益成长起来，它把各先进国家的工人以及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被压迫人民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使短促的“喘息时机”变成整整的一个“喘息”时期。这是外部的 174斯大林全集第七卷情况。第二、我国的工业和合作社日益发展，工人和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无疑已有改善，党在工人和农民中间的威信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和农民一起把社会主义建设向前推进。这是内部的情况。这主要是一条经济建设战线。目前的转变时期会不会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结束，这首先取决于我国建设的成就，取决于西方和东方革命运动的成就，取决于腐蚀资本主义世界的那些矛盾的发展。八年前的任务是：使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结合起来，中立农民中的中农阶层，利用两个帝国主义联盟之间的殊死斗争，推翻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以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加强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联系，把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前推进。经过了八年，现在的任务是：一方面，使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同中农在建立巩固联盟的基础上结◇210◇合起来，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内的领导，加紧发展和加速重新装备我国的工业，吸引千百万农民群众加入合作社，从而保证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核心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另一方面，和世界各国的无产者以及各被压迫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建立联盟，以便帮助革命的无产阶级战胜资本主义。中立中农现在已经不够了。现在的任务是：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以便保持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正确关系。因为既然列宁所说的 “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45〕①这个论点是正确的，那末列宁所说的“……现在要同无比广大的群众，即同农民一道前进”〔45〕②的话也是正确的。一般地发展国营工业现在已经不够了。何况战前国营工业的水平 —————————— ①②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十月革命、列宁和我们的发展前途175 本来就不高。现在的任务是：在新的技术基础上重新装备我们的国营工业并使它进一步扩展。因为我们的国营工业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工业。因为它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基础。因为没有这样的基础，就谈不上把我国变成工业国，谈不上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一般地发展农村的合作社现在已经不够了。现在的任务是：吸引千百万农民群众加入合作社和在农村中开展合作社运动。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类型的工业存在的条件下，合作社是使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环节。◇211◇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所必需的条件大致就是这些。八年前，党所以能战胜资产阶级政权，是因为党在执行无产阶级的任务时不怕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不怕它的个别队伍发生动摇，而能够表现出列宁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现在，经过了八年，如果党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时不怕它所面临的无数困难，不怕它的个别队伍可能发生动摇，而能够表现出过去的那种列宁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党就完全能够保证战胜我们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在执行无产阶级的迫切任务时表现出列宁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这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一个最必需的条件。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 “真理报”第二五五号署名：约·斯大林◇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