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第8卷·第24章 全国抗日武装斗争·3. 抗日武装斗争的突破

3. 对日作战的突破 在对日作战准备期间，朝鲜人民革命军无数战士高举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在执行小部队侦察任务中英勇牺牲。 参加侦察工作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战士通过自我牺牲的斗争，在对日作战中实现了突破。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以下回忆，使我们得以回顾朝鲜人民革命军战士在敌占区侦察活动中建立的英雄业绩。 在准备解放祖国的最后对日作战时，朝鲜人民革命军率先实现了突破。 朝鲜人民革命军为准备和执行对日作战所开展的活动，是直接通过其主力作为苏联远东红军组成部分的指挥体系，以及隶属于苏联远东红军的支队来进行的。 为加强侦察工作，特别是为准备作战而加强苏联远东红军的联合侦察，鉴于当时的形势，已成为一项迫切任务。 为了获取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战略情报，有必要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特别是苏联边境地区，进行深入侦察，并在日本本土开展广泛的谍报活动。 在四十年代上半叶，当我们预见到民族解放的伟大时刻即将来临之际，我们所面临的侦察任务之艰巨，较之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繁重，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我们正在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最后决战。这就需要对大量目标进行侦察。以往我们每次只选择一个或几个主要目标，主要是为了突袭、破坏或伏击，因此侦察工作仅限于这些目标。而现在，敌人的军事据点、筑垒地域、机场、炮兵阵地以及所有其他敌对目标都必须侦察清楚。甚至反动组织的据点、其机构特征以及民心动向，也都被纳入我们的侦察范围。 我们之所以在这一时期重视侦察工作，还有另一个原因，即日本军队加强了军事调动，其指挥体系也频繁变动。 当德国开始入侵苏联时，日本军部向中国东北派遣了数十万关东军增援部队，企图如果纳粹军队占领莫斯科并使苏联陷入混乱，就向北推进。 看到纳粹军队陷入泥潭，未能占领莫斯科，狡猾的日本军部判断向北推进的时机尚不成熟，便将集结在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兵力南调，按照其“北守南进”政策，袭击珍珠港并占领新加坡。这导致了军队、武器装备的大规模调动。 朝鲜人民革命军战士跋涉于中国东北和祖国的辽阔大地，收集了进行解放祖国作战所必需的大量情报。 我认为，朝鲜与苏联边境、朝鲜与中国东北边境、苏联与中国东北边境的堡垒和筑垒地域的情报最为重要。若无这些情报，我们便不可能像实际那样圆满完成对日作战。正是因为我们对敌人进行了如此彻底的侦察，那个曾自诩为“虎子”、作为敌人精锐部队的关东军，才未做出任何值得一提的抵抗便投降了。 日本曾自夸这些筑垒地带坚不可摧，这是很自然的。世界都知道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德国的齐格菲防线是庞大的筑垒工程，但对日本的堡垒却鲜为人知。 日本修筑的这些防御工事，全长共达一千公里。日本在长时间内，投入大量物资，构筑了这些工事。平均每一段筑垒地带，有五百座混凝土和土质碉堡，此外还有指挥所、观察所、炮兵阵地、各种兵舍和战斗壕、交通壕、防坦克障碍物和防步兵障碍物，形成连蚂蚁都难以渗透的严密筑垒网。关东军主力配置在这些筑垒地带的事实，说明日本军部对它们赋予了多么重大的战略意义。 正因如此，我们把侦察这些筑垒地带放在首位。 当我率领小部队往返于满洲和祖国时，我们的队伍曾一次通过东兴镇筑垒地带的北翼，在那里经常遇到敌人的碉堡和严密伪装的兵舍。我们清晨从野营地醒来，常常发现自己不是在地下结构的顶上，就是在敌人修筑的混凝土碉堡附近。 有一次，我们在设有敌人哨所的山脚下宿营。 我悄悄叫醒队员，把他们带到敌人观察范围之外。吃早饭时，我问他们是否知道他们就在敌人哨所脚下睡了一夜，他们都瞪大眼睛，惊奇不已。 为侦察筑垒地带，我曾派遣几批侦察员。例如，对庆兴（现在的茂峰）筑垒地带的观察，就交给了十几个侦察小组。同样，在图们、东兴镇、东宁也是如此。 当时，我们的侦察员潜入敌人筑垒地带，甚至把从碉堡上敲下来的混凝土碎块也带回来。 一根绳子或一把尺子，可以测量混凝土碉堡的尺寸或炮的口径，但在敌人哨兵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把混凝土碎块带出来，却实在困难得难以想象。然而，我们的同志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我们的同志不仅侦察了边境地带的筑垒地带，还侦察了罗津、清津、元山以及祖国南端的镇海和丽水的筑垒地带。 侦察员们查明了一切需要查明的情况：筑垒地带的配置、火炮数量、机场、飞机和兵力、港口设施、敌舰吨位、入港程序、通信中心位置、军用物资仓库等。 在侦察筑垒地带和筑垒地区的过程中，吴白龙和他的小组——包括金哲万、韩千柱、金赫哲——立下了卓越功勋。这一小组在祖国执行了数十次侦察任务。 起初，由于没有无线电设备，他们利用鸽子通信。到达目的地后，他们把报告写在纸条上，装进系在鸽子腿上的小铝筒里，放飞鸽子，报告自己的到达。但从一九四二年起，渗透进祖国和满洲的大部分小部队和侦察小组都使用了无线电设备。 进入祖国后，他们身穿普通便衣。他们靠随身携带的口粮生活，步行行进，避开火车、公共汽车，甚至马匹。 我们让侦察员熟悉目的地的地理、风俗和方言。 敌人始终警惕着朝鲜人民革命军小部队和图们江、北部边境侦察小组的渗透。他们在小部队或小组可能渗透的小山丘上拉上类似线绳的东西，并不断监视。 1. 哨兵。当他们发现线断了时，就常常命令驻在那里的士兵、警察以及当地居民进行搜查。有时他们会发现我方侦察员的脚印。 2. 吴白龙的侦察队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 3. 他的队伍有一次在从雄基（现今的先锋）前往庆兴（现今的稳城）的途中，在朱宿岭遭遇了保安队的一个狂暴分子。第二天早上发现他的尸体后，敌人甚至出动数百名当地居民对山隘进行了彻底搜查。 4. 即使看到我们的同志藏在橡树丛中，当地人也装作没有看见。 5. 那天，金哲万在一棵橡树的树枝上挂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们是争取朝鲜独立的革命军。” 6. 居民们读了通知后，先互相低声议论，然后高喊这里没有人，并转移到另一个山谷。 7. 吴白龙的队伍在国内工作中设立了多处临时秘密基地。浦老里山、蛇谷梅园和澄瀚山上的秘密基地就是他们建立的。 8. 从这些基地出发，我们的侦察员主动开展群众工作，在此期间结识了许多好人。 9. 我们的同志说服了一位老烧炭工，让他为他们搜集情报、购买报纸和杂志。当老人熟悉了情报收集工作后，他们便给他布置了侦察清津和元山港口的任务。老人住在元山亲戚家里，长期侦察那里的要塞，为吴白龙的侦察队获取了重要情报。 10. 吴白龙在他的侦察活动中吸收了一名在浦老里山深山里种地、烧炭的人。此人日语讲得很好，吴白龙对他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训练后，便把他派往日本。当时日本军队每年秋天都从这一地区往日本运送马匹。运送时，他们总是挑选朝鲜人来护送马匹。吴白龙让这个人混入马匹护送队伍之中。这个人还努力获取了罗津与新潟之间、清津与敦贺之间的海上航线情报。 11. 吴白龙队伍活动的特点是活动范围广，获取的情报十分准确。 12. 即使关于镇海、马山、釜山等朝鲜南部地区要塞的情报，也是由吴白龙派遣的特工人员获取的。据说被派往釜山的一名特工人员是在经营杂货商时完成任务的。我方还有一名工作人员在芦浦的要塞中活动。 13. 吴白龙的队伍以大规模、而又巧妙准确的方式开展侦察活动。对日战争中，苏联军队在东海岸罗津、雄基、清津等主要港口实施登陆作战，其计划完全依据吴白龙队伍以大胆而独特的方式侦察港口所获取的情报制定。 14. 金赫哲是这支侦察队培养出的朝鲜人民革命军英雄。他在第十次赴国内执行任务时牺牲了。他所在三人小组中有一人当时患有关节炎。小组顺利完成了任务，但因病人几乎无法行走而陷入困境。金赫哲背着这个人前行。当时大雪纷飞，他们艰难地跋涉着，由于未能按时到达河对岸的接头地点，那里的向导已经撤离了。 15. 小组组长下到村庄为已经数日挨饿的同志们寻找食物。与此同时，金赫哲竭力照顾生病的同志，但后者还是去世了。 16. 金赫哲自己也筋疲力尽，最后只能在雪地里爬行。不久，他也去世了。在抗日武装斗争期间，许多战士都像他一样饿死。 17. 第二年春天，当地村民发现了他的遗体，将他埋葬在图们江边。在他身旁，他们也埋葬了他曾试图拯救的那位病人。 1. 说金赫哲牺牲时手中仍紧握着手枪，当地人民一定知道他和他的同志是游击队员。 金赫哲是在金正淑在陶泉里开展地下活动期间被她招募的。他非常勇敢、忠诚。陶泉里的志愿者们都英勇作战。 2. 庆兴的工事是由孙泰春一行侦察的。 他们工作也很高效。 他们从设在雄基后山的一个临时秘密据点收集了大量情报。1942年夏，当被敌人包围时，孙泰春徒手与敌人搏斗，壮烈牺牲。 他是由和龙游击队调到我们主力部队的。在我们部队里，他先后担任过班长、排长。来自和龙的朴永善、金柱贤过去经常称赞他，说他聪明正直，信念和原则坚定，充满热情。 他们的称赞并非夸张。孙泰春深受同志们的爱戴。就他在游击队中的服役经历而言，他与金柱贤一样是一位老战士。他是一位相貌英俊、头发卷曲的人。 3. 下面这则轶事说明他是怎样一个人。 他住在和龙时曾与一名姑娘订婚。但厄运降临到他们头上：姑娘的哥哥，一名革命者，被捕入狱；更糟的是，姑娘家被地主没收了房子，不得不住进村里停放灵柩和存放其他丧葬用具的小屋里。 当时孙泰春正在长仁江做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工作。未婚妻一家的困境使他痛心疾首。 然而，他却无能为力。他绞尽脑汁，到附近村庄一个姓金的青年共产主义联盟成员家中拜访。他见到金的父亲，问他是否愿意给他一头牛，以换取他介绍一个能做“好儿媳”的姑娘。金的父亲对“好儿媳”很感兴趣，回答说如果孙泰春能在几年后付牛钱，他就不反对这个想法。孙泰春所说的“好儿媳”指的就是他的未婚妻。 孙泰春用这样得到的牛卖了钱，还清了未婚妻一家的债务，帮助他们赎回了房子。就这样，他使她一家摆脱了危机。直到这时他才去见未婚妻，把一切都告诉了她。起初，姑娘哭着抗议，说她绝不嫁给一个陌生人。孙泰春劝她说：“我怎么会愿意让你嫁给一个陌生人呢？但我们难道不能为了你那正在为遭受地主欺凌而哭泣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和弟弟妹妹们而牺牲我们的爱情吗？请不要再反对我的想法了。”姑娘只是抽泣着，悲伤地哭泣，再也没有说话。 然而，不幸的是，敌人“讨伐队”在她结婚那天突袭了村庄，造成村庄一片混乱，迫使新郎新娘逃离家门。全家四散奔逃，新郎参加了游击队，新娘则留在敌占区，继续在青年共产主义联盟中工作。 孙泰春也参加了游击队。新郎金某在汪清游击队服役时牺牲了。那个接连遭受不幸的姑娘，此后独自生活，终生未能忘怀孙泰春，我听说。 4. 我总是派孙泰春去执行艰巨的任务。他参加了我组织和指挥的每一次重大战役，其中包括尖山峰、穆红、红旗河等战役，每次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敢和英雄气概。在红旗河战役中，他作为前线侦察兵尽职尽责地完成了任务。 如同汪清的吴泰惠一家一样，孙泰春一家也是在对日战争中献出生命的革命家庭。孙泰一、孙泰云、孙泰龙以及他的许多兄弟，都在游击队和革命组织中战斗时牺牲了。 金鹤松在侦察庆兴工事时牺牲。 他也像孙哲春一样被敌人包围。他把自己搜集到的情报交给金奉锡，并把敌人引向自己，直至最后一刻。 韩泰龙的侦察分队参与了清津和罗南要塞的侦察。他们有时扮成日本宪兵，有时扮成鞋匠，有时扮成人力车夫，以此来执行任务。 无论他们如何巧妙地乔装打扮，如何根据情况灵活应变，由于敌人严密监视，他们始终无法获取一座山上高炮阵地的情报。他们的目的是查明火炮的口径和数量，但难以接近该地区。 有一天，他们看见一位老人拉着一辆手推车往山上的炮位走去。出于对老人的同情，他们从后面帮他推车。老人向他们道谢，听到韩泰龙哀叹自己“流浪乞讨”的处境后，便同情地对他说：“日本人灭亡了，朝鲜人才能活。”韩泰龙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指着炮位说：“他们有这么多炮，怎么会灭亡？”老人苦笑着说：“那座山上那些大炮，大部分是假的。只有少数是真的，其余全是木头做的。他们以前砍伐这里的树，削去枝杈，刷上漆，然后运到炮位上去。”老人对清津地区所有敌军的部署、清津港船只的进出时间以及所载货物的详情都了如指掌。 我听说，老人所说的与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情报完全吻合。 朴光燮和洪春洙的分队在先锋、庆源、庆兴等北部边境地区的大部分要塞和堡垒侦察中承担了主要任务。 朴光燮的侦察分队巧妙地将侦察工作与群众工作结合起来。他们在集中精力进行侦察的同时，从未放松旨在以革命路线教育群众的政治工作。他们在群众中卓有成效的工作，鼓舞了人民群众协助他们完成侦察任务。 在先锋、雄基、庆源、庆兴和罗津，有许多我们自1930年代初就建立的组织。朴光燮的分队之所以能够获得大量情报，是因为他们重新启动了这些组织。 解放后，朴光燮在回忆小部队活动时期时说，他们在咸镜北道北部地区活动期间，侦察分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先锋的居民。他们发现，这些居民要么是那些自1930年代初以来一直不断协助游击队的组织成员，生活在“吉林风”和“间岛风”的巨大影响之下，要么就是他们的后代。他还说，他们在先锋意外地携手合作的村长，竟然是一名地下组织的成员。村长曾警告他们不要在某天晚上渡过图们江，因为已下达了严加看守渡口的指令。他还告诉他们，在某个地方可以安全地窃听电话，从而获得必要的信息。 在帮助朴光燮分队的人中，有一个在驻守南阳的宪兵队里担任军曹的人。我听说，这在当时极为罕见，因为朝鲜人几乎不可能在日本宪兵队里升到军曹。虽然像洪钟宇这样的人担任过宪兵助手，但军曹这个军衔对朝鲜人来说是破格的。 朴光燮的分队决定争取这位军曹。他们发现，他是反帝青年同盟的特别成员，自1940年代初就与孙哲春保持着联系。孙哲春在庆源县进行小部队活动时牺牲后，这位军曹便一直潜伏着，等待与人民革命军重新建立联系。 这位军曹把从宪兵队获得的所有情报都交给了侦察分队。他还为分队提供了安全保障。 1. 朝鲜人民革命军小单位和革命组织的成员。当一个小单位被逮捕时，一名军曹便以他们是其宪兵单位的密探为由，将他们释放。南阳是边境地区要塞与日本本土之间的中转站。连接我国北部边境地区与中国东北的重要公路、铁路以及通讯网络主要经过南阳，甚至用于大陆侵略的物资供应也必须经过南阳运往中国东北。 2. 鉴于这种情况，这个侦察小组将南阳的军曹拉入我方情报工作，这是在敌占区活动中的一项重大成功。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小单位和小组甚至大胆地招募敌方机关的仆役参加侦察工作。茂山警察局的一名勤杂工对我们侦察庆兴要塞和罗津堡垒的人员提供了巨大帮助。他通过勤勉服务取得警察局长信任后，收集了各种零散情报，甚至最终获取了一份绝密军事文件。在咸昌，韩昌奉和赵明善在北部边境地区活动期间经常出入的日本警察中，也有一人在他们的影响下，积极协助我方情报活动。 3. 通过侦察活动，我方小单位和小组始终严密监视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和部队调动，同时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为制定最后进攻计划提供参考。由于日本方面经常虚张声势，我方同志不得不反复进行侦察。尽管敌人使出种种花招，却始终无法欺骗我方侦察员。云泰洪也准确收集了关东军第一方面军的编成情况，为人民军总司令部制定对日作战计划作出了重大贡献。 4. 我们还十分重视长期向敌占区派遣大量工作人员。当时，我方许多工作人员在敌方机关的各个重要岗位上工作，甚至在日本军队中任职，伪满洲国军队和警察自不待言。地下工作者遵循一项重要原则：除非被派遣者召回，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他们以生命为誓，绝不泄露秘密工作内容。我方同志确实用生命践行了这一原则。 5. 以池京洙为例。总部指派他长期潜伏敌占区，在苏满边境地区开展地下活动。池京洙用活动经费购置了土地和房屋，并成家立业。他伪装成地主，巧妙地与日本军警交往，从中获取绝密情报，并定期向总部报告。这些情报在解放祖国的最后进攻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在解放后，我们也没有召回他，因为我们认为，他的工作岗位很快就会成为与蒋介石军队决战的战场。他所在地区解放后，他主动放弃了土地和房屋，从而避免了被新解放的农民攻击。 6. 然而，一段时间后，该地区又落入国民党军队统治之下。他从佃户手中收回土地，再次以地主身份行事，与国民党军队高级军官结交，从中获取宝贵情报。但是，当中国东北从国民党军队统治下解放时，池京洙这位默默无闻的功臣却被划为反动分子，受到审判，险些被处死。 被农民活活打死。即使被鞭打，他也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如果当时在他受审时，我们的同志没有以抗日游击队士兵的身份为他作证，他本会遭受更大的不幸。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即把他召回祖国。 在和龙县明江有个叫苏克塞谷的地方，有个名叫林的老人靠打猎维持生计。那时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许可，不允许普通人打猎，除非他们答应为其情报工作效力。林老人是在答应为日本做情报工作之后才取得狩猎许可的。在土门地区活动的林哲侦察组让这个老人充当双面角色，向敌人提供虚假情报，同时向游击队提供真实情报。 林哲小组之所以能成功侦察土门地区，正是因为他们有效地利用了这位老人。此前派往土门地区的其他小组，都因敌人的反情报工作而失败。土门是日本帝国主义秘密情报机构以及军队和警察的基地。 解放后，当地居民把林当作曾为日本当过特务的反动分子，没收了他所有的财产。和池京洙一样，这位老人在受审时似乎也吃了不少苦头。1946年初，林哲为他作证，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此后，林老人作为爱国者受到人们的尊敬。 随着对日战争迫近，为在作战中取得突破而开展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不断加强。 眼看就要失败的日本军政界提出“死守朝鲜”的主张。他们坚持认为，在他们的自卫自给体系中，朝鲜不仅是其大陆战争的补给基地、最后的战争基地，而且是维系日本生存至最后一刻的生命线。他们的“死守朝鲜论”意味着他们准备退守朝鲜，作垂死挣扎。把这一主张付诸实施，就意味着朝鲜将成为歼灭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最后决战战场。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加大了对祖国敌方重要军事情报的侦察力度。 在这些工作中，侦察敌方机场尤为重要。 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战争，在朝鲜和满洲修建或扩建了许多机场。在我国，他们在东海岸地区修建机场；清津和吉州机场是在他们扩大战争的过程中修建的。 令人惊讶的是，在吉州新建的机场，飞机每次起飞都一头栽下去。日本人经过数次试飞后才意识到吉州地区上空存在一个气流下沉区。他们很快就关闭了这个机场。由于修建这个机场，许多农民被赶出了土地。这一情报也是我们派往东海岸地区的同志们收集到的。 侦察惠永机场的人确认，那里只有少数几架是真飞机，其余全是假的。 金载麟侦察组沿东海岸一路侦察到平阳，他们登上乙支峰，从那里拍摄了机场照片。 该机场设有飞机和卡车修理厂，以及备件仓库、运输车间、医务所、食堂等许多附属建筑。侦察组乔装成日本宪兵进入机场，把这些设施全部拍摄下来。 被派往北满的金泰弘也巧妙地侦察了一个机场。他以日工的身份，在苏满边境地区对一个机场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侦察。据他报告，那个机场不超过20架真飞机，其余都是假的。 我们的侦察员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有的人不得不躲在…… 1. 铁路线旁的壕沟里蹲守数日，侦察军用列车的动向。另一些人则不得不整天蜷缩在地洞里，在酷暑盛夏汗流浃背，只为摸清敌军战术训练的情况。 我至今仍记得一支侦察队的活动情况，该队成员在训练基地数百公里外执行任务时，全部壮烈牺牲。 在预定日期，他们经常通过无线电向总部报告侦察结果。他们的情报内容丰富、准确，而且及时，不仅使我们十分满意，也使苏联同志们感到满意。 然而有一天，这支侦察队通过无线电紧急呼叫我们，报告说他们已被敌人包围，无线电设备已架设在一座山顶上，正在发出最后一条信息。 该消息报告说，敌人已包围了架设无线电设备的那座山，正步步逼近他们；一名年轻战士首先冲出去进行决死战斗，倒下了；随后一名老战士也冲出去，同样牺牲了。报务员本人在发出这条信息后，将引爆一束手榴弹，在牺牲前至少再杀伤一名敌人。 发出这条信息后，这位来自南满的报务员壮烈牺牲。 金弘洙也壮烈牺牲。 他于1943年前往珲春执行侦察任务，被捕了。敌人对他施以种种酷刑，企图逼取机密，但毫无所得。 最后，敌人把他推进土豆粉碎机，将他碾死。 关于他牺牲的报道，被刊登在朝鲜独立同盟报纸的显要位置。 我曾深爱这名战士，因为他总是默默承担任何艰巨任务。 池峰孙也在同年春天于珲春执行侦察任务时牺牲。 如果我要一一讲述朝鲜人民革命军所有小分队、小组的侦察活动及其英勇斗争，那是讲不完的。 我们在敌后侦察活动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在对日作战中打开突破口，若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无法想象的。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帮助。 从一开始准备在敌区进行艰巨的侦察活动，我就指望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并反复向小分队、小组成员强调，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务必取得他们的帮助。与此同时，我也有些担心，这种以在敌区侦察为形式的新斗争方式，会不会使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如以往那样亲密，能不能像以往那样，在广大队伍开展游击战、使我们在东北和祖国各地广为人知的时候一样，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但是，这种在对日作战中开辟血路的艰苦斗争，使我们在每一步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鼓励，证实了我们一贯对人民群众的信念和依靠。 在这一时期，我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在战斗的，他们相信我们的朝鲜人民革命军，仰望着白头山，正如我们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一样。 只要我们相信人民，人民相信我们，整个民族支持我们，我们就一定胜利——这一真理、这一信念，赋予我们最大的力量和勇气，给了我们歼灭日本帝国主义决战的巨大力量。 我们通过侦察工作获得的成千上万条情报，在对日作战准备和最终胜利中给予了我们巨大帮助。若没有朝鲜人民革命军这样大胆而广泛的侦察活动，摧毁百万关东军的对日作战，就不会取得如此迅速的胜利。 正因如此，我们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在1940年代上半期，通过其小分队、小组的积极活动，通过在敌区坚持不懈、大胆果敢的侦察活动，以血的代价打开对日战争突破口，从而在歼灭日本帝国主义中发挥主导和决定性作用，而深感自豪和充满信心。 4. 民族精神 1940年代上半期，朝鲜人民面临着能否作为一个民族存在下去、受压迫的民族气节能否复兴的严峻考验。朝鲜人民若不接受日本姓氏、不向神社鞠躬、不放弃本国语言而讲日语，便将面临被遗忘的命运。这就是日本强加给他们的命运。 在这悲惨的处境中，朝鲜爱国者和进步知识分子为保存民族精神而顽强斗争，他们仰望着白头山，那位光辉的指挥官将军 金日成正在抗击日本。 以下为伟大领袖关于他们斗争的回忆。 1. 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疯狂地企图使朝鲜人成为他们的“帝国臣民”。他们企图在几十年内使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朝鲜民族日本化，这清楚地暴露了他们的殖民政策是何等凶恶。 2. 他们教给小学生的第一首歌便是旭日旗之歌。日本帝国主义者就是这样从小学时代起就强迫儿童接受“忠诚”与“爱国”。一本儿童教科书中竟有关于乃木希典的故事，这个狂热的崇拜天皇者以自杀来表现他的“忠诚”，这并非没有原因。为了向儿童灌输“忠诚”与“爱国”，他们不得不把乃木希典这样的军国主义头目抬出来作为忠孝的榜样。“帝国臣民誓词”和“帝国臣民操”也被强加给朝鲜人，以图把他们同化为日本人。 3. 被夺走自然资源当然如同失去血肉一般痛苦。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掠夺我们的资源，甚至连用于祭祀祖先的铜碗、铜勺、铜筷、铜烛台、铜酒杯也不放过。最后，他们甚至从妇女头上拔下发簪。 金刚山过去有很多参天大树。但在发动对华战争后，他们把金刚山各寺庙周围所有的巨树都砍伐殆尽并运走了。 他们掠夺的财富数量巨大，难以计算。因此朝鲜人民义愤填膺。 然而，我们更为痛恨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所不用其极，企图抹杀朝鲜民族的民族特性。他们强迫朝鲜人穿彩色服装，而不是传统的白衣；强迫他们更改姓氏；强迫他们使用日语；强迫他们参拜神社；强迫他们在中午默祷，如此等等，完全照搬日本的做法。 我对当时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最为憎恶的，是他们禁止使用朝鲜语，强迫同胞说日语。一个民族首先是以血缘和语言共同体为特征的。没有自己的语言，朝鲜民族便无法存在。 强迫朝鲜人说日语，无异于企图消灭朝鲜民族。一个丧失了语言的民族便不复存在。 日本帝国主义者鼓吹“日韩一体，须从日常使用日语开始”的口号，强迫朝鲜人在家里、在教堂、甚至在澡堂里说日语，政府机关、公司、学校、工厂自不必说。《京城日报》则专门致力于推广日语。 他们在推广日语方面如此疯狂，竟强迫朝鲜作家用日语写作，并出版了《国文学》杂志。 在日本统治末期，戏剧至少必须有一幕用日语演出。我在解放后与黄哲、李明奉、赵龙柱谈话时，他们说朝鲜电影明星也曾被迫…… 1. 练习日语发音，而且韩国歌手在录制歌曲时，被迫至少用日语演唱一节朝鲜语歌曲。最终他们发动了“民众歌唱运动”，强迫人们甚至用日语演唱法西斯战歌。不会日语的学生被视为叛逆分子。政府机关拒绝与说朝鲜语的人打交道，并从配给名单中划去他们的名字。说朝鲜语的人甚至被拒绝购买火车票。 2. “神棚”是一种日式木盒，里面供奉着一块牌位，上面写着所谓日本建国之神天照大神的名字。日本帝国主义者强迫每家每户都挂上这种木盒，鼓吹“日朝同根”。解放后我得知，有人因在神社附近便溺而被判刑。 3. 当我在苏联远东训练基地时，听说一位农民因日本当局威胁说，如果他不改用日本姓氏，就要把他的孩子赶出学校，于是他被迫更改了姓氏。他因有辱祖先而深感悔恨，最终投水自尽。 4. 在这样一个压迫的世界里，活着的人与死人无异。 5. 占领他国的侵略者在殖民地推行同化政策，这并不奇怪。每个殖民帝国都以各自的方式推行同化——土耳其在保加利亚，英国在爱尔兰，沙皇俄国在波兰，法国在越南。但只有日本帝国主义者剥夺了被占领人民本民族的语言，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并强迫他们更改姓名。 6. 这些野蛮之徒，连上个世纪末闯入汉城王宫、杀害明成皇后这种事都不曾犹豫，他们还有什么恶行干不出来呢？朝鲜人实际上处于生死之间。 7. 朝鲜知识分子除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灭绝政策，或者服从其政策之外，别无选择。 8. 当然，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了反抗。但其中一些人逃避现实，对民族视而不见；另一些人则贪图名利，向日本投降。甚至有少数人积极支持和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同化政策。 9. 我在远东训练基地时，经常阅读来自祖国的出版物。因此，我很清楚谁是爱国者，谁是卖国贼，谁入了官府，谁下了大狱，谁变节了，谁被送上了绞刑架。 10. 你们有没有人读过李光洙关于改姓的文章？我在《每日新报》上读到这篇文章：“我是日本天皇的臣民。我的子女也将作为他的臣民生活下去。我改姓是因为我认为，作为天皇的臣民，拥有日本姓氏‘山名’更为合适。”这就是文章的大意。他以日本天皇神武天皇即位之地“山名”作为自己的姓氏。 11. 这篇文章里丝毫找不到朝鲜人的自豪与尊严。此人已腐烂到骨子里。他在撰写《民族改造论》时脱下了外套和上衣，而在这篇文章里，他连裤子和内裤都脱掉了，公开表明了他的亲日态度。 12. 他曾在一家杂志上发表文章，为“志愿兵”制度唱赞歌。 13. 解放后，李光洙却把自己的亲日行径说成是“保国”的爱国行为。他说，为了保国，他不得不与日本搞好关系。但如果他真的希望民族存续，那又为什么要为“志愿兵”制度唱赞歌呢？那些“志愿兵”中，又有几人从战场活着回到了家乡？ 14. 诗人韩龙云是一位佛教徒。在三一运动时期，他是全国33名代表之一。他是一位主张行动的佛教僧侣。他断言，朝鲜的独立只能靠民族舍生忘死的斗争来实现，而不是靠请愿。当他被敌人逮捕时，他拒绝律师、私人食物和保释。当时大多数 1. 代表们被敌人的威胁吓倒，表现出动摇的神色，他（金日成）大喊着把一个便盆扔过去：“你们究竟是不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的战士？” 2. 日本人企图用一块国有土地来收买他。但韩（韩雪野）连这个也拒绝了。当他的同乡们凑钱要在汉城松岘洞给他盖房子时，他要求房子背对总督府而建，说他不愿意看到那座建筑。 3. 有一天，韩在钟路十字路口遇见了李光洙。当时李光洙正在四处游说韩国学生加入日本军队。这两人过去曾是亲密的朋友。 4. 然而那天，韩甚至不屑于看李光洙一眼，就从他身边走了过去。李光洙尴尬地转过身来，拦住他，问道：“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李光洙。”韩摇了摇头，说他所认识的李光洙已经死了。这是那位佛教僧侣对丧失民族精神的李光洙所下的死亡判决。 5. 崔南善也从爱国者变成了亲日派。他甚至公开宣称，韩国注定要按照日本文化来改造自身。李光洙和崔南善自认为是一流知识分子，但他们的学识和文学才能，一旦失去信仰，便毫无用处。 6. 崔林也屈服于日本的同化政策。 7. 有些文人因写作亲日诗歌而获得总督府颁发的奖项。 8. 当这些知识分子变节时，他们哀叹自己身为韩国人的不幸，抛弃祖宗姓氏，身穿日本服装，向日本皇宫方向鞠躬，并愚蠢地发誓要为天皇“光荣地死去”，而爱国学者、教育家、文人、艺术家、新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却顽强地维护着韩国人民的荣誉，向叛徒们吐口水。 9. 李箕永就是其中之一。 10. 他曾因涉嫌参与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事件而两次入狱。像林和那样的人在入狱后变节了，但李箕永在出狱后仍坚守其爱国作家的原则。 11. 出狱后，他失业了，在汉城街头流浪。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颁布了政治犯缓刑令，并随意以持有危险思想为罪名逮捕爱国者和其他进步人士。日本人强迫他们“为国效力”。“为国效力”就是让他们“转向”。 12. 李箕永每三天就被警察传唤一次。敌人要求他用日语写作，并用日语作亲日演讲。 13. 然而，任何强制手段都无法使这个意志坚定的人屈服。当敌人企图把他们的所谓“国策文学”强加于他时，他便用朝鲜语写作，以回应日本人将韩国人变为“皇民”的政策。他被列入黑名单后，陷入极度贫困。他穷困潦倒，以至于当他的第二个儿子去世时，他因筹措不到丧葬费而写下了短篇小说《尸体旁的金钱》。 14. 在警察的纠缠下，李箕永和家人逃往金刚山避难。然而，即便在那里，敌人的密探也一直跟踪他。 15. 亲日分子多次向他家门口扔石头，把门砸坏。 16. 然而，他始终不改其爱国知识分子的本色。那些逃避兵役和劳役而躲进山里的人们，夜间下山来向他请教。李箕永每次都鼓励他们，即使像牛马一样以草为食，也要留在山里坚持抗日斗争。我听说，当时受他影响的那些青年，在解放后都成了那里的干部。 17. 李光洙采用了日本名字，但李箕永从未更改过自己的名字。他甚至不允许自己的亲属使用日本名字，说如果改了名字，他们就不再是人了。 解放后，我初次见到他时，便向他投以钦佩的目光，问道：这样一个身体如此孱弱的人，在监狱里经受了那样严酷的考验，却始终不肯改名，是怎么做到的？ “我一个文人，怎能在年仅十七岁的柳宽顺姑娘以青春年华坚守气节、献出生命的情况下，放弃自己的原则呢？”他答道。“当年发生关东大地震时，我亲眼目睹了日本人在东京用竹枪、刀剑和铁钩无情地屠杀朝鲜人。那时我就下定决心，即使付出生命，也要与敌人决一死战。” 申采浩是坚决反对日本同化政策的爱国志士之一。 他既是杰出的历史学家，又是著名的作家和政治评论家。他具有卓越的文学才华。我在吉林时，读过孙贞道牧师保存的他的一封抗议信。那封信批评了企图将朝鲜置于美国托管之下的李承晚。文章犀利有力，我反复阅读，爱不释手。孙牧师说，他之所以保存这封信，是因为深受其感染。 申采浩在上海、北京等地创办各种报刊的同时，撰写了许多批评妥协者的文章。他的文章一见报，人们便争相购买。读他的文章，仿佛能感受到一颗搏动的生命。他文章的每一句话都回荡着朝鲜民族的精神。 二十年代末，申采浩被日本帝国主义逮捕，关押在旅顺监狱。在长达约十年的狱中岁月里，他从未向日本屈服。 即使在狱中，他也继续撰写浸透着我们民族精神的文章。 他在旅顺监狱中坚持撰写《朝鲜古史》和《韩国古代文化史》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他为维护我们民族的正统品格与灵魂付出了何等巨大的努力。 申采浩在异国他乡的孤寂牢房里，榨尽最后一滴血，继续写作，最终在那里与世长辞。 想到那些爱国志士和知识分子，即便在监狱里濒临死亡之际，仍竭力守护我们民族的灵魂、唤醒人民群众的民族精神，展现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我便下定决心，一定要捍卫他们的精神，将他们每个人的灵魂凝聚成民族抵抗力量的一支强大羽翼。 守护我们民族的精神与筹备民族抵抗，是密不可分的。守护民族精神是筹备民族抵抗的精神基础和重要环节。没有守护民族精神的斗争，就不可能把广泛的爱国力量纳入民族抵抗的行列。 我们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守护民族历史、文化和传统的使命，不断向国内外知识分子中派遣政治工作人员。 我要向即将奔赴祖国的政治工作人员强调：正如母亲生下孩子一样，每个人都在祖国的怀抱中出生、死亡，即使死后也无法脱离祖国。我们通过共同的血缘纽带，在祖国的共同体中彼此相连。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参加保卫祖国的斗争。革命和武装斗争都是为了祖国。我们决心夺回的，不仅是领土，还有我们的历史、文化和祖国本身。因此，你们必须把全民武装与保卫民族精神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为民族抵抗做好充分准备，并在广大知识分子——学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中不断扩大反帝青年同盟组织，使他们每个人都成为保卫民族精神斗争中的一颗火星、一颗子弹。 1938年底，《东亚日报》报道了汉城梨花女子大学秘密团体“赤色研究会”成员被捕的消息。我国共和国首任教育部长白南云曾参加过这个团体。 在那些屈从于敌人的人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黑暗年代里， 1. “人类”和反抗敌人的人被当作“野兽”加以迫害，他便选择了捍卫和保全民族精神的道路。 白南云在日本读完商业专科学校，后来成为颐惠学院的教师。 《朝鲜社会经济史》是他写的一部典型杰作。他在学院任教期间致力于写作。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企图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甚至抹去朝鲜民族之名的时候，他写成这部著作，是一件令人敬佩的爱国义举。 颐惠学院里有一个经济研究会，是一个合法组织。白南云在把这个研究会发展成为激烈的革命组织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教授一起，把原本只是一个单纯科学研究机构的经济研究会，改组成为向往共产主义的红色研究会。 自从该组织与我方派出的政治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后，其一切活动都围绕实现反帝青年同盟的十大纲领展开。假期里，该研究会全体成员都深入群众，开展启蒙宣传。 据总督府警察部发行的官方文件《朝鲜最近治安状况》记载，红色研究会通过举办讲习班、短期课程和读书会等方式，向成员灌输共产主义思想。 我听说，白南云在战后隐居、无职无业的情况下，翻译了《李朝实录》。他撰写《朝鲜社会经济史》、把经济研究会发展为红色研究会、并决心翻译《李朝实录》，这一切都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把朝鲜人变为“皇民”政策的挑战。 我听说，自他听到普天堡战斗消息的那一年起，即使在冬天，他也住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冷屋子里。为什么？因为他听说金日成和所有游击队员一年四季都在露天吃住，以落叶当被，他为自己住在有暖气的屋子里而深感羞愧。 在我们组建内阁时，他被首批任命为教育部长。他还曾先后担任科学院院长、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主席。他工作非常认真。 2. 我国人民所培育出的世界著名遗传学家桂应祥，是一个具有异常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坚定科学信念的人。 他自幼刻苦学习。由于家境贫寒，连纸都买不起，他就在干树叶上写字。偶尔得到一双袜子，他也尽量揣在口袋里，只在拜访邻居时才穿上。他经常赤脚走路，为的是不磨破鞋子。 因为他刻苦学习，又节省每一分钱，终于从日本的一所大学毕业，并完成了研究生课程。 研究生课程结束后，日本许多研究机构都邀请他去工作。他大学时代的导师也希望他到即将在中国东北设立的农业试验站与自己共事。 然而，桂应祥拒绝了所有这些邀请。他的愿望是在没有日本军队的地方继续进行蚕种研究。他非常渴望回国从事科学研究，但放弃了这一想法。 他反复考虑自己的未来，最后下定决心前往中国。当时华南没有日本人。日本是在七七事变后才开始全面入侵中国本土的。 直到日本占领广东，他才想到返回祖国。他决心在日本人到处出现的时候回到祖先的土地上。他从华南回国时，历尽千辛万苦，带回了自己培育出的新蚕种。 1. 解放后，他对美国军政当局的行径极为反感，便把蚕种装在行李箱里，来到了平壤。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说，具有朝鲜人灵魂的人，绝不能在美国军政当局之下生活。他的这番话使我更加确信，他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的学者。 2. 在朝鲜北部，他培育出了许多高产、抗病力强的新蚕种。 3. 只有信念坚定的人，才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精神。 4. 知识分子要为国家、为同胞作出真正的贡献，就必须怀有炽热的爱国主义和不可动摇的科学信念。 5. 朝鲜语学会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在国内为捍卫民族精神而进行不懈斗争的组织之一。 6. 据李国鲁说，这个学会成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它的前身是朝鲜语研究协会。 7. 朝鲜语学会默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正是从这个学会成立起，编纂一部像样的朝鲜语词典的工作才真正起步。在此之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值得一提的朝鲜语词典。 8. 当然，许多学者曾试图编纂词典，但在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里，这绝非易事。 9. 然而，朝鲜语学会却主动承担起了这项繁重的工作。 10. 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的发展。没有对语言和文字——文化发展的基础——的合理整理与规范化，文化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对语言和文字进行合理整理与规范化的最有力的手段，就是一部把民族语言资源加以整合、系统化的词典。 11. 编纂民族语词典是一项需要付出无穷努力的巨大工程。对学会来说，尤为困难的是资金匮乏。由于他们秘密工作，躲避日本人的耳目，无法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连一个正字法都没有，却要编辑一部大型词典，该是多么艰巨的事业啊！ 12. 他们把词典手稿抄成两份，分别藏在不同的地方。这些学者在国破家亡数十年之后，在连不说日语的人都像哑巴一样遭到蔑视的年代，把那些被践踏却珍贵的朝鲜语词汇一个一个地拾起来，编纂成词典，他们真是何等英勇的爱国者啊！ 13. 朝鲜语学会还在秘密开展对外活动。它的代表参加了1935年在英国举行的国际语音学大会和次年在丹麦举行的世界语言学大会，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揭露了他们企图消灭朝鲜语的行径。 14. 世宗国王组织一批学者创制了可以用来书写朝鲜语的文字，排除了崔万里之流那些想使人民永远愚昧无知的阿谀奉承者的拼命反对。他亲自用新文字监修了长篇诗作《龙飞御天歌》，并下令所有公文以及儒家、佛家经典也都用新文字书写。在此之前，一切文书都用汉字书写。 15. 在燕山君统治时期（1494—1506年），朝鲜文字研究所被废止，朝鲜文字开始被废弃。但它又在1894年的政治改革中得到复兴。 16. 上个世纪末重新见天日的朝鲜文字，很快又遭到日本人的践踏，他们推行“日语通用”政策。起来反对这一政策的，正是朝鲜语学会。 17. 但是，这个为祖国独立、为朝鲜语的整理与传播而斗争的学会，在1942年秋天遭到了敌人的镇压。 18. 日本警察逮捕了这个学会的数十名学者以及与其活动有关的其他人士。 1. 当我从曾去过祖国的一个小分队的同志们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慨。 2. 当时，整个营地都因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歼灭数十万德军的消息而沸腾，但我却因我国许多学者被捕并遭受拷打的消息而失去了食欲。 3. 这些学者在咸兴监狱里遭受了可怕的折磨。敌人的酷刑极其残忍，有些人甚至在被送上法庭之前就已死去。 4. 日本警察把朝鲜语学会视为反日独立团体，但他们未能发现这个学会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因为被监禁的学者们严守秘密，洒尽鲜血，牺牲了生命。 5. 在该学会内部，有一个由陆国鲁及其他先进分子组成的地下组织，他们直接与我们的组织保持联系。我听说，崔益铎于1936年秋天和1937年夏天在汉城曾两次会见陆国鲁。他被派往祖国，其使命是在知识分子中建立反帝青年同盟组织。 6. 崔益铎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他以《东亚日报》长春（满洲国）支局负责人的身份频繁往来于汉城。 7. 陆国鲁在监狱中遭受了极其残酷的拷打，因为他主动承担了“罪责”，声称同志们被指控的一切事情都是他干的。 8. 回到汉城后，他没有顾及自己严重受伤的身体，而是以朝鲜语学会为基地，为民主力量的团结和独立主权国家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9. 陆国鲁来平壤参加四月南北联席会议时，我对他说：“你们学会发生的事件，我们非常关注。当我们听说日本警察每天拷打学会成员，有人甚至在拷刑架上死去时，我们非常担忧。但学会成员即使在监狱中也毫不屈服。我们敬佩你们坚定的反日精神和集体爱国主义。” 10. 陆国鲁回答说：“别提了。我们之所以能如此顽强地坚持下来，是因为我们有可以信赖的东西。是什么给了我们勇气？那正是白头山。”他接着说，普天堡战役之后，他和学会的其他成员买了一瓶酒，流着泪一起喝。 11. 由于陆国鲁是捍卫民族精神斗争中的榜样，是一位既受共产党人尊敬、又受民族主义者尊敬的爱国者，我们邀请他登上四月南北联席会议的主席台，并让他代表会议宣读《致全体朝鲜人民呼吁书》。 12. 会议结束后，他说要留在平壤与我一起工作。于是，我把他的全家从汉城接到平壤。他曾多年担任内阁大臣。他为人谦逊、有礼，即使对晚辈也从未使用低俗的言辞。 13. 有一次，我读了他的个人履历，感到十分惊讶。他曾去过许多地方，结识过许多人。他到过中国、日本、苏联、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他甚至见过列宁。 14. 他是在莫斯科召开远东人民会议期间见到列宁的。陆国鲁从上海前往莫斯科，与李东辉、朴晋燮一同住在那里。他在克里姆林宫两次见到了列宁。 15. 他还见过大多数著名的朝鲜民族主义者。他认识崔益铎、卞泰宇、白鹤夏以及许多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的人士。 16. 威廉·皮克在莫斯科期间曾邀请陆国鲁去德国学习。在皮克的推荐下，陆国鲁进入柏林大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 17. 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一位哲学博士会专攻朝鲜语，以及他是如何成为语言学家的。当时有人建议 1. 他回国后进入商界，另一些人则敦促他选择政治生涯，建功立业。 2. 陆国哲回答说：“在一次访问爱尔兰时，我看到人们使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母语；招牌、路标以及所有文字都是英文。看到这些，我担心朝鲜语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所以，我决定回国后把我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保卫母语的运动。” 3. 该协会的事件使我们深受震动。我们在那些以鲜血为代价、无视敌人的武器和绞刑架捍卫民族精神的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了我们活生生的、战斗着的祖国。 4. 京城帝国大学的学生也组织起来，开展了维护民族精神的积极斗争。 5. 该组织的爱国知识分子奋起反对日本消灭朝鲜民族的国策，坚决为捍卫民族特性而斗争。 6. 他们抨击亲日文人、御用学者的荒谬论调，同时以合法手段传播朝鲜民族的优秀品格。 7. 他们说：“朝鲜民族既不懒惰，也不热衷于内讧；朝鲜人民之所以不富裕，是因为日本人，而不是因为他们懒惰。日本人剥夺了我们民族的全部财富。谁敢说我们的民族是一个落后的民族？朝鲜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它能够以其智慧和文明自豪于世。无论日本人怎样残酷地镇压我们，朝鲜民族都将不惜任何代价捍卫自己的精神。” 8. 但是，知识分子们从中汲取了教训：单凭言论无法对抗敌人的暴力。于是，他们在山区建立基地，并着手组织武装队伍，队伍成员包括煤矿及其他矿山的工人，以及逃避兵役和劳役、隐藏在山中的人们。 9. 大批青年、学生、学者、宗教人士、教育工作者、文人、艺术家和新闻工作者加入了民族抵抗组织，坚决同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民族的国策作斗争。未加入此类组织的知识分子，也毫不畏惧地奋起反对敌人同化民族的国策。暴虐的镇压和铁一般的锁链，未能摧毁觉醒的知识分子捍卫民族精神的斗争。 10. 历史上为人所铭记的成功知识分子，都忠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具有坚定的信念和意志。正因如此，我一贯强调，知识分子必须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在任何逆境中都要怀有不可战胜的意志和革命信念。