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废除民族限制

旧俄罗斯的一大痼疾，给它蒙上了耻辱阴影的，就是民族压迫的痼疾。宗教和民族迫害，对“异族”的强制俄化，对民族文化机构的迫害，剥夺选举权，剥夺迁徙自由，煽动民族之间互相仇视，暴行和屠杀，——这就是令人痛心的民族压迫。如何摆脱民族压迫？民族压迫的社会基础，赋予其生命力的量的，是正在衰亡的地主贵族。地主贵族越接近权力，越牢固地掌握权力，民族压迫就越强烈，其形式就越丑恶。在旧俄罗斯，当旧的封建农奴制地主贵族掌权时，民族压迫肆意横行，常常表现为暴行（反犹暴行）和屠杀（亚美尼亚-鞑靼屠杀）。在英国，地主贵族（土地所有者）与资产阶级分享权力，这种贵族早已不再拥有绝对统治权，——[第16页] 民族压迫较为温和，较少非人道，当然，如果不考虑战争期间权力转入土地所有者手中，民族压迫显著加剧（对爱尔兰人、印度人的迫害）这一事实的话。而在瑞士和北美，那里没有也不曾有过土地贵族制度，权力完全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各民族或多或少自由发展，民族压迫一般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这一切主要解释为：地主贵族按其地位本身（不可能不！）是各种自由，包括民族自由的最坚决、最不可调和的敌人，因为自由一般，特别是民族自由，会动摇（不可能不！）地主贵族政治统治的最基础。将封建贵族从政治舞台上清除，夺走其权力，——这正是消除民族压迫，创造民族自由所必需的实际条件。既然俄国革命胜利了，它已经通过推翻封建农奴制政权并确立自由创造了这些实际条件。现在需要：1）确立摆脱压迫的民族的权利，2）通过立法巩固这些权利。在此基础上，临时政府颁布了废除宗教和民族限制的政令。[第17页] 在日益高涨的革命推动下，临时政府不得不迈出解放俄罗斯各民族的第一步，并且它迈出了这一步。该政令的内容大致是取消非俄罗斯民族和非东正教信仰公民在以下方面的权利限制：1）定居、居住和迁徙；2）获得财产权等；3）从事各种手工业、贸易等；4）参与股份公司和其他社团；5）进入国家服务部门等；6）进入教育机构；7）在私人社团的公文处理、各类私人教育机构的教学以及商业账簿记录中使用除俄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和地方方言。这就是临时政府的政令。迄今为止处于怀疑之下的俄罗斯各民族，现在可以自由呼吸，感到自己是俄罗斯公民了。这一切都很好。但认为该政令足以保证民族自由，认为摆脱民族压迫的事业已经完结，将是不可饶恕的错误。首先，该政令未确立语言方面的民族平等。政令最后一点提到在私人社团公文处理和私人教育机构教学中使用除俄语以外其他语言的权利。但对于非俄罗斯公民占压倒多数、不说俄语的地区（外高加索、突厥斯坦、乌克兰、立陶宛等）该怎么办？[第18页] 毫无疑问，那里将（必须！）有自己的议会，因此也有“公文处理”（绝非“私人”！），以及教育机构中的“教学”（不仅限于“私人”！）——这一切当然不仅用俄语，也用当地语言。临时政府是否打算宣布俄语为国语，剥夺上述地区在其绝非“私人”的机构中用母语进行“公文处理”和“教学”的权利？显然，是的。除了傻瓜，谁还能相信这是完全的民族权利平等，正如《言语》[3]和《日子》[4]的资产阶级女士们从所有屋顶上高呼宣讲的那样？谁不明白这意味着在法律上确立语言方面的民族不平等？其次。谁想确立真正的民族平等，就不能局限于取消限制这一消极措施，——他必须从取消限制过渡到确保消除民族压迫的积极计划。因此必须宣布：1）代表完整经济领土、具有特殊生活方式和民族构成、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公文处理”和“教学”的地区的政治自治（不是联邦！）；2）对于因各种原因不能留在国家整体框架内的民族，赋予其自决权。这是通向真正消除民族压迫、确保资本主义条件下可能的最大民族自由之路。《真理报》第17号，1917年3月25日。签名：K. 斯大林 [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